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崔婷婷[1]（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王俏茹[2]（2021）在《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瞿连贵[3]（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段莹莹[4]（2020）在《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的问题。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作为生育决策承担的主体,女性群体的教育、就业及健康状况等在生育政策发生变化后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亦会因此受到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人力资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梳理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相关文献发现性别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多为定性研究且大多聚焦于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在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探讨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选取生育政策变迁作为切入点对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以期提高女性群体的关注并服务决策。本文梳理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历程,回顾了女性人力资本的发展历程,厘清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相关背景。首先,本文将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分为管控宽松（1952-1980）和管控严格时期（1981-2015）,分别建立VAR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师生比之和衡量的女性教育人力资本在管控严格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同时还发现以女性总体死亡率衡量的健康人力资本,在管控宽松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其次,本文将管控宽松时期又分为初步探索（1952-1969）和广义计划生育政策两个时期（1970-1979）,管控严格时期分为独生子女（1980-2013）以及二孩两个时期（2013至今）。除二孩时期之外,本文对其余三个时期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上文VAR分析的结果。最后,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管控严格时期终生收入法衡量的女性人力资本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更大,中部次之,东部弹性最小。本文虽然本文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仍不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年份数据进行处理但不够精确;再比如较少考虑女性人力资本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以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继续深入分析。
杨婷婷[5]（2020）在《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既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也要求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宏观经济学长期探寻的目标,也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阶段转型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已有的经济学文献研究表明,在越过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后,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它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路径之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立足现实紧迫需要,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本文以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研究对象,兼顾效率和公平视角,重点探讨教育投入通过怎样的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对收入分配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路径上,首先致力于构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同时,坚持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教育投入对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不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发达国家及“赶超”国家教育投入经验及成效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和建议。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首先分析了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尽管教育的投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教育投资重视的程度不同,本文分析认为,教育投入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教育投入的能力以及教育投入制度安排等密切相关。其次,依据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本文认为,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增加-强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但同时,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反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是通过教育投入来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首先以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教育投入为例,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规模和结构,总结了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为弥补已有文献对家庭教育投入估计的不足,本文利用清华大学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投入统计抽样调查,就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进行了估算。其次,针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特点,借助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加大,在各种要素投入中的重要性提高。但作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我国教育投入并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是扩大了初次分配收入差距。最后,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教育投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既概括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也阐述了日本和韩国等赶超国家的经验,力争为我国教育投入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有益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逻辑进行了检验。二是运用官方统计数据和微观抽样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较全面地估算了我国教育投入总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初步推算,如果加上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以上。三是紧密结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分阶段对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后期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别进行考察,并分东中西部地区,就教育投入对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戴潇[6]（2019）在《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本研究通过讨论不同维度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综合导出我国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一般认为,劳动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由于信息自由传递的边界性、产业结构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使得传统理论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解释力偏弱。另一方面,在我国不同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空间壁垒和信息壁垒,在这些多重效应和历史发展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使这些区域的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这些困境使我们并不能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中,完全还原劳动力演化是如何平稳嵌入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体系之中,甚至不能还原这部分信息与产业结构作用的前因后果。因此,如何驱动劳动力的自增强反馈机制并进一步逐步演化出具有规模扩散效应、人力资本红利效应的收益递增路径,是保证我国顺利实施“供给侧”经济改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这需要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与理论基础,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演化问题。唯有明晰了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才能寻求到避免不良路径依赖的有效措施。本研究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明确研究对象运行轨迹的非线性特征;二是明确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的多尺度度量问题,并讨论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三是综合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非线性机制,并导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最优演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深入阐述了应用“演化”这一隐喻于劳动力研究的合理性及其度量维度,并结合复杂性科学明确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演化的非线性特征。随后,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归纳出部分与路径依赖理论相类似的观点,依据路径依赖理论深入讨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科学性。第二,讨论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的非线性特征。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本研究认为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均属于非线性的分析范畴,而非线性的重要特征是系统的无序性,但这仅是在文献理论基础上的验证。因此,必须在用理论推演定性的同时,需辅以实证定量验证。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后文中所设计一切模型能够保持其所在的讨论框架的统一性。通过相空间重构,我们发现主要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性指标的柯尔莫哥洛夫熵非零且不同,表明要素之中存在的功能、关系均发生在不同的度量尺度上,即系统复杂且具有典型的多尺度特征。第三,讨论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数量演化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数量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所有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演化均是协同效应。我国整体劳动力技能演化仅在东部地区表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双向协同效应,在中部是双向的挤出效应,在西部为劳动力技能演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挤出效应,反之是协同效应。正是由于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实证结果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非匀质性,使得劳动力数量与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第四,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情景约束下的作用。首先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数理模型,具体探讨了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现实特征。结果显示,目前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较为平稳,而另两者波动较大,充分体现出我国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随后构建了门槛模型,讨论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我国整体还是我国的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的门槛效应明显。从全国的整体角度而言,同质型、异质型劳动力在其路径依赖程度不高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而言,东部的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正向作用,而对产业机构合理化则是负向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同质型劳动力演化路径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是正向作用,同时二者的异质型劳动力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是互为对立面,即中部为促进机制,西部为抑制机制。第五,揭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导出不同地区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最优路径。东部地区劳动力应以内部环境为路径依赖方向,着重推动异质型劳动力技能演化,加强劳动力对于当下产业结构环境的认同度;中部地区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外部影响为主的路径依赖情境下,推动同质型劳动力数量演化,二是改变路径依赖方向,同时推动同质型与异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西部地区则必须改变现在的路径依赖方向,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标,提升同质型劳动力的数量演化。本文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揭示了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实现了多维度的考察,丰富了现有的研究;二是,以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地区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区域性差异;三是,从生物学角度讨论研究对象之间是协同还是挤出效应;四是,充分考虑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运行轨迹,将时空效应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特别是构建了具有时空效应的路径依赖模型。
郭小雪[7]（2019）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已摆脱短缺经济的基本特征。虽然我国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但长期追求速度的增长模式代价高昂,中国经济面临着日趋上升的要素成本“地板”,与接近上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容量“天花板”的双重挤压,要素投入边际收益大幅收窄,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以往依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制定经济政策、确定发展思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其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眼于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部署。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组成单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细胞,以城市为对象对全要素生产率展开研究,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现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来看,主要以国家和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测算中大多未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得出的结果不能客观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系统研究则更为缺乏。因此,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的数据,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目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并分解,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特征、收敛性、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几个方面,对总样本和分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和对比分析,以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差异性,为政府部门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首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内涵、测算方法、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概括本文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以及所做的创新性研究。第一章为基础理论介绍。首先基于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作简要回顾,接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理论发展进行了归纳,最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为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描述性分析。首先对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解方法的原理进行了介绍,然后选取了包含资源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指标,基于CRS-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对我国275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基于测算分解的结果,从总样本、区域和城市规模分样本进行了时间演变分析和对比分析。第三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分析。首先对收敛理论和机制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总样本和分样本进行α收敛检验和纳入空间因素的绝对β收敛,并进一步纳入“连续性”“滞后性”进行条件β收敛性检验。第四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基于理论层面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机制进行分析,然后构建指标体系和空间动态SDM模型,以总样本和分样本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从短期、长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首先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适宜性创新”模式与地区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接着通过建立门槛模型,从总样本和分样本论证“适宜性创新”模式的存在性。最后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指数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呈现出总体平稳趋势又有波动的特征;不同规模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效率方面,也为平稳波动态势。2、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效率增长幅度较小,已经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瓶颈。3、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和技术水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整体呈略下降趋势,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西部地区整体为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小幅上升趋势,中型城市和小城市的效率水平小幅下降,在不同的时间区间,又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4、全国城市、三区域和四组不同规模城市均不存在α收敛;中西部城市、小型城市不存在绝对β收敛;在加入影响因素后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中西部城市、中型城市和小城市不存在条件β收敛;进一步加入时间和空间的滞后项的条件β收敛检验,总样本、区域样本和不同规模的城市样本均呈现条件β收敛。说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和发展速度与经济基础和各影响因素有重要关系。5、科研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是当前推动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动力,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阻碍作用。区域间、不同规模城市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第一,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部城市TFP增长的重要动力,却成为阻碍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适用于特大城市当前的发展特征,起到了正向作用,却不适合其他城市的发展特点,第三,金融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提升了技术水平的同时可能降低效率,第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等因素有一定程度上的“虹吸效应”。6、总体来看,我国存在“适宜性创新”模式,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促使自主型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三大区域的路径选择存在异质性,东部、中部采取自主型创新也较为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特征,西部城市则更适宜模仿式创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中型城市大体上来看应采用自主型创新模式,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中部城市“适宜性创新”的重要因素,小城市当前则更适合模仿式创新的模式。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面,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电能源纳入资源投入框架,将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作为污染物纳入“非期望产出”,进一步提高了测算结果的精确度,也体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二、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中,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将空间和时间上的“滞后性”“连续性”特征纳入实证研究。一方面将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弥补了静态模型不能估计短期效应的缺陷,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三、在金融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构建中,使用了动态因子分析方法（DFA）确定分项指标权重,与普通因子分析只能处理截面数据相比,加入了时间序列的分析结果,不仅能确保指标权重的客观性,也能全面地反映各分项指标的重要程度。四、本文在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特征和实证分析中,不仅考察了城市总样本的普遍性特征,又分区域和不同规模城市分别做了分析和对比分析,把握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异质性特征,为政策的精细化和因地制宜提供参考。
崔莉[8]（2019）在《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理空间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促进要素流动和深化分工的重要方式。自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从产业发展角度最早提出雁阵理论来探讨利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产业升级之后,整个东亚地区产业升级的实践都离不开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的推动。这些实践的成果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否也可以成为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产业升级的力量,从而弥合区域发展差距,带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转型升级阶段,多年高速发展中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将逐步显现出来,其中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无法被忽略的突出难题。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以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下面临着转型和升级,同时也存在发展高附加值先进产业的强烈需求,从而逐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产业差距,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反观东中部地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增加,制度改革成本的上升,其产业发展的供求矛盾与日俱增。可以说,通过实施区际产业转移和承接来探索中国雁阵模式的发展,从而推动各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区域在产业发展中的共同需要。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粗放式发展令其产业发展水平常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也给生态环境提出了重要的挑战。那么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究竟对产业的优化升级有什么理论和实际的影响?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进展是什么状况?在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规避风险?并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放大产业转移的正面效应从而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的优化升级,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相关参考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过程中发现关于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现有研究虽然视角多样化,研究体系较为完整,研究内容丰富。但反映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承接与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之间机理的理论研究仍相对欠缺,同时针对这一主题以西部地区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仍有可完善的空间。因此本文研究重点就是阐明区际产业转移承接对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机理并利用西部各省区的数据对理论研究中阐明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验证与分析。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包括:首先对产业转移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重点是从空间区域的角度划分和界定两类产业转移并对它们的差异性进行解析。并对贸易角度、产业发展角度和微观创新角度的产业转移相关理论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构成本文研究的理论来源。然后以雁阵理论为基础构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并从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影响承接地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价值链的嵌入和攀升以及产业集群式转移影响本地生产网络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来阐明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同时在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2010年至2016年27个行业绝对产值及相对份额的发展演变情况,对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体规模、行业特征、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实证研究方面分别对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机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计量回归模型的GMM估计方法和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方法依据西部各省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其中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而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并沿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由于回归方程数量多且数据样本量大则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对于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的协同效应则采用动态演化博弈及赋值仿真的实证分析方法。最后在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的对策建议。针对论文主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后,本文获得了以下结论:.从空间区域角度产业转移可以划分为基于地理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与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两者的概念内涵和发展特征均有所差异。基于地理空间的产业转移是区域产业转移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互联网经济深刻改变当前产业发展内容的情况下,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的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我国区际间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过程适用雁型发展理论的一般规律,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嵌入到区际产业价值链中并在技术创新等因素的推动下沿价值链攀升;区际间产业集群式转移对于西部地区本地生产网络的深化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因为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本地产业集群和生产网络的发展程度都是影响承接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因而从理论上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可以推动其产业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区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可以促进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且各省区的承接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的技术创新而且还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但是该正面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第二,目前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未发挥出来,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影响仍需要用更长期的实践来进行检验。第三,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区际产业转移会影响其产业发生与价值链的关联作用,但该作用的强度在西部各省区间并不平衡,同时整体而言当前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于西部地区产业沿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第四,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及仿真结果显示产业集群式转移在承接地与本地生产网络企业进行协同过程中只有博弈系统各方成员获得的协同净收益高于协同的净成本,才能激励集群式移入企业和本地生产网络企业留在产业集群式转移后在承接地构建的新生产网络中来共同发展并最终推动承接地产业网络的深化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突破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只围绕地理空间展开产业转移研究的限制,引入基于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产业转移的新概念,并对从空间区域角度划分的这两类产业转移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方面明确了本文所研究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是属于传统地理空间上产业转移的范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产业转移概念内涵体系。然后针对目前关于西部地区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内在机理的研究相对欠缺这一局限性,深入并系统的开展了包括产业价值链、产业集群式转移等新鲜内容在内的机理研究。也在实证研究中涉及到了区际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层面。但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模型和实证分析模型中只涉及到了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其产业优化升级的单向作用机理,未能构建起既阐明单向作用机理又反映机理间相互联系的全面模型。同时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定量研究的解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为在本文基础上开展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杨帆[9]（2018）在《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与生成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贫困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从历史纵向来看,绝对贫困长期困扰人类,且至今不绝;从全球范围来看,相对贫困问题将长久普遍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已经走到了需要全面着手应对相对贫困问题的历史发展阶段。首先,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即将在2020年完成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以来的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其次,在绝对贫困得到整体消除的情况下,我国的减贫治理体系将面临新的调整,相对贫困治理将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以应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造成的矛盾;再次,财富分配体系的不健全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趋势有增无减,弱势群体处境状况堪忧,社会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最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公共意志、公共资源有必要、有能力在改善相对贫困者生存境遇上提升,让全体人民一起共享改革发展的繁荣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愈来愈突出的相对贫困问题。本文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75年及以后出生、年满16周岁、户籍身份在农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已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达6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实践表明,中国已经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包含着农民工群体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当之无愧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离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2013年开始,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总量中的占比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7年达到50.5%,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在农民工群体总量中的主体地位明显。受到个体、环境、制度等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新生代在内的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期间陷入了贫困。该群体相对贫困问题的存在性得到了前人研究的预测和初步的实证调查检验;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新的产业形态如“互联网+”等的出现对知识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对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潜在冲击,该群体相对贫困问题存在着加剧的可能性。新生代农民工陷入相对贫困状态,不仅直接影响该群体的个体福利,而且,借鉴欧洲难民潮等的经验教训,极有可能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在以上的背景之下,理论界深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问题,以为实践界开展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那么,作为流动人口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相对贫困的识别体系如何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如何确定?该群体面临怎样的相对贫困状态?其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生成机理是怎样的?本文正是带着学术界需要深入探讨的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围绕主要研究目标,将历史文献回顾、定性分析、微观抽样调查与数据分析等相结合,遵循“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建议”和“宏观分析—微观考察”的研究思路,首先,从理论上辨析相对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并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为本研究提供学理依据;其次,在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下,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贫困临界判断标准;然后,利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数据,对其相对贫困展开实证测度与比较研究;再次,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最后,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特征、成因与生成机理,提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勾勒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框架,说明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以及凝练本文的创新、总结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在对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述评,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轮廓和创新空间;第三章着重阐述了本文的理论视域——可行能力视域,本文认为,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是一种拓展了传统贫困认知的更为先进的理论,是一种新的贫困观,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行能力缺失且恶性循环-可行能力贫困-提升可行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研究分析框架;第四章在可行能力贫困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了针对包括能够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为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五章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状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具体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包括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以及各指标和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第六章从贫困的代际传递视角探索了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相对贫困和多维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包括识别显着的影响因素、影响大小以及影响方向。第七章继续从贫困的恶性循环视角探索了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可行能力之间存在着不规则的循环机制,该机制是其相对贫困与否的重要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第八章构建了针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精准识别与帮扶管理机制。第九章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了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并针对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对该领域未来研究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对贫困的本质作了独到、深入的阐释,是一种拓展了传统贫困认知的更为先进的贫困认知理论,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20世纪80年代,着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并发展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理论,从反贫困的最终目的——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出发,认为提升可行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和关键。可行能力包含了两部分,即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二者的显露性状态不同,功能性活动是外显的、可直接观测的,而可行能力集的显露性状态则是一部分外显一部分内隐,因此不可能实现全部直接的观测;二是,从二者的从属关系来看,可行能力集包含了功能性活动;三是,从实现程度来看,功能性活动已经完成了实现,而受时间的唯一性限制,可行能力集中仅有部分成就得到了实现。二者的联系在于,功能性活动是可行能力集的外显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可行能力的强弱;可行能力集内隐的部分则是虽未实现但有自由实现的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的论述,也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理论,还可以追溯到“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阿马蒂亚·森通过可行能力理论对贫困的本质特征作了独到的见解,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评价和识别贫困较有影响力的方法。在该理论中,传统意义上的收入低下仅仅是贫困的一个外在表征,而贫困的真正含义则是贫困对象的可行能力缺乏。这是一种多维贫困,也是一种相对贫困。可行能力的贫困思想表现出多元性、异质性和主体性的创新特征,实现了对收入贫困观、资源贫困观、效用贫困观、权利贫困观以及人力资本贫困观的丰富和发展。可行能力理论对贫困治理具有众多启示意义,表现在贫困识别、贫困帮扶、扶贫管理以及脱贫评估等方面,该理论在贫困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贡献,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等5个维度出发,结合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特征,构建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具有针对性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各个潜在方面,能够为准确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依据可行能力理论着重强调的5种权利和机会,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和政治权益等5个维度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并给出了各指标相对贫困的临界判断阈值,提供了指标数据获取和贫困表达的途径与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权利和机会能直接扩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帮助他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的整体能力,同时它们也相互补充,相互强化。贫困的多元性决定了提出一个贫困识别的完整清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本文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时着重抓住新生代农民工潜在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方面,力争实现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客观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确保能够为准确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实证测度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从单维来看,技术培训（贫困发生率为86.84%,后同）、专业技术（86.72%）、失业保险（81.55%）、工伤保险（76.02%）、闲暇时间（55.84%）、现代技能（39.48%）和工会加入（31.37%）等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从多维来看,将3个指标被剥夺界定为多维相对贫困,则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达到61.30%,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达到25.10%;将5个指标被剥夺界定为多维相对贫困,则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达到35.80%,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达到17.70%。该群体中的一部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事实得到了数据的支撑。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大小不一,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贡献度的走势来看,大致存在4种不同的走势:第一种是一直保持高贡献度;第二种是随着多维相对贫困临界值（cutoff）的增加,贡献度由高降低;第三种是随着多维相对贫困临界值的增加,贡献度由低升高;第四种是一直保持较低贡献度。从均值来看,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位列第一的是工会加入,第二是劳动合同,第三是收入水平,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分列第四、第五位。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大小不一,差异明显。随着多维相对贫困临界值的增加,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不断变化,总体呈现出两种变化趋势: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上升,一种是贡献度波动下降。从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均值来看,贡献度最大的是政治权益,其次是防护性保障,再次是透明性保证,第四是社会机会,经济条件位列末位。以上结果表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第四,贫困代际传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充分。本文首先从贫困的代际传递视角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为了弥补既有研究将“父辈”概念捆绑使用的局限,本文将“父辈”概念拆分,从父亲和母亲的异质性视角来探索父辈禀赋对子辈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影响,探讨父辈状态对子辈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影响机理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父亲和母亲的禀赋均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相对贫困产生显着影响;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性别、是否拥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对其经济相对贫困与否产生了显着影响,其中,专业技术的影响最大;第三,父亲教育和父亲政治面貌显着影响子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而母亲禀赋依然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产生显着影响。第四,教育水平、语言技能、专业技术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特征是决定其是否陷入或摆脱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综上可见,父辈禀赋对子辈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但是,父辈的禀赋对子辈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是有限的,表现在父亲和母亲的禀赋均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相对贫困产生显着影响,同时,只有父亲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产生显着影响,而母亲禀赋则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产生显着影响。因此,通过提升可行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有可能摆脱父辈资源禀赋的影响,摆脱相对贫困陷阱;同时可见,贫困代际传递不足以完全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生成机理。第五,可行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能够有效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生成机理,但这种循环并非规则的完整性循环,而是不规则的非完整性循环。本文以健康、现代技能和收入三项可行能力之间的因果累积循环关系为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验证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之间恶性循环的贫困生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现代技能和健康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相对贫困与否产生显着性影响;第二,健康水平在1%的水平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技能相对贫困与否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第三,收入和现代技能均在1%的水平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相对贫困与否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综上,各可行能力之间互为因果的累积循环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问题中得到基本验证,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生成机理中再次得到了印证,该理论对贫困生成阐释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也再次得到了证明。第六,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识别与精准帮扶管理需要以提升可行能力为基本目标,构建政府、市场、社区、社会和贫困者自身协同推进的贫困治理格局。本文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3个维度,设计了包括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识别与精准帮扶管理具体实施措施。根据贫困的环境嵌套理论,本文认为,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识别的标准应坚持以城市基本生活水平为依据;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帮扶应坚持内容全面、分类施策的基本原则,重点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证、政治权益等可行能力入手;流动人口脱贫精准管理需要坚持有进有出、策随人动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城市流动人口贫困治理工作需要结合我国国力、国情循序渐进地推进。近期急需开展的工作,是将流动人口真实纳入我国贫困救助的范围里。这项工作需要主要在城市而非农村完成。从长远来看,建立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社会保障防护网,同时改革户籍制度,从源头上去除户籍对享受社会保障的不公正约束,是防止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潜在贫困个体跌入贫困陷阱的最根本保障。这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对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做出适当调整,是一场触及全体国民利益、涉及国民待遇平等性的深度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本研究从可行能力视角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遵循经典的贫困研究范式——“测度-解释-行动”,即贫困识别、贫困归因和贫困治理研究范式,本研究提出从可行能力维度识别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从可行能力恶性循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形成机理,从提升可行能力的角度帮助贫困的新生代农民工摆脱贫困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为相对贫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和更为体系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本文还检视了贫困研究领域两大经典理论——即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适用性,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规则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对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做出了一定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本研究将可行能力的5个重要维度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特征相结合,创新性地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国内专业社科调查机构数据,率先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状况,为该群体相对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了数据支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索出了可行能力各维度在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中的交互作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观察样本,为人们从可行能力的恶性循环视角认知贫困生成机理提供了边际知识贡献。第三,在政策层面上,针对目前我国反贫困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缺失,提出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区主力、社会参与、激发活力”的基本原则,从可行能力的5个重要维度,改善经济条件,拓展社会机会,赋予透明性保证,给予防护性保障,保障政治权益,加强对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相对贫困治理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调整和转型提供了前瞻性的决策参考。
刘颖[10]（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二、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
| 1.2.2 经济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
| 1.2.3 经济收敛机制 |
| 1.3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量化描述 |
| 2.1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其它相关理论 |
| 2.2 经济收敛性的基本类型与判别条件 |
| 2.2.1 β收敛 |
| 2.2.2 σ收敛 |
| 2.2.3 时间序列收敛 |
| 2.3 经济增长收敛类别的概念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阶段识别与“双轮驱动”检验 |
| 3.1 索洛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3.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
| 3.2.1 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
| 3.2.2 门限回归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 3.2.3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结果 |
| 3.3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
| 3.3.2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3.3.3 “双轮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1 MRW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4.2 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方程的实证分析 |
| 4.2.1 经验分析方程与变量说明 |
| 4.2.2 无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 4.3.1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4.3.2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分析 |
| 5.1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层次分解 |
| 5.1.1 因子模型的演进概述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5.1.4 层级动态因子特征分析 |
| 5.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结构还原 |
| 5.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识别 |
| 5.3.1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原理 |
| 5.3.2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估计结果 |
| 5.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 |
| 5.4.1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原理 |
| 5.4.2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 |
| 6.1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理论分析 |
| 6.2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6.2.1 经验收敛方程 |
| 6.2.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 6.2.3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2.4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6.3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检验 |
| 6.3.1 变量内生性检验 |
| 6.3.2 模型非线性检验 |
| 6.3.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识别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1 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介绍 |
| 7.1.1 相对过渡曲线 |
| 7.1.2 logt收敛性检验 |
| 7.1.3 聚类分析 |
| 7.2 收敛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
| 7.2.1 聚类分析结果 |
| 7.2.2 俱乐部间的过渡行为 |
| 7.2.3 影响俱乐部形成的关键因素 |
| 7.3 收敛俱乐部的差异比较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3.1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构建 |
| 7.3.2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3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
| 7.3.4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生育政策变迁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
| 二、生育政策变迁亦可能会造成性别人力资本差异的变化 |
| 三、生育政策变迁会影响女性对经济社会的参与度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二章 研究回顾与综述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历程 |
| 一、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 |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 |
| 三、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女性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 |
| 一、女性人力资本的理论发展 |
| 二、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三、计量方法 |
| 第三节 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研究综述 |
| 一、新中国生育政策不同阶段的划分 |
| 二、新中国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文献简评 |
| 一、理论研究部分 |
| 二、计量方法部分 |
| 第三章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1952-2015年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 |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 第二节 生育率变迁与女性人力资本的关系 |
| 一、生育率变迁会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 |
| 二、生育率会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积累 |
| 三、生育率变迁会影响女性的劳动报酬 |
| 第三节 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的演化 |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 第三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一、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
| 二、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经济增长对女性人力资本的促进途径 |
| 第四章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一、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二、VAR模型适应性分析 |
| 三、VAR模型的构建 |
| 四、不同政策历史时期(1952-1969;1969-1979;1980-2013) |
| 第二节 管控严格时期女性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一、理论与实证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 |
| 三、不同地区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一、管控宽松时期(1952-1979) |
| 二、管控严格时期(1980-2015) |
| 三、不同政策时期(1952-1969;1969-1979;1980-2013) |
| 四、经验与启示 |
| 第二节 管控严格时期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 一、西部地区 |
| 二、中部地区 |
| 三、东部地区 |
| 四、经验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52-2015年我国女性教育人力资本存量 |
| 附录B 1952-2015年我国女性死亡率 |
| 附录C 1985-2015年东、中、西部地区女性人力资本(终生预期收入法) |
| 附录D 各省固定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 一、估算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附录E 实际GDP的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
| 一、实际GDP的计算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5）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二)国内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 |
| (三)对文献的简要述评及本文研究重点 |
| 三、研究思路、论文结构及基本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 |
| (一)人力资本概念界定与人力资本的形成 |
|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二、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一)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资本决定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索罗模型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性增长模型” |
| (四)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评述 |
| (五)“内生性增长”理论对本论文的理论支撑 |
| 三、“外部性”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基础支撑作用 |
| 第三章 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 |
| (一)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 |
| (二)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增加的路径和机制 |
| (三)人力资本提升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 |
| (四)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
| 二、教育投入与收入分配格局的理论逻辑 |
| (一)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
|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正相关,人力资本差异是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逻辑起点 |
| (三)教育投入对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不确定性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总结与回顾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内在联系的理论基础 |
| (二)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投入的特征化事实:以“十二五”期间教育投入为例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基本特征 |
| (一)以“十二五”时期为研究时间对象的缘由 |
| (二)“十二五”时期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及主要特点 |
| 二、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概况及特征 |
|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投入处于“黄金期” |
| (二)国家财政投入加大,民间投入仍显不足 |
| (三)职业教育投入增速偏慢,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有限 |
| (四)教育经费支出中工资和助学金支出保持最快增速 |
| 三、分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不平衡矛盾突出 |
| (二)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增速相对较快 |
| 四、民办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民办教育投入在整体教育投入中占比较低 |
| (二)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 |
| 五、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概况与特征 |
| (一)居民家庭教育投入是考察国家教育投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 (二)对我国居民家庭教育投入的考察——基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
| 第五章 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一、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划分 |
| (二)实证分析模型、变量及其定义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
| (一)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初次分配收入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二)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与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面板回归分析 |
| 三、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结论梳理与总结 |
| (一)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预期 |
| (二)教育投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
| (三)教育投入在不同区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
| 第六章 其他国家教育投入的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一)美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德国教育投入政策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二、“赶超”国家的教育投入经验及对经济发展的成效 |
| 三、国外教育投入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一)教育投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和持久动力,但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提升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不断增加 |
| (三)考虑居民教育投入,我国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坚持“教育优先”的既定国策 |
| (二)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力度 |
| (三)优化教育投入的区域布局 |
| (四)进一步优化教育投入结构 |
| (五)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 (六)完善教育投入回报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 |
| 1.1.3 选题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 2.1 产业结构升级 |
| 2.1.1 产业结构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1.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1.4 研究简评 |
| 2.2 劳动力演化 |
| 2.2.1 劳动力演化的概念 |
| 2.2.2 劳动力演化的特点 |
| 2.2.3 研究简评 |
| 2.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2.3.1 基于结构演进的规律论 |
| 2.3.2 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 |
| 2.3.3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和适配性 |
| 2.3.4 研究简评 |
| 2.4 理论框架 |
| 2.4.1 复杂性科学 |
| 2.4.2 路径依赖理论:复杂性系统、作用机制、门槛约束 |
| 2.4.3 进一步讨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劳动力演化、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特征 |
| 3.1 系统非线性特征分析的方法选择 |
| 3.2 相空间重构及变量选取 |
| 3.2.1 嵌入维数与延迟时间 |
| 3.2.2 柯尔莫哥洛夫熵(K熵) |
| 3.2.3 变量选取 |
| 3.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劳动力演化的不同维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理论基础 |
| 4.1.2 双主体时空协同演化模型 |
| 4.1.3 参数估计方法 |
| 4.2 关键指标测度与选取 |
| 4.2.1 关键指标的测度 |
| 4.2.2 数据收集与描述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劳动力数量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3.2 劳动力技能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的情景分析 |
| 5.1 方法的选择 |
| 5.1.1 面板门槛模型 |
| 5.1.2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面板门槛模型 |
| 5.2 关键变量测度与描述 |
| 5.2.1 解释变量 |
| 5.2.2 被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我国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4 不同类型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回归的区域性差异 |
| 5.4.1 各区域门槛效应检验 |
| 5.4.2 各区域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与路径优化策略 |
| 6.1 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 |
| 6.2 不同区域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案例分析 |
| 6.2.1 东部地区 |
| 6.2.2 中部地区 |
| 6.2.3 西部地区 |
| 6.3 路径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与测度方法的研究 |
|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三)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结构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基本思路 |
| (三)技术路线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
| 三、内生增长理论 |
| 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 |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发展 |
| 第三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一、参数法 |
| 二、非参数方法DEA-Malmquist指数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分解与演变 |
| 第一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分解 |
| 一、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二、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
| 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与分解 |
| 第二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演变特征 |
| 一、总体时间演变特征 |
| 二、区域分布特征 |
| 三、城市规模分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性 |
| 第一节 收敛的内涵与机制 |
| 一、收敛的内涵 |
| 二、收敛的机制 |
| 第二节 收敛性研究的方法说明 |
| 一、α收敛 |
| 二、β收敛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α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一、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二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设定 |
| 一、空间计量方法说明 |
| 二、模型设定、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国城市样本 |
| 二、区域样本 |
| 三、城市规模分组样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的机制分析 |
| 一、要素禀赋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 |
| 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适宜性技术选择”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模型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计量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创新模式与要素禀赋的匹配性检验 |
| 二、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的门槛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局限 |
| 一、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启示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产业转移研究综述 |
| 1.2.2 承接产业转移影响产业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综述总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 |
| 2.1.1 产业转移的内涵 |
| 2.1.2 产业优化升级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转移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优化升级相关理论 |
| 2.3 本章总结 |
| 第3章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研究 |
| 3.1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影响的理论研究框架 |
| 3.2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机理 |
| 3.2.1 区际产业转移提升承接地技术创新水平的路径 |
| 3.2.2 区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产业优化升级理论模型 |
| 3.3 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机理 |
| 3.3.1 区际产业转移推动承接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路径 |
| 3.3.2 区际产业转移——要素流动和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模型 |
| 3.4 区际产业转移推动承接地嵌入价值链并逐步攀升的作用机理 |
| 3.4.1 基于价值链的产业转移 |
| 3.4.2 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产业嵌入价值链并攀升的作用机理 |
| 3.5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5.1 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 |
| 3.5.2 产业集群式转移 |
| 3.5.3 产业集群式转移与承接地生产网络的协同发展机理 |
| 3.6 本章总结 |
| 第4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和特征事实 |
| 4.1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 |
| 4.1.1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
| 4.1.2 西部地区产业要素空间分布和专业化优势 |
| 4.1.3 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园区建设 |
| 4.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与分析 |
| 4.2.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测量方法和统计数据 |
| 4.2.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程度分析 |
| 4.3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 4.3.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现状 |
| 4.3.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作用的实证研究 |
| 5.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效应 |
| 5.1.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1.2 实证检验 |
| 5.1.3 实证分析和结论 |
| 5.2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效应 |
| 5.2.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 |
| 5.2.3 实证分析与结论 |
| 5.3 本章总结 |
| 第6章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作用的实证研究 |
| 6.1 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的价值链嵌入和攀升效应 |
| 6.1.1 指标选取、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6.1.2 实证检验 |
| 6.1.3 实证分析和结论 |
| 6.2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的承接地生产网络协同效应 |
| 6.2.1 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基本假设 |
| 6.2.2 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
| 6.2.3 模型仿真与综合分析 |
| 6.3 本章总结 |
| 第7章 西部地区提升区际产业转移承接正向作用的对策建议 |
| 7.1 提升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
| 7.1.1 完善承接地的制度环境 |
| 7.1.2 强化承接地的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支撑环境 |
| 7.1.3 加强西部省区间承接过程的统筹协调 |
| 7.2 扩大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规模 |
| 7.3 提高西部地区的区际产业转移承接质量 |
| 7.3.1 科学选择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的类型 |
| 7.3.2 丰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的类型 |
| 7.3.3 注重传统产业承接后的深化发展 |
| 7.4 加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落地的稳定性 |
| 7.4.1 加强现代化产业园区的建设 |
| 7.4.2 重塑现代产业组织形式和提升区际产业转移的根植性 |
| 第8章 主要结论、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的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与生成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论文框架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工 |
| 2.1.2 新生代农民工 |
| 2.1.3 可行能力 |
| 2.1.4 贫困 |
| 2.1.5 绝对贫困 |
| 2.1.6 相对贫困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移民贫困问题研究 |
| 2.2.2 我国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 |
| 2.2.3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可行能力视域下的相对贫困: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可行能力理论概述 |
| 3.2 可行能力理论溯源 |
| 3.2.1 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的论述 |
| 3.2.2 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思想 |
| 3.2.3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
| 3.3 可行能力视域下的贫困内涵 |
| 3.4 可行能力贫困观的创新特征 |
| 3.4.1 强调贫困致因的异质性 |
| 3.4.2 强调贫困治理的多元性 |
| 3.4.3 尊重贫困对象的主体性 |
| 3.5 可行能力贫困观对传统贫困观的发展 |
| 3.5.1 对收入贫困观的发展 |
| 3.5.2 对资源贫困观的发展 |
| 3.5.3 对效用贫困观的发展 |
| 3.5.4 对权利贫困观的发展 |
| 3.5.5 对人力资本贫困观的发展 |
| 3.6 可行能力贫困观在贫困治理中的运用 |
| 3.6.1 可行能力与贫困识别 |
| 3.6.2 可行能力与贫困援助 |
| 3.6.3 可行能力与治贫管理 |
| 3.6.4 可行能力与脱贫评估 |
| 3.7 对可行能力贫困观的评价 |
| 3.7.1 可行能力贫困观的学术贡献 |
| 3.7.2 可行能力贫困观的实践贡献 |
| 3.8 可行能力恶性循环:一个贫困归因理论的拓展 |
| 3.9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
| 4.1 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则 |
| 4.2 指标选取 |
| 4.2.1 经济条件 |
| 4.2.2 社会机会 |
| 4.2.3 透明性保证 |
| 4.2.4 防护性保障 |
| 4.2.5 政治权益 |
| 4.3 相对贫困剥夺临界判断标准 |
| 4.4 数据获取与贫困表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 |
| 5.1 测度方法与数据 |
| 5.1.1 测度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样本的基本情况 |
| 5.2.2 样本工作状态的自我认知 |
| 5.2.3 样本生活状态的自我认知 |
| 5.2.4 样本的社会参与和支持 |
| 5.2.5 样本的保险情况 |
| 5.2.6 样本的精神状态 |
| 5.2.7 样本的未来计划与预测 |
| 5.3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结果分析 |
| 5.3.1 单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
| 5.3.2 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
| 5.3.3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
| 5.3.4 各指标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 |
| 5.3.5 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相对贫困生成机理——探索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
| 6.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 |
| 6.3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选择 |
| 6.3.3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4 模型选择 |
| 6.5 结果分析 |
| 6.5.1 父辈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 |
| 6.5.2 父辈禀赋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6.6.2 分样本回归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相对贫困生成机理——基于可行能力恶性循环视角 |
| 7.1 理论分析与问题提出 |
| 7.2 方法、变量和数据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变量选取 |
| 7.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7.3 结果分析 |
| 7.3.1 现代技能、健康对收入的影响 |
| 7.3.2 健康、收入对现代技能的影响 |
| 7.3.3 现代技能、收入对健康的影响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帮扶管理机制设计 |
| 8.1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帮扶管理的基本目标 |
| 8.2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帮扶管理的基本原则 |
| 8.2.1 政府主导 |
| 8.2.2 企业主体 |
| 8.2.3 社区主力 |
| 8.2.4 社会参与 |
| 8.2.5 激发活力 |
| 8.3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帮扶管理措施 |
| 8.3.1 精准识别 |
| 8.3.2 精准帮扶 |
| 8.3.3 精准管理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1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有关可行能力的表述 |
| 附录2 研究样本的出生年份 |
| 附录3 按收入五等分分组的样本收入 |
| 附录4 多维相对贫困临界(CUTOFF)赋值及含义 |
| 作者简历 |
（10）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 一、基本立场 |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后记 |
四、人力资本增长理论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王俏茹. 吉林大学, 2021(01)
- [3]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4]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背景下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段莹莹.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教育投入与我国经济发展研究[D]. 杨婷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劳动力演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D]. 戴潇.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7]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郭小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西部地区承接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崔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可行能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贫困测度与生成机理研究[D]. 杨帆. 四川农业大学, 2018
- [10]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