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讲《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叶萌[1]（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王可园[2]（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吴布林[3]（2015）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食品卫生监管研究（1927-1937）》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民国时期无疑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重要时期,其中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相比于之前中央政权频繁更迭的局面,以及之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局势,最具有独特的政治情势和最典型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的存在,在给国人心灵创痛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文明理念与实践。作为“模范租界”的上海,无疑是研究民国时期租界的不二选择。在当今食品卫生安全事故频发的情势下,鉴于现有研究鲜有涉猎华界的状况,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上海华界食品卫生监管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着重大的实践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上海华界食品卫生监管,作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的一段社会实践,无疑与中国的食品卫生监管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里的食品卫生监管并不是在中国古代同等意义上使用的。中国古代的食品卫生是私人的事情,而本文中所使用的食品卫生则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是在西方近代意义上使用的,而且其起步与实践则直接源于上海租界的示范和影响。事实上,上海华界的食品卫生监管史几乎和租界史一样长久。早在晚晴时期,鉴于华界食品卫生状况令人堪忧的现状,在租界的示范和带动下,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下,在界内民众的深切期盼中,华界食品卫生监管蹒跚而行。这一实践,尽管存在着诸多缺点与不足,但无疑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实施食品卫生监管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结束了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当时的中国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南京国民政府创立了卫生部,设立了中央卫生试验所,为全国开展食品卫生监管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撑。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为学术自由创造了条件,诸多学者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为食品卫生监管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学术基础。在这一大环境下,上海华界卫生行政机构得以创立、发展并完善。正是在市卫生局及其各种附属于下设机构的有效运作中,上海华界食品卫生监管事业日趋推进和发展。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上海华界已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性、模仿性和应激性特征的食品卫生监管制度,并收到了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有效增进、民众卫生监管参与意识显着增强、城市文明层次得以极大提升等良好效果,当然也存在着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卫生运动流于形式化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上述考察,我们不难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行政机构的健全稳定是食品卫生监管事业得以开展的前提、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是食品卫生监管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专业人才的科学履职是食品安全监管效果有效达成的保障、卫生经费的充足募集是食品卫生监管实践得以开展的基础。
王薇[4]（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馨[5]（2014）在《明清时期乡约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约是应对北宋社会个体原子化趋势而产生的一种乡村自我管理制度。最早的《吕氏乡约》包含“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目,希望以民众熟悉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以道德教化为手段,通过民众的自我管理,协商解决他们面临的基本社会生活问题,及时化解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小矛盾和小冲突。明代以后,国家参与到乡约的制定和推行,使其成为正式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国家进场有助于推进乡约的制度创新,使其与社学、保甲、社仓等形式相结合,形成完整的乡村管理系统。此外,国家只为乡约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并没有规定具体内容。乡约在各地的具体实践中结合当地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形成安徽徽州、山西、福建等不同管理模式,发挥了文化整合的功能。地方士绅是影响乡约运行的另一主要因素,他们凭借着对地方社会的熟悉和自身权威走向了乡村治理的中心,成为辅助地方官员推行乡约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存在很多地方士绅自行组织乡约的例子,他们通过邀请地方官员参与的方式获得自治合法性。另外,这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把乡约作为构建社会新认知的途径,制定乡禁约惩罚偏离礼的日常行为,从反面强化了儒家价值规范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通过谷物赏罚和借贷等方式,引导乡民内化乡约中倡导的社会价值,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评判标准,体现在日常社会交往行动之中。此外,乡约在实际运行中还受到地方宗族、民间信仰,以及书院、同善会等其他社会力量的影响,它们在文化制度、观念意识等方面为乡约提供合法性,使之在地方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并发挥文化整合功能。传统社会的乡约思想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吸收乡约的德治精神,开展基层社会自治运动,以期建立更完善的共和政体。地方乡绅延续乡约精神,更改具体内容,推动乡村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而国民政府从自治到保甲的制度转变,实则是想控制乡村资源,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之中。20世纪前期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制度尝试与改革,是国家与地方,知识分子与乡绅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情境下,各自利益诉求的表达与制衡。对当前城乡社区建设而言,乡约文化整合的总体思路有助于重建因“全能型国家”解体而丧失的社会资本；其从北宋延续到民国的兴衰演变,揭示了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机制,以及制度的合法性来源。此外,乡约体现了民生导向和国家政治需求的平衡,在不同的地方性实践中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这些都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李娜[6]（2011）在《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文中提出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的研究向来是比较薄弱的。吕叔湘曾经说过：“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而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关注于民国词汇的研究又显得更加稀少了。社会的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在词语中被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下来,词汇就象研究历史的活化石,所以对民国时期词汇的全貌进行细致的考察、描写和分析,不仅对汉语词汇史、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将为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本文以《汉语大词典》为原始语料库,对其中始见书证（主要为新词、新义）为民国作品的词语进行搜集整理,在对这些语料进行全封闭、穷尽式统计、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中反映的数字变化,来表现词汇的消长变化,表现词汇发展的动态过程,从而发现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词汇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并借鉴语义场理论的成果,从宏观上将词汇研究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探索词汇中的系统联系,把握词汇发展的历史动因。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够引起研究者们对民国词汇的关注,对词汇史研究的关注。文章整体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是分析当前词汇史研究的现状、民国词汇研究的意义及本论题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词汇的研究中,民国词汇的研究始终是十分薄弱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历来对这段时期的词汇的研究都仅仅局限在词语的举例、或者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们又都不能忽视这段历史,忽视在那段动荡的历史之中,词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的转折与变化。处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交界期,处于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交融、磨合、争斗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我们尤其要关注。而传统的词汇研究的那些套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同义词、反义词、方言词语、外来词等等的分类研究方法,尤其是举例式的方式,我们认为难以对民国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全貌作出比较客观的判定,所以,我们运用语义场的研究方法,将词汇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并引用自然科学数量统计的方法,同时大胆的选用《汉语大词典》作为我们的语料库,用数字结论作为我们理论探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一系列数字的基础上,我们对民国词汇的发展展开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在这四章中,前两章都是关于“标志性新词语场”①的,即对民国新词中,那些能够代表或者反映出民国时代独特特色的词语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与系联。第四、五章是分别进入到词汇内部,即对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的研究。第二、三章是系统的从社会角度总结归纳民国时期能够表现民国时代特色的民国时期时代标志词。研究这些具有社会时代标志性特征的新词语,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他们由于同属某一社会领域的新词语,因而相互之间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将这些词语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反映不同领域的社会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一个词语反映某一社会特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由多个在义域上有联系的词语组成的“词语场”反映相关的社会特征的能力就要大很多很多了,甚至可以说能够相对比较全面的反映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领域的时代全貌。同样道理,如果某一时代独特的社会时代特征已经形成了,就必然会催生出一批反映和记录这种时代的社会特征的新词语。因此我们就以这些新词语各自所反映的社会领域为内容,以“标志性新词语场”的形式,按照其内部一定的逻辑关系来组织、排列它们。由于篇幅较大,因此分为上、两部分。上半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是从反映民国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新词语,以及反映民国社会风俗的新词语三大角度对民国新词语进行归类的。下部分即第三章主要是探讨几个互相影响的相关领域的新词语,如反映民国工商业、娱乐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教育及出版业、印刷业、造纸业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纺织业及服饰的新词语,反映民国科学技术、翻译学、语言学的新词语,反映民国交通、通讯方面的新词语等等。通过将互相影响、链条式影响比较大的产业系联在一起的方式,以一发牵动全身的线索来串连起民国时期的时代特征新词语场。第四章是探讨分析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特点的。我们主要集中在对双音节新词（包括新义词语）中的复合词的语法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上。并对每一类语法结构的内部词素的词性的组合情况,及其对应的组合成的复合词的词性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细致的分析与探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力图深入到最深处,力图挖掘出汉语新词的组合规律,以便更好的约束、规范新词新语。第五章是对双音节复合词中的新词的语义关系进行分析与探讨的。语义关系的类型到底有哪些,语义关系是什么,这一点历来有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研究是集中在对复合词从语法结构的角度出发,探讨每一种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其组合词素之间在意义上的对应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而不是从词义与词素义的对比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因此这一研究角度也是主要着力于对成词词素义的相互之间的语义上的组合关系的探析。并且,从对这些复合词词素之间的语义关系的类型的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挖掘出各个语法结构的复合词中的强势语义模式。在这两章中,我们运用大量图表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对蕴藏在民国新词语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内的各种关系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与比较,在数字比较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创新点一：开拓了民国词汇研究的新的领域。将我们的研究视角深入到词汇研究的薄弱环节。将民国词汇研究这一领域全面的展现出来。在对民国词汇研究中,我们将更好的搭起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之间的桥梁,连贯起汉语史的历史。创新点二：“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①,只有在社会的真实面貌中,我们才能更好的把握语言词汇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运用“标志性新词语场”的概念来组织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众多词语,将词语置身于其所产生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从而更真实的还原词汇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从一组组相关的时代新词语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深刻的触摸到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脉搏,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感受到民国的时代特色和时代面貌。创新点三：对于语法结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了词语内部词素的词性与成词词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在对六大类语法结构的新词语的内部词素词性及其组合关系的量化描写的基础上,我们运用数字来说话,得出同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远远高于异性词素组合而成的新词的数量,而在异性词素的组合中,也表现出诸多的差异：如在名词性词素、动词性词素、形容词性词素三大主要词性的词素对复合词词性的影响上,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或者说,也有大小或先后之分；如在构成词素中如果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基本上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以动词为多,位于第二位词性选择位置上的是名词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两个词素中没有动词性词素的话,那么组合而成的复合词的词性又以名词性的数量相对要多于形容词词性的复合词的数量。另外,由于《汉语大词典》自身存在的一些需要修订、完善之处,所以,本文在文后附录中,针对在进行《民国词汇史》研究时所发现的问题,特附“《汉语大词典》书证滞后词语补充（始见书证为民国时期作品的词语）”等内容,希望能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有帮助。
何建国[7]（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刘建勋[8]（2010）在《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及其法律保障 ——以农村信用社的变迁为对象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守信重义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实信用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被人们尊崇和提倡。《吕氏春秋》谈“信”的重要性,列举了信的多种方式：“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其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人无信不立,国不信则衰”,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影响到自身,更影响到中国农村社会的长远发展与稳定。农民的信用意识不仅需要教育来提高,更需要法治来维系。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考察农村信用理念的变迁史及其与中国信用法治的关系,其目的主要在于在探索信用理念发展足迹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农村信用社持续稳定发展,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创新型农村的建设,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农村建设目标增添助动力。本文运用建立在跨学科的多维视角透视和制度思想变迁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史料文献和调查研究资料的分析整理,提炼、梳理了农村信用理念发展的历史传统和传承变迁过程,描述和分析了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思想的现实状况,进而探索了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在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农村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中国农村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相信人的“性本善”,尊崇“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了“血缘”、“地缘”等独具特色的信用文化。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中国农村现代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也正是在传统农村信用伦理的传承和变迁中生成的。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国农村信用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的扬弃过程,是基于理念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是“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复杂活动,信用理念与法治的关系亦变的极为复杂。不可否认,法治是建立现代社会信用关系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法治不仅体现于确立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在于法律有保障其顺利实施的有效工具。其次,法律精神自其诞生之时起便已内在的要求诚实信用的存在。由此,信用与法治的共生契合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20世纪90时代中期时,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凸现出来。从文明的高度看,肇始于古希腊罗马,并在近代欧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契约文明是现代信用社会的一般文明基础。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典型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可能产生出契约文明。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信用缺失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信用危机”的提法可能过于夸大其辞,但信用状况令人深忧则肯定不为过,以至需要政府出面来强调信用的整顿和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政府承担着多种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管理职能,政府信用就成为现代信用的基础。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维护经济正常运行、推进体制创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环节和治本措施,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全局性工作。实践领域对于信用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一些深受信用问题困扰的地方,更是将信用问题提高到立身之本的高度。例如,在信用问题较为集中的农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带动下,与农民直接发生信用往来的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作为支农建设的“排头兵”,其作用自是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背景下,信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言自明。信用的内涵是什么?信用理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何意义?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农村信用有何特殊性?推崇诚信美德的华夏文明如今为何遭遇丛生的信用难题?合作社、征信系统能让我们走出信用困境吗?……这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完全找到有充分理论说服力的答案。本文拟从信用理念的变化来看转型中的中国人从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中的信用理论,以期为当前农村信用社会治理和发展有所贡献。从农村信用理念变迁为出发点,以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为研究中心,尝试着从点到面以法制社会等视角作一个实证分析,进一步厘清中国人自古代以来信用理念的变迁发展,从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从乡土社会走向都市化社会,最终走向产业化社会的变迁脉络。总体上看,必须在“承续传统”与“吸收现代”的平衡中不断提升和优化中国农村信用制度和理念的发展创新,为中国农村信用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依据、法律依据,并借此推进中国农村信用社的依法治理和建设,为农村信用社特殊独立的金融地位和支农宗旨提供更加有力地保障。本文包括导论、主体五章、结语,共七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问题、范畴、沿革与进路。首先是针对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展开论述,指出信用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乐章中最为重要的主旋律之一,可以说信用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能否顺利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中国经济能否跻身世界主流经济圈的重要战略因素。什么是信用理念?其具体内涵的界定以及中西方关于信用的比较研究是此后展开的重点所在。在厘清有关于信用理念的相关概念之后,我们再把视角投向本文的立足点——信用理念的法律保障,也就是对信用理念研究的法思索,信用不是只停留于概念或者书本上的,它是要融入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中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故而要将信用理念与农村社会秩序的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发挥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协调统一。当然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也需要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内容是整体描述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变迁。中国传统的信用理念是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信任型信用,它主要特点是对于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者生活的地域接近的人很容易信任,反之对于那些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空间距离也很远的人是很难相信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也在经济浪潮中实行着变革和发展,由最初政府对其领导和管理,逐步到自主经营,这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而与之相关的是传统信用理念的现代转型。这是文章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在本章里,笔者对农民信用约束行为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第三章主要是描述了在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的冲击,旧的思维模式被打破,但是新的思维理念的形成也是需要一个反复、长期的过程,那么在新旧交替的空白时期往往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空缺,故而导致行为的失范,系列不信用行为表现也是较为突出。基于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培养现代信用机制,充分发挥法律在信用治理中的作用。第四章则意在探索农村社会信用治理的合作社路径。信用社需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提升自身的信誉进一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合作社是农民的自发组织,即个人在自愿、平等原则指导下,本着自治的精神,以互助互利为思想旗帜即按照交易额度共同分享利润、承担经营风险,并为全体社员服务的社团法人。它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对农村和农民信用理念的提升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但是成员——农民自身还是处于弱势的群体,加快发展可谓困难重重,迫切需要有社会等外部力量和因素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这就是要走合作社的道路,其可以通过资金联合以及供销联合实现合作之路,从而实现由人际信任走向制度信任,进而加快农村社会的法治建设道路。论文主体的最后一章是探寻信用理念生成的法治化路径,强调征信系统的建设,与此同时,必须加快立法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导向作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抱着这种信条将努力在这条路上孜孜不倦奋力前行,以为中国农村的信用治理工程贡献微薄之力。
郭鸣[9]（2010）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纳税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研究税收法制,离不开对纳税人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纳税人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履行纳税义务等方面,忽视了对纳税人权利的探讨,以致在税收实践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纳税人只有纳税义务”的税收观念,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依法治税进程。近年来,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纳税人权利问题逐渐受到税法学者、税务机关乃至纳税人的普遍关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纳税人权利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此次法律修订工作将有关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顶峰,使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税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成为诸多法学工作者探讨的焦点话题之一。2009年1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将散落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相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规定“归拢”,明确列举规定了我国纳税人拥有的十四项权利与十项义务,首次将纳税人权利广而告之,被视为税务部门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啼声小试”,受到广泛热议。本文从税收理论入手,在分析纳税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了深入剖析,针对纳税人权利的含义、分类、理论依据、法律渊源、保护方式等基础问题逐一探讨。随后从纳税人权利的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等多个角度对中外立法与实践进行深刻比较与分析,探究我国税收立法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着重对构建我国保护纳税人权利体系做出了全面构想,以求抛砖引玉,引发人们对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主要对纳税人权利的含义与实质、纳税人权利的分类进行了界定,从政治学、经济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管理学等多个视角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就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渊源、保护方式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对现行税法理论与税收制度转型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章“纳税人权利立法保护的比较研究”,从税收入宪、量能课税、纳税人权利内容等问题入手,通过对各国立法与实践的比较考察,指出我国纳税人权利立法保护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得出若干立法建议与启示。第三章“纳税人权利行政保护的比较研究”,着重对税收执法权运作、课税推定权规制、纳税激励机制、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与经验,与我国的税务工作实务进行深刻对比,指明改革方向。第四章“纳税人权利司法保护的比较研究”,围绕司法审查、税务行政诉讼、纳税人诉讼问题进行广泛的域外考察,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建立健全我国相关制度的若干设想和实施步骤。第五章“完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建议”,在上述分析与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纳税人的权利保护进行机制重建与制度设计。一是要健全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全面实现纳税人权利的宪法化、制定税收基本法等有关法律,重构纳税人权利体系,贯彻量能课税原则优化我国税制。二是要不断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规范“税收三权”,解决执法主体间冲突,完善纳税激励机制。三是要改进约束国家税权的监督方式。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完善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并结合国情建构纳税人诉讼制度。四是要强化纳税人的自我保护。要通过多种手段充分提高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并通过建立纳税人协会、完善税务代理机制等方式增强纳税人的维权能力。
邢巍巍[10]（201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文中提出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分析与政府过程中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在训政的框架下,对1928—1937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间的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与设计、基本职能、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以及职能的实现与限制因素等问题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予以探讨,借此说明国民党围绕着增强县长职权的政策与县长职能嬗变的社会历史意义。除“绪论”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四章,为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从县长职能的嬗变、县长基本职能的考察、县长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以及县长职能履行的困境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通过对历代县衙门、晚清新政时期的县衙门以及北洋政府时期县知事职能的追述,明确历代县主官“六部之事系于一人”、但以“钱谷”与“刑名”为主的传统职能。国民党建立政权后,推动其职能从“兴利不如除弊”向“既兴利又除弊”转变,敦促县长成为“为守俱优”的“公仆”,导致该职位上的法理职责空前膨胀。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延续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总体进程,另一方面力图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建立起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整肃地方社会。可以说,这是当时县长的地位在法理和舆论上提高的原因,也是其职能规定的根本依据。第三章在对县长职能的指导原则总体概述的基础上,重点选取其司法、治安及财政等职能进行考察。就司法而言,该时期国民政府在地方法院、县法院难以普设的情况下,在各县设立司法处作为过渡性措施,县长只兼任检察职务、办理司法行政事务而不“染指”审判事务,以最终达到县长与司法权的分离。治安方面由于匪患日炽,县长成为当然的“剿匪官”,剿匪的效果成为其考绩的关键指标。财政方面,随着县财政的独立,县政经费的来源、分配等事务成为县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不但应负责筹措县内民政、财政、教育、建设、警政等行政经费,还要承担上级及军队的各种摊派,很多情况下,由于县长对财富的贪婪,更导致其财政职能的发挥以敛财为落脚点。第四章通过分析县长与县党部、“四局”系统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对其据以行使职能的权力结构予以说明。就“党政关系”而言,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认知中,县长是推行政权建设和自治的主导,党务人员应处于辅助地位；现实中县长因掌握行政权、兼理司法以及负责县党务经费的筹措,对党务系统构成一定的优势；县党务方面则往往倚恃上级党部,或与驻军、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与县长抗衡,二者之间的矛盾较为普遍。以“条块关系”而言,清末以来,以公安、教育、财政、建设四局为代表的县政系统逐渐形成,相对于原有的以县长为领导的县政系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中较早的“条块关系”。为整合县政、提高行政效率,国民政府力图增强县长职权,以“裁局改科”为典型措施,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在上下级的关系上,1928-1937年的县长,延续了清末以来人事权主要掌握在地方各省、驻军以及实力派手中,中央无从染指的情况,因此在行使职能时受中央的指挥较少,受省政府等的控制与牵制较多。此外,在国民党推行基层政权正规化与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县长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由“治事之官”转为“治人之官”；而伴随着地方政权“官治”特征的加强,其在法理上对下属机构及人员的指挥与监督权,也呈明显的增强趋势。第五章分析了1928-1937年间县长在职能履行上受到的多种制约,认为其实际的施政过程与法律、政策上的规定存在着很大的偏离。从总体环境来讲,社会战争频仍,苛捐杂税繁多,农民不堪重负,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权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县长职能的实现首先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同时,国民政府在制度规定上,倾向于将县域各方面事务都委托县长一人,将所有职责都附加于县长的职位上,造成其无事不管、又无事能管的窘境。自清末中央政府式微以来,国家对基层官吏的控制和支持空前低落,县长多成为省政府等地方势力私人夹袋中的人物,更动频繁,直接导致职责难以得到履行。而新旧军阀对县长施政的干涉,不但使其疲于支应军需、征募兵丁,受驻军的控制与指挥,而且常因不能满足驻军的利益而丢失官位；同时,地方士绅等势力对县长的影响微妙而难以把握,从县长方面看,多以利益收入为求职标准；但收入的肥瘦,实际上与县内士绅派别多寡与人民素质高低不无关系,因此县长必须小心谨慎、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总体来看,1928-1937年间的县长职能既包括主要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职能,也需承担为实现国民党的统治意志而产生的政治职能；既包括根据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职能,也仍需继承传统政治延续下来的县主官的基本职责。无论是县长职能的内容、还是其履行职能的权力结构来看,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倾向于强化县长的地位、增强其职权,但由于国家支持的普遍缺失和基层动员能力的缺乏,县长想要完成附加在其职位上的种种职责非常困难。
二、第一讲《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一讲《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后记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食品卫生监管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逻辑框架 |
| 五、概念厘定 |
| (一) 食品 |
| (二) 卫生 |
| 第一章 食品卫生监管史追溯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食品卫生监管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食品卫生监管 |
| 第三节 上海租界食品卫生监管 |
| 一、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监管 |
| (一) 食品卫生监管权力的产生 |
| (二) 食品卫生监管机构的嬗变 |
| (三) 食品卫生监管实践的实施 |
| 二、法租界食品卫生监管 |
| 第二章 近代食品卫生监管的缘起 |
| 第一节 食品卫生问题凸显 |
| 一、饮水不洁问题严重 |
| 二、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
| 第二节 国人食品卫生自觉 |
| 一、社会精英极力倡导 |
| 二、报刊科普如火如荼 |
| 三、媒体互动作用初显 |
| 四、社会团体积极参与 |
| 第三节 食品卫生建设探索 |
| 一、创立官办卫生机构 |
| 二、开办华界自来水厂 |
| 三、开启饮食卫生监管 |
| 第三章 食品卫生监管的机构与规则体系 |
| 第一节 食品卫生监管的机构体系 |
| 一、卫生局 |
| (一) 卫生局的设立 |
| (二) 卫生局的扩充 |
| (三) 卫生局的完备 |
| 二、卫生试验所 |
| 三、其他相关机构 |
| 第二节 食品卫生监管的法规体系 |
| 一、宰牲检验规则 |
| (一)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宰猪检验章程》 |
| (二) 《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宰牲检验规则》 |
| 二、生产场所规则 |
| (一) 肉类生产场所规则 |
| (二) 牛奶生产场所规则 |
| (三) 副食生产场所规则 |
| 三、食品发售规则 |
| (一) 肉品发售规则 |
| (二) 菜场卫生规则 |
| (三) 饮食店摊规则 |
| (四) 食物取缔规则 |
| 四、卫生行政人员规则 |
| 第四章 食品卫生宏观管控 |
| 第一节 拟定卫生计划 |
| 第二节 适时工作总结 |
| 第三节 开展卫生运动 |
| 一、第一届卫生运动 |
| 二、第三届卫生运动 |
| 三、第五届卫生运动 |
| 四、第十三届卫生运动 |
| 五、第十五届卫生运动 |
| 第四节 强化饮水管理 |
| 一、饮水管理总论 |
| 二、饮水管理措施 |
| 第五章 食品卫生日常监管 |
| 第一节 肉品卫生监管 |
| 一、宰牲检验 |
| 二、定点宰杀 |
| 三、肉品管理 |
| 四、死牲熬油 |
| 五、疫病防治 |
| 第二节 乳品卫生监管 |
| 一、乳品卫生监管的必要性 |
| 二、乳品卫生监管具体措施 |
| 第三节 副食卫生监管 |
| 一、点心罐头监管 |
| 二、清凉饮品监管 |
| 第四节 饮食摊点监管 |
| 第六章 食品卫生监管的特点与成效 |
| 第一节 食品卫生监管的特点 |
| 一、社会性 |
| 二、模仿性 |
| 第二节 食品卫生监管的效果 |
| 一、上海食品卫生监管的成效 |
| (一) 民众卫生意识显着增强 |
| (二) 食品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
| (三) 城市文明层次极大提升 |
| 二、上海食品卫生监管的不足 |
| (一) 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 |
| (二) 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 |
| (三) 卫生管理效果不理想 |
| 余论 |
| 一、食品卫生监管事业开展的前提 |
| 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是食品卫生监管活动顺利实施的基础 |
| 三、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达成的关键 |
| 四、食品卫生监管实践推进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胡鸿基《上海特别市卫生行政的概况》 |
| 附录2: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局 |
| 附录3:视察饼干糖果罐头食物厂报告 |
| 后记 |
| 在读期间成果发表情况 |
（4）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明清时期乡约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乡约研究的意义 |
| 一、乡约的界定：观念、制度与组织 |
| 二、乡约研究对于当前乡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及评述 |
| 一、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状况 |
|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控制视角下的研究 |
|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视角下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理论视角 |
| 二、总体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较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乡约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 |
| 第一节 北宋社会变迁对乡约制度的催化 |
| 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高速流动 |
| 二、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分化扩大 |
| 三、国家安全危机,军事问题严峻 |
| 第二节 乡约制度反映的时代精神 |
| 一、传统社会的仁爱精神与互助习俗 |
| 二、儒家知识分子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与理念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乡里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一、明代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二、清代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三节 乡约制度的理念及变迁 |
| 一、乡约制度的基本理念：以礼俗教化重建社会秩序 |
| 二、乡约制度理念的变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约制度的地方性特点(一)明清时期的安徽徽州乡约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安徽徽州乡约制度推行的社会背景 |
| 一、安徽徽州的社会问题 |
| 二、安徽徽州宗族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安徽徽州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安徽徽州乡约制度的特点：宗族化乡约 |
| 一、宗族化乡约的特点和功能 |
| 二、宗族化乡约中的国家和社会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约制度的地方性特点(二)明清时期的山西乡约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山西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山西乡约制度的特点：村社里的乡约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乡约制度的地方性特点(三)明清时期的福建乡约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福建乡约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福建乡约制度的特点：乡族里的乡约 |
| 一、福建宗族力量推动下的乡约 |
| 二、福建保甲组织中的乡约 |
| 三、福建里社组织中的乡约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与地方互动中的乡约制度运行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力量：国家进场和乡约制度化 |
| 第二节 士绅力量：士绅阶层在乡约制度运行机制中的角色和功能 |
| 一、明清士绅和地方官员的互动 |
| 二、明清士绅建构社会新认知的途径 |
| 第三节 其他社会力量对乡约制度运行机制的影响 |
| 一、宗族力量对乡约制度运行的影响 |
| 二、民间信仰对乡约制度运行的影响 |
| 三、其他社会组织对乡约制度运行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乡约制度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功能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对乡约制度的传承与转化 |
| 第三节 乡约制度对当前社区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成果 |
（6）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民国词汇研究的意义及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一、词汇史研究现状 |
| 二、民国词汇研究是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
| 一、民国词汇研究的方法 |
| 二、民国词汇研究的语料来源 |
| 三、民国词汇研究的内容 |
| 注释 |
| 第二章 反映民国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上) |
| 第一节 反映民国政治、军事、法律的新词语 |
| 一、政治生活方面的新词语 |
| 二、军事生活方面的新词语 |
| 三、法制生活方面的新词语 |
| 第二节 反映民国文学艺术的新词语 |
| 一、文学领域的新词语 |
| 二、戏剧创作、演出等方面的新词语 |
| 三、音乐、绘画、雕塑、书法领域的新词语 |
| 第三节 反映民国社会风俗的新词语 |
| 一、饮食方面的新词语 |
| 二、建筑居家方面的新词语 |
| 三、婚丧嫁娶、宗族祭祀及称谓方面的新词语 |
| 四、时令节气方面的新词语 |
| 五、宗教信仰方面的新词语 |
| 第三章 反映民国时代特征的标志性新词语场(下) |
| 第一节 反映民国工商业、娱乐业的新词语 |
| 一、工业领域的新词语 |
| 二、商业领域的新词语 |
| 三、娱乐业的新词语 |
| 第二节 反映民国教育及出版业、印刷业、造纸业的新词语 |
| 一、教育领域的新词语 |
| 二、出版业领域的新词语 |
| 三、印刷业的新词语 |
| 四、造纸业的新词语 |
| 第三节 反映民国纺织业及服饰的新词语 |
| 一、纺织业领域的新词语 |
| 二、反映民国服饰变化的新词语 |
| 三、反映发式的变化的新词语 |
| 四、鞋帽及化妆品的新名称 |
| 第四节 反映民国科学技术、翻译学、语言学的新词语 |
| 一、医学领域的新词语 |
| 二、生物学领域的新词语 |
| 三、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领域的新词语 |
| 四、翻译学领域的新词语 |
| 五、语言学领域的新词语 |
| 第五节 反映民国交通、通讯方面的新词语 |
| 一、交通领域的新词语 |
| 二、通讯及信件往来的新词语 |
| 第六节 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民国新词的语法结构与词性之间的关系 |
| 第一节 双音节复合词语法结构与词性关系分析 |
| 一、名词 |
| 二、动词 |
| 三、形容词 |
| 第二节 语法结构对应关系统计与分析 |
| 一、复合词词性与语法结构对应关系 |
| 二、构词结构与词素词性组合形式的对应关系 |
| 三、三大词类新生双音节复合词的组合情况 |
| 四、词素组合形式与构词结构和复合词词性的对应关系 |
| 五、构词方式与词素词性组合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附加式派生词的词性的倾向性 |
| 一、然 |
| 二、老 |
| 三、性 |
| 四、头 |
| 五、手 |
| 六、子 |
| 七、儿 |
| 八、化 |
| 九、阿 |
| 十、家 |
| 十一、员 |
| 第五章 民国新词语义关系类型 |
| 第一节 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一、偏正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二、并列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三、动宾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四、补充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五、主谓式复合词的语义关系类型 |
| 第二节 民国新词语义关系类型特点分析 |
| 一、语法结构与语义关系类型之间的联系 |
| 二、民国新词语义关系类型统计分析 |
| 三、小结 |
| 注释 |
| 附录 |
| 一、《汉语大词典》民国词语表 |
| 二、《汉语大词典》滞后书证补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明 |
| 二、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范围的说明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的框架及资料 |
| 一、本文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读书与着述:孙中山着作的形成 |
| 第一节 孙中山的阅读世界 |
| 一、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 |
| 二、在英国伦敦的读书生活 |
| 三、在日本旅居的读书生活 |
| 四、晚年的读书生活 |
| 五、孙中山的读书习惯与特点 |
| 六、孙中山的藏书 |
| 第二节 《建国方略》的成书 |
| 一、《孙文学说》成书考 |
| 二、《实业计划》成书考 |
| 三、《民权初步》的成书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成书 |
| 一、三民主义的名称由来 |
| 二、《三民主义》的成书 |
| 第四节 孙中山的其他着作 |
| 一、《总理遗嘱》与《建国大纲》 |
| 二、其他着作的成书 |
| 第二章 邪说与圣经: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孙中山地位与形象的演变 |
| 一、"逆首"、"孙汶"与"孙大炮" |
| 二、"中山"与"国父"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走向神圣 |
| 一、恭诵总理遗嘱 |
| 二、胡适与孙中山着作 |
| 第三节 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到时代 |
| 一、孙中山思想由个人到群体的确立 |
| 二、孙中山思想由群体到时代的确立 |
| 第三章 编辑与发行:中国国民党官方对孙中山着作的出版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出版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编译 |
| 二、孙中山着作的印刷与出版 |
| 三、孙中山着作的发行 |
| 第二节 征印总理遗教 |
| 一、征印总理遗教的缘起 |
| 二、征印工作的开展 |
| 三、征印工作的余波 |
| 第四章 形式与摊派:《三民主义》百万册运动 |
| 第一节 征印运动的缘起 |
| 一、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
| 二、征印运动的发起 |
| 第二节 征印的过程与结果 |
| 一、征印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动员 |
| 二、版本的选择 |
| 三、各地的征印情况 |
| 四、收复区的征印情况 |
| 五、印刷与发行 |
| 六、征印结果 |
| 第三节 征印成果探析 |
| 一、三青团组织的松懈 |
| 二、征印与摊派 |
| 第五章 特色与差异:不同场域中的孙中山着作出版 |
| 第一节 官方视域下的孙中山着作 |
| 一、《三民主义》版本摭议 |
| 二、《总理全集》的编纂 |
|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中的孙中山着作 |
| 一、孙中山着作的秘密出版 |
| 二、孙中山与消费市场 |
| 三、民间机构对孙中山着作全集本的出版 |
| 四、主义商品化 |
| 第六章 学术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孙中山着作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党义研究会 |
| 一、党义研究会的成立 |
| 二、党义研究会的成果 |
| 第二节 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研究工作的开展 |
| 一、国民党对研究孙中山着作的重视 |
| 二、学术团体的建立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研究成果 |
| 一、主义学术化 |
| 二、主义学术化成果探析 |
| 第七章 型塑与建构:孙中山着作与三民主义教育 |
| 第一节 从党化教育到三民主义教育 |
| 一、党化教育的缘起 |
| 二、党化教育在广东 |
| 三、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 |
| 第二节 课程的设置与教科书的编纂及审查 |
| 一、课程设置 |
| 二、教科书的编纂 |
| 三、教科书的审查 |
| 第三节 课堂教学的开展与效果 |
| 一、课堂教学的实施 |
| 二、课堂教学的效果探析 |
| 第八章 推广与宣传:孙中山着作的传播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传播者 |
| 一、孙中山本人对其学说的宣传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三、基层国民党党员对孙中山学说的宣传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五、国际友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 |
| 第二节 孙中山着作的推广与宣传 |
| 一、建立宣传机构,培养宣传人才 |
| 二、宣传书刊的编印 |
| 三、传单的散发 |
| 四、宣传品的审查 |
| 五、演讲宣传 |
| 六、社会教育宣传 |
| 七、叛变人员现身说法 |
| 八、艺术宣传 |
| 九、读书运动 |
| 第三节 宣传工作的缺陷与弊端 |
| 一、经费的短缺 |
| 二、宣传工作执行的缺陷 |
| 三、宣传技能的低劣 |
| 四、渠道的阻塞与宣传的变异 |
| 第九章 阅读与信仰: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第一节 孙中山着作的阅读群体 |
| 一、青年、学者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二、国民党政要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 |
| 三、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的阅读 |
| 四、孙中山着作的阅读态度 |
| 第二节 孙中山学说的信仰状况 |
| 一、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了解程度 |
| 二、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学说的信仰 |
| 第三节 孙中山着作的符号化 |
| 一、孙中山着作的工具化 |
| 二、孙中山着作的标语化与口号化 |
| 结语 |
| 附录 |
| 孙中山着作出版大事记 |
|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认印薄及缴费收据印制使用办法 |
|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 |
| 中国国民党历任宣传部部长一览表 |
| 南京国民政府历任教育部部长一览表 |
| 各级党部中山室筹设办法 |
| 改善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办法 |
| 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推行"三民主义一万册运动"实施办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及其法律保障 ——以农村信用社的变迁为对象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问题、范畴、沿革与进路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信用理念的涵义界定与比较观察 |
| 一、"信任"、"信用"概念辨析 |
| 二、"信用理念"的概念界定 |
| 三、中西信用理念沿革的比较观察 |
| 第三节 信用理念与法治的共生逻辑 |
| 一、信用理念与中国农村社会秩序推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调统一 |
| 二、信用理念与法治的契合:行走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路上 |
| 第四节 研究进路与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变迁的整体性描述 |
| 第一节 现代信用合作思想的引进和信用理念的形成 |
| 一、先进思想的引进和传统信用理念的振荡 |
| 二、农业的商品化、农民市场行为的进化和新型借贷关系的出现 |
| 三、农村信用社雏形及其薄弱的信用基础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主体现代信用理念的缺失 |
| 一、平均主义思想对信用主体现代信用理念发展的遏制 |
| 二、落后的经济制度导致农民信用观念的淡薄 |
| 三、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与制度信用的背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信用理念演进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信用理念的进化及实践 |
| 二、农民传统信任格局的变迁 |
| 三、基于农村信用社中介作用的现代货币信用的发展 |
| 第二章 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我国传统信用理念主要面向 |
| 一、基于地缘的信用互助理念 |
| 二、基于血缘关系的信用互助理念 |
| 三、对基于血缘、地缘的信任互助理念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二节 农户信用约束的实证分析——一个框架性的描述 |
| 一、总体还款意愿描述 |
| 二、还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产品与农村社会信用理念演进 |
| 一、农村信用社金融产品的变迁路径 |
| 二、信用社金融产品对农民信用理念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制度约束与农民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一、农户联保对农户信用养成的激励作用 |
| 二、制度约束对农民信用养成的促进作用——基于模型的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生成过程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农村信用治理环境的变迁与潜在的风险 |
| 一、社会失范与农村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二、制度缺陷与农村信用社的信贷风险 |
| 三、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变迁的过程性 |
| 第二节 农村信用领域内的法律治理 |
| 一、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历史性考察 |
| 二、对信用的立法现状分析 |
| 三、农村法律治理信用的缺陷与不足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生成的合作化路径 |
| 第一节 合作社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
| 第二节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社会信用的治理机制 |
| 一、完善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提高自身信誉 |
| 二、规范农村信用社外部治理,创造制度依靠 |
| 第三节 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生成的路径探索:合作化 |
| 一、合作组织与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二、供销联合与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三、合作社经济对农民信用理念的提升作用 |
| 第五章 信用理念生成的法治化路径—兼论征信系统的功用及改进 |
| 第一节 日渐发展完善的征信系统 |
| 一、建立社会征信系统的意义 |
| 二、中国信用体系发展情况—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建立 |
| 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健全社会征信系统 |
| 第二节 立法完善与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一、信用立法的现实意义 |
| 二、征信行业的法律规制 |
| 三、信用制度立法体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政府法治与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一、"烽火戏诸侯"引发的思考 |
| 二、行政法制与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 |
| 三、控权理念与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本文图标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2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
| 2.1 纳税人权利释义 |
| 2.1.1 纳税人权利的含义及特征 |
| 2.1.2 纳税人权利的性质 |
| 2.1.3 纳税人权利的实质 |
| 2.2 纳税人权利的分类 |
| 2.2.1 宪法性权利和税法权利 |
| 2.2.2 积极性权利与消极性权利 |
| 2.2.3 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 |
| 2.3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论依据 |
| 2.3.1 逻辑起点:税收国家理论 |
| 2.3.2 经济学依据:公共物品理论 |
| 2.3.3 税法学依据: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说 |
| 2.3.4 行政法学依据:行政控权论 |
| 2.3.5 管理学依据:新公共管理运动 |
| 2.4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渊源 |
| 2.4.1 宪法 |
| 2.4.2 超国家法和国际法 |
| 2.4.3 国内法律 |
| 2.4.4 行政规则 |
| 2.5 税法理论与制度转型——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 |
| 2.5.1 传统的征纳关系模式 |
| 2.5.2 新型的征纳关系模式 |
| 2.5.3 有效实现税法理论与制度转型 |
| 3 纳税人权利立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
| 3.1 税收入宪——税收法定主义的基石 |
| 3.1.1 税收入宪的价值 |
| 3.1.2 世界各国税收入宪的主要条款 |
| 3.1.3 宪法确立税收制度与税收原则成为普遍准则 |
| 3.1.4 我国税收入宪的缺失及后果 |
| 3.2 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税收实质公平的要求 |
| 3.2.1 量能课税原则的内涵及定位 |
| 3.2.2 量能课税原则在有关国家(地区)的法律适用 |
| 3.2.3 量能课税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 |
| 3.2.4 量能课税原则的适用对策 |
| 3.3 纳税人的宪法性权利 |
| 3.3.1 纳税人在宪法上的消极防御权 |
| 3.3.2 纳税人在宪法上的积极参与权 |
| 3.4 纳税人在税法上的权利 |
| 3.4.1 纳税人在税收征收中的权利 |
| 3.4.2 纳税人在税收处罚中享有的权利 |
| 3.4.3 纳税人在税收救济中的权利 |
| 3.4.4 若干税法上权利的具体分析 |
| 4 纳税人权利行政保护的比较研究 |
| 4.1 税收执法权运作 |
| 4.1.1 国际经验:"税法三权"的有效制衡 |
| 4.1.2 分析与借鉴 |
| 4.1.3 我国税收执法权运作失范现象突出 |
| 4.2 课税推定权的规制——对行政自由裁量的限制 |
| 4.2.1 课税推定易导致征税权滥用 |
| 4.2.2 课税推定权规制的国际实践 |
| 4.2.3 课税推定权必须受到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约束 |
| 4.3 纳税人激励机制 |
| 4.3.1 纳税信用等级制度的比较考察 |
| 4.3.2 纳税人自我纠错制度分析——以加拿大自我披露制度为例 |
| 4.3.3 纳税人激励机制的理论探析 |
| 4.4. 税务行政复议——准司法性质的行政自我监督 |
| 4.4.1 税务行政复议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意义 |
| 4.4.2 主要国家的代表性实践 |
| 4.4.3 启示 |
| 4.4.4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税收国家主义 |
| 5 纳税人权利司法保护的比较研究 |
| 5.1 税务行政诉讼制度 |
| 5.1.1 发达国家健全的司法救济形式 |
| 5.1.2 在尊重与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的特点分析 |
| 5.1.3 我国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缺失 |
| 5.2 纳税人诉讼制度 |
| 5.2.1 法治国家对纳税人诉讼的开放:从征税监督到用税监督的延伸 |
| 5.2.2 纳税人诉讼是纳税人权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
| 5.2.3 我国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构建障碍 |
| 5.3 违宪审查制度 |
| 5.3.1 纳税人权利保护应以国家税权的合宪性控制为前提 |
| 5.3.2 各国违宪审查制度发展呈现的共同趋势 |
| 5.3.3 违宪审查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有效建立 |
| 6 完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的建议 |
| 6.1 健全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 |
| 6.1.1 全面实现纳税人权利的宪法化 |
| 6.1.2 重建税收立法体系 |
| 6.1.3 丰富纳税人权利体系 |
| 6.1.4 贯彻量能课税优化现行税制 |
| 6.2 提高税收行政管理效能 |
| 6.2.1 重构"税法三权" |
| 6.2.2 解决税收执法主体间的冲突 |
| 6.2.3 完善纳税人激励机制 |
| 6.3 改进约束国家税权的监督方式 |
| 6.3.1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
| 6.3.2 改革税收行政争讼的救济模式 |
| 6.3.3 逐步实施纳税人公益诉讼 |
| 6.4 强化纳税人的自我保护 |
| 6.4.1 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培植 |
| 6.4.2 以纳税人协会的培育为切入点健全保障机制 |
| 6.4.3 真正实现税务代理的"依法"代理与"独立"代理 |
| 参考文献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台湾地区研究 |
| 1.2.3 国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 |
| 第一节 县主官职能的历史沿革 |
| 2.1.1 历代县主官的职掌 |
| 2.1.2 晚清县政的近代化改革 |
| 2.1.3 北洋政府县知事的职能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 |
| 2.2.1 县长的定位 |
| 2.2.2 县长职能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县长职能制度设计的动因 |
| 2.3.1 南京政府建立时的基本状况 |
| 2.3.2 “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的县长 |
| 第三章 县长基本职能的考察 |
| 第一节 兼理为名的司法职能 |
| 3.1.1 县长兼理司法 |
| 3.1.2 对县长兼理司法的批评 |
| 3.1.3 司法改革与县长权能的变化 |
| 3.1.4 县长作为军法官的职能 |
| 第二节 剿匪为中心的治安职能 |
| 3.2.1 匪患日炽 |
| 3.2.2 “剿匪官” |
| 3.2.3 县长在治安机构中的层级 |
| 3.2.4 县长治安职能的实现 |
| 第三节 县长的财政职能 |
| 3.3.1 县财政的独立 |
| 3.3.2 县长财政权的应用 |
| 3.3.3 县长敛财与县经济 |
| 第四章 县长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 |
| 第一节 县长与县党部的关系 |
| 4.1.1 “党领导政”还是“政领导党” |
| 4.1.2 县长优势地位的缘由 |
| 4.1.3 县政权中的党政冲突 |
| 4.1.4 县党政关系的整合 |
| 第二节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关系 |
| 4.2.1 “四局”系统的渊源 |
| 4.2.2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职能及机构划分 |
| 4.2.3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龃龉 |
| 4.2.4 增强县长职权 |
| 第三节 县长与上下级的关系 |
| 4.3.1 县长与省厅的关系 |
| 4.3.2 县长与行政督察专员的关系 |
| 4.3.3 县长与县政府机构及人员的关系 |
| 4.3.4 县长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
| 第五章 县长职能履行的困境 |
| 第一节 复杂的政治环境 |
| 5.1.1 “黄金十年”的成就 |
| 5.1.2 政治环境的恶化 |
| 第二节 责重权轻的政治地位 |
| 5.2.1 事必躬亲的困境 |
| 5.2.2 更动频繁随意 |
| 第三节 军阀与地方势力的干涉 |
| 5.3.1 新旧军阀对县长施政的干涉 |
| 5.3.2 地方政治势力对县长施政的影响 |
| 结语 |
| 征引文献 |
| 基本史料 |
| 着作 |
| 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县组织法》 |
| 附录C 《县政府办事通则》 |
| 附录D 《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 |
| 附录E 《县长任用法》 |
| 附录F 《县长考试条例》 |
| 附录G 《县长任用法原则》 |
| 附录H 《补充县长任用资格标准实施办法》 |
| 个人简历 |
| 教育背景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第一讲《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2]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食品卫生监管研究（1927-1937）[D]. 吴布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7)
- [4]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5]明清时期乡约运行机制研究[D]. 马馨. 南开大学, 2014(04)
- [6]基于《汉语大词典》的民国词汇研究[D]. 李娜. 山东大学, 2011(12)
- [7]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8]我国农村社会信用理念的生成及其法律保障 ——以农村信用社的变迁为对象的研究[D]. 刘建勋. 山东大学, 2010(08)
- [9]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 郭鸣. 武汉大学, 2010(11)
- [10]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D]. 邢巍巍. 南开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