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有效控制基层卫生事业费超支的几点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丁希[1]（2019）在《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立医院是国家实现卫生政治意志的有效载体。国家和政府通过投资举办公立医院,目的是保障公共健康,维护健康公平,促进公共福祉,履行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基本责任和政治使命。公立医院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是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天然的垄断者,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特征,比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不确定性等,导致了卫生资源无法有效配置的市场“失灵”,加之政府在公立医院监管及投入上的缺位,产生政府“失灵”效应,两者叠加之下使得公立医院改革中出现了效率与公平价值失衡、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下降、群众满意度低、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和大方向上主要存在“政府倾向”及“市场倾向”两种不同的观点,倘若以此思路简单套用以“回归公益性”的政府主导论或者以“去行政化”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思想,都不是解决公立医院改革现实中所遇到种种问题的最佳方式和路径。尤其是,他们无法回应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关于效率、责任和公平之间的价值性平衡问题。因此,本文尝试需要寻找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解决以上难题,希望能够通过“公共价值理论”的引入,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治理理论范式及实践思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马克·穆尔（Mark H.Moore）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公共价值理论的兴起。之后该理论在本世纪初与公共治理理论耦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公共治理范式,成为人们反思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缺陷和不足的工具。公共价值存在于公共领域,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集合,是公众所获得的一种效用和意义。公共价值理论,强调的是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效用,体现的是政府的行为逻辑,是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以及政府在行动过程中对公众行为主张的公共利益价值导向。公共价值塑造着公民的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因此,本文拟通过公共价值理论的输入,为公立医院改革路径提供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新的视角。从公共价值理论中的“战略三角模型”出发,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作为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指导公立医院改革,强化公立医院改革公平正义的正确价值导向,以创造公立医院公共价值为目的,致力于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合作共治格局,实现“基于价值的连续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构建“大健康”医疗服务体系,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深化改革路径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是导论。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通过对公共价值理论嵌入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研究的意义进行阐述,为公立医院改革路径提供研究框架。然后回顾评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凸显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梳理了相关理论,阐述了公共价值视角下公立医院改革的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其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公平正义思想;第二,公共产品理论;第三,政府责任思想。第二章是对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的历史进行考察。主要从我国公立医院历史发展沿革、改革中每个阶段的公共价值定位分析以及目前国内试点公立医院改革的实践等方面进行考察。分别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阶段、医院市场化启动阶段时期、市场化改革阶段、改革转折调整阶段和新医改阶段进行分析历史发展脉络,每个阶段特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相辅相成。并进一步分析每段改革中,所凸显的公共价值的定位,同时,选取国内若干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和地区改革经验,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公共价值实践积累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现阶段我国公立医院公共价值实践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依托公共价值理论,分别从公共价值导向、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公共诉求等视角对公立医院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严重,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下降等问题进行阐述。针对上述问题,从公共价值理论框架出发,从改革价值目标模糊、政府的自利性、政府权力分散、医院绩效管理体系及考核评价机制扭曲等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公立医院公共价值实践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通过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公立医院改革模式的发展沿革及制度特色进行阐述,并着重对公共价值理论在各国家和地区公立医院改革中的初步实践进行总结提炼,从而得出对我国公立医院未来改革的借鉴与启示。第五章重点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嵌入的实践路径展开讨论。公共价值理论重新定位了政府的核心职能,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本文分别从核心目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维度确定了公共价值理论下公立医院改革的战略蓝图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对公立医院改革的具体路径进行深入探索。主要从回归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价值导向、构建整合式医疗服务体系和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改革等三个方面,对公立医院改革嵌入公共价值理论的制度方案进行设计。一是要回归公立医院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落实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政府责任。二是要实现医疗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整合,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内部联动改革和供给侧改革,实现医疗服务流程管理与再造,构建“价值医疗”的整合式医疗服务体系。三是构建公共价值导向的考核目标,加强社会满意度的指标考核评价,构建各方协同下的绩效评价机制,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改革。
田孟[2]（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认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马伟玲[3]（2017）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义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无不高度关注分配正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虽然具体表现在制度和体制的安排,但本质上是分配正义论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遵循“有的放矢”原则,以分配正义的政治学研究之“矢”来射城市卫生资源的配置问题之“的”,将这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国策,事关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事关“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与政治学的正义理论研究直接关联分析,在全面梳理比较各种正义论基础上,得出科学的和可行的正义理论,进而将理论与实践案例结合起来加以解答。自从福柯将“生命政治学”几乎看作是研究正义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学领域以来,阿伦特、阿·甘本继续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引发了世界学者关注生命权力与国家政治之间关系,因而将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正义研究的政治学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每一个重要推进,几乎都能更有效地促进我们对于政治学有关正义理论内涵的思考。本文就成为一座连结政治学正义论研究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间的桥,让两者在相互转换中彼此促进。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的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的卫生资源配置,就是在空间上得到合理布局和配置,解决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体现在对卫生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各类社会主体地位与占有比例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卫生资源配置高度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卫生事务进行谋划、决策和执行的水平,表现出其为公众提供卫生服务和建立健康保障体系公共管理活动的能力。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观念,卫生资源的正义配置,不仅仅是卫生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保持内部稳定统一的政治要求。追求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是人们共同努力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分配原则的起点应该是建立在卫生正义基础之上。让有限的卫生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安排情境下,坚守卫生资源正义分配的价值导向,正义配置卫生资源以推进和保障居民健康,实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城镇化正在将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都市中国”。2016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7.35%。据预测,未来10-15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由此,我们的研究聚焦城市,不仅要关注乡村人口如何进城,更要关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后,城市的制度是否为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公平的、包容的、正义的公共产品,特别是保障他们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生命健康是所有城市居民的第一需要。保障生命健康的卫生资源公共产品应该是第一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配置是否实现正义,是否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均等化,如何通过卫生资源配置制度的有效设计和改革来达成正义目标,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路程漫长、举步为艰。卫生事业改革直接影响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关系民生、关乎人的自由发展,一直是社会大众和政府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卫生资源是开展卫生工作、发展卫生事业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卫生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关系到卫生服务系统整体的结构和运作效率,更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重要条件,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成效与成败中一直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令人欣喜的是:与全面小康社会决胜战略相伴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战略,把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纳入到一个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然而,要落实这一战略,还有许多事关方向的正义理念问题需要研究,许多相关的具体方案、规划和政策需要探索。因此,文本的研究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首先需要全面梳理相关理论资源。本文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中外古今正义理论及其城市对于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相关意义、公共产品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运用、差异性社会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适用意义、社会保障理论及其在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中的具体显现,等等。正义思想与人类一样古老。远古时代人们在氏族和部落内外交往中就产生了正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因而具有历史性、派生性、相对性和阶级性。本文简要梳理了中外正义思想变迁的脉络,从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马基雅维利、莫尔、康帕内拉、休谟、卢梭、葛德文、欧文、康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社群主义者桑德尔等等。中国古代的儒、道、佛、墨等学派都有自己的深厚的正义思想。这些正义思想资源的合理成分,都对于今天研究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基本的善起到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公共产品理论从休谟起始,经过亚当·斯密、潘塔莱奥尼、马左拉的系统开拓,进展到维克塞尔-林达尔模型,在经过保罗·萨谬尔森和詹姆斯·布坎南、蒂布特等人的深度挖掘,逐步成熟。这一理论对于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性的性质和特点的揭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创立的差异性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描述以及“差异的正义”的论述,对于本文在研究把握对象的性质和边界方面具有直接的帮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思想的缘起和发展,使本文更系统地了解医疗卫生领域社会保障的演化发展史,因而对于借鉴各国相关经验,有了更多帮助。本文在第一章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第二章充分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从第三章开始,对于中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领域研究分章加以展开。第三章主要研究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演变史和现状。对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分支领域: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三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全面梳理。关于医保制度体系领域,本文在对于我国医保制度渐进性改革历史作出梳理和说明的基础上,分别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基本框架、特点、功能和问题做了深度分析,进而从城市流动儿童和大病医保两个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深度剖析城市医保制度的内在局限。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领域,本文着力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状建构历史、现状、问题等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分析了医联体这一创新的医疗机构组织形态的革命意义,同时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特定的角度来透视我国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均等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本文也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加以全面梳理。本文关于上述三个领域各自的演化历史和现状的深描,以便能够从历史脉络和横向结构中把握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状况的总体线索。第四章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沿着第三章的三个基本领域的口径,对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卫生等三个领域的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和分析。关于我国城市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本文指出存在着制度碎片化设计、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不公平;制度壁垒,社会医疗保险资源配置的道德风险;“自愿参加”设计缺陷,居民参保率偏低;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大病医疗保险公私合作,基金安全危机四伏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分析了存在着的医疗机构布局的失衡;卫生服务投入不足,趋利性引致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优质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卫生资源流转制度的问题与弊端;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五大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本文着力分析了存在着的诸如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各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推进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缺乏地方政府支持;基层公共卫生:趋利倾向与机构不健全;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开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困难等五大问题。本文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其结果归结为一点,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形成对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的巨大障碍。因此,需要从制度体系变革和发展医疗卫生资源两个方面加以解决。第五章集中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何确立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原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基本路径。本文指出: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是正义原则,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因此是我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主要遵循原则。这里所指的卫生资源配置中涉及的所谓“基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对满足全体市民健康的基本需求:如涉及公民日常普及性健身需求（住宅小区或社区健身设施、体育公园等开放式健康保健设施等）、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预防、健康体检等）和对常见病、多发病常规治疗需求。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卫生保健和治疗,如对于满足健康人群中的特殊健身需求的设施（如健身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以及超越常规治疗的高端医疗服务,则成为超越基本的特殊或高端需求。对于可能致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殊大病种,也将被逐步纳入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所应涵盖的范畴。正义原则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要广泛吸纳中外思想家关于正义思想的合理资源,还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体包括:基于公平分配的主体包容性原则;基于卫生资源公平配置的自由权利;基于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基本卫生资源利益分配原则;“差异的正义”的结构化配置,向最不利者倾斜的原则;限高原则;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走向未来大同的原则;政府卫生资源配置要合规、合法、接受全民阳光监督的原则等七点内容。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性需要考虑主要目标和主要路径。主要目标为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要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要明确政府在规划、投资、建设、发展和改革卫生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主体责任。要根据一般卫生问题、主要卫生问题和重要卫生问题需求分层配置卫生资源。要根据卫生服务需求量表和卫生服务目标、卫生服务/人口比值来规划配置卫生资源。要达到配置均衡,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方法,如经济基础法、多方程式模拟法、健康保障组织法、固定利用率法、预测利用率法等。配置效果还要进行卫生资源效果评价。第六章关于实施城市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本文依然沿着医疗保险、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三个基本路径来展开阐述。在医疗保险路径问题上,本文着力探索全国统一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可以通过均等化和基本医疗保险+多元化补充医疗保险两个路径来试行。对于当下的中国,从可行能力考虑,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思路。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本文从规划、全科医生培养和分级诊疗、加强资源配置、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责任、强化医联体建设等方面作了深度探索。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本文着力指出在加大投入、完善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基础上,实现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前提下,可以根据中国现阶段差异性社会特点,建设一个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
叶俊[4]（2016）在《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作为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人需要且不可或缺。卫生保健制度是人类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经历了萌芽、形成、成长、构建四个历史发展时期,逐步建立起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制度体系。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以社会公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为问题导向,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为改革原则,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第一次把社会民生建设问题摆到“基本制度”的政治高度。不可否认,自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推进中坚持的价值立场和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意志。然而,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结构性问题。在供需结构方面,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在服务结构方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和城市大医院负担过重;在利益结构方面,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单兵独进,利益格局不均衡。二是具体性问题。虽然改革整体方向明确,但是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对阶段性任务不明确,政府主导不足与市场作用欠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积极性难以平衡,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同人群受益不均,健康保障欠公平。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良性发展,导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难以实现。那么,究竟如何选择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模式,如何实现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合理配置,如何缓解现阶段公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何消解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路径锁定,如何更好地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如何构建“人人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框架和可行的深化路径呢?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中国国情、现阶段制度运行问题以及制度发展规律等多方面总体把握和考量。正义理论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地获得自由、机会、收入、财富等社会基本价值的权利。将正义理论引用到医药卫生领域,换言之,卫生正义要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能够尊重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权利,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和进行制度设计中要合理考虑不同群体获得健康的正当利益。因此,在卫生正义理论视域下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立场就在于努力实现社会公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最终尽可能缩小人群间健康差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内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整体统筹。本文以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特定的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以及归纳分析法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兼顾理论和实证分析,重点剖析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以及问题形成的根源,进而展开以“三医联动”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法对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国内部分地区“三医联动”的先行试点模式进行比较,从中获取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深化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在正义理论和协同理论的指引下,从制定价值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治理结构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等方面,试图给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化改革的路径。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首先是导论部分。介绍选题背景,通过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然与实然的介绍,突出了推进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发展对于维护社会基本善的重要意义——保证每位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平等权利;继而回顾并评析国内外有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现状以及对其相关概念做出界定;另外,引入正义理论、协同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进行价值域的应然分析;接着,较为简明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概述。通过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功能等维度的分析,提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指政府为了让每位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可及、低廉、优质、有效、安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做出的一项制度保障。继而回顾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历史沿革,并将其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长时期以及构建时期四个阶段,着重介绍了制度演变中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包括政府是制度推进的重要力量,制度是维护社会公众健康权利的重要保障,以及卫生正义要求充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健康权利等。第二章深入剖析了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的问题与问题形成的原因。首先介绍了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框架结构,主要分为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其中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主要涵盖了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不可否认,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结构性问题和具体性问题两个方面。其中,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问题尤为突出,直接损害着公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损害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后,从制度价值、政府政策、社会各方利益诉求以及制度改革重点领域等方面深入挖掘出阻碍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的问题根源。可见,如何完善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而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艰巨任务。第三章分别从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比较以及国内有关“三医联动”改革的现行试点模式比较展开研究。一方面,比较国际典型的卫生保健制度,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印度和墨西哥。通过对各国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沿革及制度特色进行阐述,继而比较制度之间在公平与效率、医疗服务提供、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异同,得出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借鉴与启示,主要包括:“健康全覆盖”已经成为国际卫生保健制度改革共识;卫生保健制度需要整体性地推进;管理模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借鉴;走向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立法保障和政府责任。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思考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突出问题,考虑从不同体制中吸取有益经验,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满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需要的最佳方案。另一方面,对国内部分地区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有关“三医联动”的先行探索实践进行分析比较。主要选取了国内上海、福建、安徽、山东四个地区的制度模式进行分析比较,虽然试点地区各制度模式逻辑不一、深化路径不同,但是为国家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例如:“三医联动”是对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趋势;政府主导是制度模式推进的强大动力;强化基本医疗保险的第三方监督在制度推进中的作用;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是“保基本”的必要基础;以及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是制度创新的必要保障等。其中,地方实践探索充分体现出“三医联动”是弥合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四章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展开分析,探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与“三医联动”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提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在于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底线要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三医联动”具有消除内耗、提高效率的正当性;其次,提出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可行性在于国家强大的政治承诺,国内先行地区“三医联动”改革的成功示范,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三医联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提出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有效性方面在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三医联动”之间体现了目标与手段的多方对接,系统与要素的具体协同以及夙愿与现实要求的高度统一。由此,进一步突出弥合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重要性,也重申了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认识到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内在的规律性,充分把握了制度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五章是全文的重点和点睛之笔。在前面几部分探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构思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深化的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明确的价值目标,包括“保基本”、“促公平”、“控费用”和“提效率”;第二,提出了以顶层设计的确定性来确立卫生正义的理念指引,试图通过构建“政府保基本、市场提效率、社会促公平”的治理新格局,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以及为制度发展提供人、财、信息、法制等必要保障来消解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提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完善的治理结构,包括政府导向、整体统筹、利益均衡和渐进发展;第四,提出了以制度优势的明确性来保证卫生公正的框架建构,从明晰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的应尽职责,推进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位,以及优化“三医联动”机制三方面来解决制度改革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具体性问题。
丁达忠[5]（2015）在《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武警部队财务管理是武警部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武警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基层财务管理是武警部队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后勤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武警部队对经费、物资实施管理和核算的关键。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飞猛进,各级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防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用于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包括武警部队）建设的各类投资逐日增多,基层建设经费也稳步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武警部队的财务管理工作加剧,管理标准提高;但在我国武警部队现阶段的财务管理实践过程中,管理的不到位致使其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必须加强相关财务管理研究,特别是要积极解决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探索提高其财务管理效率的新途径。本文在构建公共管理视角下军队基层财务管理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以我军基层财务管理,以及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实施过程中的任务、特点、要求、机制等为切入点,通过文献研究、现状分析、国内外经验借鉴等途径,对新形势下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借鉴外军先进经验,探讨了加强武警基层部队财务管理的对策,提出了树立先进、科学的财务管理理念,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体系,以人为本提升管理水平,依法管控实现有力保障,监控到位杜绝财务管理漏洞,不断剖析自身管理问题,进一步提升实现精细化管理等具体措施;通过实例分析,从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完善管理制度、严格经费管理、强化监督检查和创新管理方法等五个方面,验证、细化并提升了对策。
周毅[6]（2015）在《医疗体制改革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与世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医疗资源稀缺性和失衡性问题尤其突出。“新医改”实施方案摸石过河,成效甚微。一是医疗资源布局、配置及结构不合理问题尚未根治,医疗资源地域、城乡和人群差别失衡局面依旧,国民健康不确定因素增多,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居于世界下游水平,医疗资源约束性不断增强,难以维持中等发达国家的健康水平。二是银发浪潮压力巨大,财政投入不足,“泛市场化”取向的“旧医改”产生恶果,“看病难看病贵看不好病”等问题普遍存在。三是外部效应导致利益外溢性现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协同整合效果差,供需双方利益集团内外摩擦,引发各类矛盾,加剧原本紧张的医患供需矛盾,由可为社会所承受到难以承受,市场机制、政策调控、法规契约三法失灵,后续发展空间难以为继。因此,如何调整完善“新医改”实施方案,实现医疗资源均衡发展,是理论与实践都亟待解答的重大课题。在深入探讨医改理论及其相关性辨析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外主要发达国家“新医改”经验教训,与其他相关研究比较,本文主要贡献是：1.揭示医疗体制改革发展一定要适应健康生产力发展矛盾运动规律。比较分析发现,医疗体制改革与健康生产力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基本适应→基本不适应→基本适应”的矛盾运动,健康生产力发展决定医疗体制改革发展,居支配地位,是医疗体制改革发展动力源泉和物质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医疗体制改革发展对健康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尤为突出。医疗体制改革发展是健康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只有提供足够医疗体制改革成果,健康生产力才能可持续发展。成功经验是根据医疗体制改革一定要适应健康生产力发展规律,实现医疗服务福利均衡化；失败教训是违背医疗体制改革一定要适应健康生产力发展规律,加大医疗布局、资源分配、患者待遇及病种医疗差距,致使医疗体制改革发展失衡。描述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轨迹,从建国初期“统包统揽”到改革开放后“旧医改”时期“过度市场化”,再到目前“新医改”时期可能“过度公立化”趋势,致使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全球最低、医疗费用全球较高。探讨其从一个极端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深刻历史背景和纷繁复杂的现实国情。揭示中国“旧医改”“基本不成功”主因是违背医疗体制改革一定要适应健康生产力发展规律,忽视医患之间天然权力关系,违背医疗卫生“反市场化”公益天性；解剖公立医院改革的不彻底性、不完整性及形式主义猖獗,究其“医殇”根源,在于财政约束、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集团关系盘根错节,强权弱法,传统体制机制根基未根本动摇,加剧医患关系紧张,致使患者灾难波及广大民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2.分析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改革发展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论证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基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及矛盾发展不平衡性原理,运用全面性视角的两点论及重点论分析,在医疗体制多元化矛盾中,公立医院是主要矛盾,起主导、支配和决定作用。私立医院是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形影相随,缺一不平,缺一不飞,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阐释私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开放性、创新性、突破性、竞争性与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保守性、封闭性、约束性矛盾的运动规律。根据强制性公益、强制性私益、志愿性公益和志愿性私益等四种历史必然选择,公立医院、私立“非营利”医院与私立营利医院三驾马车竟相发展是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必然结果。私立医院供需双方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实行政府干预,通过管控下的竞争提供医疗服务；而公立医院供需双方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在政府失灵后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效率。公立医院志愿选择非营利性公益服务,具有纠正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功能。研究发现,私立非营利医院体现的非分配约束、平等竞争、透明信任和社会参与等组织特性,不仅可协同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医疗体制结构和功能优化,又能有效降低交易的隐性成本,防止道德风险,在提供多层次和多样化优质服务,尤其是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方面优势明显。3.探寻治理医疗体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有效途径。围绕“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如何用好钱?”议题,针对垄断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等问题,对症下药,科学的宏观调控与适度自由的市场调节双轮驱动,协调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与市场公平竞争关系,医改政策导向性与医疗立法强制性统一,理顺患者就医和医师行医两种行为关系,建立完善社会事业新型法入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树立医院品牌,建立健全筹资、付费、医院管理及全科医师“守门人”核心制度,构造“全覆盖多层次低标准”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及弱势群体医疗救助机制,立法确保患者知情权、自愿权、保密权和选择权。坚持医疗文明人道性、公益性、公平性、专业性、预防性、可及性、多样性,提出“新医改”实施方案从特殊性、稀缺性、垄断性向法制化、标准化、均衡化、人性化转型新思路。
凌茹[7]（2013）在《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研究》文中认为背景：县医院是联结乡镇卫生院与省、市三级医院的纽带,是县域内的医疗卫生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起着龙头和核心作用。县医院建设与功能履行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百姓的切身利益,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县医院出现了床位不足与盲目扩张的并存现象。如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地的人口特征、人群健康状况与需求利用等情况合理确定县医院的适宜规模,做到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科学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对医院规模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对医院规模的描述大都以床位数作为其度量单位,认为医院规模的影响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而对医院适宜规模的理解,学界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各有不同的理论表述。现有对医院适宜规模的实证研究多局限在医院内部的规模经济与否,往往把医院适宜规模等同医院内部的最优规模或医院内部的规模经济,缩小了医院适宜规模内涵,关于县医院的适宜规模研究更没有考虑县医院的区位特性和功能特性。因此,有必要对县医院的规模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目的：通过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趋势与供给现状、县域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及县乡医疗机构运行状况的分析,提出县医院适宜建设规模的数学模型,以及引导县医院科学规划建设的相关措施,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中的“县医院”特指县（市、区）域范围内政府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1.研究对象与样本本研究的具体样本有两个,一个是人群样本,另一个是医疗机构样本。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研究样本是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湖南农村样本地区（安仁县、安乡县、慈利县）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确定的人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研究样本的确定,首先是根据筛选出的地区分类指标,采用无量纲化法建立区域分类标志值,按照设定的剔除标准,把湖南省123个县（市、区）中符合标准的87个县（市、区）分为四个地区类别,第一、二、三类地区按20%的比例,第四类地区按15%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16个样本县,以样本县内的所有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研究样本,16个样本县内的县医院为研究对象。2.研究内容与工具（1）样本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采用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湖南农村样本人群问卷调查的资料,主要指标有慢性病患病率、两周患病率、两周患病就诊率、两周患病未就诊率、两周患病自我治疗率、住院率、应住院未住院率、门诊次均就诊费用、住院次均费用、人均年医疗保健支出、医疗保障覆盖率等。（2）样本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现状的公平性：运用自制调查表数据,分析比较样本地区的床位数、护士数、医师数的千人平均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3）样本县乡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及运行情况：采用自制调查表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内容涉及资源配置8项指标、财务运行9项指标、医疗服务11项指标等。（4）样本县医院的投入产出绩效：运用DEA基础模型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分别在总体绩效和医疗服务绩效评估模式下计算县医院的DEA效率得分、分析其规模报酬状态。（5）样本县医院规模的理论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县医院规模模型。多元回归分析指标包括三类二十项,其中社会经济类指标包括：户籍总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7项；资源配置类指标包括：实有床位数（或卫生技术人员数）、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万元以上设备台数等4项；运行类指标包括：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数、实际开放总床日数、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等9项。3.资料收集方法二手资料收集来源于官方的年度统计资料数据；医疗机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9年5-7月16个样本县现场调查的问卷资料。人群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卫生信息中心提供的2008年7月全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湖南省的现场调查资料,以及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湖南省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系列数据（3个相同样本单位的汇总资料）。4.质量控制本研究主要通过预调查、调查人员培训、资料收集复核、双人数据录入等对调查过程实行质量控制。5.资料分析方法所有资料用Excel录入建立数据库,依据方法不同分别在相应的软件包中计算。统计分析均在SPSS13.0统计软件包中完成,取检验水准（α）为0.05,运用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经济学分析中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计算在Excel下编程完成,绩效分析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基本模型的CCR模型和BCC模型,计算在DEAP version2.1软件包中完成。结果：1.样本人群医疗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情况的变化样本人群2008年的两周患病率为135.45%o,比2003年增加了21.91%o；两周患病率前5种疾病与2003年比较,慢性病的比重在加大；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比例也从2003年的39.70%上升到2008年的55.00%。样本人群慢性病患病率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慢性病患病率为135.07%o,比2003年上升了9.96%0；样本人群的两周就诊率总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58.58%0降为2008年的49.01‰；两周就诊医疗机构主要在乡村两级,在这两级就诊的比例2008年比2003年增大,由72.22%增加到78.6%；样本人群两周患者未就诊率由2003年的51.60%增加到2008年的63.80%,由于经济困难原因在两周患病未治疗者中占比从2003年的48.38%下降为29.60%；样本人群纯自我治疗率2008年为29.09%,比2003年下降8.00%。一年内住院率增幅较大,调查人群住院率从2003年的35.62%o,上升到2008年的72.76‰,增长了104%；调查人群一年内患者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率2008年为27.05%,比2003年减少8.13%,其中由于经济困难原因所致的未住院情况构成比,2008年比2003年下降了10.35%；住院病人要求出院因经济困难所致的比率也有下降。社会医疗保障覆盖情况发生了逆转,样本人群中2003年只有2.55%的居民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医疗保险,2008年这一比例升至94.45%。2.样本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现状的公平性2008年样本地区资源配置的基尼系数都在0.3以下,其中按人口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基尼系数在0.036至0.186之间；按地理面积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基尼系数在0.040至0.257之间；2008年样本地区按人口分布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泰尔指数在0.0011至0.0320之间；按地理面积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泰尔指数在0.0013至0.0500之间。3.样本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1）样本县乡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从2000年到2008年,16个样本县区的县乡两级医疗机构的总体资源配置中以专业设备总值增长最多,为295.71%；在职职工总数、实有病床数、业务用房面积、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医师数分别增长了21.05%、71.07%、69.62%、25.35%和48.52%。固定资产、总资产、长期负债、负债分别增长了295.06%、274.28%、644.9%、495.7%；总收入和总支出同步增长达276%左右,财政补助收入增长达263.36%。业务指标显示：出院人次、门诊人次、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实际开放总床分别增长188.26%,49.80%、165.03%、155.77%、63.34%,住院总费用、门诊总费用分别增长为409.26%、204.09%。（2）样本县医院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从2000年到2008年,编制床位数、实有床位数、编制人数、在职职工人数分别增长了38.01%、45.27%、13.42%和20.66%；床均占地面积减少13.84%,床均业务用房增长37.59%；床均设备总值、床均万元以上设备台数床均固定资产、床均资产、床均长期负债、床均负债分别增长137.91%、211.76%、203.7%、178.41%、630.97%、468.99%；床均总收入、床均支出分别增长139.06%、146.61%；床均收支结余、财政补助收入占收入比例分别减少17.95%、36.36%；医师日担负住院床日、医师日担负治疗人次、病床使用率分别增长73.97%、36.08%、60.61%；平均住院日减少2.63%；门诊人次均费用、住院病人每床日费用分别增长80.78%、49.3%。（3）样本地区间资源配置与运行的现状比较。从2008年四类地区县乡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的情况来看,县乡医疗机构的实有病床数、业务用房面积、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专业设备总值的均值,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差异极显着；注册护士数和卫生院的观察床数均值,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为P<0.05,差异显着。从财务现状运行指标来看,四类地区在药品支出方面表现无差别；在总资产、负债、总收入、医疗收入、药品收入、总支出、医疗支出方面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表现差异极显着；在财政补助收入方面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5,差异显着。从服务指标来看,四类地区在住院危重病人抢救人次方面表现无差别,总诊疗人次、门急诊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卫生院观察人次数、出院人次数、出院治愈人数、住院病人人次数的均值,在四个地区间,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表现差异极显着；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和住院人数均值,在四个地区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5,表现差异显着。（4）样本地区县级医疗机构与乡镇卫生院资源配置与运行的构成比。从编制床位,实有床位、建筑面积、业务用房面积、在职职工总数、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方面看,县医院的构成比占20.99%至26.67%,其他县级医疗机构占20.28%至27.89%,乡镇卫生院占46.92%至55.57%；专业设备总值方面,县医院、其他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的构成比分别为43.46%、30.88%、25.67%。总资产、固定资产、总收入、总支出的县医院构成比占39.45%至46.60%；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24.26%至26.20%；乡镇卫生院占29.13%至35.82%。负债、长期负债中县医院构成比占52.17%和59.07%；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26%和23.06%；乡镇卫生院占21.83%和17.87%。财政补助收入中县医院构成比占15.99%,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31.24%,乡镇卫生院占52.78%。总诊疗人次、出院人次数县医院构成比分别为22.19%和26.53%,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为19.58%和20.44%：乡镇卫生院为58.22%和53.02%.住院手术人次县医院、其他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构成比分别占36.66%、26.57%、36.77%。门诊总费用、住院总费用中县医院构成比为41.39%和43.75%；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为23.68%和25.39%,乡镇卫生院为34.93%和30.86%。4.样本县医院的规模与绩效评价（1）样本县医院的规模评价16家样本县医院的编制床位数在160-756张之间,均符合1989年《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中二级综合医院床位基本标准；县医院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在0.14-1.9：1之间,均小于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中综合医院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3：1的要求；1989年《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中二级综合医院基本标准要求病床与医院正式职工人数之比为1：1.3-1.5,16家县医院中有37.5%的符合此要求,50%的大于1：1.3-1.5,12.5%的小于1：1.3-1.5；同时《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二级综合医院基本标准要求卫生技术人员占全院职工总数不少于75%,16家县医院中有81.25%达到此标准,18.75%没有达到此标准。《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中二级综合医院要求每床至少配备0.88名卫生技术人员,按照编制床位数来看,16家县医院中有93.75%符合这条要求,6.25%未达到此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要求每床至少配备0.4名护士,按照编制床位数来看,16家县医院中有87.5%符合这条要求,13.5%未达到此标准。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中二级综合医院科室设置要求的医院只有1家,占6.25%,93.75%的县医院科室设置都有欠缺。符合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床均用地指标的县医院有12.50%,62.50%低于国家床均用地指标标准,25%的高于国家的床均用地指标标准；符合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床均建筑面积指标的县医院占8.25%；低于国家床均建筑面积的县医院占50%；高于国家的床均建筑面积的县医院占41.75%。达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二级综合医院床均建筑面积基本标准的县医院有占91.75%,未达标的占8.25%。（2）样本县医院的绩效评价采用DEA的CCR模型和BCC模型总体绩效模式下,16家县医院有81.25%的整体效率值等于1,处于规模报酬固定阶段,6.25%的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2.50%的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医疗服务绩效模式下,43.75%的县医院的整体效率值等于1,处于规模报酬固定阶段,37.50%的县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8.75%的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5.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回归模型以户籍总人口数等7个社会经济指标,业务用房面积等4项资源配置指标,门急诊人次数等9项运行指标为自变量,分别以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实有床位数为因变量建立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影响县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的相关因素有：县域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县域医疗机构的实有床位、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万元以上设备数、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病床使用率；影响县医院床位数的相关因素为：县域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县域医疗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在不同类别地区上述因素的影响不同。结论：1.湖南省县医院的床位数在160-756张之间,县医院的规模配置虽然与国家现行标准不完全相符,但能够满足县域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从国家政策取向、县域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县医院功能定位、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县医院微观经济效率五个方面来分析县医院的现状,认为目前湖南省县医院的规模适宜2.决定县医院适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医院内部因素,特别是医院运行指标中的实际开放总床日和医疗支出。3.决定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外部因素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也对医院适宜规模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1.在农村医疗保障全面覆盖,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县级医院综合改革正在进行之时,通过系统阐述医院规模相关理论,和对湖南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供需方情况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分析了湖南省县医院的规模现状,并提出了县医院适宜规模科学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建议,具有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2.采用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分析了县医院规模的影响因素,按地区分类建立了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多元回归模型。3.在理论分析和文献复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医院适宜规模的定义,即医院适宜规模是指医院规模宏观上符合国家政策取向,与区域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相适应,与医院功能定位的任务要求相匹配,财政负担能够承受,微观上又具备规模经济效率的一种状态。并根据定义对湖南省县医院的适宜规模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吴娅利[8]（2013）在《“新医改”对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经费补偿机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医疗体制改革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我国的医疗改革从1978年开始至今，历时30年，在取得成就、积累经验的同时，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概括地讲，即“看病贵”和“看病难”。2008年新一轮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明确了“一个目标、四大体系和八项支撑”的制度架构，逐步完善基层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改变医疗服务付费方式及加强监管，推行“医药分开”等制度。2012年，政府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调整医药价格，逐步取消药品加成销售，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破除“以药补医”。将公立医院补偿由医疗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医院由此减少的合理收入或形成的亏损，各省市探索通过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包括以资金为主体的人、财、物的直接补偿和以政策为主体的间接补偿，采取财政预算补偿和市场经营补偿相结合的双重补偿模式。2013年，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地公立医院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逐步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主要措施：（1）加大政府投入，政府对医院基础建设、大型设备、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公共卫生服务的政策性亏损进行补偿，并且建立监管机制；（2）改革医保支付方式，规范医保管理，充分发挥医保对医疗机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3）理顺医疗服务收费的价格体系，医务人员专业价值得到承认，依靠大型仪器设备开展的检查和治疗价格有所降低。重庆市试点区县公立医院补偿政策于2013年8月出台，明确了以药事服务费的方式对医院进行补偿，具体办法为：参照上一年度医院药品加成收入金额与门急诊及住院患者的人数比值，算出人均药事服务费的补偿标准，根据实际收治患者人数给予补偿。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方面未作调整。军队综合性大型医院受益于医疗市场化，面向地方开放，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对外医疗有偿服务，医院自身建设发展、为部队医疗服务和卫勤建设等开支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对外医疗服务，“新医改”政策实施后，其经费补偿机制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应对不当必将影响到医院保障职能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回顾性调查分析了我校三所附属医院2010年至2012年的收入及支出真实数据，全面分析了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现行的经费补偿机制及经费来源，对国际上现行的各种医院补偿机制及相关的理论进行研究，访谈了卫生事业管理和卫生经济管理专家，系统评估重庆市的“新医改”政策对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影响，创新性的提出了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补偿原则，并对补偿的措施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重庆市的“新医改”政策对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影响。积极作用：（1）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将引导军队医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缓解“过度医疗”现象；（2）推进医保制度改革有利于规范军队医院的诊疗行为；（3）推行分级就医服务模式将引导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更加清楚的认识自身的职能定位；（4）行业内竞争加剧，促使军队医院更加注重质量内涵建设。不利影响：（1）取消药品加成销售直接影响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经济收入；（2）医疗服务收费体系不完善，医院实际消耗的服务成本未能得到合理补偿；（3）政府补偿项目不够完善，对医院基本人力成本未给予合理补偿；（4）军队医院由于经济收入锐减，将影响医院的可持续发展；（5）军队医院核心竞争力下降，将影响重庆市的区域医疗竞争力；（6）军队医院经济收入减少，将影响到医院卫勤保障能力和为部队服务质量。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补偿原则：“科学补偿”、“综合补偿”和“有效补偿”。补偿政策建议。地方政府对军队医院的补偿：（1）地方政府应给予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与地方公立医院现行补偿政策同等的待遇，包括按收治患者数量对军队医院给予补偿，按比例承担军队医院的硬件条件建设支出，给予军队医院学科人才建设公平发展的机会，对应急救援、公共卫生等专项工作给予补偿；（2）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包括改进“药事服务费”发放办法，完善医疗服务收费价格体系，设立人力成本补偿基金，改进医保支付制度的实施办法等。军队对军队医院的补偿：（1）对为军服务开支足额补偿，包括改进按床位定额标准补偿医院军免患者开支的方式，将优惠医疗家属纳入地方医保体系；（2）对卫勤保障开支专项补偿，包括专项工作开支和卫勤队伍建设、装备经费；（3）对发展建设开支常规补偿，包括比例承担硬件条件建设支出，对学科人才建设成本的补偿；（4）取消上交军队经费。医疗机构自身补偿：一方面要开源，包括以自主创新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管理机制来提高医院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要节流，包括通过适度调控床位规模，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推行HRP管理，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加强医保管理，减少拒付经费。
何含兵[9]（2013）在《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与意义：近年来，在新公共服务管理改革浪潮的影响下，以及鉴于政府卫生直接投入的“低效益性”和“软约束性”，通过公共购买筹资实现政府由基本卫生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向购买者、推动者和监管者等“能促型”角色的转变，逐步成为许多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主流方向。在中国，尤其在2009年新医改之后，公共购买筹资也逐渐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但是，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试点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带有制度模仿或移植的烙印，既往文献多囿于某个孤立点上对实践的解释，而忽略了对购买效果评价、策略设计以及后续保障的系统深入研究，且缺少从机理层面结合实证对话的深入分析与诠释。因而未能给政府制定服务购买筹资政策提供科学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致使现行购买机制运行不畅，效果不明显，最终导致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低下、质量不佳、可及性弱等绩效问题。而且无论是实践还是学理研究均主要局限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和住院服务，对村卫生室这种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最基层的领域极少涉及。因此，系统研究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理顺政府投入机制，优化服务效率和质量，促成资源的帕累托改善，对推进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战略实践和理论价值。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视角，主要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在充分把握当前农村卫生室等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的改革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国内外公共购买筹资不同实践模式的特征，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厘清其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及互动机制，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缕析卫生室融资制度的历史变迁逻辑，结合贵州实证数据，采用准实验对照法评估现行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对卫生室的激励约束效应，并利用鱼骨因果法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在此基础上以政策循环理论、循证卫生政策和鱼骨对策法为理论框架对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策略进行系统设计。此外，还利用IDEF0技术构造购买筹资的操作流程，基于博弈论构建政府与卫生室的非对称信息动态激励约束模型，最后采用SWOT-PEST理论对该政策策略的可行性予以分析。目的与内容：本研究旨在探讨贫困地区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政府制定村卫生室补偿与融资策略，解决卫生室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理论与实践。把握公共购买筹资的内涵与外延，分析不同购买模式的特征，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厘清其中各方主体（购买方、供方、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互动机制。总结国外的实践经验。（2）研究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政策制度变迁。以农村经济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演变为主线，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政策的变迁逻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3）评价现行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成效，并进行问题诊断与归因。结合贵州省2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实证数据，评估当地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对卫生室服务提供的激励效应，围绕基本医疗卫生系统的效率、质量与可及性三个绩效维度，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组织体制、资源配置、支付机制和治理规制四个层面追踪问题根源。（4）系统设计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针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质量、可及性等绩效问题，以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为主要原则，设计代表需方利益且能对卫生室产生良性激励的公共购买筹资系统策略，并从系统运作角度，构建公共购买筹资的操作流程以及购买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动态激励约束博弈模型。最后，对该政策策略的可行性及其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进行SWOT-PEST分析。研究结论：（1）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是对政府直接投入的传统服务提供模式的变革，有利于供方激励竞争机制的形成。其主要包括合同制和凭单制两种基本方式，总体而言，采用合同制中的独立关系竞争模式可在买卖双方建立一种基于法律保护程序的责权明晰的问责机制，更有利于制约供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公共购买效率和质量。公共购买筹资中存在着三种委托代理博弈关系，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权利委托关系，政府与供方之间的契约责任委托关系，以及供方与公众之间的基于公共购买行为的一种延伸服务责任关系。各委托方总是基于一定的策略机制影响代理方的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益目标的最优化。国外实践表明，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提倡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体制的有机融合，强调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功能的分离以及购买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注重对公众健康权利需求的积极响应以及对供方激励相容机制的重塑。（2）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宏观环境下，政策研究者、决策者、利益相关者以及媒体的互动博弈过程，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螺旋上升式的循环演化过程，历经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历史变迁阶段，其议程模式经历了从动员模式到内参模式再到以压力模式为主的多种模式组合的转化。整个演化轨迹显示：村卫生室的补偿模式在思想上逐渐由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直接投入转变为开始考虑探索多种形式的补偿（包括公共购买筹资）；民主化决策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程度有利于缩小卫生筹资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时滞差距，促进筹资制度的可持续发展。（3）贵州省现行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初步显示了其对村卫生室发展的潜在驱动力。但同时存在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低、质量不佳、可及性弱等绩效问题。其根源在于购买筹资政策设计的不合理及相关配套保障机制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组织体制，缺乏民主、畅通的需方诉求表达机制，购买主体人为割离且统筹管理层级偏低，购买双方存在着较强的隶属依赖关系，卫生室服务能力先天不足且缺乏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资源配置，重住院（大病）轻门诊，重高层轻基层，服务包代表性不强；支付机制，不合理的支付方式以及低水平的支付价格弱化了对供方的激励约束力；治理规制，法治赤字、规程缺失以及监管乏力导致服务购买绩效的进一步恶化。（4）针对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套购买筹资机制策略，主要包括：①组织策略。在村、乡、县三级分别建立村民管理小组、购买监事会和绩效考核委员会；将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贫困医疗救助三个购买机构横向整合到社会保障部门，将管理统筹层级纵向提升至省级；对乡村两级机构明确定位，建立村医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增强卫生室服务能力，营造多元化竞争格局。②资源配置策略。调整购买服务包内容（包括10类公共卫生服务和4类基本医疗服务）；门诊和住院统筹基金之比提高到3:7；村级门诊报销比例提升到70%，单次封顶线调整到15元；提高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经费分配比重（50％左右）。③支付策略。综合运用预付和后付制激励元素，建立基于绩效的包括按人头支付、按项目支付、总额预付制和基本薪酬制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适度提高整体支付水平，以满足村医总体收入的外部公平性、内部公平性和自身公平性。④治理规制策略。建立专门的卫生服务公共购买筹资法律体系，规范操作流程，并基于买卖双方的博弈均衡点优化政府治理监督。（5）对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的SWOT-PEST分析显示，该政策策略符合当前国家卫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需要，政策实施所需经济资源能在现实中获得满足，能够取得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认同和接受，通过努力能在现有技术上达成政策目标。同时，该政策策略也面临着政府监管能力较弱、市场竞争有限、交易成本增加等威胁和挑战。（6）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①跨越观念误区，实现政府服务职能与角色转型。②整合提升政府购买部门，促进部门间的横向协作。③建立村、乡、县三级民管机构，畅通需方诉求表达渠道。④提高卫生室激励响应能力，培育多元化准竞争市场。⑤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的覆盖范围和水平。⑥创新支付策略，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整体绩效。⑦合理核算成本，保证公共购买资金的有效利用。⑧强化治理规制，保障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目标的实现。
徐勇[10]（2013）在《我国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问题研究 ——以兴化市为例》文中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营化改革成为西方国家治道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做法在西方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并迅速地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开来。我国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化改革一方面源自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响,以及为解决因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等引致的医疗服务供需矛盾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源自于对全球医疗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模仿与学习。遗憾的是,我国医疗市场发育不够成熟,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够健全,政府主导市场化的能力还比较弱,公众对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的支持与理解不够,进驻医疗行业的社会力量还比较弱小。所以,医疗服务的民营化改革在提升服务供给的效率与公平上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巩固了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城区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强化了医疗行业的逐利行为。为此,社会各界对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的批评与质疑之声也随之增多。学界对基本医疗服务是否已经民营化,是否需要民营化,医改不足是否是民营化所致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解决基本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出台了新的医改政策,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指导原则。自2009年以来,中央政府在“保基本”、“强基层”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医疗服务供给机制的建设却显得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尽管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提倡并积极鼓励社会办医,但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后基本医疗服务公益性的有效实现,毅然中止了公立医疗机构的民营化改革。基本医疗服务是否只能完全由政府供给才能保证服务的公益性,政府供给是否一定能保证服务的公益性,民营化期间医疗服务供给中的问题是否就是改革本身所致,改革中服务供给的效率与公平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鉴于实践中的两难困境、学界的争论、以及社会的质疑,我们有必要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细致缜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医疗服务民营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探究其中的原因,并对民营化在医疗服务供给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进行客观的评价。以此对学界颇有争议的观点进行验证,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供给路径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论文将对医疗服务的民营化改革放入其依托的政治、经济、行政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从民营化改革中医疗机构的治理结构、政府与医疗机构的行为选择与民营化对基本医疗服务供给结果的影响三个维度展开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与实证研究等方法对医疗服务的民营化进行全面的考察与操作层面的微观分析。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以兴化市作为研究个案,采取解剖个案的研究方式,充分运用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与文献资料的查阅等方法获取真实有效的资料,对民营化的结果与成因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研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化改革既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外部制度环境影响的结果。在由上至下的制度诱致与压力之下,很多地方政府难以形成周密的改革方案,而一些设计合理的方案也很难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为后来的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第二,公立医疗机构的民营化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由于基本医疗服务带有极强的社会福利性,一些地方政府为消除人们对改革的顾虑,也为减少改革的风险采用多元渐进的改革路径,在保留公立医疗机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对公立医疗机构实行产权的部分私有化改革,并允许一定数量的民营医疗机构存在。尽管部分私有化的改革模式代表了政府改革的良好愿景——即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实现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通过保留医疗机构所有权的公有性质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来维护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但从改革的实际效果看,改革并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共责任的“优势叠加”。这些改制公立医疗机构既没有象完全私有化的医疗机构那样追求效率,又容易游离于公益目标之外。第三,组织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影响医疗机构行为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当两者实现平衡时,基本医疗服务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共责任的双赢。民营化并不必然导致医疗机构公共责任的丧失与服务效率的提升。民营医院的效率的提升与社会责任的实现源自于其合理的治理结构、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与较为严厉的外部约束,而公立医疗机构的劣势在于其利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之间的失衡。所以,在基本医疗服务的民营化改革中,产权性质只是改革的外在形式,和民营化改革相适应的组织治理结构的变革与相应的制度设计与产权性质的变更相比更为重要。第四,民营医院并不必然走高端化与个性化的发展之路,县域民营医院在基本医疗服务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服务供给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为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培育民众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公民精神,打破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医疗服务有必要采取多元化的供给路径。关键的问题是不管是社会力量的进驻还是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都应该保持医疗机构利益激励机制与以公共责任为基础的约束机制之间的平衡。总之,本文认为,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所引致,而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在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中,改革主体过分注重产权改革的形式,对医疗行业原有的制度安排过于依赖,忽视了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组织治理结构的变革与相应的制度建设,导致医疗机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之间的失衡,从而促成医疗机构消极行为的产生,影响了民营化改革的成效。与此同时,行政部门并没有就民营医院的出现而对医疗行业的监管与业务指导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不甚清楚,所以,地方政府对民营医院的政策规定与违规行为的惩戒较为严厉。这种严格的事后约束与医疗市场的竞争压力形成了对民营医院营利性动机与行为的制约,对规范民营医院的业务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促成了民营医院效率与社会责任的双赢。当然,这种由政府的偏见与防微杜渐的心理促成的重典式约束机制并不一定是合理的,事实上,政府部门并没有对该行业中存在的信息高度不对称现象进行深刻地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的约束机制。这些机制成果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制度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机制本身的交易成本较高。由此可见,基本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与公共责任的实现与医疗机构产权的性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的问题是要保持组织的利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两者间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对医疗机构的治理结构与配套制度进行合理的安排和科学的设计。
二、对有效控制基层卫生事业费超支的几点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有效控制基层卫生事业费超支的几点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价值与公共价值 |
| (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 |
| (三)关于公立医院的概念 |
| (四)公立医院改革内涵 |
| 五、本文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公共价值理论下公立医院改革的思想基础 |
| 一、公平正义思想 |
| (一)公平正义理论的概述与评析 |
| (二)正义理论视角下公立医院改革的价值起点 |
| (三)差别原则彰显公共价值在改革中的重要意义 |
| 二、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立医院公共产品属性的溯源与适用 |
| (二)公立医院是卫生制度公共产品化的体现 |
| (三)实现公立医院公共产品价值的主要原则 |
| 三、政府责任理论 |
| (一)政府责任实现的两极状态 |
| (二)政府责任的履行是实现公立医院价值的重要保证 |
| (三)公立医院改革中政府责任实现的主要方式 |
| 第二章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的历史考察 |
| 一、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总体回顾 |
| (一)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阶段与评价(1949-1978年) |
| (二)医院市场化启动阶段与评价(1978-1993年) |
| (三)市场化改革阶段与评价(1994-2003年) |
| (四)改革转折调整阶段与评价(2003-2009年) |
| (五)新医改阶段与评价(2009年至今) |
| 二、公共价值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定位 |
| (一)公立医院改革计划经济阶段价值定位 |
| (二)公立医院改革市场化启动阶段价值定位 |
| (三)公立医院改革市场化改革阶段价值定位 |
| (四)公立医院改革转折调整阶段价值定位 |
| (五)公立医院改革在新医改阶段价值定位 |
| 三、试点公立医院改革的公共价值实践经验 |
| (一)江苏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及医联体推进分级诊疗 |
| (二)安徽省市县级公立医院委托商业保险经办基本医保 |
| (三)福建高位推进医改工作机制公益性回归 |
| (四)全国部分试点区域医改初显成效 |
| 第三章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的主要问题 |
| (一)公共精神内涵缺失,公立医院价值导向发生偏差 |
| (二)公共治理路径偏离,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定位不清 |
| (三)公共服务协同不足,医疗卫生服务碎片化问题严重 |
| (四)公共诉求无法满足,政府提供医疗服务主动性不足 |
| 二、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实践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
| (一)改革价值目标模糊,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 |
| (二)政府公共责任缺失,公立医院改革合法性受到质疑 |
| (三)政府过度分权让利,公立医院医疗网络受严重冲击 |
| (四)绩效管理导向不明,公立医院考核评价公众满意度低 |
| 第四章 境外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国外和地区公立医院改革与实践探索 |
|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 |
| (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 |
| (三)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公立医院改革 |
| (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公立医院改革 |
| 二、境外公立医院改革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在改革中重新思考效率与公平及责任间的价值竞争 |
| (二)重构公立医院的治理模式成为初探公共价值的重要尝试 |
| (三)强有力的私营医院是实现公共价值多元供给主体之一 |
| 第五章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嵌入的实践路径 |
| 一、公共价值理论嵌入公立医院改革的战略框架 |
| (一)核心目标;创造公共价值的公立医院改革 |
| (二)政策制定:重视公众偏好的改革框架 |
| (三)政策执行:网络治理模式下的改革框架 |
| (四)政策评估:基于公共价值绩效评价的改革框架 |
| 二、回归公共价值导向路径: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基本定位 |
| (一)回归公立医院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
| (二)落实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政府公共责任 |
| 三、打造公共价值治理路径:构建整合式医疗服务体系 |
| (一)实现层设计与资源整合,构建大健康医疗体系 |
| (二)加强内部联动改革,打造协同一致利益共同体 |
| (三)加强供给侧改革,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利益平衡 |
| (四)实现流程管理与再造,构建疾病综合治理平台 |
| 四、重构公共价值评价路径: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估改革 |
| (一)构建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考核目标 |
| (二)加强社会满意度的指标考核评价 |
| (三)构建各方协同下的绩效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 |
| 后记 |
（2）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3）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主要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卫生资源 |
| （二）卫生资源配置 |
| （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 （四）医疗服务体系 |
| （五）公共卫生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
| 第一章 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思想资源 |
| 一、分配正义理论 |
| （一）分配正义理论的概述与辨析 |
| （二）实现卫生资源配置“基本的社会善” |
| （三）平等获取卫生资源的“可行能力” |
| 二、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与适用 |
| （二）实现公共健康基本产品均等化的底线 |
| （三）卫生资源公共产品配置的原则与特点 |
| 三、差异性社会理论 |
| （一）差异性社会理论的诠释与启迪 |
| （二）差异性社会资源配置的适应性 |
| （三）卫生资源配置差异性的正义界定 |
| 四、社会保障思想 |
| （一）社会保障理论的演绎与应用 |
| （二）社会福利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分析 |
| （三）卫生资源配置消解健康“贫困陷阱”的作用 |
| 第二章 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探索与实践 |
| 一、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 |
| （一）英国：国家统一配置模式 |
| （二）日本：社会分担配置模式 |
| （三）美国：市场竞争配置模式 |
| （四）新加坡：公私合作资源配置模式 |
| 二、国外卫生资源配置模式对我国的研究与启示 |
| （一）实现国家治理，推进卫生资源公平配置 |
| （二）组合型医疗保险模式，有效利用医疗保险资源 |
| （三）双医整体运行，实现医疗保险资源合理配置 |
| （四）卫生资源配置倾向老年群体，消解社会难题 |
| （五）精细化设计卫生服务供给，缓解卫生资源紧缺 |
| 第三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状况 |
| 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保险资源配置 |
| （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渐进性改革历程 |
|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
| （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 （四）商业医疗保险 |
| （五）案例分析一：城市流动儿童医保包容性制度‐‐苏州为例 |
| 二、医疗服务体系网状构建与运行 |
| （一）国家政治意志：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历程 |
| （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人员 |
| （三）优化卫生服务资源的组织革命：医联体模式 |
| （四）案例分析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国家治理 |
| 三、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路径与实践 |
| （一）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与资源配置状况 |
| （二）国家公共责任下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
| （三）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人员、机构 |
| （四）案例分析三：儿童预防接种疫苗供给，公共卫生的资源配置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城市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我国城市基本保险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制度碎片化，居民获得医保资源公平性差 |
| （二）制度性壁垒，资源配置存在道德风险 |
| （三）同城制度不同，基金补偿待遇差异明显 |
| （四）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居民“自愿”参保率偏低 |
| （五）医保地域分割，流动人口参保机会不平等 |
| （六）大病医保公私合作，基金风险偏大 |
| 二、我国城市卫生服务资源正义配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卫生服务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乡资源配置比例不公 |
| （二）卫生服务投入不足，卫生服务公益性缺失 |
| （三）“双失灵”，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结构失衡 |
| （四）卫生资源流转机制不畅，配置不均衡 |
| （五）医疗服务逐利化，医患矛盾日益尖锐 |
| 三、我国城市公共卫生资源正义配置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国家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 |
| （二）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一，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困难 |
| （三）常规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缺失，基层卫生机构趋利倾向 |
| （四）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困难 |
| 第五章 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原则：正义原则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对象和内容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产生的基本要求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原则的前提和内容 |
| （一）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两个前提 |
| （二）我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原则的内容 |
| 三、城市卫生资源配置路径思考 |
| （一）总体目标：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责任：公共健康与支持 |
| 第六章 实施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正义的路径思考 |
| 一、公平配置医疗保险资源，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正义路径 |
| （一）社会正义两项原则引导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调整线路 |
| （二）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两个路径 |
| 二、重塑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
| （一）科学制定卫生发展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
| （二）明确社会责任，提升医疗服务公益性 |
| 三、加强公共卫生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 |
| （一）创新机制，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高效推进 |
| （二）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 |
| （三）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
| （五）扩充卫生服务人才队伍，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三）对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要评述 |
| 三、主要理论依据 |
| （一）正义理论 |
| （二）协同理论 |
| （三）制度理论 |
| （四）理论述评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全新的研究视角 |
| （二）理论运用上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概述 |
| 一、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一般定义 |
| （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内涵界定 |
| （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
| （三）“三医联动” |
| 二、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萌芽时期：建国后的初级卫生保健制度 |
| （二）形成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 |
| （三）成长时期：2003年非典后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 （四）构建时期：2009年医改的新思路 |
| 三、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变迁中取得的成就及经验总结 |
| （一）我国基本医疗卫制度变迁取得的成就 |
| （二）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变迁经验总结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存在不足与原因分析 |
| 一、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 |
| （一）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包括医疗、医药、医保三大体系） |
|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 |
| 二、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 |
| （一）供需结构不匹配：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看病就医难题 |
| （二）服务结构不完善：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和城市大医院负担过重 |
| （三）利益结构不均衡：医疗、医药和医保单兵独进，利益难以调和 |
| 三、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中的具体性问题 |
| （一）改革整体方向明确，但是三医对阶段性任务不明确 |
| （二）政府主导不足，市场作用欠佳 |
| （三）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积极性难以平衡 |
| （四）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
| （五）不同人群受益不均，健康保障欠公平 |
| 四、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一）对制度改革缺乏正义性考量 |
| （二）政府相关政策跟进不及时 |
| （三）各方利益诉求难以均衡 |
| （四）制度改革的重点领域推进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协同参与不足 |
| 第三章 他山之石及国内各地实践创新与探索 |
| 一、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 （一）英国：国家福利型卫生保健制度 |
| （二）美国：以自由市场为主的卫生保健制度 |
| （三）德国：强调“国家、社会、个人合理分担”的卫生保健制度 |
| （四）印度：“全民免费医疗” |
| （五）墨西哥：“全民覆盖”的卫生保健制度 |
| 二、我国部分地区“三医联动”的先行实践与探索 |
| （一）上海市松江区“整体统筹、协同推进”模式 |
| （二）福建省三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模式 |
| （三）安徽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模式 |
| （四）山东省潍坊市“三位一体”模式 |
| 三、国外及国内各地模式比较分析与启示 |
| （一）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国内部分地区“三医联动”模式比较分析 |
| （三）对推进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分析 |
| 一、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 |
| （一）体现国家的政治制度底线要求 |
| （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自身的复杂性 |
| （三）“三医联动”具有消除内耗、提高效率的正当性 |
| 二、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可行性 |
| （一）国家强大的政治承诺 |
| （二）国内先行地区“三医联动”改革的成功示范 |
| （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三医联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
| 三、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合理性 |
| （一）目标与手段的多方对接 |
| （二）系统与要素的具体协同 |
| （三）夙愿与现实要求的高度统一 |
| 第五章 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深入的路径 |
| 一、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明确的价值目标 |
| （一）保基本 |
| （二）促公平 |
| （三）控费用 |
| （四）提效率 |
| 二、以顶层设计的确定性来确立卫生正义的理念指引 |
| （一）构建“政府保基本、市场提效率、社会促公平”的治理新格局 |
| （二）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体系 |
| （三）以人、财、信息、法制为有益补充，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
| 三、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完善的治理结构 |
| （一）政府导向 |
| （二）整体统筹 |
| （三）利益均衡 |
| （四）渐进发展 |
| 四、以制度优势的明确性来保证卫生公正的框架建构 |
| （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明晰政府职责 |
| （二）协同医疗、医药、医保联动改革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位 |
| （三）提升制度运行效率需要“三医联动”机制的优化跟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主持参与的科研 |
| 后记 |
（5）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 论文核心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2 创新点 |
| 第二章 军队基层财务管理理论分析 |
| 2.1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军队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1.1 公共财政 |
| 2.1.2 公共部门管理 |
| 2.1.3 财政管理与财务管理 |
| 2.2 解放军基层财务管理 |
| 2.2.1 我军基层财务管理的任务 |
| 2.2.2 我军基层财务管理的特点 |
| 2.2.3 我军基层财务管理的要求 |
| 2.2.4 我军基层财务管理的机制 |
| 2.3 武警基层财务管理 |
| 2.3.1 武警基层财务管理的内容 |
| 2.3.2 武警基层财务特点 |
| 2.3.3 武警基层财务管理机制 |
| 2.3.4 武警部队基层财务考评 |
| 2.4 外军基层财务管理机构及启示 |
| 2.4.1 外军基层财务管理机构[37] |
| 2.4.2 外军基层财务管理的启示 |
| 第三章 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1 制度落实不严格 |
| 3.1.2 经费管控不科学 |
| 3.1.3 业务操作不规范 |
| 3.1.4 勤俭建军意识不强 |
| 3.2 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 3.2.1 制度规定有待完善 |
| 3.2.2 基层主官理财水平低 |
| 3.2.3 管理人员素质弱 |
| 3.2.4 监督检查松 |
| 3.2.5 改进创新慢 |
| 第四章 加强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的对策 |
| 4.1 强化主观能动性 |
| 4.1.1 通过树立科学理财理念强化法规意识 |
| 4.1.2 通过学习与养成建设基层财务文化 |
| 4.1.3 提高基层主官治家能力 |
| 4.1.4 提高司务长管家能力 |
| 4.2 加强制度建设 |
| 4.2.1 真正落实基层财务的全程控制制度 |
| 4.2.2 配套推行操作性好的制度方法 |
| 4.2.3 系统完善基层财务的管控运行机制 |
| 4.3 注重科学管理 |
| 4.3.1 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 |
| 4.3.2 加强监督检查 |
| 4.3.3 认真组织考评 |
| 4.3.4 发挥好“看家人”的民主监督作用 |
| 4.3.5 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与数据建设 |
| 第五章 武警XX支队二中队财务管理案例分析 |
| 5.1 二中队财务管理主要做法 |
| 5.1.1 强化责任意识，树牢当家理财观念 |
| 5.1.2 建规章强硬件，夯实财务规范管理根基 |
| 5.1.3 狠抓规范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
| 5.1.4 强化监督机制，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
| 5.2 二中队财务管理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与启示 |
| 5.2.1 问题与原因 |
| 5.2.2 启示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医疗体制改革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序言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理论和方法 |
| 1.3 主要贡献及可能的创新亮点 |
| 1.4 相关性辨析 |
| 2 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医改成败论 |
| 2.2 医改原罪论 |
| 2.3 医改方向论 |
| 2.4 利益集团理论的演化 |
| 2.5 小结 |
| 3 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3.1 美国医疗市场化模式 |
| 3.2 美国“新医改”背景 |
| 3.3 美国“新医改”立法路径 |
| 3.4 美国“新医改”方案 |
| 3.5 美国“新医改”成效分析 |
| 3.6 小结 |
| 4 德国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4.1 德国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公立、非营利与私营医院 |
| 4.2 德国社会医保良方：药费控降法制 |
| 4.3 德国医保原则：体现公平性 |
| 4.4 德国医保特色：协作、均衡与控管 |
| 4.5 德国“新医改”背景：入不敷出矛盾尖锐 |
| 4.6 德国“新医改”方式：筹资机制转型 |
| 4.7 德国“新医改”成效评价 |
| 4.8 小结 |
| 5 英国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5.1 英国“新医改”背景 |
| 5.2 英国“新医改”核心问题 |
| 5.3 “新医改”对英国传统医疗体制的颠覆：发展私立非营利医院 |
| 5.4 英国“新医改”成效评价 |
| 5.5 小结 |
| 6 日本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6.1 本“新医改”历史背景 |
| 6.2 本“新医改”现实意义 |
| 6.3 日本医疗体制结构 |
| 6.4 日本“新医改”从侧重治疗向疾病预防、健康保健转型 |
| 6.5 本“新医改”成效分析 |
| 6.6 小结 |
| 7 俄罗斯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7.1 前苏联医疗体制改革兴衰 |
| 7.2 俄罗斯“新医改”启航 |
| 7.3 俄罗斯“新医改”成效评价 |
| 7.4 小结 |
| 8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研究 |
| 8.1 计划经济时期医疗体制 |
| 8.2 市场化医改初期：医院国有身份与服务行为市场化矛盾 |
| 8.3 市场化医改中期：统一有限基本医保创新模式 |
| 8.4 市场化医改中后期：城镇多层次医保体系探索 |
| 8.5 市场化医改后期：“新医改”方案酝酿 |
| 8.6 农村医疗体制改革历程 |
| 8.7 公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 |
| 8.8 小结 |
| 9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成效评析 |
| 9.1 “旧医改”失误酿成恶果 |
| 9.2 “旧医改”失败缘由分析 |
| 9.3 公立医院存在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
| 9.4 公立医院改革制约因素分析 |
| 9.5 小结 |
| 10 发达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1 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2 德国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3 英国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4 日本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5 俄罗斯医疗体制改革经验启示 |
| 10.6 小结 |
| 11 中国“新医改”调整完善新思路 |
| 11.1 原则 |
| 11.2 方向 |
| 11.3 模式 |
| 11.4 立法 |
| 11.5 转型 |
| 11.6 规模效应：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改革成功模式的启示 |
| 11.7 小结 |
| 12 结论与展望 |
| 12.1 结论 |
| 12.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开题前后研究学习的部分相关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7）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背景 |
| 1.2 医院适宜规模相关基础理论 |
| 1.3 关键词及定义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经费来源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与样本 |
| 2.1.1 人群样本的确定 |
| 2.1.2 医疗机构样本的选取 |
| 2.2 研究内容与工具 |
| 2.3 资料的收集 |
| 2.3.1 二手资料 |
| 2.3.2 机构调查 |
| 2.3.3 人群调查 |
| 2.4 质量控制 |
| 2.4.1 预调查 |
| 2.4.2 调查人员培训 |
| 2.4.3 资料收集 |
| 2.4.4 资料录入 |
| 2.5 资料分析方法 |
| 2.5.1 统计分析 |
| 2.5.2 经济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基本情况 |
| 3.1.1 总体情况 |
| 3.1.2 样本情况 |
| 3.1.3 样本县2000年和2008年人口经济和卫生资源増长比较 |
| 3.2 样本人群医疗服务需要与需求利用情况 |
| 3.2.1 两周患病率 |
| 3.2.2 慢性病患病率 |
| 3.2.3 两周就诊率 |
| 3.2.4 两周患者未就诊率 |
| 3.2.5 纯自我治疗率 |
| 3.2.6 一年内住院率 |
| 3.2.7 一年内患者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情况 |
| 3.2.8 家庭收入与支出及支出结构 |
| 3.2.9 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 |
| 3.2.10 诊次费用和住院费用 |
| 3.3 样本地区卫生资源现状的公平性分析 |
| 3.3.1 平均水平 |
| 3.3.2 基尼（Gini)系数 |
| 3.3.3 泰尔（Thei丨）指数 |
| 3.4 样本医疗机构的规模与运行状况 |
| 3.4.1 总体情况 |
| 3.4.2 县医院情况 |
| 3.4.3 资源配置比较 |
| 3.4.4 财务运行比较 |
| 3.4.5 服务能力比较 |
| 3.4.6 样本县医院资源配置现状 |
| 3.4.7 样本县医院财务运行现状 |
| 3.4.8 样本县医院业务运行现状 |
| 3.4.9 样本县乡镇卫生院资源配置现状 |
| 3.4.10 样本县乡镇卫生院运行现状 |
| 3.4.11 样本地区县级医疗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构成比较 |
| 3.5 样本县医院的规模与绩效评价 |
| 3.5.1 床位数 |
| 3.5.2 人员数 |
| 3.5.3 科室设置 |
| 3.5.4 占地面积 |
| 3.5.5 建筑面积 |
| 3.5.6 绩效评价 |
| 3.6 基于样本地区县医院适宜规模的模型建立 |
| 3.6.1 县医院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评估指标的选取 |
| 3.6.2 县域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的模型建立 |
| 3.6.3 县医院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的适宜模型 |
| 3.6.4 利用模型预测县医院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未来值 |
| 4 讨论 |
| 4.1 湖南省县医院的规模 |
| 4.2 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国家政策取向 |
| 4.2.2 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要与需求利用的趋势 |
| 4.2.3 县医院的功能定位 |
| 4.2.4 财政负担 |
| 4.2.5 县医院的规模经济效率 |
| 4.3 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回归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的评价 |
| 4.3.2 适宜规模的影响因素 |
| 4.4 政策建议 |
| 4.5 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 |
| 4.6 县医院适宜规模的研究展望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新医改”对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经费补偿机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关键概念界定 |
| 1.2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3 研究设计 |
| 1.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医疗体制改革时期我国公立医院补偿状况 |
| 2.1 医院补偿机制状况 |
| 2.2 医疗服务发展的主要成就 |
| 2.3 原有补偿机制带来的问题 |
| 第三章 西方发达国家医疗机构经费补偿机制 |
| 3.1 世界常见医疗保障制度的类别 |
| 3.2 各国公立医院补偿模式的类别 |
| 3.3 典型代表国家的医院补偿机制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部分地区试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的经费补偿机制 |
| 4.1 上海市 |
| 4.2 北京市 |
| 4.3 深圳市 |
| 第五章 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收支结构的现状调研 |
| 5.1 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收入结构分析 |
| 5.2 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支出结构分析 |
| 第六章 重庆市新医改政策对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影响 |
| 6.1 重庆市新医改工作整体目标和任务 |
| 6.2 重庆市取消药品加成后的对试点医院的经费补偿政策 |
| 6.3 重庆市新医改政策对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的影响 |
| 第七章 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补偿机制政策建议 |
| 7.1 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补偿结构分析 |
| 7.2 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补偿原则 |
| 7.3 对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补偿政策的建议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 |
| 1.5 研究框架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研究概况 |
| 2.3 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研究现状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模式与实践 |
| 3.1 公共购买筹资的方式 |
| 3.2 公共购买筹资工作模式 |
| 3.3 公共购买筹资的主体利益关系及互动机制 |
| 3.4 国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实践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制度变迁 |
| 4.1 理论基础 |
| 4.2 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制度变迁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效果、问题及归因 |
| 5.1 社会经济及卫生事业基本情况 |
| 5.2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试点概况 |
| 5.3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效果评价 |
| 5.4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绩效存在的问题 |
| 5.5 公共购买筹资中卫生服务绩效的问题归因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设计 |
| 6.1 设计原则 |
| 6.2 理论框架与思路 |
| 6.3 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的设计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策略的 SWOT-PEST 分析 |
| 7.1 SWOT-PEST 理论矩阵构建 |
| 7.2 SWOT-PEST 矩阵分析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建议 |
| 8.1 跨越观念误区，实现政府服务职能与角色转型 |
| 8.2 整合并提升政府购买部门，促进部门间的横向协作 |
| 8.3 建立村、乡、县三级民管机构，畅通需方诉求表达渠道 |
| 8.4 提高卫生室激励响应能力，培育多元化准竞争市场 |
| 8.5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覆盖范围和水平 |
| 8.6 创新支付策略，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整体绩效 |
| 8.7 合理核算成本，保证公共购买资金的有效利用 |
| 8.8 强化治理规制，保障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目标的实现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我国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问题研究 ——以兴化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问题的提出 |
| 四、本文的假设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
| 一、概念界定 |
| 二、分析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 |
| 一、坚持市场统治 |
| 二、主张有限的政府干预 |
| 三、确立个人责任 |
| 第二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
| 二、治理“政府失灵”的对策 |
| 第三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一、新公共管理的内涵 |
| 二、新公共管理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的现状及其争论 |
| 第一节 国外医疗服务民营化现状及其争论 |
| 一. 医疗服务民营化得现状 |
| 二、关于医疗服务民营化的争论 |
| 第二节 中国医疗服务民营化的现状及其争论 |
| 一、医疗服务民营化的缘起与契机 |
| 二、医疗服务民营化的发展现状 |
| 三、关于医疗服务民营化的争论 |
| 第三节 兴化市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的现状 |
| 一、兴化市概况与个案选择的理由 |
| 二、兴化市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的动因 |
| 三、兴化市医疗服务的民营化与逆向民营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过程中医疗机构的治理结构 |
| 第一节 医疗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策略 |
| 一、公共组织治理结构变迁的缘由 |
| 二、我国医疗机构传统的管理模式与改革的推进和构想 |
| 第二节 医疗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践 |
| 一、我国医疗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践类型 |
| 二、兴化市医疗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过程中医疗机构的行为选择 |
| 第一节 对医疗服务民营化改革的抵制与被动接受 |
| 第二节 增加组织业务收入 |
| 一、增加业务收入的客观原因 |
| 二、增加业务收入的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
| 一、控制运行成本 |
| 二、优化分配和激励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过程中政府机构的行为选择 |
| 第一节 改革的艰难推进 |
| 一、改革方案的拟定 |
| 二、改革动员 |
| 三、招标方案的拟定与公示 |
| 四、竞标与签约 |
| 第二节 对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的制度规定 |
| 一、人事制度的规定 |
| 二、资产与财务制度的规定 |
| 第三节 对医疗服务市场的规制与管理 |
|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准入规制 |
| 二、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规制 |
|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业务规制与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之结果:服务效率的视角 |
| 第一节 医疗服务效率评价的指标 |
| 一、关于效率的评价 |
| 二、医疗服务民营化效率的评价指标 |
| 第二节 医疗服务的效率(一)——投入、产出与效果 |
| 一、医疗资源的投入 |
| 二、医疗机构的服务产出、效率与效果 |
| 第三节 医疗服务的效率(二)——供给中的交易成本 |
| 一、患者购买医疗服务的交易成本 |
| 二、公立医疗机构服务外包中的交易成本 |
| 三、医保基金购买医疗服务的交易成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医疗服务民营化之结果:公共责任的视角 |
| 第一节 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共责任 |
| 一、公益性 |
| 二、公平性 |
| 三、回应性 |
| 第二节 民营化对医疗服务公共责任的影响 |
| 一、基本医疗服务公共责任的评价指标 |
| 二、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中的公共责任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对有效控制基层卫生事业费超支的几点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公共价值理论的嵌入与实践研究[D]. 丁希. 苏州大学, 2019(06)
- [2]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3]城市卫生资源配置的正义研究[D]. 马伟玲. 苏州大学, 2017(04)
- [4]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D]. 叶俊. 苏州大学, 2016(08)
- [5]武警部队基层财务管理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D]. 丁达忠.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04)
- [6]医疗体制改革比较研究[D]. 周毅. 浙江大学, 2015(09)
- [7]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研究[D]. 凌茹. 中南大学, 2013(02)
- [8]“新医改”对重庆市军队大型综合性医院经费补偿机制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吴娅利. 第三军医大学, 2013(05)
- [9]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D]. 何含兵. 第三军医大学, 2013(05)
- [10]我国基本医疗服务民营化问题研究 ——以兴化市为例[D]. 徐勇. 南京大学, 2013(01)
标签：医疗卫生论文; 公立医院改革论文;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论文; 社会公平正义论文; 新医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