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探源: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提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迟也迪[2]（2021）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而言能够发挥显着的影响作用。现如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难度有所增大。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且短期内并没有复苏的迹象。在此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是具有较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等理论基础为依据,深入分析和检验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既能够丰富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又能够构建起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研究逻辑,对于如何更好地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定的学术贡献。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进行了相关理论基础的总结和相关文献的评述。其次,对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再次,依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不同角度出发,分别对其总体影响、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等多个方面,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实证检验。在本文的结尾处,依据全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这三个方面。按照理论机制分析的研究脉络,首先,分别从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在产业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考虑到不同功能定位类型的国有经济,其担负的使命及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各有不同,需要分析不同功能定位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此影响机制分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有何不同;二是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再次,在区域布局维度分析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时,以区域市场化水平和政府经济干预程度作为区域制度基础,分析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影响区域制度基础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最后,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强化其战略性的思考,在产业布局维度上,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有选择地推动战略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否显着地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区域布局维度上,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推动制度变迁的演进,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可行性,以及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通过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从总体来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的具体结论如下。无论是从总体影响检验方面,还是从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方面,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密集度、经营成本、市场绩效、营收水平、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市场化水平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供给侧改革为例,实证结果表明,战略相关行业样本分组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战略相关行业人均总产值、资源配置效率、财务融资水平和固定资产利用率等中介变量,在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影响机制中都发挥着显着作用。此外,作为前文内容的补充和拓展,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国有资本微观数据基础,得到了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且在不同控股情况下多次验证了此结论。就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而言,市场机制对于其影响机制基本上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调节机制下,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对更具积极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结论基本如下。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的总体影响。在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检验中,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通过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通过政府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则既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市场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通过政府经济干预的中介效应,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显着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既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基础上的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区域特征综合变量,结果显示,通过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东部、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而对于东北、西部地区而言,不存在通过区域特征变量的中介效应。通过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了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法和PSM-DID方法得出,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往文献在研究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多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而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本文既克服了缺乏相关实证检验借鉴的困难,也克服了核心变量衡量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尽力量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等核心概念,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和各种严谨的条件检验,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现有文献在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时,一般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因素。而本文在相关影响机制部分,分析和检验了制度基础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效应,丰富了相关主题的研究内容。再次,以往文献中较少关注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文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相关的空间计量分析,拓展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视阈。最后,现有文献关于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是否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一问题鲜有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如何通过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这类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且缺乏实证依据。而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这一本文特有的研究体系,即产业布局、区域布局两个维度和国有资产布局、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布局、国有资本布局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能够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分析与检验探索了其成因。
钟文[3]（2021）在《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被誉为“中国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区域政策及科学技术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往往忽视了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作用。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所酝酿的土地财政构成了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财政促使土地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巨大且不断增值的信用来源,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一次性的投资融资。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土地制度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这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专题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关心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因为相对于其他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因素而言,土地财政是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关注了土地财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影响效应及优化路径等内容,但缺乏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发展模式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是什么?二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产生了怎样影响?三是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四是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是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面考察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视角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相关政策体系。本文首先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做理论延伸分析;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财政与区域协调发展有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试图找出中央政府的政策脉络;再次,本文就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各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本文综合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剖析,在实证研究方面,以2002-2017年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完成以下三个任务,一是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与调节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下的“以地生财”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二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晋升激励下的“以地引资”行为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三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具有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偏向与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两条路径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度;在案例分析方面,以2007-2017年浙江省与云南省各地级市为比较研究样本,对两省的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做了比较回归分析,以考察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既有正向效应,也存在负向效应,二者是非线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待土地财政发展应该具有区域差别化管理的理性态度,切忌一刀切;区域协调发展三大目标有效调节了“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存在,对“以地引资”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达到0.009。土地财政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但投资偏向效应也会引发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两大机制共同解释了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29.63%。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国家土地财政经营策略、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一是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改革。二是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深化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制定区域差别化土地财政发展政策,充分释放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红利效应。四是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方式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加强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研判精准度,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张晨瑶[4]（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姜宝中[5]（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卢从全[6]（2020）在《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7年的增长速度放缓,GDP增速的下降是我国经济转向于中高速和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变,表明我国某些方面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态势,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是重要表现之一,经济发展效率层面也截然不同。首先,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除外）2001-2017年面板数据分区域（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大西南、大西北8大综合经济区）基于投入产出理论进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利用DEA的Super-SBM-i-c模型求解出各省份经济发展效率值,然后分时间阶段（2001-2006,2007-20012,2013-2017）进一步看不同时间段我国8大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变化情况,并根据测度的效率结果对8大经济区进行名次排名。8大综合经济区排名结果为:东部沿海（0.9512）>北部沿海（0.8876）>南部沿海（0.8179）>黄河中游（0.7811）>东北（0.7352）>长江中游（0.6966）>大西南（0.6936）>大西北（0.6274）。其次,运用Malmquist指数对效率值分别进行年份、区域（各省市区）分解,即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可以动态看出经济效率分解的变化趋势,并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对我国8大区域进行了名次排名:北部沿海（1.013）>黄河中游（1.008）>东部沿海（1.006）>南部沿海（0.996）>大西北（0.995）>东北（0.991）>长江中游（0.985）>大西南（0.977）。最后,本文综合构建了因素指标变量体系,利用Tobit模型并结合静态面板（FE和RE）模型对8大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发现T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和拟合度相对更优。并根据所选取的影响因素:经济可支配水平（EDL）、政府支持力度（GSD）、创新能力（INNO）、经济产业结构（EIS）、固定物资资本（FMC）、劳动人力资本（EDU）、对外依存度（FTD）、城镇化进程（UP）、市场化水平（ML）等9个指标对八大经济区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策。
谭诗敏[7]（2020）在《中部欠发达地区市域空间开发与规划研究 ——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开发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东中西部均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区域差异却逐渐扩大。随着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大会、我国十九大的召开,注重公平与质量、区域协调发展越来越成为新时代的主要呼声。区域规划作为区域开发的重要手段,国家治理层面的制度与手段,经历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推进的大背景发展,形成了适应于不同阶段特征、不同层次的区域规划实践。随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对区域规划产生了变革性的冲击。区域规划能否有效引导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其空间效用成果如何成为了区域研究中的难点。市域作为区域开发、区域规划中较小的基本单元,是区域研究中重要的尺度。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地区城市江西省赣州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开发的空间理论搭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区域开发理论、市域空间开发（主要指以区域规划作为工具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措施）以及制度安排下的开发结果（主要指市域空间结构）三者的关系。明晰赣州的四个发展阶段,研究发现区位要素、自然资源、制度等因素始终在发展中充当着重要的作用。每个时期的作用要素不同,市域空间开发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具有阶段性特征。区域规划作为一种实现区域开发目标,资源配置的工具,成为了赣州市域空间开发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回顾了区域开发理论在赣州做的两次重要应用: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赣州市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和基于都市区理论的《赣州都市区总体规划（2012-2030年）》。分析在两大规划制度安排下、现实发展过程中的赣州市域空间格局演变,结合城镇体系、人口流动、城镇化、建设用地等几方面进行研究,发现赣州中心在极化,但各县的首位度在下降,呈现出更为扁平化的趋势。建设用地主要沿交通干线城市快速扩张。对比规划目标,赣州中心城区和龙南次级中心的建设成果显着,城镇化率增长较快,人口流动轴向分布,流出趋势放缓,但瑞金次级中心的集聚效果并不如规划预期。南北轴线比东西轴线的集聚效果更为显着。为解释制度安排与现实中市域空间格局形成的差异,本文从面到点建立了解释性框架,从区域发展机制、差异产生机制来阐述其差异情况。研究发现导致规划与现状产生差异是多源化的。行政力量主导推动了赣州中心城区的建设,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沿海发达地区向赣州的产业转移、产业扩散和知识技术溢出。南康、龙南通过京九轴线获得了产业发展的机会,加入全球分工,提高了人口集聚能力。而安远则依靠农业现代化+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了经济脱贫和人口回流。最后形成对市域空间开发理论和规划的反思,点轴系统理论具有阶段性和适用性特征,在开放系统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信息时代、高铁时代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显得过于限制在空间、地域、基础设施等静态要素,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规模上。而都市区理论则是适用于县域各自为政、加强市域统筹目的。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背景下,区域规划应当成为不同开发主体寻求最大化的发展,协调利益和区域合作,实现区域开发目标、资源结构性配置的重要的协同平台,是不同尺度的领域内生存空间的整体谋划和一定时期内资源保护、开发与配置的总体安排。可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发展框架,统筹城乡系统、重视人地关系,用全局性的战略目光去引导刚性约束。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搭建了一个把区域开发相关理论、市域空间开发实践（区域规划）、市域空间开发的空间成果相互联系、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欠发达地区的市域空间作为研究尺度。在区域开发理论指导下,区域发展目标的制定与实现产生差异,主要通过市域空间格局体现,通过规划制度和实际发展的空间成果可以研究区域开发的一般机制和长期轨迹。对区域开发理论在什么时期、什么环境下的适用性、局限性提出了讨论,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开发理论,为我国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区域规划与开发理论革新做出了贡献。
赵羿安[8]（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刘志永[9]（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张懿[10]（2020）在《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开放型经济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使得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率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提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率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科学认识和度量人力资本,进而研究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大量文献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名词,但忽略能力只考虑教育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会造成人力资本效应的有偏估计。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发展,本文将认知人力资本和非认知人力资本纳入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质量指数模型。采用中国省际宏观层面数据和劳动者个体微观层面数据,计算出中国31省市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具体分析了中国不同省市人力资本质量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国不同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与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指标排序是否存在差异?第二,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力资本质量存在怎样的影响,这个维度是否重要?第三,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作为衡量不同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哪个指标更科学?第四,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能否解释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有哪些?本文实证研究分为两个主线,一条主线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条主线是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计量模型构建是以本文第3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为依据,采用中国31省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的不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第一,中国31省市的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排序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序存在较大差异。第二,非认知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质量非常重要,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具有重要影响。第三,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和产出TFP对各省人均产出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对人均产出的作用要大于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作用。第四,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出中国不同省市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而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其估计结果会高估人力资本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第五,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会使得中国31省市经济增长趋于收敛,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是影响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六,人力资本质量还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同。认知人力资本通过技术模仿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非认知人力资本则通过加快了技术创新速度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探源: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探源: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1.2 产业结构的相关概念及解析 |
| 2.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2.2 公共经济理论 |
| 2.2.3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4 产业政策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2 产业布局理论 |
| 2.4 相关文献综述 |
| 2.4.1 国有经济相关研究综述 |
| 2.4.2 国有经济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
| 2.4.3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4 产业布局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5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4.6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7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及现状分析 |
| 3.1.1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历程回顾 |
| 3.1.2 国有经济总量布局的演变及特征 |
| 3.1.3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1.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
| 3.2 主要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国际经验 |
| 3.2.1 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美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概述 |
| 3.2.2 基于发展阶段的英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历程回顾 |
| 3.2.3 立足于国情的日本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演进历程 |
| 3.3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3.1 产业结构优化的演变历程及趋势 |
| 3.3.2 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分析 |
| 3.4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
| 3.4.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 |
| 3.4.2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
| 3.4.3 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
| 4.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总体影响分析 |
| 4.1.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1.2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4.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1 基于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2.2 基于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基于制度基础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市场化的作用 |
| 4.3.2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政府经济干预的作用 |
| 4.4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4.1 不平衡增长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4.2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影响中国家战略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1 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2.1 公共政策类及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检验 |
| 5.2.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5.3 不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1 公共政策类和特定功能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3.2 一般商业类国有经济分类下的内在作用机制检验 |
| 5.4 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相关检验 |
| 5.4.1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例 |
| 5.4.2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4.3 基于国家战略相关行业的分组检验: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
| 5.4.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内在影响机制检验 |
| 5.5 基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5.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2 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检验 |
| 6.1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影响的检验 |
| 6.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3 稳健性检验 |
| 6.2 制度基础作用下的内在机制检验 |
| 6.2.1 基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治激励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2.2 基于市场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检验及机制检验 |
| 6.3.1 基于不同区域范围的异质性检验 |
| 6.3.2 不同区域范围分组下基于区域特征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效应 |
| 6.4.1 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4.3 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5 基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维度国有资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
| 6.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5.2 国有资本区域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5.3 国有股权结构分组下的异质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政策建议 |
| 7.1 明确各类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及合理规划其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
| 7.2 完善市场机制与改进政府干预方式以优化制度基础 |
| 7.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确保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性 |
| 7.4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空间效应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不足 |
| 一、论文可能的边际贡献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重要概念界定 |
| 一、土地财政 |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 三、区域协调发展 |
| 四、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分析 |
| 一、土地财政的理论基础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土地财政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二、国内土地财政相关文献梳理 |
| 第四节 国内外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研究综述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内涵研究 |
| 二、关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 |
| 三、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的问题研究 |
| 四、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机制与制度框架研究 |
| 五、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一、已有研究成果证实了土地财政问题的复杂性 |
| 二、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制度安排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土地财政相关制度 |
| 一、中国特有土地制度 |
| 二、分税制改革制度 |
| 三、政绩考核制度 |
| 第二节 土地财政的规模与变化趋势 |
| 第三节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 |
| 第四节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度及变动趋势 |
| 一、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测算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生财”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全文作用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的逻辑主线 |
| 二、“以地生财”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
| 二、分区域回归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以地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
| 第一节 “以地引资”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
| 四、空间权重确定 |
| 五、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检验 |
| 二、分区域回归检验 |
| 三、中介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全文作用机制检验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财政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浙滇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比较区域选择 |
| 第二节 浙滇两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分析 |
| 一、浙江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二、云南省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规模测算与比较 |
| 第四节 浙滇两省土地财政对区域内协调发展能力影响的分析与比较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全文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深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
| 二、去除土地财政依赖的制度土壤 |
| 三、实施区域差别化的土地财政政策 |
| 四、加快后土地财政发展转变,融入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 |
| 附录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4）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 3.3 沈阳经济区 |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 3.4 哈长城市群 |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八大区域划分标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1 累积因果理论 |
| 2.2.2 增长极理论 |
| 2.2.3 非均衡增长理论 |
| 2.2.4 中心—外围理论 |
| 2.2.5 梯度转移理论 |
| 2.2.6 倒“U”型理论 |
| 2.2.7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3 国外研究 |
| 2.3.1 国外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
| 2.3.2 国外对区域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国内研究 |
| 2.4.1 国内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
| 2.4.2 国内对区域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3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测度及变化分析 |
| 3.1 模型的建立 |
| 3.1.1 规模报酬不变的DEA静态模型 |
| 3.1.2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动态模型 |
| 3.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
| 3.3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3.3.1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3.2 投入与产出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3.3.3 指标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3.4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测度结果 |
| 3.4.1 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效率值测度结果 |
| 3.4.2 八大综合经济区经济效率水平变动趋势 |
| 3.4.3 八大区域的三个时间段的综合名次排名 |
| 3.5 八大经济区发展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分解 |
| 3.5.1 基于年份的Malmquist指数分解 |
| 3.5.2 基于省份的Malmquist指数分解 |
| 3.5.3 五种效率分解变动趋势图 |
| 4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计量模型的选取 |
| 4.2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4.3 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3.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3.2 解释变量相关系数检验 |
| 4.3.3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4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
|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测度结果 |
| 5.1.2 Malmquist指数效率分解结果 |
| 5.1.3 区域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测度结果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中部欠发达地区市域空间开发与规划研究 ——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要求 |
| 1.1.2 中国区域规划新语境 |
| 1.2 研究目标与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分析框架构建 |
| 1.6 研究技术路线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进展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区域 |
| 2.1.2 区域开发 |
| 2.1.3 市域空间 |
| 2.1.4 市域空间开发 |
| 2.2 理论背景 |
| 2.2.1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空间结构研究 |
| 2.2.2 西方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与规划实践 |
| 2.3 区域开发的空间理论 |
| 2.3.1 区域空间模式理论 |
| 2.3.2 区域空间形态理论 |
| 2.4 区域空间开发与规划的研究趋势 |
| 2.4.1 新区域主义与区域管治 |
| 2.4.2 全球化与本地化两种尺度 |
| 2.4.3 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开发研究 |
| 2.5 区域规划与区域空间重构研究 |
| 2.6 研究评述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赣州市的发展历程 |
| 3.1 赣州市的发展概况 |
| 3.2 赣州的区域发展阶段 |
| 3.2.1 近代-建国前:缓慢发展期 |
| 3.2.2 1949—1996年:萌芽发展期 |
| 3.2.3 1996—2006年:加速发展期 |
| 3.2.4 2006—至今:多要素叠加下的转型发展期 |
| 3.3 赣州市域空间开发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开发理论在赣州的应用 |
| 4.1 点轴理论的实践——《赣州市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 |
| 4.1.1 规划的产生及理论指导 |
| 4.1.2 “点轴理论”对规划的指导 |
| 4.2 都市区理论的实践——《赣州都市区总体规划(2012-2030年)》 |
| 4.2.1 规划的产生及理论指导 |
| 4.2.2 都市区理论引导下的空间格局 |
| 4.2.3 都市区一体化的的制度供给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赣州市域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
| 5.1 城镇规模体系 |
| 5.1.1 单中心极化现象明显,次级城镇体系结构缺乏 |
| 5.1.2 首位度呈现先升后降,县域呈现扁平化趋势 |
| 5.1.3 县域集聚重心下沉,从县城镇至一般乡镇 |
| 5.2 人口流动格局 |
| 5.2.1 区域人口流动格局:轴向分布 |
| 5.2.2 人口外流趋于收敛 |
| 5.2.3 “工农兼业”使城镇吸引力上升 |
| 5.3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5.3.1 京九沿线是城镇化率的增长热点区域 |
| 5.3.2 “东聚南散”的城镇化空间特征 |
| 5.4 建设用地扩张格局 |
| 5.4.1 早期城市建设用地沿国道沿线扩张迅猛 |
| 5.4.2 工业化加速,建设用地不均衡扩张 |
| 5.4.3 “曲尺形”城镇密集带形成 |
| 5.5 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
| 5.5.1 自上而下的强中心集聚与自下而上的多中心下沉 |
| 5.5.2 多源化产业动力推动的县域扁平化发展 |
| 5.5.3 轴向扩散特征,受区域流动影响显着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规划与现状发展差异的解释性框架 |
| 6.1 解释框架 |
| 6.1.1 区域发展机制 |
| 6.1.2 差异发生机制 |
| 6.2 发展评价 |
| 6.2.1 规划指标评价 |
| 6.2.2 发展格局评价 |
| 6.3 机制分析 |
| 6.3.1 行政力量主导的核心聚集——中心城区 |
| 6.3.2 市场化与产业轴向扩散——南康区、龙南县 |
| 6.3.3 农业现代化+互联网的新集群——安远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市域空间开发理论探讨与规划反思 |
| 7.1 市域空间开发理论的探讨 |
| 7.1.1 市域空间开发的阶段与模式 |
| 7.1.2 点轴理论的阶段性和适用性 |
| 7.1.3 都市区理论的阶段性和适用性 |
| 7.2 市域空间开发理论指导下的区域规划反思 |
| 7.2.1 区域规划是遵循区域发展规律的实践 |
| 7.2.2 区域网络、多向开放系统是区域规划的重要语境 |
| 7.2.3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下的区域规划角色 |
| 7.3 中部欠发达地区市域空间开发策略 |
| 7.3.1 构筑基于区域多中心城市网络的多向开放空间结构 |
| 7.3.2 聚焦于主要战略地区和城市网络中的精准定位 |
| 7.3.3 以完整生态结构统筹自然空间与发展空间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市域空间开发呈现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区域规划作为制度要素和空间地域的相互作用结果 |
| 8.1.2 多源化动力导致了市域空间开发目标与现状的差异,差异结果又导致新的市域空间开发选择 |
| 8.1.3 点轴系统理论和都市区理论具有阶段性和适应性,理论运用必须契合地区和时代生产水平的特征 |
| 8.1.4 区域规划是不同尺度的统筹协同平台,应更关注资源保护、开发与配置的平衡..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2.1 跨学科联系的研究框架 |
| 8.2.2 市域尺度的欠发达区域开发研究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10）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人力资本质量的内涵及构成 |
| 1.2.1 .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 |
| 1.2.2 .认知人力资本与非认知人力资本 |
| 1.2.3 .认知职业与非认知职业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 2.1.2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 |
| 2.2 .新人力资本理论 |
| 2.2.1 .能力的形成 |
| 2.2.2 .非认知能力的探索与发现 |
| 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差异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 |
| 2.4 .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差异研究新动态 |
| 2.4.1 .企业异质性与劳动力异质性 |
| 2.4.2 .匹配理论 |
| 2.5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分析 |
| 3.1 .人力资本差异是国家间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 |
| 3.1.1 .Lucas(1988)模型 |
| 3.2 .人力资本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中的重要作用 |
| 3.2.1 .MRW(1992)模型 |
| 3.2.2 .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模型 |
| 3.3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
| 3.3.1 .Nelson-Phelps(1966)模型 |
| 3.3.2 .Benhabib and Spiegel(1994)模型 |
| 3.3.3 .VAM(2006)模型 |
| 第四章 开放经济下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设定 |
| 4.1.1 .异质劳动力选择行为 |
| 4.1.2 .异质企业生产行为 |
| 4.2 .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劳动力总供给 |
| 4.2.2 .劳动力总需求 |
| 4.2.3 .开放经济下劳动力市场均衡 |
| 4.3 .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 |
| 4.4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与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 4.4.1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 4.4.2 .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的计算 |
| 4.5 .模型相关参数的估算 |
| 4.5.1 .人力资本生产弹性系数 |
| 4.5.2 .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 |
| 4.5.3 .劳动力需求弹性系数 |
| 第五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
| 5.1.1 .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弹性系数η的计算 |
| 5.1.2 .中国劳动力供给弹性系数θ的估计 |
| 5.1.3 .中国劳动力需求弹性系数α的估计 |
| 5.2 .中国省际人力资本质量指数 |
| 5.2.1 .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 |
| 5.2.2 .非认知人力资本生产率 |
| 5.2.3 .人力资本质量指数HCQI |
| 5.2.4 .中国省际人力资本质量与人均产出 |
| 5.3 .认知人力资本、非认知人力资本与人均产出 |
| 5.3.1 .基础模型设定 |
| 5.3.2 .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6.1 .计量模型与研究方法 |
| 6.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全国样本估计结果 |
| 6.3.2 .东中西部地区估计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第七章 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7.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 |
| 7.1.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 7.1.2 .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
| 7.2 .计量模型设定 |
| 7.3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4 .估算结果与分析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研究工作和获得的学术成果 |
四、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探源:创新能力与市场化程度——兼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中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 迟也迪. 吉林大学, 2021(02)
- [3]土地财政对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D]. 钟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6]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卢从全.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7]中部欠发达地区市域空间开发与规划研究 ——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D]. 谭诗敏.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8]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10]开放经济下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D]. 张懿.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