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

一、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杨慧芹^[1]（2021）在《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反应已经成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人类开始积极审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种生态式的绿色思索考验着人类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出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具体到戏剧理论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戏剧（Ecotheater）作为一种戏剧思潮和戏剧类型,在生态批评的发源地和研究中心美国悄然兴起,开启了西方戏剧绿色化的进程,之后迅速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时,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Ecotheater Criticism）作为戏剧研究与实践的绿色化构建初露端倪,它绝非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艺术革新,而是戏剧研究领域借鉴生态批评的相关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生态戏剧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研究之目的、思路与主要创新点。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兴起于197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将生态批评引介到戏剧批评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生态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回溯生态戏剧批评40余年的演变过程与深化趋势,揭示戏剧批评与生态批评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勾勒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来讲,本文试图对生态戏剧批评领域的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从而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戏剧批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第一章对生态戏剧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总体论述。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和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正是在生态学多元叠加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得以延伸至戏剧艺术创作与研究领域,力求挖掘出戏剧艺术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审美价值,让戏剧艺术成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构更为完善而开放的戏剧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生态批评的内容与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对生态戏剧及其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进行详细梳理。本章追本溯源,探讨了生态戏剧及其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旨在厘清生态戏剧批评的源头、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问题和环境主题”不仅在戏剧文学创作中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戏剧表演领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戏剧艺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生态批评保持疏离。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戏剧界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关注生态话题,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决定了生态批评话语本身必须成长,呈现出从戏剧文本转向剧场景观、剧场表演的发展走势。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朝着生态戏剧的方向努力,我们急需一个有凝聚力的话语框架来组织这种语言,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方法论来指导与分析生态背景下的戏剧创作,从而形成生态戏剧批评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依次为戏剧文学、剧场空间与舞台表演,本文第三、四、五章依次围绕戏剧的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展开历时性比较研究及全面述评,各要素间互相联系又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其错落交叠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丰富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空间。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戏剧批评学者基于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戏剧文本和生态戏剧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态批评之火首先在戏剧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点燃,引发了西方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响应绿色戏剧文学的强烈号召,也得到了批评家与剧作家的广泛回应。本章首先选取了关于古希腊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以及美国当代戏剧作品的生态戏剧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掘戏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或是反生态意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大自然作为一个实体、事件、背景是如何在作品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中屡屡受到威胁的,反过来,大自然作为被迫的受害者,是如何凝聚戏剧的力量,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丰富论文研究视角,本章运用尤娜·乔杜睿的“生态病理学”、唐宁·克莱斯的“生态导演法”等相关理念,对经典文本的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充。最后,本章立足于认可和培育关注生态问题的“生态戏剧”创作,将生态问题、环境事件或危机置于戏剧行动或主题的中心,关注人为的气候变化对个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号召剧作家和戏剧制作人参与到多元文化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和本地生态问题中来。总之,戏剧文学生态批评不仅涉及对传统戏剧经典作品的生态重审与重评,而且引发了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思维与方式的革新,并促使生态戏剧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第四章“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将“物质生态批评”、“浸入式剧场”、“生态整体意识”三者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阐明构建舞台上的“生物圈”是当代戏剧走向生态剧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生态戏剧批评的逐步深入,“物质性”与“物形”对于剧场空间营造的功能,促进了具有绿色意识的剧场批评实践之兴起,剧场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的创意工作室。本章首先聚焦于生态戏剧构作理论。该理论上承戏剧文学文本,下接剧场表演文本,是一种以生态关系为中心的剧场实践,其自身涵盖批评工作（生态、戏剧）和艺术工作（戏剧创作、制作）两个部分,并围绕剧场空间生态化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从剧场空间视角审视戏剧文本中蕴含的环境信息,使其生态意识和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二,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创作、设计和制作涉及环境问题和主题的新剧目;三,审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态足迹,减少剧场制作浪费,进而探寻剧场实践的新方法。这一新型的物质主义生态戏剧理论带来了戏剧研究的新范式以及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此外,本章秉承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万物与万物相连”,寻求人类和生态系统在剧场空间中的联系,目的在于阐明走进自然的“浸入式生态剧场”,是一种直接参与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戏剧形式。观众对“浸入式生态剧场”的体验与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代表了一种生态剧场的发展方向与潜力。最后,本章结合海纳·戈贝尔斯的声音景观作品《斯蒂夫特的事物们》的剧场演出,反衬出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痕迹,进而探究在“减速剧场”语境下,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他者”时间,凸显其不同于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时间范式的积极意义。第五章围绕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展开研究。当生态剧场试图跨越舞台的边界和剧场的墙壁以连接观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仍然面临着表演框架的障碍。本章首先指明“以地球为中心”的绿色表演范式充分肯定和彰显自然万物的物质性及其施事能力,弥补了剧场表演与生态学之间的距离,继而探寻如何以富含伦理关怀和绿色审美要素的“景观表演”,作为实现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有机关联的途径与手段。随后,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探究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问题。一方面,“动物参与表演”路径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运用“即兴表演”的理念,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围绕生态戏剧批评的独特贡献对其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结合我国当代的生态美学观与古代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国际交流中构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全面与辩证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对我国生态戏剧的现实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体系具有鞭策与启示作用。

孙乐乐^[2]（2021）在《生态批评中的语言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塑造了人认知与经验世界的方式。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文化生产,生态文化的建构离不开语言。生态批评家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不断探索自然现实与语言符号的关联。生态批评理论学界对语言的关注致使语言研究活力的重现,存在一个生态语言的内在转向。论文聚焦于生态批评理论中的语言文化论题,试图厘清其语言转向的机制以及所阐连的语言生态化问题。论文内容分为导论与四章。导论部分指出了生态批评中语言转向问题的缘起、研究现状,并对生态批评中语言转向的内涵以及论文思路作了介绍。第一章对生态批评中的语言论题以及语言转向之前的理论困境作了探讨,指出生态批评中语言转向的必要性。生态批评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孕育产生,既肯定语言的建构作用但又对语言建构的自然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其在“自然到底在语言之中还是语言之外”问题上产生争论,形成理论困境。语言与环境危机的根本关联使其不得不进行语言的转向。第二章则聚焦于生态批评中的生态语言转向问题,说明其转向的动因,集中探讨了生态批评对人类社会中语言非生态性的批判。在语言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语言表征自然的危机等多重机制下,生态批评理论关注语言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语用中的非生态等语言问题。第三章将视角投向自然世界共在的物质,探讨生态语言的可能性。生态批评肯定非人类“语言”的存在,认为不只人类拥有语言,自然也在“说话”。生态批评从物质的视域审视语言,赋予自然万物平等的地位,将其纳入一个共在的语言符码网络中。物质视角下的自然语言观进一步解构了人类语言中心论,呈现了一个万物和谐共生的语言世界。第四章对生态批评语言转向的意义作了总结并对语言转向进行反思。生态批评中的语言转向对生态文化的构建与理论自身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同时,这种语言转向也存在人类、非人类的二元化研究倾向、不够体系化、缺乏审美视角等问题。结语部分对如何实现语言的生态化问题作了简单的思考,并对语言问题与生态批评的未来作了展望。

夏承伯^[3]（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崔云朋^[4]（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构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消费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的物化生存和精神虚无,资本逻辑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都作出了重要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探索,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如何认真反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直面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运用唯物史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条主线,系统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政治治理向度、文化治理向度、社会治理向度、生态治理向度,在理论上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人的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整体探析和逻辑建构,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八章内容,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与维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创新点。第一章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物化生存、精神虚无、公平失衡、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时代问题和产生的根源。第二章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立足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语境,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逻辑关系和实现路径,探究经济治理维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章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维度,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保证、协商民主是重要内涵和自治制度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五个具体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内涵,阐明了政治治理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职能,并探究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政治治理的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以及实现路径。第四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以及人的物化生存的价值治理、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探究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建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智能治理等视角,深入探析了当下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内涵,并系统探究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遵循社会治理逻辑理路来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路径。第六章从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遵循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三个方面,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探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建构人的生态价值尺度的实现路径。第七章从人的现代性本质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内涵,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观思想、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属性与特点以及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建构等三方面给出系统探析,以揭示现代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内在辩证关系。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展现。经济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政治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主和自由需求,文化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社会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平正义需求,生态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多维度治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技术属性和法治属性相结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力量,实现了治理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推动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全面发展也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素质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整体性思维智慧,无论从治理理念,还是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上来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把握,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创新;国家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逻辑,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对国家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考察。本论文的特点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去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宗旨,并作为一个集中的理论主题加以研究,认知二者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其次是提出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整体上对人的现代性本质进行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围绕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再次,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国家治理共同体,其蕴含着治理主体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要求与进步的表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国梦”。

锡宇飞^[5]（2020）在《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危机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现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自然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然观也是不同的。自然观作为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在人类进行生态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得到持续性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角度入手,对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就是他们的自然观,简单的说,他们的自然观就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本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协调的关系、全人类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等观点为主线,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散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论着中的自然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走出生态危机泥潭的方向和道路,而且对全人类破解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恒常价值和意义。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阐释,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本意,并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成果及生态智慧方面的相关论述,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多维度且系统地梳理、概括、总结和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本文主要是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其中第1章为第一部分,即绪论;第2-6章为第二部分,即正文;最后是第三部分,即结语。第1章,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已有局部治理、地区性改善,但在总体上仍然在持续恶化,因此,在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寻找理论的有力支撑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以破解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项紧要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然后介绍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国内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然观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指出目前关于自然观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拓展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概述,本文所采用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均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等展开论题阐释。最后对论文的主要创新点进行了总结,本文以“自然观”为切入点,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重回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详尽地梳理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生态问题的思考上所萌发出的智慧及其思想力量。此外,还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和历史过程。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唯物史观的发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前提条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是分不开的,两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具体任务还是价值意义上来看,都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并以此为基础,详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三个阶段,推演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历史发展逻辑。第3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丰富内涵。这一部分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层面的感性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历史自然和实践唯物主义层面的人化自然三部分分别进行阐释。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与过去各种形式的自然观根本不同,它是以人类存在、人类活动、人类实践为前提和基础的系统自然观,而且自然不再只是人类审视与活动的外在对象,它是包容着人类活动与存在的统一体。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第4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特质。在借鉴和查阅众多文献基础上,本章尝试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脉络,即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的理论前提、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的理论实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归宿。在理论特征方面总结出了时代前瞻性、系统整体性、生态批判性、历史辩证性这四个特点。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宗旨方面作出详尽阐释。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深远影响。生态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又对其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逐渐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本章立足于现实,结合历史,从这三方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深远影响。第6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价值。在这一章节中,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讨,主要体现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结合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尝试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价值,表现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的生态问题。通过对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分析,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对破解生态难题的理论意义,以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结语。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工作是围绕他们两人的经典着作而展开的,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在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可以帮助我们对目前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还可以指导中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实践与文明建设。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直接将该观点拿来使用,也不能进行简单的套用,而应该在结合新时代特点和社会生态实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理论创新,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总之,通过系统的挖掘和梳理,我们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才能持续发展到今天,才能被视为真理,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的代表性成果,在纵贯历史、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邢乐乐^[6]（2020）在《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基本和最基础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开创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维度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论述不仅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和核心内容,也为深刻回答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因此,从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地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来看,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增进环境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构建生态新格局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了一系列科学论述,并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强调人类应该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局面。在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与共生逻辑。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为建设美丽中国、为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化、绿色化的方案和智慧,也为解决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跃升到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因此,研究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法绕开的一项重要议题。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蕴涵丰富。在理论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肯定了劳动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前几届国家领导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提出了合理利用资源、控制人口增长、重视科学技术等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以及西方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为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铺垫。在形成过程方面,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经历了“孕育起步”到“生成定型”再到“丰富完善”三个阶段,通过对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加以梳理,不仅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也能进一步为深化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历史视野。在主要内容方面,通过对生态文明观、和谐共生观、环境民生观、自然价值观、生态法治观的具体阐述和逻辑展开,深化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蕴涵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容。在本质特征方面,从人与自然共生性和生态与文明共进性相统一、严密的逻辑体系与丰富的话语体系相统一、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博大的世界情怀相统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深切的民生愿景相统一等层面出发,深刻揭示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价值意蕴方面,从四个维度入手,阐述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深刻领会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凝结的时代智慧。在实践推进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格局,则需要以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全方位的以多种实践路径展开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中国之治”,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刘柯^[7]（2020）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澳洲山火的蔓延,菲律宾火山的喷发,东非肆虐的蝗虫,加拿大的暴雪,印度尼西亚的暴雨,以及新冠病毒爆发等各类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无不向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致使环境治理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行动项目,也是人类历史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步骤。本文是一项基础研究,着力于环境治理问题的基础理论建构,试图在行动主义视角下形成环境治理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基本行动观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促使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环境问题的共生性、跨域性和流动性特征,作为环境治理引导者的政府,如何在环境治理中与多元治理主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理论研究者做出新的探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制化、市场化或社会化的策略性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从环境合作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对关涉整个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我们应建构何种组织,以将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近代以来,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领下,一场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的确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却因支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让全人类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着作问世,对于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非常有益,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和观念的积累,人们达成了低碳环保的基本共识,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环保联盟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与方针。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与环境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高,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面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莫里斯·伯曼指出,我们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十字岔路,摆在人类面前有两条拯救地球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地球的拯救;另一条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地球加以保护。对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后者,他认为,以现代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控制需要,因而,为了促进环境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未来环境治理秩序的新型世界观。在当前人类所处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切实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造成的突出性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用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尔曼新型世界观要求相一致的。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是能够形成人对地球环境加以保护的环境治理路径的,进而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为了能够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化的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本文从环境治理体制变革的视角提出了建构平等开放的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想,用以替代封闭集权式的官僚制组织的行动体系。显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中,作为工业社会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的失灵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类共同体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环境治理模式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协作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通过对与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官僚制组织特征、目标追求的客观分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官僚制组织对“权威—命令”“责任—义务”“技术—流程”“领导—激励”等工具主义管控手段的强调可以预防并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总体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环境治理结构、制度主义的环境治理逻辑和技术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因排斥和限制了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以至于难以促使环境问题从根本得到有效治理;再次,论述了用环境行动者网络替代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认为由多元环境治理主体所结合成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因具有平等性、高凝聚性、弱连带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网络节点上的每一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地集结起来,同时形成巨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场域和强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力;复次,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相适应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明确“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让人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网络之于环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同时,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本文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相适应的合作制组织所具有的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释;最后,本文以区域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为例,着力探讨了在将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付诸实践时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行动目标、行动理念两个维度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职能、角色,以及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方案与行动方向等问题。众所周知,对环境治理实践而言,环境治理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它能够提出诸多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参照意义的观点,甚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从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无疑存在着“重实证而轻理论”的研究倾向。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上取得了成功,而总体上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急需加强环境治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了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的且适应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环境治理理论,本文在行动主义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以环境治理组织体制的变革为切入点,在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及其与之对应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加以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能够适应于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环境治理的理论路线——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想。本文在出发点上,与国内外已有的应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一方面,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环境治理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人的行为所致,保护生态与环境免遭破坏的行动者只能是具有道德性和他在性的人。另一方面,所有加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行动者,都是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平等节点。也就是说,本文所建构的环境行动者网络是无中心、无权威和无控制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才能激发所有的环境治理行动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马德帅^[8]（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直面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立足于当今国际形势和中国实践需要,在系统参照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民族复兴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新观点、新论断、新主张,构建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充分继承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生态文明建设新趋势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矛盾、新任务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及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全新阐释。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有完整的内在逻辑及核心价值,在与世界其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比较中更展现出巨大的理论创新,体现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方面,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基础上,通过探索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之路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找到了实现的土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提出来的新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受到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既符合民意,也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的整体性视野,系统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性生态环境合作治理具有极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现实背景,本文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系统研究,全面深入挖掘其包含的理论、实践、历史等价值,精准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精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全球生态文明发展。本文共由八章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研究的创新及不足等。第2章,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形成的背景。本章系统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而找到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第3章,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本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生态环境的民生性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和解读,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构成。第4章,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特质。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的科学把握和灵活运用,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前提。文章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贯穿鲜明的辩证思维、包含强烈的环保底线思维、秉承宽广的国际视野”等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特质,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涵有了清晰把握。第5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面临的主要困境。文章从参与主体生态文明建设意识不足、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多元共治的环境保护体系尚未确立、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水平较低四个方面阐释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面临的主要困境。第6章,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践行路径。本章重点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践行路径,包括培养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环境保护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问题修复治理实践等四个方面。第7章,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时代价值。文章从丰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体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良好生态诉求、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及力量等方面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包含的时代价值。第8章,结论,本章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了概括性总结。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全球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全球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念支撑、明确的发展目标、科学的方法路径、准确的战略定位。

司会敏^[9]（2018）在《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确定了时间表、划定了路线图。美丽中国,不只是国家的、政府的、更是每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全民的高度参与,这就需要凝聚起最广泛的生态共识,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凝心聚力。新时代凝聚中国的生态共识,需要形成生态道路共识、生态理论共识、生态制度共识和生态文化共识,这四大共识从具体实践、理论指导、制度完善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涉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领域。面对当前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和生态退化等严峻形势,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自然构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动力。在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不同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完全弥合。新时代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必须认真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分歧和问题。这些分歧和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囿于传统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知误区,生态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仕途升迁之政治利益,仍片面追求GDP这一短期内易见成效的显性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这一短期内难见成效的隐性目标缺少投入热情。第二,环境正义视角下因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引起的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及行业部门之间在自然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费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富裕阶层、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强势群体）与贫困阶层、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的人们（这些可称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分担上存在不对等,这些现实的利益分化极易引起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从而制约生态共识的达成。第三,利益机制驱动下部分企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生态利益和社会公益,缺乏生态可持续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第四,一些公众虽然有一定的环境保护意识,但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环境问题,环境意识层次低,“从众”“搭便车”情结严重,生态责任意识不强。第五,除了利益分化和利益驱动这些主客观原因外,生态共识平台不健全也是制约生态共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平台不完善,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环境权益诉求平台不畅,影响公众表达权;环境决策平台滞后,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等,上述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生态共识的形成。新时代为凝聚最广泛的生态共识,化解分歧、解决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公平正义原则,这是解决环境非正义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二,平等协商原则,这一原则致力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沟通,消除和化解不同主体的利益矛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权责相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应然描述,公共利益是权责一致原则的价值追求,环境利益的公益性决定了每一行为主体都不能自私地占有生态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义务）,只有每一行为主体都自觉遵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分歧。第四,激励与约束并重原则,共识的达成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即给予行为主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激发其生态责任意识,同时也必须设置一些硬性约束,使反生态的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能起到一定的社会警示作用。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分歧和问题,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的路径如下:第一,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通过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作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和生态社区建设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引领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二,优化地方党政部门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建立科学的政绩导向机制、完善的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以激励党政干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三,实现利益共享,完善公正的利益均衡和保障机制,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部门差异,以推动生态共识的形成。第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发企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凝聚生态共识提供动力和支持,同时针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必须实施严厉惩罚,使其形成“不敢污、不能污”的共识。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健全环境权益诉求平台和环境决策参与平台,通过搭建生态共识平台,助力生态共识的形成。

张辉,吴柔^[10]（2018）在《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基于滇西北藏区的民族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它过于重视人类自身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被认为是造成当下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促使生态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但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而轻视人类发展的倾向备受批判。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环境危机形成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人类没有有效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滇西北藏区属于我国的生态脆弱区,生活在当地的民众利用其生存智慧,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其成功解决了当地社会中族群繁衍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滇西北藏族地方社会和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环境危机的形成并制定正确有效的治理策略。

二、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生态批评中的语言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D]. 杨慧芹. 山东大学, 2021(11)
• [2]生态批评中的语言转向问题研究[D]. 孙乐乐. 兰州大学, 2021(02)
• [3]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D]. 崔云朋. 山西大学, 2020(12)
• [5]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D]. 锡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8)
• [6]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研究[D]. 邢乐乐.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 [7]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D]. 刘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2)
• [8]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D]. 马德帅. 吉林大学, 2019(11)
• [9]新时代凝聚中国生态共识研究[D]. 司会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10]环境危机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基于滇西北藏区的民族志研究[J]. 张辉,吴柔. 生态经济评论,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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