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迎接新世纪的上海汽配市场(十三)——WTO引发的行业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丹[1]（2019）在《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往往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诠释,学术界也多以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来概括中国电影在社会景观上呈现的两大类别。然而,纵观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和乡村之间并非有鲜明的界限划分,而是存在着过渡性区域,即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随着小城镇概念的提出,小城镇作为一个社会实体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90年代,小城镇因其自身独特的社会表征成为部分初登影坛的第六代导演的主要书写场域。中国电影展现的社会样态也不再仅限于充满现代文明的城市和弥漫乡土气息的农村,开始有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进等多重矛盾因素相互融合、渗透、碰撞、撕扯的过渡性区域。小城镇电影逐渐成为与城市电影、乡村电影并列的重要电影类别。影坛上关于小城镇电影的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早期小城镇电影侧重观念先行、政治先行的主流叙事,小城镇的空间主体性尚未形成,这与小城镇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早期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使小城镇电影呈现出更多的乡土色彩,城市作为被邪恶入侵的对象遭遇着强烈的批判。战争年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小城镇成为众多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释放苦闷的避风港。建国后,小城镇与城市、乡村共同建构着集体主义理想和集体反思的主流话语。后来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小城镇电影在电影语言和审美观念的现代化问题上开始进行多元探索。可见,小城镇电影长期被统一进主流话语,其本身特有的空间寓意和艺术想象也由此被遮蔽。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影坛开始集中出现一批以小城镇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作品。它们大多出自于部分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创作,以突出的底层视角、鲜明的纪实风格,以及多样的个体书写展现小城镇的现实风貌和小城镇人的生存状态,由此开启了不同于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主流文化书写的边缘叙事。这些作品赋予了小城镇空间充分的主体性,小城镇空间通过影像语言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景观特征,有着多元、开放的深层寓意,折射着复杂的社会语境。与此同时,学术界掀起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其突破文本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为我们审视小城镇电影的空间主体性提供了有效依据,也为我们全面、客观、深入地把握电影与小城镇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随后,影坛上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小城镇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艺术想象,但空间主体性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叙事策略,多元的主题及丰富的个体体验逐渐取代空间的主导地位成为小城镇电影的叙事重点。因此,小城镇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成为个体怀旧、情感宣泄、社会批判的主要场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小城镇在经济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由此,小城镇电影的影像书写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部分第六代导演一改之前的“残酷”现实叙事和批判姿态,试图建构小城镇社会新的精神矛盾空间。青年导演则在类型创作和艺术探索上不断创新,小城镇电影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样态。可见,空间主体性不再是小城镇电影建立自身合理地位的唯一标准,空间表征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空间参与主题叙事和风格建构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强化了电影与小城镇社会之间的互动想象关系。因此,小城镇电影特有的文化内涵及社会意义不是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等主流叙事可以替代的,小城镇电影正在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着中国电影的影像书写和艺术表达。
王晓丽[2]（2017）在《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文中指出新世纪中国电影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电影产量、票房数量、影院建设、从业队伍、观影人次等方面今非昔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观。但是与产业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质量和口碑的持续走低,导致国产电影面临严重的信誉危机。因而总结电影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深入分析当前电影的创作症候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具有切实且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全面整理和把握新世纪中国电影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电影发展的主要脉络,运用消费文化、叙事学、类型学、意识形态批评、纪实美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影像、叙事、美学、价值观以及与观众的关系等进行系统地研究。第一章揭示消费文化是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现实语境。论文首先辨析消费文化的含义,指出消费文化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力军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语境和主要价值观之一;剖析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即电影政策的实施推进了电影产业化进程,吸引多元资本投入到电影行业从而促进了电影的繁荣,同时受众主体的低幼化和消费文化语境直接影响了电影娱乐化、物欲化、怀旧性的审美转向;将新世纪电影的格局划分为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等,并简要分析其基本形态。第二章探讨商业电影中奇观化的国产大片。古装武侠大片开启了中国大片的探索之旅,以“武舞美学”为核心的动作奇观营造颇具东方文化色彩,但过于重视画面而陷入叙事和意义双重失落的泥沼,叫座不叫好。历史战争大片以战争场面奇观为视觉营造的重点,通过考察战争与人性的纠缠表达出对人性的质疑和历史的反思,但压抑的画面和人性表达的失衡造成了娱乐性的欠缺与审美的错位。奇幻大片以真爱、成长、自由为主题,运用电脑特技手段建构非真实的艺术空间,辅以爱情、动作、冒险等类型元素,以青年人为目标受众而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但技术进步的同时暴露出艺术的幼稚。第三章讨论商业电影中世俗化的类型片,选取喜剧片、小妞电影和青春片等中小成本类型片进行分析。喜剧片以其得天独厚的娱乐优势获得市场的青睐,小妞电影以引领时尚的消费品牌和女性青春靓丽的形象而赢得女性观众市场,青春片的盛行在于它契合了当下影院观影主体——20岁上下的青年人对青春、爱情、梦想的期待和想象。虽然这些类型片的娱乐性较强,但在消费文化的驱使下出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不足,如喜剧片的低俗、小妞电影的拜金主义和青春片的幼稚等,同时还存在叙事模式化、手法雷同化、主题同质化、风格过度娱乐化等问题。第四章解读主旋律电影的交响与变奏。面对资金危机和接受焦虑,主旋律电影一方面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集体记忆的重构、当代英模的宣扬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时代性重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向商业电影借鉴奇观化、明星化、类型化的叙事策略,以实现电影的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双重诉求。论文最后指出了主旋律电影发展中出现的商业美学膨胀等问题,提出了主旋律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五分析艺术电影的坚守和探索。大众消费文化的普及与蔓延使原本小众化的艺术电影更加边缘化,艺术电影在坚守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也开始了类型化的探索,呈现出再现现实经验、描绘个体情感与沉溺类型越界等三种创作倾向。论文着重探讨其现实经验的关注与遮蔽,生命体验的开掘与简化,以及类型的融合与支离等美学症候。最后,在对新世纪中国电影重要文本的影像、叙事与文化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时代、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审美与文化、创作与市场（观众）、艺术与商业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未来中国电影将呈现出数量性增长减缓和质量性增长提高的发展趋势。所以对电影产业的繁荣应当肯定,对电影叙事和精神上的不足应予以正视和重视,而任何单一的肯定或否定评价都不可取。
燕志华[3]（2014）在《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文中提出党报是中国当代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现象,它在新闻议程设置、热点话题参与、主流价值观塑造、重大事件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华日报》作为经济社会事业异常发达的江苏省的省委机关报,新闻报道主要是围绕江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展开的,是国内着名的省级党报。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新华日报》为例,对其头版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新闻要素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党报反映的社会变迁具有“时AI写作意”的特征,同时对党报及其发展状况做出客观评价。论文属于个案研究,通过对《新华日报》头版进行资料统计和分析,在论证党报的“写意”特征之外,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党报头版的政治性是否掩盖了新闻性?头版会议和领导人报道占据多大的比例?从党报的头版能否研究社会变迁?党报是否关注民生?是否有足够的舆论监督,以及是否有效?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体人物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点?党报的话语风格有什么变迁?等等。论文选择了《新华日报》从1978年起16年、总共1300多个头版为研究范畴,分别以农业、民生、舆论监督、头版头条、话语风格、个体人物报道频率、重大事件报道策略等为重点进行了内容和变迁分析。此外,对科技、文化、交通、环境、社会、教育、外交、卫生等要素也进行了一定的统计分析。论文综合运用了社会变迁、社会传播、议程设置、“把关人”、文化堕距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抽样法、文献法和访谈法为主。此前对党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纯粹的新闻视角、党报议题设置以及舆论引导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本文是以变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多项主题要素进行考察,获得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结论认为：党报是以“写意”方式概括性地反映社会变迁。论文还认为,《新华日报》头版在政治性和新闻性的博弈中,后者占据了上风；通过对头版新闻要素的统计,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头版的民生报道渐渐增多,并成为报道的重点；舆论监督不足,但开始强化；个体报道数量增多的背后,是党报“意识形态焦虑”；话语模式从政治话语走向平民话语,等等。此外,论文指出党报影响力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化不足,提出党报必须警惕“传播失灵”的危机。认为党报未来要发展,必须进行转型。
虞浔[4]（2013）在《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文中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为标志，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自开埠以来就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第一线，最早引入近现代司法理念和西方法治模式，新世纪以来又一直在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持续努力，在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它不可避免地是整个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表现出鲜明地自上而下推进的色彩，展现了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它却是许多改革措施的肇始之地，许多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在上海司法机关工作中自发萌生的创新举措，经过上海这块法治土地的滋润和检验，逐渐为全国所了解和认可，并随之被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向全国推广，引发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的点点浪花甚至波澜。司法体制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有必要系统梳理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改革动机和发展趋向，继续努力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为此，本文分八章对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行研究。第一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改革历程的历史考察。研究1997年以来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并不能割裂此前上海发生的司法改革。建国以来上海人民司法事业从无到有，尽管经历过挫折，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奠定了上海司法工作的基本格局，为1997年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而且1997年之前上海的司法改革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和沉痛教训，为1997年以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在上海的开展提供了正反面启示；此前进行的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也为之后的改革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第二章是关于1997-200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阶段的研究。自1997年到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阶段。在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上海司法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工作体制、用人机制和内部运作机制等方面整体推进，各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类管理工作逐步推开。第三章是关于2002-2007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阶段的研究。自2002年底到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阶段。改革在法律框架内稳步推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机制不断创新，司法规范化和司法公信力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协调机制更加健全，解决诉讼难、执行难、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新成效；政法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水平明显提高。第四章是关于2007-2012年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阶段的研究。自2007年底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五年，是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阶段。上海司法机关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和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建立特困当事人司法救助制度，彰显法制公信力和司法人文关怀，加强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等行业的执业监管，不断优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第五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中的思想纷争及实践取向的研究。在上海探索、推行和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措施的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质疑和批评之声。就宏观思路来说，就有地方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框架、各司法部门的进程是否需要统一的争论；就微观举措来说，以“少年法庭”、“案例指导制度”为例，不难看出一些开创性举措引发了长久讨论和争议。正是这些讨论、这些质疑和批评使得上海司法机关更为审慎地对待改革，使其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走得更为稳当和科学。第六章是关于上海与兄弟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横向比较的研究。根据公开的一些资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海与我国其他省区市在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上有许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动力、根本目标、指导思想、整体进程、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上。但上海与其他省区市相比，在重视创新探索、未成年人保护、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借鉴国外经验、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还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分析存在这些异同的原因，主要是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特性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有关。第七章是关于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分析检讨及成效评价的研究。上海的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司法规律，保证了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实施，也避免了由此带来种种不必要的失败和资源浪费。虽然已经取得显着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的改革只是刚刚破题，全面推进和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司法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八章是关于继续深化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对于司法的需求空前增长。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上海只有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司法困境。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设定为“推进司法公正、扩大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践行司法为民”。其功能应定位于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深化改革应该有一套贯穿于改革从始至终的基本行为准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上海实际继续探索适应上海司法实践需求的创新举措，切实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有效促进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杨亮[5]（2012）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淄博——海岱之间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经哺育出辉煌灿烂的齐文化,而齐文化不仅是我国一支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和重要组成部分。务实、开放、多元、变革、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在“膏壤千里,粟如丘山”且风炎土灼的齐国大地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辐射力,品类繁复、工艺精湛、独树一帜的民间工艺文化便是孕育其中、颇具特色的一枝奇葩。齐文化“重农兴商”的历史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新型经济、文化格局中依然不失借鉴和启迪意义。民间工艺文化更是持续不断地探索新环境中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明晰如何变革民间工艺的传统文化优势形成淄博文化资源的产业优势、如何借助民间工艺的大众文化力量培育出现代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目的。在选题、调研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获得资料的途径包括：实地调查法（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或手工艺者面谈并做记录）、函询法（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民间协会组织发放咨询信函、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查阅法（图书馆、民艺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电子资源）等等。历史研究中的时空结合法,在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内探索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发展脉络,阐述事实、揭示意义、解释原因、预测趋势。下面是各部分内容的提要：在引论中明示出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研究选题的原因和依据。界定民间工艺、文化和产业化等相关概念,并对学术界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综述。首先对淄博民间工艺进行类别研究。按照重要性程度依次递减的次序对淄博当地的民间工艺品类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历史梳理,理清每种民间工艺的起源、鼎盛、衰落或者消失的时间、地点和代表性事件,由此证明淄博有史以来确实是民间工艺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具体民间工艺品类包括最主要的陶瓷和丝绸（此亦为中国最为典型的传统手工艺）及其衍生品刻瓷工艺、琉璃工艺以及内画工艺、淄砚工艺、铜响乐器、蹴鞠制造工艺等等不一而足。其次深入分析了博民间工艺发展的原因。主要是针对淄博各种民间工艺,分析其产生、鼎盛、衰落和消亡的原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部分。比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气象和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尤其是煤炭、矿石、铁、铜等主要矿产资源以及农副产品资源等,此为相对稳定的地理决定性。而社会历史因素比之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更为深刻、复杂和富于变化,诸如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态、国家政治制度、阶级阶层关系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流行时尚、风俗习惯等外部因素以及淄博地区广大民众的品格气质、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等内在因素都会共同作用于民间工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再次全面分析了是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涵。第一触及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精神内核,亦即造物思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造物思想包含民众的智慧与理想,或“备物致用”的实用诉求或“文质彬彬”的审美意趣或“心手相传”的技能巧思,民间工艺匠人借用材质、配方、色彩、线条、形体等工艺语言表达出内心情感和精神追求。第二在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中勾勒出淄博民众典型性格特征,摹写民间艺人传统的社会生活与生产状况,关照民间工匠的艰苦奋斗与执着信念。第三归纳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描绘主流民间工艺文化生命中历经“缓慢积累的成长期——理性选择的成熟期——无奈蛰伏的衰退期——华丽转身的复兴期——不可限量的再生期”的跌宕路径,‘藉此在思想上对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做出准备。复次是对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研究。首先将上述各种淄博民间工艺再次进行分类,明确不同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归宿问题；然后基于对选择性产业化理念的认同解决“产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按照选择性开发战略思路进行市场客体分类——文化标本、文化作品抑或文化产品；按照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宏观思路进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角色定位——政府、投资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如何定位；按照多元化市场发展多维思路进行民间工艺文化产业的市场开拓,旅游业、体育娱乐业、艺术品行业、网络市场范畴、国际贸易领域等等。最后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对该选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主要结论是：结论之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其发展动因基本确证。结论之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内涵。结论之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产业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结论之四：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之路需要采取选择性战略并重新进行市场主体界定和有针对性的市场开拓。本文的创新点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论题试图站在社会文化的基点上,将视线向下投射,着眼于一个城市的“小传统”即大众文化,但是并不是回避和排斥“大传统”即精英文化,反而是要努力在精英文化的脉络中摸到大众文化的脉搏,亦即尝试在正统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找到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尤其是民间工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2.对淄博城市形象评价的创新。淄博自古为齐国封地,“五霸之首”、“战国七雄”是其鼎盛的标志性形象。曾经“泱泱大风”的齐国所恃“鱼盐之利”随属地减少逐渐转型成为现代山东一内陆城市,传统的纺织工业、陶瓷工业联合新型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树立起淄博“工业城市”的形象,然淄博凭借曾经辉煌之“齐国”遗风,欲将重振其文化与经济并立之形象,还原本来应有之面目亦非不可能之事。3.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创新。淄博的民间工艺文化以传统陶瓷和丝织工艺为轴心随时代不断演化出新的民间工艺品类,但是现代化机器大生产模式在陶瓷和纺织行业的成功并不能成为其他民间工艺同样可以效仿的佐证。为此本论文提出了“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选择性战略”。简言之,在开发和利用文化产业资源的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时要基于“选择性”原则区别对待,多元并行,方能取长补短各得其所。4.淄博民间工艺产业市场道路选择的创新。本论文提出“继续发展轻工制造业（陶瓷工业、丝绸纺织业）、重点开创商业和服务业的创新协作,同时加强外围产业的辅助和保护”的市场开拓思路。特别是民间工艺文化与艺术品市场、旅游业和旅游商品市场、专业批发市场以及国际市场的层次化结合,同时兼顾金融、广告、教育和法律等环境建设。新模式、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方法在文化产业战略的大背景下显得益发突出和紧迫。
姜国俊[6]（2009）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三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三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三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韩佳[7]（2008）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国家内部的区域竞争层面上。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首位经济核心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客观要求,也是区域内各省市自身发展的需要。长江三角洲具有完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基础,以及日益成熟的区域合作机制、政策和思想观念等软件条件。本文总结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长三角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已形成一定制度,城市间、企业间和社会各界的交流与融合日益紧密,城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世博会的联动效应也将有力推动长三角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但是,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阻碍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诸如: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导致恶性竞争,产业升级受到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制约,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布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区域创新体系面临瓶颈等。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层次原因分析,针对当前阻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对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进行研究,提出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首先需要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正确处理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市场主导与政府调节的关系、相关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问题。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区域内各省市可通过让渡部分权力,由区域协调机构统一调控。并制定相关法律加强区域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使一体化不断地向更高的形式发展。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加强区内协调和区外合作与发展。同时,通过建立以产业、资源和地域为特征的区域协调发展基金或者通过制定区域政策所进行的利益协调,避开分割市场的行政地域边界,通过共同权力干预资源配置,进行全局和整体整合。并完善在国家以产业为特征的地区政策框架下的规范性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由经济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主要职责是在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和基础产业等非竞争部门直接投资和规划,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涉及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领域,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制度协调,并强化中央派驻长三角的管理职能部门的作用。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内城市跨界发展,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强化区域经济功能,解决城市土地、港口等资源紧缺的瓶颈。同时,积极培育非政府性的跨地区合作组织,加强社会协调力量,鼓励建立各类半官方和民间跨地区协调组织,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张赫城[8]（2007）在《最优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着眼于研究最优税理论与实践，研究目的在于，一是通过对最优税理论的梳理归纳与比较总结，确定一个系统而有逻辑的最优税理论框架；二是在理论框架确定的基础上力图将之应用于现实税制的实践分析。此两点同样是本文学术创新的价值所在，即：一是关于最优税理论本身的归总与推演，或说是最优税研究的理论性价值；二是尝试以最优税理论为坐标描绘现实最优税制的曲线，或说是最优税研究的应用性价值。除导论外，本文全文分为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上下两篇。上篇为最优税理论分析，包括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与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三个部分；下篇为最优税实践分析，包括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和中国现行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两个部分。出于研究的重要性和应用的必要性，本文上下两篇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均以结构为重点。导论部分，指出最优税理论作为现代税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行文首先从英文原意入手对最优税的基本含义与最优税理论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进而概括了最优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引入新增长理论论述了最优税理论的新发展，最后简单介绍了研究最优税理论的方法和工具，并对最优税的研究意义作了讨论。上篇为最优税的理论分析，共分三个章节。1．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本章从关于最优商品税的文献综述开始，到最优商品税规则的理论论证，并简单介绍了最优商品税的实证分析结果并指出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理论部分，本文的叙述采取的是逐步扩展的形式，得出的结论的一般性也是逐渐增强的。首先在单一家庭的完全竞争的框架内，推导出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的拉姆齐规则。拉姆齐规则是竞争性经济中最优商品税的必要条件，它所表达的含义是征税后，消费者对每一种商品的实际消费等比例下降，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初始相对结构仍保持不变，从而经济效率的破坏程度降到了最低限度。尽管拉姆齐规则没有考虑公平问题，但是拉姆齐规则的重要意义在于指明最优的商品税收制度是使税后商品的补偿需求下降的比例相同，而不是商品的价格的相对变化。因此，尽管在实务中税前价格加一个比例相同的税率比较容易操作，但这不是拉姆奇规则的原意。一种看似正确的观点——为使税收的扭曲效应最小，税收应使所有的商品价格以相同比例提高——在拉姆奇规则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继而本章阐述了作为拉姆齐规则的特例的逆弹性规则，因为逆弹性规则假设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所以逆弹性规则不存在拉姆齐规则中的近似化过程，同时本章指出商品的需求之间完全独立的情形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此逆弹性规则在实践中可能是行不通的；即使按照逆弹性规则设计税制，也可能使政府收入依赖于需求弹性较低的几种商品，从而使税基过窄。另外，逆弹性规则和拉姆奇规则的区别还在于逆弹性规则强调的是税率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间的关系，而拉姆奇规则强调的是替代效应，要求征税后商品的实际消费量等比例下降。接下来本章阐述了戴蒙德-莫里斯规则。戴蒙德-莫里斯规则也是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推导出来的，但是它考虑的是多个家庭，这样就将公平引入了最优税收理论的框架内。本章以两种形式阐述多人经济中的最优税收规则，这两种形式都表明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就是一种商品需求的下降是与这种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的社会重要性以及他们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相关联的。这一规则在更一般的框架中保留了拉姆奇规则的主要特点，既对数量变化的关注，同时给出了拉姆齐规则中没有的对公平问题的讨论。理论阐述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不完全竞争经济下考虑多个家庭的最优商品税规则的，这一部分的论述要复杂一些，因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内讨论税收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税收归宿问题，所以此处以比较严格的语言刻画了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税收归宿问题，同时得出了和税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相关的重要结论。关于税收归宿的论述都是为推导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作铺垫，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导了涵盖从完全竞争经济到不完全竞争经济的所有经济行为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尽管不完全竞争经济下的最优商品税规则的推导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其基本的含义和戴蒙的-莫里斯规则是一致的。它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对于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商品，考虑了包含引致效应的修正项，并且得出补偿需求的下降和税负转嫁的程度是负相关的结论，并且表明在确定相对税率时，行业行为和偏好是一样重要的。这一部分的最后简要地给出了和最优商品税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结果，如存在所得税和外部性时的最优商品税。2．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本章从三个角度对最优所得税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从公平、效率角度分析了最优所得税。首先提出衡量最优所得税的标准仍然是公平和效率，二者皆不可偏废。而这两个标准在不同社会里的主次位置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必须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政府的职责任务来确定适合自己的“最优所得税”模式。此外，衡量最优所得税还有别的标准，如所得税制是否有弹性，是否能对经济发展起稳定作用，是否有利于政府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等。但都不如公平标准、效率标准显得那么重要。公平和效率问题不仅是整个税收的棘手问题，更是所得税的棘手问题，因为在实现政府的公平目标过程中所得税被看成是比其他税收更有力的手段，所以所得税中的公平与效率矛盾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只是在原则上抽象地、笼统地指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很容易的，但却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政策操作上提出具体指导性意见。然后运用该标准分析最优所得税制：即综合所得税制与最优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标准和所得税累进度与最优所得税的纵向公平标准。前者包括资本利得问题、波动所得问题和估算所得问题。后者分析了埃奇沃斯模型、斯特恩模型、米尔利斯模型、凯塞尔曼模型四个模型。第二，将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引入最优所得税理论的分析，从非对称信息条件和激励理论角度分析了最优所得税。首先简单介绍了埃奇沃斯试图确定的为获取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个人福利的总和应如何设计税收再分配系统的思路。如果削弱了消费边际效用，会得到支持累进税率的结论。如果所有的个人从消费中获取了同样的福利，最优福利要求每个个人的边际消费福利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的毛收入不同，那么净收入必须平均化。接下来对维克里的功利主义分析方法加以介绍：假设所有个人对于生产的劳动强度e及消费y的偏好是一致的，但是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同，假设生产劳动强度e由函数W确定：e=W（x，t），t指个人生产能力，x指生产产品数量。在此假设条件下，政府的目的在于当税收总收入达到预先设定的水平时，能将个人福利总和最大化。尽管他不能详细说明最优税收结构中累进税率的程度问题，维克里在1968年《累进制问题》一文中，转回到所得税系统中激励与分配之间适当平衡的问题。他还考虑了在真实意义上，建立一个累进税率系统在技术和政治上存在的困难。作为这一部分的重点，最后单独介绍了米尔利斯方法。他对最优所得税的研究是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对经济政策最优设计的最早的完整分析。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用的方法已经成为非对称信息经济领域的典范。米尔利斯关于最优所得税的模型与维克里的很类似。它假设政府的目的在于将个人福利总和最大化，所有的人对休闲和消费有着相同的偏好，但是其生产商品、提供服务的能力不同。每个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力，而政府并不清楚。米尔利斯的突破点在根据经验对福利方程加上了一点合理的限制。在这一限制下，政府的最优化问题能被重新定义，不再是合并所有个人最优化问题，而是利用微分方程对福利进行微商dv（t）/dt。这一方程表明了t型人发生临界变化时，个人福利水平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米尔利斯观察到最优化问题能被看成应用数学领域知名的动态控制问题。米尔利斯重新说明的最优化问题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的分析被证实意义深远，被充分理解并大大简化了所分析问题。3．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本章是全文理论分析的重点。首先对最优税结构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作为行文的铺垫，这里澄清了一下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概念，辨析了其定义、划分与各自特性，并简单介绍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表示方法。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研究，即税收制度结构优化中的不同类别税种间协调优化的问题。以直接税为主体、以间接税为主体还是实行“双主体”税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本部分将运用多种经济学分析方法试图从税收的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进而通过对最优税理论中关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最优税理论比较直接税与间接税研究的演进过程，包括希克斯和约瑟夫、莫格、弗里德曼、李特尔、科利特和黑格以及最为着名的米尔利斯和维克里的理论，概括得出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的结论。其一，直接税与间接税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这一点主要是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角度上说的。“最优税理论”首先承认无论是商品税还是所得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类型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国的税收制度最终施行何种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类型，要取决于“公平”与“效率”目标间的权衡。随后对最优税理论中关于最优结构的结论进行了延伸的论证。从税收本质、经济社会可能的征税点、非正式约束和税制自身四个方面概括并分析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影响因素，强调了政府政策目标对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选择的决定作用，并结合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效应分析概括了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要求：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设计要能使税收收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并且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适应；税种的选择要符合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再生产的特点，要符合税收原则的要求，税种之间应尽量避免重复征税；税率的设计应在充分考虑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同一税种的税率档次应尽可能简化：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要保持相对稳定，避免因税制频繁变动而影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消费决策。下篇为最优税的实践分析，共分两个部分，即全文的第四和第五章。4．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这一部分从历史沿革与当前各国的税制改革两个方面对最优税实践进行了评析。首先介绍了历史沿革中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存在以直接税（所得税加财产税）为主体、以间接税（商品税）为主体和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三种基本类型。接下来分析了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演变从以古老直接税（财产税）为主到以间接税（商品税）为主再到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为主三个时期的历史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有的学者提出的“第四阶段最终论”和“双主体结构最优论”进行了实践与理论上的批驳。认为这种观点既无有力的论据，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税收基本原理。由此提出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演变轨迹的预期：“循环说”。认为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主体的选择将会循环演进：“单主体”→“双主体（过渡）”→“另一个单主体”→“双主体（过渡）”→……。但是，这里所谓的“双主体”只是指的一种从量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并重”，这种“并重”并不能代表两个都是主体，而是在由某一个主体过渡到另一个主体时，从量变到质变过渡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章的重点在于介绍了当前税制实践中各国税制结构类型存在与传统理论相对应的三种类别之后，对当前各国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高度概括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分别按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三个类型，选取了若干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样本，从改革前各国税制结构的情况、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的模式，特别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内部各个税种的改革及总体结构的优化情况等几个方面着手介绍了这三类国家的间接税、直接税以及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实践，并对比分析了改革前后各国税制的优化及其趋势，最后在总结各国优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其经验与教训及对于中国的可借鉴之处。因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参照这两种类型国家的实践经验要比参照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因此这一部分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通过概括介绍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税制优化实践，概括得出这两类国家的优化方案和发达国家有很多的相似性，“降低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也是其税改方向，这说明世界税制改革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的税制改革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都是在应用现代税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同时受到最优税相关理论的指导，即要在直接税与间接税分别优化的基础上更好地优化其结构，直接税/间接税的分别优化与结构优化都要体现其应该具备的效应，满足政府的政策目标。“最优税理论”对于直接税、间接税及结构优化的结论得到了充分运用。随后对这两类国家最优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从最优目标、税收工具、税基税率、初始条件、实施状况、优化时滞及配套改革等若干方面做了简单的总结。随即提出了一个该两种类型国家典范的改革方案，并从目标确定、优化方向、方案选择及改革的配套措施等若干角度阐述了各国最优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5．中国现实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本章是本文的理论指导实践部分，在前文理论研究与世界各国税改实践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税制说明现状，回顾历史，在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从税种设置的角度简单介绍了中国现行税制，并对这些税种约略的按照直接税与间接税进行了划分，方便了下文对中国的最优间接税、最优直接税以及最优结构的分析。随之先是以最优商品税规则为依据，论述了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的问题以及扩大征税范围所面临的困难。关于增值税的讨论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增值税的转型问题的。本文论述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的合理性，关于这部分的论述，本文和目前的主流意见是一致的。继而对中国现行的消费税进行了评价，主要集中在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消费税的价内税形式、消费税的征税环节三个方面。这一部分的讨论的新意在于为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出了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不能是盲目的，要注意对某些商品和消费税行为开征消费税在税收上是否可行。接下来从理论最优化、最优税率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个人所得课税的最优化问题。根据最优税理论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优化选择。继而阐述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首先，对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然后，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如前所述，本部分的重点也在于结构的分析。行文至此概括总结了中国现行税制中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特点：中国是一种特殊的以间接税为主体，以直接税为辅助的结构类型。约略的说，间接税（商品税）占税收总额的70％，直接税占30％，其中，所得税15％，财产税（含其他）占15％。随后对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各自的变化趋势及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轨迹进行了分析说明，最后对建国以来中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历史沿革做了简要回顾。进而在最优税理论的结论与上文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确定明确的目标是第一位的，并且这个目标的确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此这一部分从国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和转轨时期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三个方面详尽的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国情要求。之后得出我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目标结论：我国作为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选择与优化应是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理性行为，优化我国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要能够体现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符合经济全球化和税收一体化的要求；要遵照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策目标，以收入的合理再分配为辅助政策目标，构建更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实现公平与效率、法治与务实有机结合的最优税制。至此，运用前文的理论分析基础，参照上文得出的目标结论，对我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评析得出结论：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行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较为合理，但细部上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而且必须进一步优化。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不合理性的分析上，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存在问题，一是在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整体配置错位，宏观税负偏高，微观税负失调，影响了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在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个体设计不完善，弱化了税收参与经济调控的职能作用，这一点分别从直接税、间接税内部及其他辅助方面做了分析。之后，针对国内有些学者的优化建议的“双主体”选择，结合我国的国情再一次批驳了这种观点。最后对中国最优税制实践的分析结论认为：首先，要保证间接税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其次，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的通过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方式去实现，而应当从总体税制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的安排去实现。因此，目前来说直接税／间接税各自内部的调整才是更重要的。简言之即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手段，巩固间接税，规范直接税，净化环境、简化税制、强化征管。全文最后预期经过优化调整直接税的比重可能会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在整个税制改革中，一些规范宏观税制的调整大都是对直接税进行的，使得在间接税收入绝对量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由于直接税的增量加大，从而表现出来的结果可能是间接税的比重略有下降，但间接税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我国的实践税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呈现以间接税为主体，以直接税为辅助的结构，但是这一结构将是一个全新的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体，比重大体为60％左右；以直接税为辅助，比重大体为40％左右。其中所得税相对重要，比重大体为30％左右，财产税比重大体为10％左右。
陈燕[9]（2007）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是中国艺术产业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艺术产业得以不断扩展和延伸。演出产业，音像产业，电影产业，艺术品业等等各行业市场迅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艺术产业竞争将更加趋于激烈。我国艺术产业经营者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与发达国家的艺术产业相比，我们在生产方式、经营理念、营运资本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尤其是在市场化运作方面，人家积累了上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所经历的艺术市场实践不过十来年时间。我国艺术产业的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艺术资源、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我国的艺术产业要虚心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手段、生产方式和市场经验。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博采众长、勇于进取，才能创造辉煌的未来。本文主要以世纪之交中国艺术产业的发展状况为资料，从发展轨迹、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地位等方面进行研究，呈现其发展的具体面貌，也希望为中国艺术产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赵洪军[10]（2007）在《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选择的研究主题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在此之前，还没有文献直接将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用于分析证券市场监管理念问题，没有文献对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的演变进行系统分析，可以找到的有关文献大都以证券监管制度为主题的，只是偶尔带有一些含有监管理念的理论观点。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尝试借助于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制度变迁等理论对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理念的演变进行研究，并通过对监管制度变化的根源探究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主要有四个：（1）在中国经济的转轨时期，证券市场的特征及证券市场监管理念对证券监管工作和证券市场本身的重要性；（2）证券市场监管理念与监管制度及具体监管实践的内在联系；（3）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的阶段划分与演变轨迹；（4）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监管理念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指导思想和基础。监管的每一要素都受到监管理念的影响，监管理念渗透在每一个监管要素之中，并且自始至终贯彻在整个监管的过程。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是不完善的市场，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及做法对证券市场本身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消除，监管部门对于其监管对象，仍然有所有者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惯性。监管和掌管的角色常常混淆和错位。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实践，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理念正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并努力达到边际效应递增的过程之中。在市场条件日益完善和成熟的条件下，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也将逐步现代化，向着更有利于证券市场本身发展方向转化。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开始至第六章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证券市场监管理念分为五个阶段，在对每个阶段监管理念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理念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该理念指导下监管具体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了引发的问题，最后对该阶段监管理念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对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绩效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借鉴西方监管理念发展历程，指出证券监管理念的发展趋势，以及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同时提出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本文研究的延续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案。
二、迎接新世纪的上海汽配市场(十三)——WTO引发的行业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迎接新世纪的上海汽配市场(十三)——WTO引发的行业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二、对象与方法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何去何从:早期小城镇电影的家国叙事(1935—1978) |
| 第一节 城乡对立下的政治书写与个体彷徨 |
| 一、政治和道德的说教 |
| 二、个体情感的压抑与苦闷 |
| 三、“家”与“国”的共同忧患 |
| 第二节 现实空间的对抗与精神空间的矛盾 |
| 一、传统伦理规制下的“罪恶空间” |
| 二、游离、辗转的主体空间 |
| 三、个体情感映射下的“废墟空间” |
| 小结 |
| 第二章 坚定信念:改革开放后小城镇电影的集体叙事与风格化初探(1979—1995) |
| 第一节 主流话语下的历史反思与主体觉醒 |
| 一、审视历史的人性批判 |
| 二、规避政治的异域书写 |
| 第二节 集体空间的遮蔽与地域空间的凸显 |
| 一、主体生存空间的压制与异化 |
| 二、异域空间下的风格化探索 |
| 小结 |
| 第三章 驻足凝视:世纪之交小城镇电影的个体叙事(1995—2010)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下的多元创作与主题表达 |
| 一、第六代导演的县城影像 |
| 二、其他导演的主题叙事 |
| 第二节 小城镇电影空间主体性的生成 |
| 一、在个体记忆和想象中生成的历史空间 |
| 二、在客观和主观镜头下生成的现实空间 |
| 三、在主客体中生成的异质空间 |
| 小结 |
| 第四章 精神超越:近年来小城镇电影的叙事转向(2011—2018) |
| 第一节 全球化浪潮下的创作调整与艺术突破 |
| 一、叙事性的增强与叙事空间的延伸 |
| 二、类型的丰富与风格的多样 |
| 第二节 小城镇电影空间叙事的转向 |
| 一、空间主体性的弱化与空间精神性的延续 |
| 二、青年导演多元的想象空间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消费文化: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现实语境 |
| 第一节 消费文化之定义 |
| 一、消费文化的内涵 |
| 二、消费文化的范畴 |
| 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 |
| 一、电影政策:产业进程的主动力 |
| 二、多元资本:产业繁荣的助推力 |
| 三、社会症候:娱乐至死和价值虚无 |
| 四、观众本位:产业发展的中心点 |
| 第三节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格局与基本形态 |
| 一、商业电影:繁荣中的尴尬 |
| 二、主旋律电影:危机下的转型 |
| 三、艺术电影:困境中的坚守 |
| 第二章 商业电影(上):奇观化的中国大片 |
| 第一节 东方奇观背后的双重失落 |
| 一、华丽的东方奇观 |
| 二、叙事的断裂与拼贴 |
| 三、价值虚无与文化悖逆 |
| 第二节 战争奇观下的人性迷思 |
| 一、影像的真实美学风格 |
| 二、人性叙事的丰富与困境 |
| 三、文本意义的建构与缺憾 |
| 第三节 技术的进步与艺术的幼稚 |
| 一、数字技术与审美体验升级 |
| 二、类型杂糅与叙事混乱 |
| 三、想象力的匮乏 |
| 第三章 商业电影(下):世俗化的类型片 |
| 第一节 “笑”的盛宴 |
| 一、贺岁喜剧:小品化与游戏化 |
| 二、中小成本喜剧:巧合与戏仿 |
| 第二节 女性的童话 |
| 一、女性乌托邦的建构 |
| 二、凝视中的误认与想象 |
| 三、消费文化的意义旨归 |
| 第三节 青春怀旧风 |
| 一、青年群像与成长主题 |
| 二、怀旧消费与偶像崇拜 |
| 三、青春书写的陷落与超越 |
| 第四章 主旋律电影的交响与变奏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书写 |
| 一、国家形象的塑造 |
| 二、集体记忆的重构 |
| 三、当代英模的宣扬 |
| 第二节 商业化策略 |
| 一、视听的奇观化 |
| 二、人物的日常化 |
| 三、叙事的类型化 |
| 第三节 反思与展望 |
| 一、过度商业化与现实桎梏 |
| 二、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化走向 |
| 第五章 艺术电影的坚守与探索 |
| 第一节 现实经验的呈现与遮蔽 |
| 一、现实生活的再现 |
| 二、纪实风格的凸显 |
| 三、回避现实与无力超越 |
| 第二节 主观心理的表现与简化 |
| 一、人物心理的开掘 |
| 二、有意味的形式 |
| 三、戏剧性的妥协 |
| 第三节 类型越界的融合与支离 |
| 一、艺术性的追求 |
| 二、类型化的转向 |
| 三、难以弥合的裂缝 |
| 余论 |
| 一、中国电影史范畴中的新世纪电影 |
| 二、跨文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电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世纪中国重要影片一览表 |
| 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3）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纸媒与社会变迁 |
| 一、社会变迁的“记录器” |
| 1、西方报纸与社会现实 |
| 2、新闻史学视角下的中国报纸 |
| 3、报纸叙事与社会转型 |
| 二、中国特色的党报事业 |
| 1、党报产生及社会属性 |
| 2、党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3、“党报效应” |
| 4、读者群的社会分层 |
| 三、时代“写意”：党报头版反映社会变迁的主要方式 |
| 1、党报反映变迁的逻辑 |
| 2、党报新闻：时代“写意” |
| 3、头版的“历史人格化”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
| 一、媒体与社会变迁理论 |
| 1、社会变迁理论 |
| 2、传播制度与议程设置理论 |
| 3、政治传播与“把关人”理论 |
| 二、国内党报研究成果梳理 |
| 1、研究的热点 |
| 2、党报头版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
| 3、党报研究典例：人民日报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抽样法 |
| 2、文献法 |
| 第三章 新华日报历史变迁与社会特质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1、新华日报的历史和发展 |
| 2、新华日报的特质 |
| 3、历史地位及现实成就 |
| 二、头版及议程设置 |
| 1、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
| 2、“头版难题” |
| 3、议程设置与现实挑战 |
| 三、头版的导向与社会 |
| 1、意识形态导向 |
| 2、改版与变化 |
| 3、版面与社会的折射 |
| 第四章 头版新闻要素分类与分析 |
| 一、党报头版头条 |
| 1、地位及重要性 |
| 2、头条与政治领导人报道 |
| 3、头条新闻的内容与分类 |
| 二、头版历年的新闻要素统计分析 |
| 1、1978—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 |
| 2、1989—1993年：从“六四”到“南巡” |
| 3、2000—2003年：进入WTO时代 |
| 三、头版会议新闻的统计及变迁 |
| 1、头版央地会议的“新闻拼图” |
| 2、头版会议新闻的变与不变 |
| 3、党报会议新闻的“传播失灵” |
| 第五章 新华日报头版与农业 |
| 一、农业：党报头版报道中的“重中之重” |
| 1、农业在头版中的位置 |
| 2、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的新探讨 |
| 二、从农村到城市 |
| 1、“农民话语”与“城市社会话语” |
| 2、城市社会的来临 |
| 3、“农民的终结”及中国本土化争议 |
| 第六章 新华日报头版“个体”人物 |
|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
| 1、西方社会学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 |
| 2、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之下的个体与集体 |
| 3、“个人”的现代性蕴含 |
| 二、头版个体出现的频率 |
| 1、“公”与“私”的宣传 |
| 2、个体新闻出现的频率和变化 |
| 3、“典型人物”的政绩化倾向 |
| 第七章 新华日报头版的“新闻维稳观" |
| 一、头版新闻报道的内在特征 |
| 1、头版政治性与新闻性的隐性冲突 |
| 2、头版领导人的形象诉求 |
| 3、重大新闻的隐晦传播特征 |
| 二、“新闻维稳观”的操作模式 |
| 1、“六四事件”的新闻策略 |
| 2、“基辛格角”的形成与传承 |
| 三、“新闻维稳观”的未来发展 |
| 1、“喉舌论”的极端化发展 |
| 2、“维稳观”的三阶段 |
| 3、新闻维稳的关键在于正确“发声” |
| 第八章 新华日报舆论监督 |
| 一、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一个传统 |
| 1、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成 |
| 2、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
| 3、舆论监督的方式与成效 |
| 二、舆论监督的流变 |
| 1、从强力到困境 |
| 2、“打死老虎”现象 |
| 3、“内参”的现状与未来 |
| 三、前景与路径选择 |
| 1、舆论监督与宣传部门的“和谐” |
| 2、党委政府“撑腰”与舆论监督的困境 |
| 3、评论成为党报舆论监督的新武器 |
| 第九章 新华日报头版新闻话语形式 |
| 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
| 1、“话语”辨析 |
| 2、话语模式 |
| 3、话语折射 |
| 二、党报话语的表达模式与风格 |
| 1、《人民日报》国家话语的表达策略 |
| 2、《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叙述模式 |
| 三、新华日报的新闻话语的变迁 |
| 1、头版通讯标题的话语模式 |
| 2、头版通讯内容的话语模式 |
| 3、权威话语主体：从官员到专家 |
| 第十章 思考与前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s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 中国1997年始启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
| 二、 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司法机关与时俱进 |
| 三、 上海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 |
| 四、 域外司法改革理论在上海受到科学借鉴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 司法 |
| 二、 司法机关 |
| 三、 司法体制 |
| 四、 司法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历史回眸（1949—1997）：中国司法制度曲折发展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司法制度初创奠基阶段 |
| 二、 司法制度曲折成长阶段 |
| 三、 司法制度破坏荒废阶段 |
| 四、 司法制度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变革历程 |
| 一、 基本形成上海司法工作格局 |
| 二、 组织开展上海司法改革运动 |
| 三、 文革期间上海司法工作倒退 |
| 四、 改革开放后步入发展的正轨 |
| 第三节 现实意义 |
| 一、 奠定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基础 |
| 二、 提供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启示 |
| 三、 确立上海司法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先机 |
| 第二章 拉开序幕（1997-200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探索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启动司法改革 |
| 二、 上海推进依法治市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三章 全面展开（2002-2007）：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加快城市法治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四章 深入进行（2007-2012）：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深化阶段上海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国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
| 二、 上海改善城市法治环境 |
| 第二节 改革内容 |
| 一、 概述 |
| 二、 上海审判改革 |
| 三、 上海检察改革 |
| 第三节 配套改革 |
| 一、 上海公安刑侦改革 |
| 二、 上海司法行政改革 |
| 第五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与探索的纷争 |
| 第一节 改革宏观思路争议 |
| 一、 地方司法领域改革能否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框架 |
| 二、 地方司法机关在改革进程中是否需要相互协调统一步调 |
| 第二节 改革微观举措争议 |
| 一、 “少年法庭”之争 |
| 二、 “案例指导制度”之争 |
| 第六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与其他省份实践探索比较 |
| 第一节 共同之处 |
| 一、 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基本相同 |
| 二、 发展方向和推进动力基本相同 |
| 三、 整体进程和许多内容基本相同 |
| 第二节 鲜明特色 |
| 一、 上海是许多司法改革举措的创始之地 |
| 二、 上海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区别对待 |
| 三、 上海全力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四、 上海有效增强司法机关的工作透明度 |
| 五、 上海科学借鉴国外司法改革先进经验 |
| 六、 上海较好地解除了司法机关后顾之忧 |
| 第三节 异同探究 |
| 一、 存在相同缘由 |
| 二、 存在不同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实践探索的评析 |
| 第一节 特点分析 |
| 一、 根本保证——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把牢社会主义方向 |
| 二、 有力保障——准确定位司法职能，体现上海自身特色 |
| 三、 不竭动力——遵循司法工作规律，依靠科学理论支持 |
| 四、 重要方法——统筹规划改革方案，争取形成整体合力 |
| 五、 必要方式——以改革促进新变化，不急不躁循序渐进 |
| 六、 有效途径——改革灵活性，尊重首创性，保护积极性 |
| 第二节 成功之处 |
| 一、 妥善处理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
| 二、 妥善处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关系 |
| 三、 妥善处理中央部署与上海实际的关系 |
| 第三节 问题所在 |
| 一、 司法机关改革中的某些模糊认识有待加以纠正 |
| 二、 上海司法部门的执法司法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
| 三、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氛围尚需培育 |
| 第四节 取得成效 |
| 一、 坚持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成为上海各界普遍性共识 |
| 二、 上海司法机关工作更趋规范，公正性、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
| 三、 上海司法公开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善 |
| 四、 有效破解案多人少现实困境，保障上海司法工作良性运转 |
| 第八章 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继续深化改革之路 |
| 第一节 战略目标 |
| 一、 追求司法公正，保持全国领先司法环境 |
| 二、 扩大司法公开，保持先行先试发展势头 |
| 三、 树立司法公信，发挥上海本土传媒优势 |
| 四、 践行司法为民，满足广大市民更高期待 |
| 第二节 功能定位 |
| 一、 推动国家司法体制进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延伸司法机关工作触角，服务上海社会管理 |
| 三、 强化司法工作保障功能，促进四个中心建设 |
| 四、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
| 五、 提升司法机关履职水平，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 第三节 基本原则 |
| 一、 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全市大局深化改革 |
| 二、 借鉴域外司法改革经验与上海实际相结合 |
| 三、 遵循法律法规边界依法有序稳步组织实施 |
| 四、 坚持以群众观点为引领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
| 第四节 路径选择 |
| 一、 借助雄厚科研力量提炼上海司法领域开展改革经验，自觉以科学理论研究为指引 |
| 二、 依托上海智慧城市建设，丰富司法公开的形式和内容，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
| 三、 警惕腐败现象向司法领域渗透蔓延，从制度着手织密上海司法职权运行监督机制 |
| 四、 围绕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发挥好海事仲裁和金融仲裁便捷、高效的作用 |
| 五、 及时关注司法工作暴露的问题，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内容，增强群众法治观念 |
| 六、 充分挖掘上海丰富法学教育资源，推进司法人员职业化建设，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概念的界定 |
| 三 相关研究现状 |
| 四 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淄博主要民间工艺类别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淄博陶瓷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二节 淄博丝织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淄博琉璃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四节 淄博淄川淄砚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五节 淄博临淄蹴鞠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六节 淄博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七节 淄博花灯制作工艺的历史演变 |
| 第八节 淄博其他若干民间工艺杂项 |
| 第二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原因分析 |
| 一、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概况 |
| 二、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一：矿石资源 |
| 三、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主要自然地理条件之二：蚕桑遍植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
|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
|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淄博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内核——造物思想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解读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生命周期性规律 |
| 第四章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的当代产业化 |
| 第一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当代产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开发理念 |
| 第三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角色定位 |
| 第四节 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产业市场开拓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管理办法 |
| 附录二 《文物法》中有关拍卖、转让和展览的条款 |
| 附录三 山东省实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 |
| 附录四 《山东省工艺美术行业调整振兴指导意见(2009-2011年)》 |
| 附录五 《2003-2010年淄博市建设文化大市规划纲要》 |
| 附录六 《淄博市文化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2010年到2015年) |
| 附录七 2007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摘录 |
| 附录八 《关于宣传文化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
| 附录九 张明文《刻瓷歌》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分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行政改革的成效评判与动力悖论 |
| (二) 本文的理论命题与基本假设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制度变迁及其行为主体分析 |
| (二) 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文献梳理 |
| (三) 行政改革的执政党主导:动力学分析的新空间 |
| 三、核心概念与基本观点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论文基本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 |
| 一、政党、国家及其政治架构 |
| (一) 政党: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力量 |
| (二) 国家权力:政党活动的核心指向 |
| (三) 党-国自主化与党-国一体化:两种不同的政治架构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 |
| (一)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发展过程 |
| (二)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形成原因 |
| (三)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利弊考量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的调适 |
| (一) 党政分开:党-国相对自主化的启动环节 |
| (二) 依法治国: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核心路径 |
| (三) 社会自主: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成长空间 |
| (四) 政党主导: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战略基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执政党行为的目标函数与多重约束 |
| 一、执政党行为的多元目标 |
| (一) 中轴目标:长期执政 |
| (二) 核心经济目标:经济发展 |
| (三) 核心政治目标:政治文明 |
| (四) 核心国家目标:民族复兴 |
| (五) 多元目标的耦合体系与函数表达 |
| 二、执政党行为的多重约束 |
| (一) 初始条件约束 |
| (二) 知识约束 |
| (三) 博弈约束 |
| (四) 意识形态约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市场化转轨与适应性行政改革 |
| 一、经济体制的绩效考量 |
| (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预期与低效根源 |
| (二) 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与绩效优势 |
| 二、市场化转轨的渐进选择 |
| (一) "宪法性秩序"的稳定延续 |
| (二) "意识形态之笼"的逐层打破 |
| (三) 市场化知识的渐进累积 |
| (四) 多元博弈的"妥协"演进 |
| 三、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制度化关联: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匹配 |
| (二) 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的"适应性"联动 |
| (三) 适应性行政改革的"上下结合"互动机制 |
| 四、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 |
| (一)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认知根源 |
| (二)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利益根源 |
| (三)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体制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文明、民主化转型与先导性行政改革 |
| 一、政治文明的民主维度 |
| (一) 民主政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维度 |
| (二) 过度集权:执政党民主实践的历史偏离 |
| 二、民主化转型的可控战略 |
| (一) 民主化转型的基本历程 |
| (二) 民主化转型的可控战略 |
| (三) 民主化转型的三元路径 |
| 三、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行政民主化:作为政治民主化先导的行政改革 |
| (三) 先导性行政改革的“上下结合”互动机制 |
| 四、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 |
| (一)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认知梗阻 |
| (二)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利益梗阻 |
| (三)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体制梗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复兴、全球化竞争与压力性行政改革 |
| 一、民族复兴的全球观照 |
| (一) 民族复兴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情境 |
| (二) 民族复兴的目标设计与路径选择 |
| 二、全球化竞争的效仿效应 |
| (一) 全球化竞争的后发效仿 |
| (二) 全球化竞争的技术效仿 |
| (三) 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效仿 |
| 三、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外压倒逼改革:行政改革的压力性特征 |
| (二) 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内外结合"互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期执政与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 |
| 一、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 |
| (一)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历史方位的判断转变 |
| (二) 长期执政的忧患意识与政治逻辑 |
| 二、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一个系统分析 |
| (一) 执政逻辑: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 |
| (二) 宏观动因与微观行动者: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长三角的界定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研究进展 |
| 一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
| 二 地方政府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作用研究 |
| 三 长三角区域产业发展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第二节 经济区位理论 |
| 一 杜能农业区位论 |
| 二 韦伯工业区位理论 |
| 三 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 |
| 第三节 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一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 二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
| 三 区域非平衡发展理论 |
| 四 区域发展阶段理论 |
| 第四节 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一 新增长理论 |
| 二 区域创新理论 |
| 三 区域产业集群理论 |
| 第五节 区域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 |
| 一 增长极模式 |
| 二 点轴模式 |
| 三 网络开发模式 |
| 第六节 区域经济关系理论 |
| 一 绝对成本学说 |
| 二 比较成本学说 |
| 三 要素禀赋理论 |
| 四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七节 梯度转移理论 |
| 第八节 都市圈理论 |
| 一 都市圈的一般概念 |
| 二 都市圈理论简述 |
| 第九节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 一 西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概述 |
| 二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及基本思路 |
| 第十节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及启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与范例 |
| 一 欧盟 |
| 二 北美自由贸易区 |
| 三 亚太经合组织 |
| 四 珠江三角洲 |
| 第二节 国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长三角的启示 |
|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渐进过程 |
| 二 建立具有一定权威的区域性组织机构 |
| 三 建立完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 |
| 四 构建有限权能政府,平衡都市集权与地方自治关系 |
| 第三节 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长三角的启示 |
| 一 CEPA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
| 二 港深都会制度合作对长三角的启示 |
| 第四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与现状 |
| 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 |
| 一 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历史渊源 |
| 二 鸦片战争后新兴工商业城市群形成和发展阶段 |
| 三 计划经济时期地区发展失衡和城市功能趋同阶段 |
| 四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
| 一 地方领导人定期会晤磋商制度已基本形成 |
| 二 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 |
| 三 社会各界的众多交流合作活动相继展开 |
| 四 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市场融合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
| 五 城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
| 六 申办世博会成功产生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因 |
| 一 长三角地区互为依存、联动发展的深厚历史基础 |
| 二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 |
| 三 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 四 江浙沪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政府领导观念的重大转变 |
| 五 长三角自身具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 |
| 第五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
|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体制和制度问题 |
| 二 区域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问题 |
| 三 区域城市功能定位与城市个性塑造问题 |
| 四 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自主创新问题 |
| 五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分工与配套衔接问题 |
| 六 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
| 七 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能级提升问题 |
| 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
| 一 区域管理协调主体缺失造成区域整体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 |
| 二 区域性法律法规缺失造成区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 |
| 三 四大机制缺失导致区域经济良性发展与瓶颈制约的矛盾 |
| 第六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统一思想认识、转变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四方面关系 |
| 一 厘清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
| 二 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关系 |
| 三 厘清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相互关系 |
| 四 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 |
| 一 明确制度变迁主体,建立区域协调机构 |
| 二 建立地区政策框架下的法律体系 |
| 三 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基金 |
| 第三节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
| 一 统筹规划,完善功能,形成区域整体架构 |
| 二 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
| 三 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培育区域统一市场 |
| 四 协调机构,创新机制,提供区域一体化制度保障 |
| 五 多元主体,跨界合作,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 |
| 第四节 促进区域公共品资源的制度化合作 |
| 一 建立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科学利用和保护流域水资源 |
| 二 发挥区域民航部门管理职能,合理建设配置机场资源 |
| 三 推进港口错位竞争、合作共赢,实现区域港口群一体化 |
| 四 开展跨行政区划的公路规划,建成统一畅通的区域公路网 |
| 五 实行区域铁路网的统一规划管理,构建城际轨道交通网络 |
| 六 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
| 七 推进区域信息化合作,构建区域通信一体化网络 |
| 八 加强区域防灾减灾工程的区域协作与配套衔接 |
| 第五节 政府主导推进区域内城市跨界发展 |
| 一 城市跨界发展模式 |
| 二 江阴—靖江城市跨界发展过程 |
| 三 江阴—靖江城市跨界发展的特点 |
| 四 江阴—靖江城市跨界增长实践的经验借鉴 |
| 第六节 积极培育非政府性跨地区合作组织 |
| 一 非政府组织的特点 |
| 二 非政府组织在协调长三角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 加强社会协调力量,鼓励建立非政府性跨地区协调组织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最优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最优税的基本含义与最优税理论的理解 |
| 0.2 最优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0.2.1 最优税理论的产生 |
| 0.2.2 最优税理论的发展 |
| 0.2.3 最优税理论的拓展 |
| 0.3 最优税理论既有成果的比较研究 |
| 0.3.1 最优税理论主流 |
| 0.3.2 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论 |
| 0.3.3 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公共选择论 |
| 0.3.4 最优税理论各学派之比较 |
| 0.3.5 最优税理论的贡献 |
| 0.4 最优税研究相关 |
| 0.4.1 最优税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
| 0.4.2 最优税的研究意义 |
| 0.4.3 本文的框架结构 |
| 上篇: 最优税理论分析 |
| 第1章 最优商品税(间接税)理论分析 |
| 1.1 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商品税 |
| 1.1.1 单一家庭经济的效率准则: 拉姆齐规则 |
| 1.1.2 多个家庭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准则: 戴蒙德-莫里斯规则 |
| 1.2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商品税 |
| 1.2.1 税收归宿 |
| 1.2.2 最优税收 |
| 1.3 最优商品税的扩展分析 |
| 1.3.1 与所得税相结合的最优商品税 |
| 1.3.2 存在外部性时的最优商品税 |
| 1.3.3 最优商品税规则的具体影响因素和实证分析方向 |
| 第2章 最优所得税(直接税)理论分析 |
| 2.1 公平、效率问题与最优所得税 |
| 2.1.1 衡量最优所得税的标准:公平和效率 |
| 2.1.2 公平、效率标准下的最优所得税制 |
| 2.2 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与最优所得税 |
| 2.2.1 非对称信息激励理论的引入 |
| 2.2.2 米尔利斯方法 |
| 第3章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分析 |
| 3.1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归纳 |
| 3.1.1 最优税理论关于直接和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基本内容 |
| 3.1.2 最优税理论比较直接税与间接税研究的演进 |
| 3.1.3 最优税理论关于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结论 |
| 3.2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理论延伸 |
| 3.2.1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2.2 对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 |
| 3.2.3 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效应 |
| 3.2.4 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基本要求 |
| 下篇: 最优税实践分析 |
| 第4章 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 |
| 4.1 世界各国税制实践的回顾与简介 |
| 4.1.1 历史沿革中的税制实践分析 |
| 4.1.2 当前世界各国的税制类型简介 |
| 4.2 当前各国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1 发达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2 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2.3 经济转型国家税制改革中的最优税实践分析 |
| 4.3 各国最优税实践分析的总结 |
| 4.3.1 发达国家实践总结 |
| 4.3.2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实践总结 |
| 4.3.3 各国最优税实践分析的启示 |
| 第5章 中国现行税制实践的最优税分析 |
| 5.1 中国现行税制简介 |
| 5.1.1 税种设置 |
| 5.1.2 税种的直接税/间接税划分 |
| 5.2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间接税分析 |
| 5.2.1 中国现行增值税分析 |
| 5.2.2 中国现行消费税分析 |
| 5.3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直接税分析 |
| 5.3.1 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分析 |
| 5.3.2 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分析 |
| 5.4 中国现行税制中的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分析 |
| 5.4.1 中国现行税制中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特点及历史沿革 |
| 5.4.2 中国直接税/间接税结构优化的国情分析 |
| 5.4.3 中国现行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评析 |
| 5.4.4 中国最优直接税/间接税结构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基础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角度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历史:发展轨迹 |
| 2.1 中国现当代艺术产业的发展 |
| 2.2 世纪之交中国艺术产业现状 |
| 第3章 系统:产业结构 |
| 3.1 演出产业 |
| 3.2 音像产业 |
| 3.3 影视产业 |
| 3.4 艺术品业 |
| 3.5 其他艺术服务业 |
| 第4章 管理:产业政策 |
| 4.1 文艺体制改革 |
| 4.2 艺术产业的政策演变 |
| 4.3 世纪之交的中国主要艺术行业的产业政策 |
| 第5章 空间:产业地位 |
| 5.1 艺术产业在国家产业中的地位 |
| 5.2 艺术产业对国家艺术事业的作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简要文献回顾 |
| 1.2.1 关于证券市场监管模式与监管理念 |
| 1.2.2 关于证券监管作用的探讨 |
| 1.2.3 关于证券市场的阶段划分 |
| 1.2.4 证券监管理念演变的理论分析 |
| 1.3 证券监管的理论基础 |
| 1.4 证券监管制度与证券监管理念的关系 |
| 1.5 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和证券监管理念演变模型 |
| 1.6 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及创新点 |
| 1.6.1 本文的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6.2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探索、观望阶段的监管理念与评析(1992年以前) |
| 2.1 “探索、观望”监管理念出现背景 |
| 2.1.1 理论背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 |
| 2.1.2 经济背景 |
| 2.2 地方政府初级行动团体的监管举措 |
| 2.2.1 发行市场监管 |
| 2.2.2 流通市场监管 |
| 2.3 探索、观望阶段出现的有关问题 |
| 2.3.1 多头监管、多头分散 |
| 2.3.2 统一协调主体缺位，造成地方管理混乱 |
| 2.4 探索观望阶段监管理念分析 |
| 第3章 制度建设阶段的监管理念与评析(1992-1995年) |
| 3.1 制度建设阶段监管背景 |
| 3.1.1 监管制度滞后带来市场混乱 |
| 3.1.2 证券市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管理层的注意 |
| 3.2 证券监管制度框架的初步构建 |
| 3.2.1 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制度安排的构建 |
| 3.2.2 证券市场监管机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
| 3.2.3 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开始形成 |
| 3.3 制度建设阶段出现的问题 |
| 3.4 制度建设阶段监管理念及绩效评价 |
| 第4章 全面干预阶段的监管理念与评析(1996-2000年) |
| 4.1 “全面干预”监管理念形成的背景 |
| 4.1.1 证券市场试验阶段的结束 |
| 4.1.2 证券市场重要地位得到充分认识 |
| 4.1.3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
| 4.2 全面干预阶段政府监管基本情况 |
| 4.2.1 集中统一监管体制形成 |
| 4.2.2 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
| 4.2.3 机构风险加大，加强对机构监管 |
| 4.2.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 |
| 4.3 “政府越位”造成市场混乱 |
| 4.3.1 企业上市盲目跑指标、争额度 |
| 4.3.2 上市公司出现诸多质量问题，从而导致资本市场问题恶化 |
| 4.3.3 证券公司监管不严，坐庄普遍 |
| 4.4 对全面干预阶段监管理念的评价 |
| 4.4.1 转轨时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
| 4.4.2 全面干预导致市场作用发挥受限 |
| 4.4.3 全面干预导致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 |
| 第5章 推进市场化阶段的监管理念与评析(2001-2003年) |
| 5.1 “市场化”理念形成的背景 |
| 5.1.1 十六大政策指引下深入开展国有企业改革 |
| 5.1.2 适应加入WTO的要求，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
| 5.2 推进市场化阶段政府监管基本情况 |
| 5.2.1 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 |
| 5.2.2 具体监管制度体现—大力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 |
| 5.2.3 强调事后监管，事后严厉打击操纵市场行为 |
| 5.2.4 加快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 |
| 5.2.5 推出国有股减持方案 |
| 5.3 引发的问题分析 |
| 5.3.1 忽视中国国情和转轨特点，照搬、照抄，导致“水土不服” |
| 5.3.2 缺乏事前、事中监管，引发违规问题，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
| 5.4 对推进市场化阶段监管理念的评价 |
| 5.4.1 监管的市场化为终极目标，是必由之路 |
| 5.4.2 监管上体现了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是进步的表现 |
| 5.4.3 监管理念的超前性明显，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国际化步伐过快 |
| 第6章 解决制度缺陷阶段的监管理念与评析(2003年至今) |
| 6.1 “解决制度缺陷”监管理念形成的背景 |
| 6.1.1 证券市场问题的充分暴露 |
| 6.1.2 制度性市场缺陷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健康规范发展 |
| 6.2 解决制度缺陷阶段政府监管基本情况 |
| 6.2.1 强化市场监管，市场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 |
| 6.2.2 强化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夯实证券市场基础 |
| 6.2.3 采取多种措施完成上市公司股改和清欠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
| 6.2.4 证券公司综合治理 |
| 6.2.5 推动两法修改，务实、操作性增强 |
| 6.3 解决制度缺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3.1 股改买票—“投票门事件” |
| 6.3.2 清欠手段的合规性面临考验 |
| 6.3.3 政府越位现象存在 |
| 6.4 解决制度缺陷阶段监管理念的评价 |
| 6.4.1 解决制度缺陷，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里程碑意义 |
| 6.4.2 对其他市场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作用 |
| 6.4.3 抓住关键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利益 |
| 第7章 证券监管理念演变的总体评价和发展方向 |
| 7.1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变迁总体评价 |
| 7.1.1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演变的诱致性起点和强制性转变 |
| 7.1.2 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移植性起点和内生非移植性转变 |
| 7.1.3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起点和路径依赖性转变 |
| 7.2 证券监管理念演变绩效分析 |
| 7.3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演变的制度效率分析 |
| 7.3.1 一级市场发行制度变迁效率分析 |
| 7.3.2 二级流通市场变迁效率分析 |
| 7.3.3 信息披露制度效率分析 |
| 7.4 西方证券监管理念的总体发展历程 |
| 7.5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发展方向 |
| 7.5.1 证券监管理念路径选择 |
| 7.5.2 树立正确证券监管理念，明确未来证券监管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迎接新世纪的上海汽配市场(十三)——WTO引发的行业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D]. 张丹.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2]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D]. 王晓丽. 武汉大学, 2017(06)
- [3]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D]. 燕志华. 南京大学, 2014(03)
- [4]1997年以来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上海的实践与探索[D]. 虞浔.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5]淄博民间工艺文化与当代产业化研究[D]. 杨亮. 山东大学, 2012(12)
- [6]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10)
- [7]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D]. 韩佳. 华东师范大学, 2008(12)
- [8]最优税研究[D]. 张赫城. 东北财经大学, 2007(06)
- [9]世纪之交的中国艺术产业 ——关于历史、系统、管理、空间的研究[D]. 陈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07(01)
- [10]转轨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理念演变研究[D]. 赵洪军. 复旦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