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纯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进攻（论文文献综述）
杜玉洁[1]（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赵妍[2]（2021）在《延安时期“《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大众文艺》系列刊物”指的是《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文艺》这三个具有一定联系性的刊物。这三种刊物都是由“文抗”（1）统一领导,并在前者停刊以后,更名为后者继续出版。《文艺突击》由“文艺突击社”（2）于1938年10月16日创办,是延安最早诞生的文学刊物,由刘白羽担任主编。《文艺突击》最初创刊是为满足边区人民的文化需求,但最终却由于经济原因于1939年6月25日被迫停刊。1940年4月15日,在编者和读者的共同推动下,《文艺突击》更名为《大众文艺》继续出版。《大众文艺》由“文抗”下属的“大众文艺社”主办,萧三担任主编。但由于鲁艺师生的作品逐渐占据了大部分版面,脱离了主编创刊的本意,遂于1940年12月15日终刊。不久后,《大众文艺》改名为《中国文艺》,于1941年2月25日创刊,由“文抗”下属部门“中国文艺社”负责出版,周扬担任主编,但由于边区经济发展困难以及主编忙于筹备整风事宜,《中国文艺》仅出1期便终刊。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说明了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以文献综述的方式阐述了国内外对“《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以及说明在整理、搜集资料和论文写作中运用的研究方法等。正文部分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方面内容从整体上对“《大众文艺》系列刊物”创刊时期延安相对稳定的政治、亟待发展的经济、贫瘠落后的文化等作了基本的介绍,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这一系列刊物发生、发展的背景。第二方面至第四方面内容以时间发展为线索,首先分析了《文艺突击》的创办情况和栏目设置,并梳理其办刊理念经历从“文艺突击”到“精神总动员”的变化,然后通过诗歌、特写、小说以等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取得的初步成果来突出《文艺突击》的先导作用。接着对《大众文艺》的创办情况、办刊理念与专栏设置进行了介绍,同时关注这一刊物的文学成就,并分析文艺理论在这一阶段的建设,进而总结出这一刊物为新作家提供创作园地、坚持战时文艺体制、对文艺大众化的追求和吸收外国文学营养等特点。最后对《中国文艺》的创办情况、精英化的创作走向、坚持文艺理论的建设进行分析。从整体上看,这一系列刊物在“文抗”统一领导下,办刊理念、理论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种成就是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是这一时期文艺发展的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文学的自由发展。第五方面内容立足于文学史的角度,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大众文艺》系列刊物”发展的经验,客观地评价其在扶持作家、培养读者、促进文学创作繁荣以及文艺理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指出这一系列刊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题单一、审美价值缺失、过度追求现实主义等的不足。“《大众文艺》系列刊物”在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显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刊物定位,表明了延安文艺具有的调节自身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功能,这种理性的解读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延安文艺的准确认知。结语部分通过分析编辑人员与政党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指出这一时期文艺发展受到了政治的规约,甚至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但明确了这是在抗战环境下文艺特殊的价值体现方式。从而为当今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保持文艺独立性的同时,实现文艺的社会价值。
郭佳音[3]（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指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刘洋[5]（2020）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长足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和日本学界尤其明显。作为一个复杂交叉的研究视域,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殖民统治者面目自居的日本,还是作为遭受日本帝国侵略,深陷苦难的中国,在对这段文学历史的回顾与审视时,都会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史观所形成的显着分歧。其中,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作为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存在形式与影响,可以管窥当时的历史原貌,全面客观地展示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思想殖民的罪恶行径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屈不挠,以笔为剑的不朽抗争。本文旨在以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中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历史原貌,梳理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重点关注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人群体,从而加深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特点的理性认知,为学界剖析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提供另一个研究视角。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以哈尔滨文坛的历史流变为经,以作家群体的演变、重心的转移、文学杂志、文学社团和流亡关内的活动及文坛多元化构成为纬,深入挖掘了哈尔文坛和这一时代的关联,呈现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哈尔滨的文化殖民统治的研究视角。通过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作家作品原创意蕴的挖掘,详细地厘清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对以往的伪满时期相关文学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整个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体系。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背景和问题、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本论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从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的历史背景入手,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左翼作家群体的生成背景,对代表了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主要成就的左翼爱国作家们,单独列出并加以评述,并概括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侵略与反侵略的文坛较量模式的特点。第二章论述了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哈尔滨实施的高压文化政策下,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文学存在方式,展现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的抗联文艺活动的特色,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阐述了形成于1939年秋天的哈尔滨“大北风”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与影响,并对这一时期依然继续战斗在哈尔滨文坛的关沫南、陈堤两位文学斗士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生存方式加以论述。最后对伪满洲国初期在哈尔滨地区创办的一家私营地域性报纸《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办报宗旨及历史价值进行综述。第三章论述了伪满洲国后期哈尔滨文坛实景,即从日伪当局公然把沦陷区文学殖民地化的这一政策层面探究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的残酷性,以萧红小说创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流亡至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活动加以概述。这一阶段哈尔滨流亡作家群体有其独特鲜明的文学理念,清晰可辨,但与此同时他们流亡异乡的心态也非常之复杂,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转变。第四章以日系文学和俄侨文学为主概述了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日系文学方面首先以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颇具代表性的日文杂志《北窗》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日文文学杂志的真实面貌及殖民文学倾向,并对杂志《北窗》的主编竹内正一和伪满时期日本女性作家牛岛春子的文学传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俄侨文学也是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探讨了其成因与发展,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上颇具代表性的作家拜阔夫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时期哈尔滨俄侨杂志中极具人气,最受哈尔滨俄侨欢迎的杂志《边界》做了深入研究。结论部分结合伪满洲国文学的特殊性对这一时期哈尔滨文坛进行梳理总结,从现实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对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还原这一时代的历史真相,全方位地揭示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沦为殖民地的全貌,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种种谬论予以驳斥。
寻若楠[6]（2020）在《空间诗学视阈下的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从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分别获得2015年和2016年“雨果奖”之后,中国科幻小说的热度一直未减,引发了众多学院派的关注,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着作也逐步增多。本文以“空间诗学”为理论支撑研究新生代科幻小说,从现实空间的隐喻、可能性空间的建构、现实空间与可能性空间的关系、科幻作家的思维方式以及宇宙诗学等多个方面来探究科幻小说对于现实问题以及一些文学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现实空间的隐喻:从身体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城市空间的角度探究新生代科幻小说对于社会现实的隐喻及思考,用身体空间的改造来表现生物科技进步的同时也给道德法律以及身份认知障碍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困扰,引发人们对“人何为人”的思考。由人的原点空间扩展到人所处的生态环境,用“空间生产”的理论辅助研究生态环境的问题,论述人应该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解构“人类中心论”的目的。“空间生产”的理论不仅仅适用于生态环境,众多的研究者从城市空间的领域研究空间生产,不同地理位置之间的城市空间——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带的划分的背后更多的是阶级的差异,而阶级差异的背后必然带来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社会矛盾的根源,科幻小说借此表达对“空间正义”的呼唤。第二章:可能性空间建构:科幻小说扩宽了纯文学的题材,把人们的目光从地球转移到对整个浩瀚宇宙的探索,并且赋予了宇宙鲜活的生命。本章节同样沿用地球空间探索的思路,先是论述宇宙的自然空间,接着谈及宇宙的社会空间,也就是宇宙生命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现实空间为基础探究宇宙空间建构,宇宙自然空间的建构让人类更清楚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科幻作家在表现人类渺小的同时也彰显了人类精神的伟大。宇宙中的社会空间以现实空间为基础延伸派生社会关系——宇宙社会学,有道德的人类如何在零道德的宇宙中生存,是科幻作家关注的重点。科幻让人类直视人性中的恶,在了解恶的基础上更快地蜕变成长。第三章:现实空间与可能性空间的互文映射:在建构宇宙空间时,大多数的科幻作家把较多的笔墨用于宇宙空间的描绘,但是韩松把宇宙空间凝结成了日常的空间,实现了现实空间和宇宙空间的互文映射,用日常空间去表现宇宙。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的具体空间,“地铁”主要谈及科技对于人的异化、社会规则对人的压制,以及人们集体无意识的速度狂欢等现实问题。“医院”则承接鲁迅再次续写铁屋子的寓言,用现实空间的荒诞去表现宇宙世界,最终却发现现实世界比科幻小说更荒诞更真实。第四章:作家构建宇宙的思维方式:科幻作家如何建构想象世界直接体现出科幻作家的思维方式,从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交织可以探究作者的历史观——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倾向;从空间的角度探究科幻作家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以及不同作家对于日常小空间与宇宙大空间描绘的不同;从科学与文学的双重变奏去探究作家的科学观以及艺术观,从市场与创作关系的角度可以看出科幻小说作家的价值观、金钱观以及对文学理念的坚守。科幻小说在淡化情节之后最终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冲击读者已经建构的原始观念,但是科幻会从更有深度、更加理性的角度更新旧有的思维方式,让更多人以科学的思维去看待世界以及宇宙。第五章:宇宙诗学:本章节把空间诗学扩展到宇宙,从宇宙诗学的角度探究科幻小说所描写的宇宙不仅仅是各个生命体的居住地,而是宇宙意识集中的场域。科幻作家跳出地球的视野,站在更高的地方观照人世,而宇宙视角的这一优势也就决定了科幻文学更倾向于描写大时代大叙事,而这里的大时代大叙事又与纯文学的小时代小叙事形成比对,进一步探究科幻小说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科幻作家与人类所站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时间跨度不同、看到的事物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自然不同。科幻作家创造科幻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人类他所看到的、所思考的,这是一种变相的启蒙,科幻小说以启蒙为目的,以诗意的笔触描写宇宙,让我们体会到科幻作品中的美学意蕴,其中理性的思维是宇宙诗学中最美的,也是科幻小说描写宇宙最高的追求。
陈曦[7]（2020）在《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当代炙手可热的一位女性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在当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以丰富的叙事题材和多变的创作风格受到人们的喜爱。随着《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芳华》等小说相继被改编为热门电影,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销量和影响力的提升,严歌苓的知名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可谓名利双收。与此同时,影视对她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与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她开始在创作中主动向影视靠近。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她擅长把电影的元素融入到文学的写作当中,这使得她的小说在文字之外增添了影像的特质,适合被改编为电影,这也使得各大导演纷纷对她抛出橄榄枝,她的许多小说的电影版权和电视剧版权几乎都被各大导演和公司购买。作为好莱坞的职业编剧,严歌苓擅长写作电影剧本,从早期的《心弦》《梅飞色舞——电影<梅兰芳>拍摄记》到近年来的《金陵十三钗》《危险关系解密手记》等,她的许多剧本都备受好评。她对影视剧本的掌控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的刻画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使得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立体而饱满,具有审美价值。长期的编剧经验使得她的小说在文学性、艺术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影像化和视听性。她在创作中融入了电影的创作技巧和叙事手法,使文字具备画面感和视听性,读严歌苓的小说仿佛在欣赏一部文字上的电影,字里行间充满丰富生动的画面,读者在领略文字艺术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一场视觉盛宴。在当前视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体时代,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使得她在文坛具有独特的地位,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论文主要以严歌苓的小说文本及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为对象,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进行阐释。论文分别从理论溯源、叙事特征、人物塑造以及影像化叙事的探因与得失四个部分入手,通过文本细读以及对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对其小说中的影像化叙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本文将分析影像化叙事视阈下的严歌苓,首先分析影像化叙事的理论内涵和发展过程,然后从严歌苓编剧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出发,分析严歌苓与影像化叙事的渊源,最后分析严歌苓小说在叙事题材上和电影的契合。第二章将着重分析严歌苓小说影像化的人物塑造,从人物造型的视觉化、人物语言的视听性以及心理活动的视像表达这三个角度进行阐述。第三章从结构模式、情节设置和叙事视点三个角度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特征进行分析。第四章从严歌苓的影像化叙事的探因及得失入手,首先探讨影像化叙事下严歌苓小说的艺术魅力,然后分析影像化叙事这一手法的运用对严歌苓的小说本身及创作过程带来的有利影响,以及影像化叙事造成的文学隐患。本文跨越学科界限,运用叙事学以及电影学的相关理论展开研究,力求尽可能详尽地对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展现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
王伟[8]（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认为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黄金[9]（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李向格[10]（2019）在《“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文中提出大和战舰是日本帝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建造的巨型战舰,1941年建成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前被美军战机击沉。战后,“大和战舰”被历史文本、文学文本以及各种艺术媒介多方讲述,在战后七十余年里,形成了关于“大和战舰”的话语系列。本论文重点考察了日本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变历程。首先还原历史叙述中的大和战舰,其次,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和战舰”话语方式,对以大和战舰为主题的跨越小说、漫画、动画片、电影等多种媒介的文本进行梳理和解读。通过细查这些貌似盘根错节的互文性文本修辞,发现其间的话语范式,分析这些话语范式对日本人的情感倾向与国民记忆的影响,进而揭示在这一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潜藏于话语构建背后的日本人的战争历史认知。本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大和战舰”。由“日本近代海军建设”、“大和战舰参战始末”两部分构成。该部分通过对日本近代海军史的回顾,追寻大和战舰相关的历史真相。第二章,战后“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初现”（1945-1973）。由“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三部分构成。将小说、电影等媒介中的“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45-1973年,在这一时期的不同话语范畴中呈现的是“大和战舰”的“本来面目”,即历史中的大和战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和战舰的幸存者以及参与大和战舰的设计者对“大和战舰”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二次构建,形成了两种表述形态:悲情英雄主义的“大和”和代表先进技术的“大和”。“大和战舰”的书写由文本走向荧幕,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大和战舰”的悲剧性结尾随着电影的热映被更多人了解的同时,荧幕上的“威武”的大和战舰也成为“国民热血沸腾的材料”。第三章,“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衍生”（1974-2000）。由“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以及“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三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1974-2000年,划分标准是自《宇宙战舰大和号》系列出现伊始,“大和战舰”脱离现实,走向科幻化的道路。这一时期的“大和战舰”逐渐脱离历史文脉,或化身“宇宙战舰”遨游太空,或“穿越”历史重述战争,在早期的“大和战舰”话语基础上不断“衍生”。第一部以大和战舰为题材的小说《大和战舰的末日》历经数次改稿,但其最初版本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见于世,围绕改稿问题的争论及其历史动因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要点。第四章,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的“扭曲”（2001-2019）。由“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以及“‘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四个部分构成。将“大和战舰”话语讲述出现时间限定在2005年以后,划分标准是进入新世纪后多种媒介特别是博物馆媒介等的介入令“大和战舰”话语修辞愈发多元、表达的价值观愈发扭曲。这一时期随着报纸、期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游戏等媒体的强势介入,“大和战舰”反复被重写成小说、电影、电视、动漫、漫画和游戏,在这一“热潮”中,“大和战舰”话语衍变愈发多元与复杂。第五章,“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由“‘大和战舰’话语作为‘集体文本’”、“‘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以及“‘大和战舰’的记忆功能与历史认知构建”三部分构成。将围绕“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视为“集体文本”,分析其叙事选择与叙事原则,从集体记忆的存储与重构功能出发,解读在其反复讲述中呈现的日本国民战争认知的生成与变迁。大和战舰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被文化符码化后转化为潜在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创作互为影响,同时多媒介的强势介入推动了其形象的衍变。通过对“大和战舰”话语修辞衍变的解读,寻觅日本战争文学、战争记忆的历史轨迹。七十余年来在作家与读者、评论者的积极参与下,“大和战舰”物语不断被再生产和转化,被赋予“神风大和”、“昭和时代的平家物语”、“技术大和”、“战后败北的文学”、“具有世界普遍性价值观的大和”等多元意义属性,进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为民众“自然”接受。“记忆”立足“现在”再造“过去”,并以此为基础面向未来,“遗忘”与“回忆”均源自当今行动主体面向未来的志向,因此,“国民记忆”的存在方式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政治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过程为我们展示了“大和战舰”内化为日本国民记忆的漫长过程,然而,潜伏于其中的帝国民族主义的无意识能量无疑是巨大和恐怖的,时常为战后扭曲的战争观念与错误的历史认知推波助澜。
二、纯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进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纯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进攻（论文提纲范文）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景观生成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 |
|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转向 |
| (二)媒介变革与信息技术 |
|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 |
| (一)青春时期的个性化书写 |
| (二)商品时代的灵魂隐痛 |
| (三)城乡流动的现代化视野 |
| 三、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概览 |
| (一)新概念与偶像作家 |
| (二)学院派与纯文学作家 |
| (三)网络文学与类型作家 |
| 第二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青春书写 |
| (一)张悦然:偏执少女与心灵创伤 |
| (二)春树:青春期与青年亚文化 |
| (三)笛安:成长故事与都市乡愁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社会问题聚焦 |
| (一)文珍:都市情感与婚恋伦理 |
| (二)马金莲:乡土陷落与田园挽歌 |
| (三)张怡薇:家族叙事与日常生活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小说透析 |
| (一)流潋紫:宫斗言情与职场映射 |
| (二)郝景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 |
| (三)方慧:真实世界与虚拟人生 |
| 第三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美学探寻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叙事革新 |
| (一)网络语言的创新与运用 |
| (二)跨媒体叙事与IP改编 |
| (三)交互型创作与读者接受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
| (一)传统美学的坚守与传承 |
| (二)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呈现 |
| (三)文学审美范式的重构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生成 |
| (一)代际断裂下的个体经验言说 |
| (二)时间和空间的后现代探索 |
| (三)多维的文学的想象与拼贴的虚构方式 |
| 第四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建构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特征 |
| (一)历史虚无与现实追寻 |
| (二)多元文化与文化回归 |
| (三)“饭圈”现象与小众部落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群像素描 |
| (一)文艺青年的诗意与反叛 |
| (二)都市青年知识者的规训与突围 |
| (三)乡村底层青年的离乡与追梦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观照 |
| (一)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重构 |
| (二)地理诗学与生态伦理的思索 |
| (三)生命意识与现实主义关怀 |
| 第五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探寻 |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
| (一)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与反抗 |
| (二)女性命运的时代变奏 |
| (三)男性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引渡 |
| 二、消费时代的性别身份意味 |
| (一)泛娱乐化的身体献祭 |
| (二)两性关系的暧昧呈现 |
| (三)“耽美”文学的另类情感表达方式 |
| 三、媒介性别视域中的网络女性主义 |
| (一)“女性向”对传统的超越与反叛 |
| (二)网络女性主义的“异托邦”空间困境 |
| (三)媒介话语中的性别立场言说 |
| 结语“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发展方向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
| (一)国内现状与发展 |
| (二)海外译介与传播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
| (一)代际焦虑与创作局限 |
| (二)新的文学生长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延安时期“《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的创刊背景 |
| (一)政治环境 |
| (二)经济条件 |
| (三)文化背景 |
| 二、《文艺突击》的先导作用 |
| (一)创办情况与栏目设置 |
| (二)办刊理念:从“突击”到“精神总动员” |
| (三)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的初步建设 |
| 三、《大众文艺》的发展推进 |
| (一)创办情况及发展演变 |
| (二)办刊理念与专栏设置 |
| (三)相对多样的文学创作 |
| (四)文艺理论的深入发展 |
| (五)刊物特点 |
| 四、《中国文艺》的最终落幕 |
| (一)创办情况 |
| (二)“精英化”的创作走向 |
| (三)文艺理论的继续发展 |
| 五、“《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的文学史地位 |
| (一)促进延安文艺的发展 |
| (二)对“《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3）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晚到”的先锋 |
| 0.1 先锋的概念及选题的意义 |
| 0.2 李锐研究概况综述 |
| 0.3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 溯源“先锋”:思潮的兴起与嬗变 |
| 1.1 重返现场: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实践 |
| 1.2 学科语境的更新与范式革命 |
| 1.3 文学现代性的“源”与“流” |
| 2 立足“吕梁”:透视现实的先锋性 |
| 2.1 现实观:“双向煎熬”下“常”的复归 |
| 2.2 《厚土》与《太平风物》:四季的回环与失落 |
| 2.3 “吕梁”空间与异托邦 |
| 3 超越“启蒙”:建构历史的先锋性 |
| 3.1 历史观:基于“边缘”的一种观照与把握 |
| 3.2 《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反激进与反代言 |
| 3.3 《旧址》与《银城故事》:偶然性与多极化 |
| 4 邂逅“元典”:重述神话的先锋性 |
| 4.1 神话观:赓续“新编”的一种创造与拓展 |
| 4.2 《人间》:神话移位下的再民间化 |
| 4.3 《张马丁的第八天》:神性与人欲的纠缠 |
| 5 坚守“后卫”:艺术表达的先锋性 |
| 5.1 艺术观:走出“圈套”的“方块字”书写 |
| 5.2 喧嚣与隐喻下的形象生成 |
| 5.3 口语的方言策略与多声部叙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 作者已刊文章目录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先行研究概况 |
| （一） 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 （二） 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 三、 本文研究方法及结构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初期的哈尔滨文坛（1932-1936） |
| 第一节 哈尔滨文坛的特殊面貌 |
| 一、 革命文艺的传播者金剑啸 |
| 二、 三郎萧军的烽火人生 |
| 三、 命定独行的萧红 |
| 四、 左翼文学的骁将罗烽 |
| 五、 松花江畔的文学才女白朗 |
| 六、 革命文学家舒群 |
| 第二节 反侵略主题文学阵营的形成 |
| 一、 反侵略模式的斗争与牺牲 |
| 二、 反满抗日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章 伪满洲国中期的哈尔滨文坛（1937-1941） |
| 第一节 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文坛 |
| 一、 日伪当局对哈尔滨文坛的全面垄断 |
| 二、 殖民文化政策下服务时局的附逆与高压下的沉默反抗 |
| 第二节 黑暗中的星火--抗联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 |
| 一、 “松柏后凋”的哈尔滨诗歌文艺 |
| 二、 向往光明的哈尔滨抗联作家李兆麟 |
| 第三节 文化荒漠中的“大北风作家群” |
| 一、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关沫南 |
| 二、 黑土地上的文学硬汉陈堤 |
| 第四节 风雨飘摇中的《国际协报》 |
| 一、 《国际协报》的创刊背景 |
| 二、 特殊时代的印记 |
| 第三章 伪满洲国后期的哈尔滨文坛（1941-1945） |
| 第一节 日伪当局高压殖民政策的垂死挣扎 |
| 一、 《艺文指导要纲》的产生背景 |
| 二、 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的日益残酷 |
| 第二节 流亡关内的哈尔滨作家的文学活动 |
| 一、 “流亡文学”生命力的张扬及文化属性 |
| 二、 哈尔滨籍流亡作家萧红小说创作的顶峰 |
| 第四章 伪满洲国时期多元化的哈尔滨文坛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哈尔滨的日系文学—以杂志《北窗》~①为例 |
| 一、 《北窗》创刊的时代背景 |
| 二、 异文化研究的热潮 |
| 三、 “开拓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牛岛春子“北满”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一、 牛岛春子的创作历程 |
| 二、 牛岛春子“北满”时期的文学创作——以《祝廉天》为中心 |
| 第三节 哈尔滨文坛时期的竹内正一 |
| 一、 《北窗》的编辑生涯 |
| 二、 竹内正一的文学宿命 |
| 三、 竹内作品中的社会批判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学 |
| 一、 哈尔滨俄侨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
| 二、 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俄侨作家—拜阔夫 |
| 三、 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俄侨文学报刊杂志—以《边界》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伪满洲国时期哈尔滨文坛大事记（1931——1945） |
| 附录 二：伪满洲国时期影响哈尔滨文坛主要人物生平简介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空间诗学视阈下的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地球空间隐喻 |
| 第一节 身体原点——生物科技隐喻 |
| 第二节 生态空间——人类中心论的解构 |
| 一 “边缘地带”——生态隐喻 |
| 二 动物园——物种隐喻 |
| 第三节 城市折叠空间——阶层隐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可能性空间的建构 |
| 第一节 浩瀚无限的自然空间 |
| 第二节 零道德的社会空间 |
| 一 黑暗森林 |
| 二 共生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实空间与可能性空间的互文映射 |
| 第一节 地铁——“科技反思” |
| 第二节 医院——“医院社会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构宇宙空间的思维方式 |
|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的变换交织 |
| 第二节 科学与文学的双重变奏 |
| 第三节 市场与创作的双向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宇宙诗学 |
| 第一节 大时代的大叙事 |
| 第二节 启蒙的回归 |
| 第三节 科幻的美学意蕴 |
| 一 宇宙的诗意描绘 |
| 二 悲剧的美学 |
| 三 宇宙理性的美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影像化叙事视阈下的严歌苓 |
| 第一节 影像化叙事的内涵 |
| 第二节 编剧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严歌苓影像化叙事渊源 |
| 第三节 电影的青睐:来自叙事题材的契合 |
| 第二章 严歌苓小说影像化的人物塑造 |
| 第一节 人物形象的视觉化 |
| 第二节 人物语言的视听性 |
| 第三节 心理活动的视像表达 |
| 第三章 严歌苓小说影像化的叙事手法 |
| 第一节 影像化的时空结构 |
| 第二节 影像化场景的构建 |
| 第三节 影像化的叙事视点 |
| 第四章 严歌苓影像化叙事的得失探究 |
| 第一节 影像叙事下严歌苓小说的艺术魅力 |
| 第二节 影像化叙事对小说创作的助益 |
| 第三节 小说影像化叙事的文学隐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Harry Potter及其作者J.K.罗琳简介 |
| 二、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Harry Potter在中国的翻译史 |
| 一、Harry Potter在中国的出版概况 |
| 二、《哈利·波特》中译史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哈利·波特》在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中的接受 |
| 一、接受土壤的形成和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勃兴 |
| 二、《哈利·波特》中译本评介史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赞助人对译本的操纵和目标读者接受错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一、赞助人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操纵 |
| 二、Harry Potter和《哈利·波特》中译本的读者群定位 |
| 三、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从副文本视角与文本转换过程看《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偏差 |
| 一、副文本视角下的《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定位导向引发部分读者不满 |
| 二、误译、漏译导致《哈利·波特》中人物形象的扭曲和变形 |
| 三、“文字游戏”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偏差:预期效果缺失,影响读者理解 |
| 四、《哈利·波特》中的习语翻译:适度异化才可保留异域文化意象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未竟的现代 |
| 一、“现代”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研究动机、方法与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学生态的多元发展 |
| 第一节 严肃文学的绝境逢生:资本规则下文学的发生与承续 |
| 第二节 文学转向的岔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并置 |
| 第三节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间”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边缘”状态的复杂呈现 |
| 第一节 一场悄然的中国“文学革命” |
| 第二节 香港的“边缘”之名 |
| 第三节 香港对上海的文化反思与超越 |
| 第四节 香港与台湾的文学互动与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与体认差异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呼喊:香港现代主义先驱的意识自省与欲望批判 |
| 第二节 主体性的建构:资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视与文化复归 |
| 第三节 个人化的另类书写:中生代作家的压抑经验与末世情结 |
| 第四节 重返存在的诘问:新生代作家的生存体悟与危机意识 |
| 第四章 抗争与认同:异化主题的基本架构与扩展延伸 |
| 第一节 书写的起点:异化的城与人 |
| 第二节 自我的指涉:从迷失到救赎 |
| 第三节 “物质”的美学:“物化”与“化物” |
| 第四节 历史的焦虑:从断裂到自适 |
| 第五章 求新立异:形式文体的先锋实验与跨界探索 |
| 第一节 理念的争论:写实与虚构的界限 |
| 第二节 技艺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险 |
| 第三节 与俗文学的融合:存在与写意的武侠世界 |
| 结语 现代性的多重意义与重新书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10）“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大和战舰”相关的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
| (二)“大和战舰”相关的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
| (三)日本战争历史认知相关的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
| (四)日本战争历史认知相关的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作为历史真相的“大和战舰” |
| 第一节 日本近代海军建设 |
| 一、从闭关锁国到“黑船事件” |
| 二、近代海军的创建 |
| 三、对外扩张 |
| 第二节 大和战舰参战始末 |
| 一、“大舰巨炮主义”与“舰队决战思想”的确立 |
| 二、大和战舰的设计与建造 |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和战舰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叙述范式之“初现”(1945-1973) |
| 第一节 占领期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 一、“悲情大和”话语讲述之缘起 |
| 二、“技术大和”话语讲述之缘起 |
| 第二节 “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 一、“战记”热潮中的“大和战舰” |
| 二、作为“技术立国之基础”的大和赞美论 |
| 三、“海军史观”之抬头 |
| 四、大荧幕中的非主角的“大和战舰” |
| 第三节 儿童世界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 一、“自发特攻”的“大和战舰” |
| 二、“大和战舰”科幻物语之初作 |
| 三、儿童世界中“战记读物”热潮的批判与退潮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衍生”(1974-2000) |
| 第一节 科幻动画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 一、电视媒介中的“大和战舰” |
| 二、“技术大和”话语之强化 |
| 三、“正义大和”形象之构建 |
| 四、“悲剧大和”之重现与质疑 |
| 五、重回战争电影主角 |
| 第二节 假想战记中的“大和战舰”话语修辞 |
| 一、回归战场重新“开战”的“大和战舰” |
| 二、穿越未来时空的“超级战舰大和” |
| 第三节 围绕《大和战舰的末日》的争论 |
| 一、文稿结尾部分之还原 |
| 二、江藤淳之“批判” |
| 三、加藤典洋之“辩白”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世纪“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之“扭曲”(2001-2019) |
| 第一节 博物馆叙事中的“大和战舰” |
| 一、博物馆成立始末 |
| 二、博物馆展品所构建的历史记忆 |
| 三、炫耀与受难并存的话语态度 |
| 第二节 电影《男人们的大和/YAMATO》:重构历史记忆 |
| 一、以“记忆传承”为目的的情节设置 |
| 二、被构建的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
| 三、“为守护而战”的战争逻辑传承 |
| 第三节 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在“日常”与“战争”之间 |
| 一、战争中的日常 |
| 二、日常中的战争 |
| 三、通过日常描写表现战争的可能性 |
| 第四节 “亚文化”中的“大和战舰” |
| 一、“重新起航”的“宇宙大和战舰号” |
| 二、假想战记中反复“战斗”的“大和战舰” |
| 三、拟人化的“大和战舰” |
| 小结 |
| 第五章 “大和战舰”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 |
| 第一节 作为“集体文本”的“大和战舰”话语 |
| 一、何谓“集体文本” |
| 二、大和战舰言说何以成为日本的“集体文本” |
| 第二节 “大和战舰”话语的叙事策略 |
| 一、“大和战舰”话语的文化原型 |
| 二、“大和”的科幻化言说——全球化语境下的宇宙“卫士” |
| 三、“大和”的技术化言说——日本人之“魂”的象征 |
| 第三节 “大和战舰”话语的历史构建功能 |
| 一、集体记忆的存储与建构 |
| 二、“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与历史认知构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纯文学:面对大众文化的进攻（论文参考文献）
-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延安时期“《大众文艺》系列刊物”研究[D]. 赵妍. 延安大学, 2021(12)
- [3]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D]. 刘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空间诗学视阈下的中国新生代科幻小说研究[D]. 寻若楠.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严歌苓小说的影像化叙事[D]. 陈曦.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9]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10]“大和战舰”的话语修辞衍变与日本国民记忆构建[D]. 李向格.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