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教育投入短期内要占到GDP的4%（论文文献综述）
武智[1]（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朱培源[2]（2021）在《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杨薇[4]（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宋慈[5]（2020）在《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探究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及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实现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协调发展,对国家绿色发展空间的维护、绿色发展方式的形成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长期定位于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张家口市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弱,水源涵养目标又对当地产业发展形成了硬性约束。本研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的“两山”理论为指导,针对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水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构建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以张家口市为例,分析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主要工作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如下:（1）构建了基于生产方式转变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概念模型,为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有效转化提供框架思路。在多系统整体性框架下,从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角度阐释“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并从“资源-资产-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入手提出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阐述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即发展偏好、技术进步、土地利用方式、生态补偿）和路径机制（即产业转换机制、金融机制、财政机制、市场机制）。（2）提出并核算了水源涵养价值,通过编制2012年张家口市投入产出表、核算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构建了以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动态优化模型,并以张家口市为例开展了实证分析和模拟实验。实现了用一个目标函数同时反映水资源消耗、水环境损害和水源涵养效益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向影响,丰富了投入产出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设定,也为以往只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核算的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指标的可预测性提供了模型参考。模拟期内,水量保持和水环境控制两个水源涵养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到2035年,张家口市森林和草地总持水量达132万立方米,向北京供应的地表水资源量5.25亿立方米;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的处理能力逐年提高,模拟期末COD可实现零排放;水源涵养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247.3亿元和4155.39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6.73%和6.79%。（3）基于转化机理,结合模拟结果,分析提出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即增加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的转化、拓展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和分配、新兴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等。
蒋宇阳[6]（2020）在《基础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特征、机制与效应 ——基于皖北太和县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是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更加需要研判农业转移人口的现实需求,从而剖析市民化进程的困难和阻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教育逐渐在农村家庭的城镇化决策考量中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在基础教育资源的驱动下,农村家庭中的适龄入学人口和陪读家长在城镇聚集,教育相关人群在城镇人口结构中凸显,呈现出“书包中的城镇化”现象。本研究着重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基于对皖北地区的阜阳市太和县的实地调研,探索在基础教育的驱动下,城镇总体呈现出的人口、产业和空间特征。二是研判基础教育所拉动的究竟是长期稳定的城镇化,还是短期流动的城镇化,并归纳两者在家庭分工、行动决策、空间活动等层面上所具备的特征;基于对学生家庭单元的行为观察,梳理以家庭为核心的微观单元在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过程中的决策逻辑;三是从实证研究延伸开来,梳理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内在逻辑,构建立足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为政府与规划单位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对象简介与重要概念的界定。第二章,教育与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总结了教育资源的供求机制、教育引发的城镇社会空间分异、农村教育城镇化三方面的文献资料。第三章,案例选取与其总体特征。以区位熵方法研判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区域格局,识别出典型案例皖北太和县,阐述太和县人口、产业、城镇化等方面的特征,梳理太和县“书包中的城镇化”的总体特征。第四章,案例地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类型特征与微观机制。本章以实证研究的内容为主,将基础教育驱动的城镇化划分为短期流动的城镇化和长期定居的城镇化两种类型,分析两者在家庭就业与资产配置、行为逻辑与流动性、空间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并总结出微观家庭单元的分工决策机制。第五章,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内在逻辑。从实证研究延伸开来,讨论普适化的中国规律,并梳理其内在逻辑。阐明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本质上是家庭代际再生产与资本转化的过程,并剖析这一过程的动力条件与阶段划分。第六章,结论及讨论。总结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创新点,并阐明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基础教育驱动的城镇化形成了独特的人口和空间特征。人口方面,学生占城镇常住人口的比例畸高,农村学生家庭普遍采取“城-城双栖”的空间分布模式,陪读家长和留守儿童在同一空间中普遍共存。空间方面,呈现出城镇学校非均衡分布局、城镇土地价值均质化、校内活动与功能的空间外溢等现象。此外,“学校进城”的演变过程由政府发起和主导,且与大部分农村学生家庭的决策相契合。（2）基础教育驱动的城镇化涵盖了短期流动和长期定居两种类型的城镇化行为,既带来了“流量”,也带来了“增量”。一方面,短期流动的学生家庭多见于高中阶段,在“高考”升学压力下,以学年为单位进行短期租房的居住决策,形成了“学年潮汐”的现象,家庭活动以学校为核心。另一方面,长期定居的学生家庭多见于初中和小学阶段,家庭决策的核心逻辑是使城镇优质教育资源贯穿子女的基础教育生涯,使子女的素质与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其空间活动以家为核心。子女的长期教育需求与家庭成员的城镇生活需求相契合,推动了家庭长期定居的市民化决策。（3）微观上,农村学生家庭的分工模式由“半工半耕”转向“半工伴读”。家庭一方面出于代际再生产的考量而争取城镇优质教育资源,部分家庭成员进城陪读以便于生理抚养和教育辅导;另一方面,乡-城流动过程中的家庭成本由于教育竞争而激增,家庭劳动力不得不异地务工以提高劳动收益。由于农村人口进城时普遍缺失了以城镇住房为核心的初始资本积累,形成了离散型的农村家庭,其推力在于农村家庭承担了教育竞争激化所带来的教育成本激增。微观家庭单元由近距兼业向离散分布转变,使得本地城镇化的进程迟滞,并呈现出本地与异地相交织的城镇化新景观。（4）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内在逻辑。首先,基础教育本质上是家庭进行代际再生产和资本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会驱动城镇化,城—城教育质量级差和城—乡教育质量级差是关键因素;其次,经济资本输入和时间成本输入是保障这一过程顺利完成的主要动力,两者需要由家庭成员来执行,各自依赖不同特性的空间,家庭普遍因两个空间不重合而离散于异地,并形成了特殊的“离散型城镇化”,教育竞争的激化进一步固化了这一现象;最后,长期教育和短期教育是这一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特征,长期教育驱动的城镇化与生产生活需求驱动的市民化相吻合,客观上促进了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而短期教育驱动着家庭让学生进入师资力量强、善于培养应试水平的高中学校就读,为此不惜付出异地迁移的代价,其城镇化具有显着的流动性特征。本文正文约60000字,图表55幅。
刘源[7]（2020）在《反贫困视域下我国教育扶贫问题研究 ——以云南省D县为例》文中提出贫困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消除贫困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帮助贫困人民顺利实现脱贫,其中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举措,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教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个人经济生存能力具有的决定作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不仅是增强贫困人民内在“造血”能力提升的关键,也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内在旨趣。为把握我国教育扶贫实施的真实情况,笔者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托对云南省D县教育扶贫实施现状的调研,分析当前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便将来能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高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为2020年之后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寻求变革方向。本研究具体框架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通过文献梳理,阐述了教育扶贫研究对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研究的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章介绍了资源要素贫困论、贫困文化论、贫困结构论和能力贫困论四种反贫困理论,总结出反贫困理论对我国教育扶贫的启示;第三章介绍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沿革,分四个阶段论述了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过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第四章以云南省D县为例,介绍了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具体措施,结合调研结果分析我国教育扶贫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章、第六章基于反贫困理论分析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从而为教育扶贫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杨莹[8]（2019）在《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治理新时代以来,政策顶层设计日益凸显善治思维,社会建设整套改革举措渐次落地,慈善公益法制进程迎来突破,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更加优化。在系列政策红利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社会组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快速成长时期,组织数量、就业人数等指标持续稳步增长。社会组织不仅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逐步成为第三产业乃至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服务的重要供给者。然而,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却一直被忽视,政府、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甚至学术界也缺乏基本的关注和讨论。从政府统计的情况来看,反映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统计数据十分不足,仅有的能够反映经济规模的增加值数据又因不断受到慈善界和学者关于数据准确性的质疑而停止发布。在此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以经济学视角评价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崭新的研究维度,不仅能够客观地评估该部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和长远意义,也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逻辑主线是“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被忽视——测量结果显示了值得重视的经济力量——应优化政策促进其经济发展”。首先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政府和学界普遍缺乏对该类组织真实经济贡献的认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作为研究视角和引导,阐述了社会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出了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比较分析了国际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做法,调研考察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提出本文进行社会组织经济指标测算和数据分析的必要性。随后,对北京市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指标体系进行测算和分析,获得结果主要包括: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重要的就业部门、提供服务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者报酬构成支出主体、增速超过整体经济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等;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本测算研究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组织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后,梳理和借鉴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非营利部门的经济贡献情况及经验启示,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在深化认识理念、构建核算体系、强化制度供给、提升自身能力等方面提出优化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杜睿昕[9]（2018）在《城市区级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X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财政的投入是教育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实现占GDP4%的目标以后,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成为了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工作的方向和目标。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迅速增加,但即使是在国内的一线城市——上海,也还需研究教育投入分配中的支出结构和支出效率问题,以及探索如何促使其合理化,使财政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而使教育更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以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政府财政对于基础教育投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通过文献研究、调查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我国上海市某区级层面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在基础教育支出结构方面存在各级教育分配有待优化、经费用途和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在基础教育支出效率方面存在预算管理制度缺陷、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明、经费支出使用的评估和监督等问题;参考借鉴国内外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实践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要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针对学前教育投入问题提出要大力促进学前教育发展、提高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生均支出水平、鼓励市场参与等;针对教育经费用途问题提出要优化教育事业费的配置比例、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增强基础教育的“软实力”等;二是要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效率:针对预算配套管理制度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问题提出要完善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相关体制、推动优化滚动预算、完善教育转移支付、统筹财力挖掘存量等;针对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问题提出要优化财政绩效管理制度、构建经费使用评估体系等;三是要完善财政教育监督机制:针对教育经费的监督问题提出要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财政教育监督体系建设和健全财政教育信息公开制度等;这些相应对策旨在为政府推动城市实现更为公平和高效率的基础教育提供政策参考。
刘颖[10]（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二、国家教育投入短期内要占到GDP的4%（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教育投入短期内要占到GDP的4%（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5）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
| 1.1.2 生态功能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
| 1.1.3 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性研究成果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理论基础 |
|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
| 2.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研究 |
| 2.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
| 2.3 水源涵养研究 |
| 2.3.1 水源涵养功能机制研究 |
| 2.3.2 水源涵养效益研究 |
| 2.4 最优化模型研究 |
| 2.4.1 多目标优化模型 |
| 2.4.2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
| 2.5 文献述评 |
| 3 基于“两山”理论的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机理分析 |
| 3.1 “两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3.1.1 思想萌芽和理论提出阶段 |
| 3.1.2 解读深化和发展完善阶段 |
| 3.1.3 体系成型和升华指导阶段 |
| 3.2 “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 |
| 3.2.1 “绿水青山”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 |
| 3.2.2 “两山”理论的多系统整体性分析 |
| 3.3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 |
| 3.4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 |
| 3.4.1 发展偏好 |
| 3.4.2 技术进步 |
| 3.4.3 土地利用方式 |
| 3.4.4 生态补偿 |
| 3.5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机制 |
| 3.5.1 产业转换机制 |
| 3.5.2 金融机制 |
| 3.5.3 财政机制 |
| 3.5.4 市场机制 |
| 3.6 本章小结 |
| 4 张家口市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现状分析 |
| 4.1 地理位置和区域定位 |
| 4.2 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
| 4.2.1 土地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2.2 矿产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2.3 水资源现状及问题 |
| 4.3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 |
| 4.3.2 居民生活 |
| 4.4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5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构建 |
| 5.1 模型设定 |
| 5.1.1 前提假设与模型框架 |
| 5.1.2 土地利用方式和水污染物质分类 |
| 5.1.3 污水处理技术引入 |
| 5.1.4 政策组合 |
| 5.1.5 数据来源 |
| 5.2 模型基础 |
| 5.2.1 投入产出表编制 |
| 5.2.2 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核算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目标函数 |
| 5.3.2 社会经济子模块 |
| 5.3.3 水量保持子模块 |
| 5.3.4 水环境控制子模块 |
| 5.3.5 水资源供需子模块 |
| 5.4 外生参数设定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动态优化分析 |
| 6.1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模拟 |
| 6.1.1 情景设置 |
| 6.1.2 各情景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
| 6.1.3 最优情景选择 |
| 6.1.4 模型检验 |
| 6.2 最优情景下水源涵养功能和价值实现情况 |
| 6.2.1 水量保持功能 |
| 6.2.2 水环境控制功能 |
| 6.2.3 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 |
| 6.3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
| 6.3.1 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转化 |
| 6.3.2 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拓展 |
| 6.3.3 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及分配 |
| 6.3.4 新兴主导产业培育与发展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基础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特征、机制与效应 ——基于皖北太和县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战略成为新时代的改革重点 |
| 1.1.2 基础教育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因素 |
| 1.1.3 新时代的教育引力由“择校”向“择城”转变 |
| 1.2 研究意义与主要问题 |
| 1.2.1 研究的实践价值 |
| 1.2.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1.3 相关概念解释 |
| 1.3.1 基础教育 |
| 1.3.2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 |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及实践进展 |
| 2.1 教育资源的供求机制 |
| 2.2 教育引发的城镇社会空间分异:教育化(jiaoyufication)和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 |
| 2.3 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
| 2.4 总结 |
| 第三章 基础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总体状况 |
| 3.1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区域格局 |
| 3.1.1 县级单元是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典型样本 |
| 3.1.2 黄淮平原地区:基础教育的服务功能在城镇产业结构中凸显 |
| 3.2 实证案例:皖北太和县概况与其城镇化特征 |
| 3.2.1 人口大量流出,但回流趋势显着 |
| 3.2.2 本地产业欠发达,劳动力素质不高 |
| 3.2.3 高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和快速推进的城镇建设 |
| 3.3 书包中的城镇化:太和县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总体状况 |
| 3.3.1 人口特征 |
| 3.3.2 空间特征 |
| 3.3.3 演化历程 |
| 第四章 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类型特征与分工机制 |
| 4.1 短期流动的学年潮汐 |
| 4.1.1 家庭就业与资产配置 |
| 4.1.2 行为逻辑与流动性 |
| 4.1.3 空间活动特征 |
| 4.2 为子计深远的长期定居 |
| 4.2.1 家庭就业与资产配置 |
| 4.2.2 行为逻辑与流动性 |
| 4.2.3 空间活动特征 |
| 4.3 微观家庭的分工决策机制 |
| 4.3.1 “半工伴读”的家庭分工 |
| 4.3.2 “半工伴读”的渐进性和阶段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基础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内在逻辑 |
| 5.1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核心机制:家庭代际再生产的资本转化过程 |
| 5.1.1 资本及其转化 |
| 5.1.2 通过教育资源进行代际再生产 |
| 5.2 转化动力:双重输入与离散型城镇化 |
| 5.2.1 经济资本输入 |
| 5.2.2 陪读时间成本输入 |
| 5.2.3 离散家庭与离散型城镇化 |
| 5.2.4 教育竞争激化与教育投入内卷化 |
| 5.3 转化阶段:两个阶段与不完全市民化 |
| 5.3.1 长期教育与社会阶层习惯体系 |
| 5.3.2 短期教育与文化权威符号竞争 |
| 第六章 结论及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总体特征与演变过程 |
| 6.1.2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类型特征与家庭决策机制 |
| 6.1.3 基础教育驱动城镇化的内在逻辑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一 太和县农村学生家庭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反贫困视域下我国教育扶贫问题研究 ——以云南省D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教育扶贫研究 |
| 1.3.2 国外教育扶贫研究 |
| 1.3.3 教育扶贫研究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 |
| 1.4.2 扶贫 |
| 1.4.3 教育扶贫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法 |
| 1.5.2 问卷法 |
| 1.5.3 访谈法 |
| 1.6 逻辑思路与结构安排 |
| 2. 反贫困理论与教育扶贫 |
| 2.1 反贫困理论 |
| 2.1.1 资源要素贫困论 |
| 2.1.2 贫困文化论 |
| 2.1.3 贫困结构论 |
| 2.1.4 能力贫困论 |
| 2.2 反贫困理论对我国教育扶贫的启示 |
| 2.2.1 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高回报的投资 |
| 2.2.2 教育扶贫有利于贫困人群发展人力资本 |
| 2.2.3 教育扶贫有利于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
| 2.2.4 教育扶贫有利于改变贫困文化 |
| 2.2.5 教育扶贫有利于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
| 3.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历史沿革 |
| 3.1 1949—1978年:工农教育的重点普及 |
| 3.2 1979—2000年: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
| 3.3 2001—2010年:教育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
| 3.4 2011年至今:教育精准扶贫攻坚时期 |
| 4. 云南省D县教育扶贫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 云南省D县基本情况简介 |
| 4.2 云南省D县教育扶贫的具体措施与成效 |
| 4.2.1 加快学前教育发展,保障了儿童早期发展投资 |
| 4.2.2 全面落实教育资助政策,实现了贫困家庭子女全学段覆盖 |
| 4.2.3 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 |
| 4.2.4 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改善了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 |
| 4.2.5 创新教育扶贫方式,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扶贫 |
| 4.3 云南省D县教育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资源要素贫困问题 |
| 4.3.2 能力贫困与贫困结构问题 |
| 4.3.3 贫困文化问题 |
| 5. 云南省D县教育扶贫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精准度不够 |
| 5.2 教育扶贫投入资金不充足 |
| 5.3 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扶贫作用不足 |
| 5.4 教育扶贫政策工作思路存在偏差 |
| 5.5 贫困文化抑制了当地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 |
| 6. 新时期推进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建议 |
| 6.1 建立落实精准教育资助机制 |
| 6.2 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
| 6.3 提升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 |
| 6.4 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
| 6.5 建立贫困地区贫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
| 6.6 改变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社会组织经济功能研究 |
| 二、社会组织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目标 |
| 第二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范畴 |
| 第一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理论支持 |
| 一、社会经济理论的启示 |
| 二、资源配置理论的要义 |
| 三、交易成本理论的影响 |
|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意义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概念与范畴 |
| 一、政策文件的演变发展 |
| 二、学界研究的观点探讨 |
| 三、本研究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机制分析 |
| 一、社会组织直接经济贡献 |
| 二、社会组织间接经济影响 |
| 三、社会组织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的现状和问题 |
| 第一节 国外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的经验做法 |
| 一、SNA体系中的非营利部门经济核算 |
| 二、联合国《非营利机构手册》的倡议 |
| 三、非营利部门核算方法的持续改进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核算现状 |
| 一、国民经济核算总体情况 |
| 二、第三产业经济核算存在短板 |
| 三、社会组织经济核算仍在起步 |
| 四、社会组织经济核算评价 |
| 第四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测算和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测算方法设计 |
| 一、测算思路和样本选择 |
| 二、数据采集和处理 |
| 三、测算指标说明及计算方法 |
| 四、测算方法的不足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测算结果 |
| 一、潜力巨大的经济规模 |
| 二、重要的就业部门之一 |
| 三、富有特色的经济结构 |
| 四、较高的经济增速 |
| 五、有待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特点分析 |
| 一、主要优势 |
| 二、问题短板 |
| 第五章 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研究思路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
| 二、实证分析 |
| 三、实证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情况 |
| 第一节 美国非营利部门经济图景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美国特色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日本非营利组织经济面貌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日本实践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德国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澳大利亚非营利组织经济影响 |
| 一、非营利组织经济贡献的澳大利亚特征 |
| 二、发展环境和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经验启示 |
| 一、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 |
| 二、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
| 三、宽严并济的法律规制 |
| 四、卫星账户具有核算优势 |
| 第七章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结论分析和思考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制约因素 |
| 一、政策制度因素 |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因素 |
| 三、经济社会环境因素 |
| 第三节 促进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思考 |
| 一、深化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的认识理念 |
| 二、构建社会组织经济贡献核算体系 |
| 三、强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供给 |
| 四、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9）城市区级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X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基础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二、政府对教育投入和财政教育效率 |
| 三、教育资源的配置均衡性 |
| 四、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基本理论 |
| 一、基础教育的含义 |
| 二、基础教育、公共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关系 |
| 三、财政投入的含义和特征 |
| 四、财政支出效率 |
| 第二节 公共产品理论 |
| 一、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
| 二、基础教育的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财政分权理论 |
| 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 |
| 二、财政分权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 |
| 第三章 区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现状和问题 |
| 第一节 X区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概况 |
| 一、各级教育基本情况 |
| 二、财政对教育投入情况 |
| 三、X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参照系 |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的支出结构现状及问题 |
| 一、学前教育的相对投入水平有待提高 |
| 二、教育经费用途的分配问题 |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的支出效率现状及问题 |
| 一、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效率问题 |
| 二、教育经费使用中的效率问题 |
| 第四节 基础教育的支出监督现状及问题 |
| 一、缺乏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
| 二、缺乏完善的经费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
| 三、教育经费监管体系支持力度不够 |
| 第四章 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国内外实践现状 |
| 第一节 国外实践现状 |
| 一、日本东京都中央区 |
| 二、美国纽约曼哈顿区 |
| 第二节 国内实践现状 |
| 一、广东省区域 |
| 二、上海市辖区 |
| 第三节 对X区的启示 |
| 一、资源配置和支出结构方面 |
| 二、经费使用效率和监管方面 |
| 第五章 对策和建议 |
| 第一节 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 |
| 一、大力促进学前教育发展 |
| 二、优化教育事业费的配置比例 |
| 三、合理安排资金用途 |
| 第二节 提高财政教育支出效率 |
| 一、完善教育资源配置相关体制 |
| 二、优化财政绩效管理制度 |
| 三、构建经费使用评估体系 |
| 第三节 完善财政教育监督机制 |
| 一、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二、加强财政教育监督体系建设 |
| 三、健全财政教育信息公开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 一、基本立场 |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后记 |
四、国家教育投入短期内要占到GDP的4%（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2]政策法制与实践视角下的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D]. 朱培源.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5]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D]. 宋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6]基础教育驱动县域城镇化的特征、机制与效应 ——基于皖北太和县的实证研究[D]. 蒋宇阳. 南京大学, 2020(04)
- [7]反贫困视域下我国教育扶贫问题研究 ——以云南省D县为例[D]. 刘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8]社会组织经济贡献研究 ——基于北京市的数据分析[D]. 杨莹.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城市区级财政对基础教育投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上海市X区为例[D]. 杜睿昕.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10]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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