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思考——南京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探索与思考——南京市在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方面亟需解决的几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张晓容^[2]（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社区党建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党建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与形势任务要求相比,当前城市社区党建还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发挥不突出,社区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社区党员队伍能力素质不强等问题,逐渐成为中共加强基层党建中需要破解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要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就必须强化城市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为建设现代化城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在推动城市治理中展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破解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要面对的新问题,需要结合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从理论解析和实践探索层面上进行探究。伴随居委会到社区的变化,城市基层党建也从居委会党建进入社区党建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许多新情况,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分化,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利益矛盾逐渐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党的组织覆盖面和工作覆盖面要随之扩大等等。这些问题考验着城市社区党组织的能力水平,给城市社区党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更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有鉴于此,我们需从理论溯源、探索历程、经验总结和路径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在理论溯源方面,在厘清社区、社区组织、城市社区组织、城市社区党建、城市社区党组织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为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奠定理论根基。同时,对不同时期中共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汲取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历史经验。在现状分析方面,以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导引,全面介绍福州“133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和现场访谈,对存在的困境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以前瞻性视角探索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路径方法。研究基于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既注重对中共在不同时期加强基层党建经验得失的历史梳理,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展开理论分析,试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相统一,旨在探寻新时代中共城市社区党建的现实路径,实现城市社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深度相融合,引领社区善治。提升城市社区党建科学化水平,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政治意义上,以历史思维审视在探索城市建设历程中的曲折与成就,必然能够自觉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感。在实践层面,这一工程需要以建构城市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新格局为目标,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为核心,以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为重点,以协调社区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关系为基础,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根基,进而为中共城市社区党建提供创新思路与合力效应。

陆雨蒙^[3]（2019）在《新时代上海市社区党建实证研究 ——基于上海市三个街道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下,改革和完善党建社区化是中国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社区”概念是在借鉴国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形成的,并逐步发展出“社区党建”这一新概念。追溯历史,国内基层党建经历了“街居制”与“单位制”并存发展、“单位制”瓦解、“街居制”重构、“街居制”改革、“社区制”发展等阶段。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党建,对社区党建提出了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上海作为最早一批探索社区党建的城市,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面临新时代下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复杂化、社会成员期待多样化和城市社区问题多元化等多重挑战,上海市社区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历史文化优势,积极开展工作,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良好的做法、经验。总的来说,上海开展社区党建的现实情况可以归纳为建好核心、围绕中心、以及下移重心三点。分析总结上海各个街道的实践探索,有理由我们总结新时代上海市开展社区党建的经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的不足,同时将对进一步推动社区党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笔者选取了上海市的曲阳街道、广富林街道和陆家嘴街道进行了具体调研,分析和总结了三个街道的工作亮点,从政治、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五个方面概括了三个街道存在的不足之处。根本来讲,上海市社区党建还存在着培育民主自治与加强行政管理、社会资本投资与社区参与水平以及多元主体协同与单一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针对上海市开展社区党建政治、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城市社区党组织首先要加强自身建设,打造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其次要凝聚共识、资源整合、复合引领,解决社区的价值分歧、知识缺位、复合棘手问题,积极发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最后需要构建完善“一核多元”的城市社区党建格局,探索社区党建新模式,动员社区成员广泛参与,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作用。

张彦惠^[4]（2018）在《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文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从实践上总结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对执政党主动迎接挑战和适应社会变革,实现长期执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非公企业起步早、发展快,非公企业党的建设也开展的比较早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实践依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以“历史脉络”为线,以“典型个案”为点,以历史启示和“实践创新经验”为结论,分四个阶段分别考察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概括论述了整个国家对非公企业党建的探索过程。第一阶段,即1979年至1991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萌芽期。这个阶段深圳外资企业快速发展,深圳对外资企业党建的认识又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到1985年,理论探讨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的合法性和必要性;1986年到1991年,从实践上重点在外资企业里开展党组织建设。第二阶段,即1992年至200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探索发展期。十年间,深圳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都迎来了大发展,深圳市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非公企业在党组织建设过程所遇到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解决策略。对外资企业,坚持“业余”、“小型”、“分散”为主,采用机动灵活的弹性制度保证党组织活动的开展;对于股份制企业,坚持按照党章规定,与企业组建同步建立党组织;对个体私营企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按照党章规定组建党组织,加强对私营企业主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第三阶段,即2002年至2012年,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创新发展期。主要分析深圳在进行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国家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同时,仍然遵循深圳特区一贯的创新路径,在公推直选、定岗定责、双培双推、新社会阶层发展党员、留学归国党员过党组织生活等都进行了试点,继续为全国的党建创新提供参考。第四阶段,即2012年十八大至今,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全面加强期。扩大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面,党组织建设向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目标迈进。通过对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发展历程的历史梳理,回顾总结深圳市非公企业党建的经验,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加强党建工作相结合;二是必须坚持探索先行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三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非公企业主积极性相结合;四是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鞠宏娟^[5]（2018）在《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以泰兴市河失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村级干部身处一线、直面群众,是党的最一线代言人,村级干部的整体素质代表的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关系着广大农村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结构不优、素质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并直接导致了党和国家各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落实不力、变形走样。党的干部工作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村级干部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对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整合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结合河失镇实际,对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的现状进行了描述,通过运用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等各类研究方法对村级后备干部的数量、素质、思想、使用各方面表现进行分析,发现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思想不稳、使用不顺几大问题,具体包括好的村级干部选不到、留不住、育不了,村级干部工作面广量大、待遇不高、培训不足,村级干部使用权责不明、素质不高、监管不严等等。接着,对近十年河失镇村级干部队伍相关的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生动的数据比对、案例分析等将影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的原因归纳为经济收入因素、职业发展因素、社会地位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工作压力因素等五大因素。其中,经济收入因素的分析有村干部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横向比较、村干部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比重的纵向比较、村级干部任职前后的收入变化比较,职业发展因素的分析有村干部群体中通过考录转变身份的绝对数分析、也有村级干部内部职级晋升的比例分析,对社会地位因素的分析是从纠纷调解中的威信、受到村民宴请的频次、村民认为应该尊重村级干部的比例、村级干部感觉到自己受尊重的程度等方面进行,工作压力因素的分析是从来自于中心工作考核的压力、来自于矛盾化解工作的压力、来自于经济发展方面的压力等方面进行,角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然后,就解决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从明确身份定位的角度入手,在更加强调村级干部的行政性还是社会性两种方向上进行了比较,认为加强村级干部的行政化管理更加有利于村级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并运用管理学中的激励理论,在解决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问题方面提出保障低层次需求被满足、探索高层次需求满足方式、把握好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的关系等建议,具体为增加村级干部报酬、健全各类保险制度、加大村级干部关怀力度、注重村级干部社交文化发展、加大对村级干部的表彰力度、优化村级干部储备结构、提升村级后备干部履职能力等。最后,在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问题上提出要重点关注当家人、复杂村、老百姓三种对象,拓宽村级干部选人渠道、晋升通道、保障渠道,在村级干部班子调整过程中超前摸底、超前整改、超前调整,在村级干部选任过程中处理好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强势能人与本分好人、治村好手与经济行家等三种关系,为全面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奠定组织基础。

周定财^[6]（2017）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市场机制转换、社会快速转型的大变革之中。在这一变革洪流中,社会不断地由单向度向多向度、价值由一元向多元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官僚制日趋式微,社会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经济与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和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先导,西方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涌现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指导政府改革的理论。他们试图以上述理论为指导,以政府再造为手段来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拉开了政府改革的大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由此而推动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公共事务复杂性的增强,一方面是政府单一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是包括公民、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引导社会管理由政府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转变,以此来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于是,协同治理应运而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战略任务,并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16字”的社会管理格局,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从而在制度建设层面上规范化地推进协同治理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原有“16字”社会管理格局基础上,重视“法治保障”建设,从而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实现为研究目标,以后工业社会为研究背景,以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践形态、协同困境、生成机理、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协同路径为叙事脉络,通过规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多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论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核心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的阐释。在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协同治理”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问题及协同治理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解释力。同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四大理论基础,即系统论和协同论、治理理论、“巧匠”理论、整体性政府和无缝隙政府理论。其次,阐述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基本形态。府际协同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治理的“方向盘”和“发动机”,属于政府治理的内聚性要求,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治理能力,透过治理过程的协同加强沟通、提高信任并发展更为多样优质的备选治理工具。基层政府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是基层政府治理在体制内有效协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向性拓展,属于跨域协同,是对府际协同的有效补充,有利于很好地解决当下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公共问题。再次,阐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的困境及生成机理。从主体地位不等、协同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拥有权力不均四个方面分析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协同治理面临的困境,并分析了上述困境的产生原因,其中协同惰性是困境生成的客观因素,信任阙如是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机制缺失是困境生成的动态因素,制度滞后是困境生成的静态因素。最后,阐述域外协同治理的经验启示及我国加强基层协同治理的具体路径。英国、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协同治理方面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制、机制、制度乃至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借鉴域外协同治理经验,可以从协同平台、协同主体、协同机制、协同方式和协同环境五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协同治理。

马能睿^[7]（2016）在《张家港保税区安置社区后续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本质上来说,安置社区也是社区的一种,但它又不同于商品住宅社区,它基本是由农户拆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区,由于拆迁安置房使用主体大多是农民,传统的思想观念使他们不愿意支付物业管理费和成立物业管理组织,而政策层面对于安置社区的管理未形成有效的造血机制,因此安置社区的物业管理标准和行为都较商品房小区差,有的甚至没有物业管理组织,部分安置社区还是开放式,安全存在隐患,居民的生活缺乏安全保障。从实践方面来看,张家港保税区由于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发展较快,政府对土地的征用较多,乡镇拆迁居民普遍,且绝大多户拆迁户都有2-3套拆迁安置房,所以现在的拆迁安置社区的综合管理是一个普遍而又亟待整治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张家港保税区安置社区发展现状和管理模式进行阐述,细致的分析目前保税区目前的管理模式和资金来源分配模式,从而剥离出了保税区安置社区目前存在几大问题,可以概括为:拆迁安置小区人口管理不完善,人户分离严重;缺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多数新建小高层仍未有配套管理标准;农村生活转社区生活的过程中,农民思想观念未转变,且安置户素质层次不齐;管理成本负担过重,财政支出逐年增长等问题。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本文又从规划、政策、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发现规划不到,政策缺位,思想引导不够也是导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原因。针对目前保税区安置社区存在的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对策:从整体和单体两个方面进行科学规划;完善安置房管理的相关政策,重点要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征地安置制度,人户分离制度;加强安置社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社区居民自我幸福感;培育安置社区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管理组织化程度;创新安置社区投入产出机制,一方面创造造血项目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规范经费使用,强化考核机制,使经费每一分都用到实处。

丁建辉^[8]（2015）在《公共决策中的媒介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中国转型期大众媒介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实践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公共决策系统中的媒介参与机制,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意见形塑、公共利益表达和社会共识重构过程中的独特功能,并阐述互联网时代媒介参与政府公共决策中的正向纠偏和负向排斥功能。同时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社会三种权力制衡之下,构建政府-媒介-公众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媒介参与公共决策过程中的身份定位和尺度把握。公共决策是政府分配社会资源、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各类利益群体不断博弈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冲突常态化时期。惟有构建自由宽松的公共讨论平台,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决策过程,经过有效的政策论辩,形成决策共识,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威分配和公共问题的最终解决。随着“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确立、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公众主体意识的回归和媒介生态格局的演变,我国大众媒介在推动政府完善决策系统、提高决策质量、维护公共利益方面起到其他组织和渠道无法比拟的效果。特别是新媒介广泛介入政府公共决策过程,对唤醒公众政治参与、推进决策民主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大众媒介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具有学理性和现实性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从大众媒介与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入手,将其放置在转型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去审视,关注媒介参与公共决策的现实基础和面临的困境,以此出发分析媒介参与公共决策不同阶段的不同行为,并对新媒介环境的媒介参与进行再思考,最后找到本论文的落脚点。研究方法以案例分析法为主,以期佐证相关观点。

严文雯^[9]（2013）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研究 ——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的建设的崭新领域和重要对象。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有效性不足是其面临的一个难点问题,增强有效性是现阶段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本论文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主要通过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相关文献资料的学习和调查研究,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定位、功能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分析。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所要探讨的核心命题是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章,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理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必要性以及有效性理论进行剖析,阐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从非公有制企业本身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发展进程研究入手,归纳总结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经过多年努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存在着党建工作缺乏制度保障、非公有制企业主认识偏差等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质量（党建工作有效性）呈现出踯躅不前的状态,从而催生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提出。第四章,在引入“有效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入手,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深层次理论基础应包括制度分析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等方面。通过建立包括促进非公企业发展、维护非公企业稳定、发挥党员（职工）作用、引导非公企业主健康成长、引导非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五项内容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有效性评价标准,来衡量“有效性”成果。同时,从实证分析出发,以“闸北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联谊会”为样本,研究分析提升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运行模式。第五章,从党建工作理念更新、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创新活力、服务企业党建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对策建议。但限于个人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的很多问题的研究还亟待加强和改善。

李龙江,党存红^[10]（2010）在《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措施及对策进行了探究。

二、探索与思考——南京市在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方面亟需解决的几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探索与思考——南京市在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方面亟需解决的几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上海市社区党建实证研究 ——基于上海市三个街道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以泰兴市河失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张家港保税区安置社区后续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共决策中的媒介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研究 ——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探索与思考——南京市在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方面亟需解决的几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社区党建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D]. 张晓容.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新时代上海市社区党建实证研究 ——基于上海市三个街道的分析[D]. 陆雨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9)
• [4]深圳市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D]. 张彦惠.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以泰兴市河失镇为例[D]. 鞠宏娟. 南京大学, 2018(09)
• [6]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 周定财. 苏州大学, 2017(06)
• [7]张家港保税区安置社区后续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D]. 马能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11)
• [8]公共决策中的媒介参与研究[D]. 丁建辉. 浙江大学, 2015(01)
• [9]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研究 ——以上海市闸北区为例[D]. 严文雯. 复旦大学, 2013(03)
• [10]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探究[J]. 李龙江,党存红. 黑龙江史志, 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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