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不可逆的

一、这些是非改不可的（论文文献综述）

刘连书^[1]（2021）在《暗道》文中提出引子田有怎么也想不到,矿山下马没两年,破嘴山金矿生活区竟被毁坏成这般模样:梯次建造在半山坡上的一排排平房宿舍,所有屋顶大敞四开,柁木檩架不知去向,屋门和窗户没了踪影,墙体被拆成残垣断壁,就连当年他拴在门前晾晒衣物的那根粗铅丝也被剪走了,只留下两个起斜拉作用的水泥柱子埋在土里。

杨红萍^[2]（2021）在《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易门县隶属云南省玉溪市,境内除汉族外,还居住着彝族、苗族、哈尼族等21个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易门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学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谚语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易门谚语朴实精练,折射出易门人民的智慧与思想,反映着易门的社会风俗文化和地域特色,而且易门谚语无处不在,活跃于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价值,为易门人民所喜闻乐道,这与它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是密不可分的。文章以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词语、辞格三方面对谚语的修辞艺术特色展开研究。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述了选题缘由及意义、选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研究方法,交代了语料来源以及易门方言音系。第一章从语音修辞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的押韵及节拍进行分类统计来分析其语音的修辞特征,具体描述了易门谚语的押韵方式、押韵位置、韵辙的使用特点、节拍划分的基本方式等方面的特征。第二章从词语修辞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大量运用的特色方言词、叠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进行研究分析,具体描述了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不同类型的词语修辞特点,反映出易门人民的用语习惯以及对事物爱憎分明的特点。第三章从辞格的运用入手,对易门汉语方言谚语中常用的比喻、比拟等深层修辞和对偶、夸张等浅层修辞进行研究分析,具体描述了不同的辞格类型在易门谚语语言建构上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最后是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研究待改进之处。

余星璇^[3]（2020）在《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文中提出人们渴盼社会事物美好、人的思想品质优秀,故不断地追求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因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对社会基本规范进行制约,对保证社会正常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丰富的物质享受,伴随而来人们的道德也出现了滑坡现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甚至与我们渐行渐远,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文化领域、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等等,不正之风日趋蔓延、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腐败官员越查越多,社会失德现象屡屡发生,道德事件频频曝光,不断刷新人们的惊愕程度,人们的道德信念和观念不断地受到这些现象的冲击。本文在重申道德作用的基础上,讨论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分析当前社会的道德现象以及道德失范问题产生的原因,从人性、社会习俗、制度等方面对道德影响、道德建设的作用。探讨今天道德建设的特点和道德建设的规律,探讨加强道德建设,进行道德教育,强化道德激励,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让人们自觉履行正确的道德价值,让社会主义新道德蔚然成风,从而加速推进我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良性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乌尼尔珠拉^[4]（2020）在《蒙汉动物谚语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蒙古语（近代蒙古语言喀尔喀方言）和汉语中的动物谚语进行比较研究。论文由绪论、第一章蒙汉动物谚语的文化认知、第二章蒙汉动物谚语文化内涵的共性分析、第三章蒙汉动物谚语文化内涵的差异性分析、第四章蒙汉动物谚语中民族思维心理文化差异、结论、参考文献、附录等八部分组成。绪论由选题缘由、研究概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进行书写,说明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与概况、本论文所要达到的目的、研究方法等加以概述。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言简意赅的短语,是人类于各个时代所积累下来的实际观察以及日常经验的成果。它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精神文化遗产。蕴含着一个民族所总结的哲理、科学知识、反映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因此蒙汉动物谚语比较研究对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有深远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蒙古语谚语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于动物谚语研究还没有系统的梳理归纳的作品,在汉语谚语研究领域名着不少,汉语谚语与其他语言的谚语比较要加的作品也很多,可汉语谚语与蒙古语（基里尔文）谚语比较研究的作品较少。本文运用统计学、语义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对蒙汉动物谚语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就是比较这两种语言的动物谚语在象征意义、文化内涵、语法结构、修辞特点的异同,从而达到文化认知语言学在两个国度、两个民族语言文化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第一章由蒙汉动物谚语文化认知与形成谚语的过程、蒙汉动物谚语与隐喻,蒙汉动物谚语与文化三部分组成。谚语形成的基础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感知、积累的经验和生活经历。人类最早期的知识来源于自身的经验。人类感官和机体与客观世界接触过程中感知环境中的事物、位置、行为,并成为机体经验。人类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感官之外还有感知体位和状态的器官。从认知角度分析、论证、比较蒙汉动物谚语是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研究方式。第二章蒙汉动物谚语与文化内涵的共性分析由蒙汉谚语动物中喻体的共性,蒙汉动物谚语中喻体及喻义的共性等两节组成。本章中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蒙汉两个民族动物谚语的文化相同内涵做以比较研究,发现同一喻体、喻义和喻底在蒙汉动物谚语中具有相同、相似的文化内涵;第三章蒙汉动物谚语文化内涵的差异性分析由蒙汉动物谚语差异形成的原因,蒙汉动物谚语中喻体及喻义的差异性,蒙汉动物谚语中喻体喻义的零对应性等三节组成,本章中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蒙汉两个民族动物谚语的文化差异内涵做了比较研究。由于一些动物谚语在蒙语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汉语中则含有不同内涵。所以在本章中主要以同一动物谚语在蒙汉两个民族的词汇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不同动物谚语在蒙汉谚语中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两个内容进行研究。蒙汉谚语动物形象文化特殊性由蒙古语谚语动物形象文化的特殊存在、汉语谚语动物形象文化的特殊存在、蒙汉谚语特殊存在形式等三节组成。本章中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蒙汉两个民族动物谚语的文化特殊内涵做了比较研究。本章对在蒙古动物谚语中有着丰富内涵,在汉语中却没有对应的;一些动物谚语在汉语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蒙语中却没有对应的等现象进行分析,进而对蒙汉动物谚语的语义、文化内涵做出更加具体深入研究。第四章蒙汉动物谚语中民族思维心理文化差异中对蒙汉动物谚语思维文化差异性分析、蒙汉动物谚语中心理文化差异分析等两个方面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做以比较研究。在本章中解读蒙汉两个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共性在动物谚语中的体现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总结部分对本文所解决的问题进行综述。蒙古语与汉语词汇中的搜集到的相关动物谚语资料作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民族思维心理、文化认知、审美取向、文化内涵都存在异同,因此这样的比较研究是对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交流、经济建设、文化繁荣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张瑜^[5]（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王瑜^[6]（2020）在《儒家工夫论引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儒学的核心在个人的道德实践,而狭义的儒家工夫论,便是“内圣”的达成,其包括了明显本体以成就道德自我的方式、过程、次第等内容。通过对工夫论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整体性、包容性、统一性,从而展现中国内含者高度道德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实证哲学。儒家工夫论可溯源至中国古代人文思想萌发和彰显之过程。三代通过“绝地天通”解决民神杂糅之弊,建立起有序、同心同德的宗教文化体系,发展至周代实现了宗教的理性化趋向。自周以“天”代“帝”成为至上神,取消其绝对支配权,并要求君王在“天命靡常”的天命观下,通过“以德配天”维系天人关系。最终,在西周完善了礼乐教化的德育体系,将“德”的意识投射至民间,使周人有了代表理性自觉的尚文重德的时代价值取向。三代时期,人们开始了对“德”的关注与重视,但刚从宗教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德意识,还略显薄弱。故而,在三代时期,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觉意识还很欠缺,同时也没有对人修身成德有系统性的理论论述。直到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成形,一条明确以个人道德实现为目标的成圣之路便展开了。其将视野聚焦于现世的人文社会,认为人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成生命的价值,并为个人的德修建构了一套理论,也随之奠定了儒家工夫论的基本样态:博学事人的知识研习、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身心一如的气象践形。在儒学不断发展过程中,工夫论逐步有了一贯的义理建构。儒家围绕理、仁、心、气概念而了其理论基础。第一,儒家之所以要设立天理、理,将其视为统一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又赋予了理绝对、普遍、客观、形上的特性,实际是为社会伦理和人性之善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作为社会伦常规范的“礼”和人先天之性,皆由同一天理所“分殊”而禀受。故而,礼有了理为支撑,便成为人必须遵从的定理。同时,人性禀受了至公至善之理,人便有尽性成圣之义务,而个人道德的实现也就成为了人本固存的潜能。第二,仁为天道流行、通达、感通的“生生之理”。其通过天地之心而能与人心相联,故人心为具有生机又贯通诸德的仁心,能有道德的自发性。也正是天人同源自生生之仁,故仁能表现出“万物一体”之感,而人之所以丧失一体之感,是由私欲之间隔。而要建立起一体之感,便须人能至“仁德”。在儒家看来,仁德为统摄诸德的德性之本,唯有人能力行工夫以至“仁德”,方能由仁德而发诸德之用。第三,儒家由气一元论的建构,将宇宙视为一直处于运动和感通运动之中存在。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作为本体性质的气成为了天地万物的统一,由其气化运动而沟通起了形上形下间的联系,统摄了“万象”之有和“太虚”之无。由此,人因气而能与外界进行沟通,也由气能将人的形神、身心联系起来。因此,人能凭借气的中介作用,改善自身生命力的展现;专注精神而生发智慧;变换气质以趋善成性。第四,儒家将心看做体用相即的一体,对心的工夫便在于寻用入手,而得以“明体适用”。也即是说,通过对心主宰、知觉、思虑、德性之知内容的开发,进而寻得证悟心体之路,进而将心体之无形无限量、虚、灵、神、明、至善、良知良能等难以把捉的内涵彰显出来。在理论铺设的基础上,儒家便建立了更为的深入与细致的工夫修持条目。第一,立志为圣。儒学工夫先立以做圣人、学圣学为目的的志向,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身。端正其志使自己学有所本,而杜绝散漫无章和因循苟且的学习。因此,儒家要求立大、高、远、深、久和勇猛之志,且专一坚定于其志,时刻坚守其志而不屈挠移改。第二,读书明理。儒家工夫不离知识的研习,故要求人能善择良典,进而困勉勤读,熟读精思、虚心静虑、专一沉入、优游涵泳,使得人能通过读书,得以锻炼思维能力、明得辞章的意旨、收摄存心,最终能明理体究而引导与规整自身言行。第三,深研于理。对于物理,要进行逐一、具体、客观且深入的探究,而寻得综摄众理的“天理”,且在认知物理的过程中,培养不溺于物的无私之德。对于事理,便要在日用间寻得人伦事故之理,进而可执本应事,随事存天理与改过迁善。总的来说,对理的探求,在于对理的贯通无间,旨在能明心的全体大用、明明德。第四,自省克己。对人内在工夫来说,须人对治习性偏颇、煎销习气熏染以化却习心以变化气质。其细化和落脚点,便是诚意正念以存养天理。即要求人“实意”而“不自欺”,严格和真切地护持心体的至善之念,进而落实存善去恶。在修持工夫中,亦须重视其中的核心精义:第一,主静。儒家将主静视为精神收敛、平定心气的入门等工夫。第二,居敬。敬的工夫强调了“敬义夹持”,即居养与穷理工夫的一体性,以及修持工夫无分动静的缜密无漏。第三,执中。人行包涵未发已发、性静等体用的致中工夫,以使“中”可推行至极,而能时刻主顺变化、措时宜、通于经权之变。第四,寻乐。人要寻“孔颜乐处”,即不受名利所扰而以圣学为乐,便能乐在循理遵礼、乐于心体流通无碍而与万物一体,从而可践形洒落的圣人气象。通过工夫的修持旨在开悟以揭示心本体,从而成为不离伦常、道德完满的圣人。而悟须直观体认工夫方可达成:它不同于知识的领悟、不依靠语言亦不落言诠、不同于分析法或逻辑法,甚至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不是本能和感觉的范畴。直观体认是而是对心体最直接、整体的自证自觉。通过体认工夫,人得以开悟。对悟过程来说,悟又分顿渐,是为不同根性的人设立的权法。但对于开悟瞬间来说,悟只能是“顿”的,因心体揭示之时是无时空、物我等等分别、浑然为一体的状态。整个开悟过程可分三段:第一,初悟。悟前须人修悟不离,着力无间地渐修。进而,可由循理之思而渐入得悟不思议之本体,此时只有隐见本体而不能形成稳定的悟境。第二,圆悟。初悟后须行保任工夫,保任初悟之得而不旋失,又精专接续地加进所得。此时所证得的境界,是能明昼夜、梦醒之道,昼夜皆不会改变本体呈现的状态;又能通达生死之旨,即无形神、人我之分而能一生死、任生死。第三,化悟。此时圣功完满,本体工夫合一,心体可无滞碍运行周流,便能自然发用道德以康济群生。化悟的证得便是超生死,一念反真,体认得心体超越区别义。儒家的开悟学说,亦裹挟着对人有益的效用:通过育德而得以养生;经透悟而得以开智;由臻于化境的工夫而得以善了生死。通过对工夫论的梳理,亦须反思它的时代局限性,和于现代仍具生命力的价值。儒家工夫论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儒家伦理基础建立在私德的社会条件上,这使工夫论在帝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经异化、压制、扭曲后,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契约性”的社会公共性德性难以建立。第二,对社会生产的制约。儒家伦理有重义轻利的倾向,而使传统上重农抑商,压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又因其君子不器、以德摄知的思想,造成了传统重德轻知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对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忽视。第三,对文艺创造的限制。儒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使传统文化不注重文艺的独立审美性,限制了文学个性表现的可能。儒家工夫论要想在现代发挥其价值,主要有四点:第一,继承五四精神。重新反省和审视儒家文化,对其批判与解构,以对其净化而凸显出真正的价值。第二,儒家优秀文化的认同。我们要认同儒家作为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部分;认同其有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价值。第三,正视中西文化的会通。不可抹煞传统的价值而全盘西化,但也要以开放、包容、进取的态度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各类优秀文化。第四,进行创造性质的转化。将儒学中与现代化不相抵牾,甚至是支持、巩固现代化的内容展现出来;肩负起儒家的时代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全球文化下,考量其是否能为全人类建立价值;思考如何将“私德”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要求相容,以完成儒家的创造性转化。

侯景怡^[7]（2020）在《蒲剧艺术家赵乙研究》文中认为赵乙,国家一级导演,一生都贡献在了蒲剧事业上。在四十多年的导演艺术实践中,赵乙先后排导了六十多部戏。蒲剧五大名演员许多代表作品都出自他的指导,如王秀兰的《窦娥冤》《送女》,阎逢春的《徐策跑城》《出棠邑》,张庆奎的《舍饭》《芦花》,筱月来的《黄鹤楼》《古城会》等,他培育了建国后的两代蒲剧演员的辛勤劳苦功不可没。赵乙带领蒲剧院创办了《蒲剧艺术》杂志,为后人搭建了记录和保存蒲剧资料,评价与提高蒲剧表演,宣传和繁荣蒲剧艺术的重要平台。参与编纂了《中国戏曲志﹒山西卷》“蒲剧部分”和《蒲州梆子志》,对蒲剧资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保存。本文从其艺术素养养成、整理改编剧目、导演理论与实践以及人才培养和蒲剧艺术贡献四个方面论述赵乙对于蒲剧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赵乙从小就生在蒲剧之乡运城,对蒲剧有着深厚的情感,即使“文革”中遭遇磨难也没有将他对蒲剧的热情打压,依旧义无反顾地奉献到蒲剧事业上,将蒲剧艺术创新传承。赵乙一生对六十余部蒲剧作品进行整理改编和排导,让《麟骨床》《拾玉镯》《烤火》《意中缘》《白沟河》《烟花泪》《窦娥冤》等成为蒲剧的经典剧目。赵乙在蒲剧导演实践过程中,逐步凝练出“不改不演”“精粹动作”“精微导演”“由内而外”“意象追求”“贵在创新”“继承发展”的编导理论。他主持组建了“文革”前后两个青年蒲剧团,精心挑选苗子,注重文化知识学习,用精品剧目培养演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蒲剧才俊,为蒲剧发展做出了多元的贡献。

李佩瑜^[8]（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孙柏林^[9]（2019）在《“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文中提出“老子”思想有其渊源,这是本文“老子思想探源”（先老学研究）之核心和旨趣。然进入其中的切入点和路径有许多,我们以“天人之和”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思想特质作为视域,并综合中国传统语文学及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构成之文本,探讨了前老时代“天人之和”的四大主要表现形态及基本思想范畴体系:“德礼”体系、“法刑”体系、“方术”体系、“天道”体系;而“老子”之思想更多传承和发展了“天道”体系,同时批判和解构了“德礼”体系;最终结合《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我们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乱世”的现实情境,“老子”以人间性的如何“为”（无为）为出发点,并确立了“道”为终极价值和思想根基等。本文欲试图达到“二点突破”（新领域、新视域）,“三点创新”（方法、材料、观点）。“突破”:（1）“老子”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本文以“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为核心来探寻“老子”思想之根源（先老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另如中希印之“天人观念”异同研究、前老时代“天人之和”形态体现的四种范畴系统（礼乐、方术、刑法、天道）等,均有一定理论新探索之倾向;（2）以“天人之和”和“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构成的局域性、立体性理论视域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老子”思想之源流及当代价值。“创新”:（1）“方法”上,结合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和当代哲学研究方法（诠释学、语言分析、存在现象学等）,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老子”思想;（2）“材料”上,“先老学”之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时间性,如本文使用的相关传世文献资料都曾考证其时代并说明,且不局限于文字材料,包含如星图、符号、器物、遗址等;（3）“观点”上,如中西印之文明开端时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但由于“生存结构”之差异,最终导致古希腊探寻超越性本源的“人与自然之分”、古印度伦理与宗教性的“神我合一”,古中国因“制礼作乐”而形成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另如“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等。绪论部分为正式之研究之基础,其中界定了“前老时代”之时限,考订了相关引证传世文献之时代,综述了思想范畴体系、天人之和等研究之现有成果,并梳理了有关理论视域及研究方法等。以“天人之和”作为视域和切入点,而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共性,而为何只有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天人之和”的独特特征?这是“第一章”之核心问题。具体我们首先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相比较,两者以农耕与海洋生存结构为区分,中国思想起源的“天人之和”与西方的哲学起源的“天人之分”;其次通过中国与印度文明的比较,同样的农耕生存结构,中国通过周代的制礼作乐而进入具有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而印度则延续了神话与宗教色彩而形成的“梵我合一”。在确立中国“天人之和”的思想范式与文化特征之后,“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和”在“前老时代”具体形成的四大大基本形态和思想范畴体系,其分别是作为“德礼”体系及其分化出的“法刑”体系,以及“方术”体系和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体系。此四大体系均是历史性建构生成的,包含了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关系范畴为其四者共通。“第三章”则讨论了“老子”思想与“天人之和”四大体系之亲密关联,结合《老子》文本,通过分析“老子”思想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所体现的思想特征,阐释“老子”与四大体系的关联。又通过《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及生命境界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以“为”作为核心,以“道”作为终极意义和思想根基,以“圣人”为理性人格等。最后我们在“结语”中交待了研究“先老学”的意义和价值,如其对“前二元对立”世界的可能探索,以及本文之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能拓展之方向。

江国华^[10]（2016）在《司法立宪主义与中国司法改革》文中研究说明司法立宪主义的核心旨意就是司法的合宪性控制,它内在地包含元宪法、宪法核、宪法保留、法律保留等四个基本法则,分别对制宪权、修宪权、立法权和立法以外其他权力的作用圈定禁区。基于司法立宪主义的要求,司法改革首先应当解决其本身的"合宪性"、"必要性"与"导向性"等基本问题,即要厘定司法改革的禁止空间与作用空间,要理清"司法为什么要改"以及"哪些问题是非改不可的",要告诉人民"司法到底要改到哪里去"以及"我们通过什么路径实现改革愿景"。故此,中国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在于:通过释宪或者修宪,明确司法机关的宪法定位及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让司法回缚于宪法;通过制定《司法改革法》,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清单法律化和规范化,让司法改革于法有据、统筹兼进;通过修改旧法与制定新法等方式,完善中国司法法体系,为司法运行铺就法治轨道。

二、这些是非改不可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这些是非改不可的（论文提纲范文）

（1）暗道（论文提纲范文）

（2）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蒙汉动物谚语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6）儒家工夫论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7）蒲剧艺术家赵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四、这些是非改不可的（论文参考文献）

• [1]暗道[J]. 刘连书.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1(04)
• [2]易门谚语的修辞艺术研究[D]. 杨红萍.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D]. 余星璇. 南昌大学, 2020(03)
• [4]蒙汉动物谚语比较研究[D]. 乌尼尔珠拉.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5]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6]儒家工夫论引论[D]. 王瑜.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7]蒲剧艺术家赵乙研究[D]. 侯景怡.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D]. 孙柏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10]司法立宪主义与中国司法改革[J]. 江国华.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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