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

一、“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杨安文^[1]（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候聪阳^[2]（2019）在《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文中认为九叶诗派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举起现代主义的大旗,高呼诗歌的智性化、戏剧化,利用象征的手法和玄学的技巧将内心最隐秘的声音用客观对应物表现出来。他们的诗歌文体自由,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在不失幽默的表达下写尽了战乱中的凄凉景象。他们重视诗歌的理论建设,注重从西方诗艺中吸取养分。他们的诗歌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其中既有对人民疾苦的悲悯抒写,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深度思考。在他们智性的诗句中处处体现着自己强烈的人生情感。九叶诗人的一生也是饱受磨难的一生,在挫折中他们积极乐观,在逆境中他们达观向上。他们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融进自己的诗歌里。这些诗歌在经过诗人的哲思升华后,又成为了能够启迪人们心智的哲理经验诗。即使到了九叶诗人的晚年,他们依然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他们针对当前中国新诗纷繁复杂的现象提出了自己建设性的意见,鼓励诗人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助推了中国新诗的理论发展。这对于一直尊崇西方诗艺的九叶诗人而言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是他们对自己的一次修正。他们批评着当今诗坛的不良风气,也鼓励着热爱诗歌的后辈青年。剖析九叶诗派的创作,可以窥见中西诗学的沟通与融合,也能看到中国诗人的理想与坚守。

荀利波^[3]（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指出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陈智颖^[4]（2017）在《《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三十年总目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邱食存^[5]（2015）在《1985: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为"朦胧诗"辩护的"三个崛起"1所引发的巨大争议搅动中国当代诗坛,"朦胧诗"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变革逐渐为读者广为接受。出于对"十七年"诗歌以及"文革"诗歌那种政治代替人性、集体消弭个人的写作传统的反叛,"朦胧诗"诗人"以象征为中心,引进意识流、蒙太奇手法","语言的张力潜能,孕育出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实现了一次现代主义的辉煌定格"2。1985年,沈阳春

薛媛元,李润霞^[6]（2014）在《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文中研究指明一月1.《1976年的穆旦和他的诗歌》,李茹君,《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期,第21页。2.《〈21世纪诗歌排行榜〉键入3个关键词》,刘霄,《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第2版。3.《爱的祭奠》,李天靖,《诗潮》,2011年第1期,第60-61页。4.《爱的三重名义——论吉狄马加诗歌情感意向的演进》,张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44—146页。5.《艾青与惠特曼诗歌女性形象比较》,刘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7-71页。6.《暗冷而优雅的语调:阿毛诗歌的姿态》,夏可君,《红岩》,2011年第1期,第168—169页。

李琳^[7]（2014）在《郑敏诗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郑敏是中国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在诗学理论的建设上也颇有建树。在中国诗坛上，像郑敏这样兼具诗人与学者双重身份，诗与思互为注解，诗歌与理论并行不悖者并不多见。本文将以郑敏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为依据，细致梳理郑敏诗学理论，对郑敏诗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开篇以郑敏诗学理论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着手，从诗歌语言观、诗歌批评论、诗歌创作论三部分来论述郑敏的诗学理论，试图对郑敏诗学理论形成一个全面的、历史的理解。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诗歌语言观。郑敏的诗歌语言观体现了中国当代诗学的语言论转型倾向，更加关注诗歌语言自身的体认。郑敏针对新诗语言匮乏的困境进行了自己的反思，通过回顾五四白话运动以来汉语的变革，试图用解构主义革新语言观念，重新审视诗歌语言与汉语传统的关系，倡导在传统之中创作汉语新诗。第二部分：诗歌批评论。郑敏的新诗批评主要涉及到新诗史的写作、朦胧诗之后诗坛现状的反思、女性诗学的现代建构这三个问题。郑敏结合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从诗歌史的宏观角度探讨汉语新诗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重新审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为诗坛存在的问题找寻病根，总结现代汉语新诗艺术的发展规律。第三部分：诗歌创作论。这一部分将围绕郑敏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展开论述。郑敏的诗学理论与郑敏的诗歌是互为注解的关系。郑敏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寻找汉语新诗的未来走向，重视诗人生命深处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强调意识与无意识的沟通与对话。在诗歌的内在结构、思想意蕴方面，郑敏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汉语新诗创作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一种可能。

钱继云^[8]（2014）在《《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文中研究表明1980年代是当代诗歌复兴与繁荣的时段，作为诗歌界最重要的官方刊物，《诗刊》在此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着诸多作为，它对八十年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诗歌复兴的前奏在七十年代末便已响起，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为文艺正名”的步伐加速。《诗刊》在1979年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为指导对一己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调整，旨在繁荣新诗创作，同时建设新诗创作者的队伍。考察新方针导引下的《诗刊》，其刊发的作品从主题到诗艺都呈现出显着的转型期的表征，从刊物所召集的诗人群体来看，其八十年代主要供稿人的团队也已初步成形。七十年代末《诗刊》的转型之一体现为对原刊于民刊的朦胧诗的转载。刊物在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诗潮中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这种展露峥嵘既体现为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及“三个崛起”论争的发起与积极参与，也表现在作品刊登上对从思想内核到艺术手法都显别于诗歌传统的朦胧诗作的倚重。在新旧两种诗观冲突的梳理中，厘清诗学的以及非诗的因素，就可以解释原本一场以问题讨论为初衷的学术性争鸣何以最终以思想“清污”的运动收场。这其中刊物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体制密切相关。朦胧诗潮后，在新生代揭竿而起的浮华背景下，《诗刊》以其敏锐的眼光、良好的品位以及包容的心态，上下求索，沉稳而不失活泛。从诗歌创作到诗评、诗论，从栏目设计、编辑理念到评论文章、理论研讨会，都旨在探索后朦胧时期诗潮的多元化衍生，这种探索的痕迹通过这一时段所刊诗作可得到印证。诗潮之外，作为媒介，《诗刊》通过其“青春诗会”与“刊授学院”两个重要品牌分别对高端的与普通的作者进行引导与塑造，并以“诗歌信箱”、“读者中来”等着眼于读者的栏目使得读、写、编的诗歌观念与审美品位趋于一致与和谐。诗歌传播方面，刊物通过诗朗诵的倡导促进诗歌的共时性传播；同时又藉由诗歌评奖使诗作经典化，以利于其历时性传承。在八十年代诗学的海外资源方面，《诗刊》对欧美诗歌的译介对当代诗人从诗歌理念到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对海峡彼岸诗歌的推介还占有《诗刊》的绝对比重，在八十年代此岸对彼岸诗歌的传播全貌中，《诗刊》起到了引领与推助作用，其中体现出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中现代派的此消彼长、相互错节的现象。《诗刊》在整个八十年代诗歌美学建构中也颇有建树：对现实主义的倚重、对文化之根的回溯和对抒情传统的持守，体现了刊物在诗歌美学基本原则与结构方面的主张；对短诗、叙事诗以及诗歌语言的探索，体现了刊物在诗歌文体方面的倡导；诗人关于生活与自我的诗思也通过刊物得以表达与呈现。论文前三章以时间为经线，以思潮为关键词，分别论述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启示下的“为文艺正名”的呼声、朦胧诗潮以及后朦胧时期诗歌潮流的多元化衍生；后三章则分别论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对彼时诗坛重要的诗学资源的引入以及刊物自身在诗歌美学方面的建构等，以显现《诗刊》对八十年代诗歌创作所起的作用。

崔娟^[9]（2014）在《郑敏与陈敬容诗歌创作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女性诗歌的研究一直被学界忽视,仅有的研究也多为琐碎零散的个案研究,女性诗歌创作难以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各异,但对现代女性诗人单独列章评论的几乎没有,偶有列为一节的大都是介绍冰心,其他女性诗人仅在其归属的社团流派中匆匆提及,诸如后期新月派的林徽因,九叶诗派的郑敏和陈敬容等。现代诗歌的三个十年经历了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争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分化,文学创作伴随而发展。时代的洪流中,女性诗人揭露战争的残酷、百姓的痛苦,怀有必胜的信念。她们在诗歌创作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可以称得上现代女性诗歌史上诗艺最为成熟的诗人,她们便是九叶诗人郑敏和陈敬容。四十年代郑敏与陈敬容的诗歌创作在现代女性诗歌中最富代表性的。二人同为九叶诗人,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开始大量诗歌创作,并取得突出成果。学界对二人的研究仅停留在个案的探讨,少有将二人整体比较,本论文以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为时代背景,分析郑敏和陈敬容诗歌创作的异同,并借此探寻其折射出现代女性诗歌的嬗变。本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音韵节奏,二人对诗歌格律体与自由体的认知与试验,雕塑与流动的象征意象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风等形式角度着手,梳理阐释二人分途并进的现代诗艺。第二部分主要探究郑敏与陈敬容诗歌创作中的精神追求,由早期个体生命吟叹到家国处境命运,进而思索体悟人类宇宙的终极命运和价值。第三部分借由对郑敏和陈敬容的诗艺特色和精神追求的异同的分析,阐释她们伴随着女性文学的独立话语权和迥异于男性诗人的诗歌创作,对于九叶诗派的文学史意义,对西南联大校园诗风的发展和壮大,对现代主义诗歌的传承。并揭示其对于二、三十年代诗歌的继承与发展,现代女性诗歌三个十年的衍变,进而探讨现代女性诗歌的审美嬗变。

朱彩梅^[10]（2014）在《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以来的云南汉语新诗是以区域划分的一个诗歌群体,其成员在诗歌精神与探索意向上的多维实践,对汉语诗歌写作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诗学启示,但却一直没有得到诗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本文力图通过历史还原、文本细读、诗学追问、文化访谈、人类学考察等方法,来厘清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诗歌发展的进程,分析、阐释其艺术成就,使云南汉语诗歌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凸显出来。论文绪论部分包含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正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梳理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的发展进程。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云南诗歌从“民族与边地”浪漫书写直接进入后现AI写作作,90年代形成与全国诗人对话的格局,21世纪初诗坛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变化。第二章论述全球化语境下云南汉语新诗的“本土性”特征及其写作意义。主要从云南地域文化中深入挖掘汉语新诗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等元素生发的文化土壤,结合诗歌潮流、诗人群体及饶阶巴桑、哥布等具体诗人的文本特性,对始终贯穿于云南汉语新诗发展脉络中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之诗意表达进行分析、评述。第三章紧扣诗歌的“当代性”,结合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李森的“形而中”、“纯粹写作”等诗学,对云南诗人所具有的“当代意识”,其对“当代生活”的诗性表达,以及探索当代话语方式的语言自觉,进行宏观与微观阐释。第四章综合“本土性”与“当代性”特征,着重分析四位重要诗人的诗学理念、写作特色及其对中国当代新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于坚通过拒绝隐喻来复活隐喻,在写作中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使汉语回到有活力的“雅”；海男对云南地方史的个体性书写,打开了抒情诗又一个新的维度；雷平阳基于故乡大地“云南”、“昭通”的现代经验书写,为当代汉语诗歌的地域写作提供了别样的方法与路径；李森在“语言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消解”中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寻求“在”与“思”同时映照的“形而中”之路,在汉语中触摸诗性的大地,打开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第五章针对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中普遍存在的囿于地域、自发写作倾向及技艺锤炼不足的现象,从接通地气与超越地域、写作的自发与自觉、诗意与诗艺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批判,进而指出诗人应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难度,提高自我的语言意识,在持续性写作中锤炼技艺,激活现代汉语感受世界、表达人类普遍精神的能力。总之,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一部分,于坚、海男、李森等诗人拒绝向单一的符号系统妥协,不断突破当代诗歌语言和想象方式的变革,拓展了诗歌语言和表现领域,其文本具有根植于云南大地、山川、河流与文化的异质性,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给当代诗人提供了前行的经验和动力。他们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及基于实践提出的诗学命题,充实、丰富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探索,对当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3）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85: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7）郑敏诗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9）郑敏与陈敬容诗歌创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2]沧桑岁月的真挚抒写 ——九叶诗派创作论[D]. 候聪阳.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5)
• [3]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三十年总目录[J]. 陈智颖. 外国文学评论, 2017(04)
• [5]1985:中国当代诗歌的后现代转向[J]. 邱食存. 新文学评论, 2015(01)
• [6]2011年新诗期刊研究论文索引[J]. 薛媛元,李润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4(01)
• [7]郑敏诗学理论研究[D]. 李琳. 云南师范大学, 2014(03)
• [8]《诗刊》与1980年代诗歌创作[D]. 钱继云. 苏州大学, 2014(11)
• [9]郑敏与陈敬容诗歌创作比较研究[D]. 崔娟. 江苏师范大学, 2014(06)
• [10]1976年以来云南汉语新诗研究[D]. 朱彩梅. 云南大学,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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