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庞晓媚[1]（2018）在《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文中认为以―增长‖为核心的规划体系,推动了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城镇化进程,现在规划实施领域正经受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规划体系自身的价值取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普世价值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适用广阔的领域。联合国给出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城乡规划是唯一与这17个目标都相关的学科,―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也是17个目标之一。规划体系作为引导发展和管制开发的工具,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开发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颁发规划许可证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是一项普遍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和社会差异,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发展阶段的差距,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工具。开发控制体系作为治理制度涉及政府、公众及开发者的权利分配,并通过管理开发项目对城市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其制度形态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澳大利亚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法‖,欧美发达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化到开发控制制度本身,而我国仍然停留在价值观的倡导和个案项目的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基于我国的历史发展特征和现实及未来发展诉求,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落实,是城乡规划体系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本研究尝试建构面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开发控制体系,并促进地方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管理制度的变革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研究综述西方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演变,概述西方学者在开发控制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为剖析开发控制的理论及实践奠定基础。辨析了开发与规划的关系,对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模式进行论述,梳理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的关系,提出并论证了开发控制在规划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并且相对独立的开发控制体系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捷径之一。结合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发控制的历史,系统性梳理开发控制目标的演变以及目标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原则。归纳开发控制体系具有的特征,包括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与地方性的特征。第二部分是理论深化研究。将开发控制体系分为制度框架以及规划许可两部分进行深入解剖。构建了制度框架中各个要素的逻辑关系,主要是以―开发‖的概念与定义为核心,全面深入的论述了开发控制对象具有的物权特征,开发控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及其公共还原的方式,开发活动的外部性及其分类与评估,总结出行政认可、法律授权许可、区划法授权、土地契约、行政协议和行政规划许可等六种开发控制的方式,论证了开发控制通过制度框架的完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规划许可的研究中,分别以英国的规划许可、香港的土地契约、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美国纽约的区划法授权、日本的行政认可等具体开发控制制度研究为基础,归纳出开发控制的一般程序,即―许可的前期准备、许可申请与颁发、许可的维护维护与许可的救济‖等四个阶段,其中,基于行政及相对人的关系,许可的申请与颁发阶段又细分为:申请与受理、磋商与谈判、决定与公示等3个环节;并从规划许可程序的设置理念如公民权利、公共利益、制度成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协商谈判、公示听证、许可撤回、强制执行等程序,论证了开发控制体系通过程序正义可以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第三部分是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剖析以及基于我国国情对规划体系的调整与制度框架的细化。通过对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指出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困境源于计划经济的制度依赖,将综合理性规划的模型在市场经济下深化并形成了单路径的规划体系;剖析了城乡规划法构建的制度框架并指出其在开发控制对象的界定、利益主体区分、外部性区分、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单路径规划体系,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对我国规划体系提出了调整,从单路径规划体系向复合网络规划体系转变。结合规划体系的调整,论文构建了我国现有的开发控制制度框架,包括对开发活动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新增了建筑物转功能的用途许可,提出了法律授权许可和行政认可两类新的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精细化的开发控制方式协调确定性与灵活性,最终将我国目前的规划许可证从―一书三证‖调整为―六证‖,使之符合开发控制制度框架的内在逻辑并适应我国国情。第四部分理论成果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以广州为实践对象,提出以规划许可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整体建构与改进的实施策略。通过对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实践中的演进,认为广州市的开发控制实践已经超越了我国法定的制度框架,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缺乏统一也造成各种问题,难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广州市现有开发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将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应用在广州市的规划许可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整体改进。一是对规划许可相关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提出调整的思路与建议。二是在规划许可的内部程序中,理顺了规划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一站式‖服务。三是在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中,优化了规划许可的类型与形式,简化了一般许可程序和环节,强化了影响生态、环境、文化等开发项目的特别许可要求,明确了规划许可相关利益人的权利与责任。广州市规划许可实施的策略研究是一般性开发控制体系制度框架的充实和具体化,可以成为其他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实践的参考样本。可持续发展涵盖社会、经济、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也暗示了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利益间潜在的―渗透性‖,而这种渗透性正是开发控制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制度是创新的土壤,更好的制度促进更大的创新,开发控制体系的制度变革为创造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的机遇,这也是论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孟文海[2]（2013）在《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研究 ——以上海市T镇为例》文中指出转型是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的最大阶段性特征的概括,而城市化则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助推力。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纵观中国城市化的历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及工农业两极对峙的二元发展格局。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城市的先导作用、辐射作用和中心作用十分明显。大城市所辖的乡镇既具备典型的二元结构特点,又处于大城市强有力的城市化推动之下,由此成为转型时期社会研究的重要场域。社会管理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而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行为的活动。社会转型时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多发期。在转型阶段,抛弃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建立新的社会控制模式之间需要一段磨合和调试过程,在这种新旧社会控制机制交替期间,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所体现的价值和准则往往容易发生混乱和错位。社会转型期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活跃期,公共管理相对保守的革新精神和繁琐的行政程序使得社会管理的理念、技术和手段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社会管理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即成为探讨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乡镇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是最基层的社会管理主体。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T镇具有转型期乡镇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具备大城市和改革开放先行区所辖乡镇的特殊性问题。论文将基于T镇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特征,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循着制度变迁与社会管理主客体同步转变的脉络,研究其社会管理职能发挥的真实情况与问题,以此深入探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发展现状、基本特点与现实困境,并导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路径,期冀能够获得理论结合实践的成果。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大城市乡镇政府在转型时期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然与应然角色进行了分析。一是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资源研究,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三个方面。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杠杆和物质基础,在政府与市场的应然关系中天然具有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地位。人力资源开发则对整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水平和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将有助于为公众及政府系统自身提供一体化的高效、优质、廉洁的管理与服务。在这三个方面,T镇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也面临着与其它乡镇类似的问题与挑战。二是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职能研究。首先,文章研究了转型期乡镇政府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宏观背景：乡村社会控制模式四个方面的转变及挑战,由多元多样多变的经济社会状况所导致的社会心理的多元化、多样化、复杂化,社会转型所包含的秩序的转型和重建的过程。其次,从历史沿革、现状分析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等方面,结合T镇的实践,进行了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分析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分析,对于职能转变中的倾向性问题,如“稳定压倒一切”不等于“维稳压倒一切”、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变化做了分析和阐述。三是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发展社会事业的职能研究。发展社会事业是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推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完善我国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任务。本文首先研究了社会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社会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维护公民基本权益,改善公民生活水平等,文中概括了转型期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指出就整体而言,我国社会政策体系仍然是一种存在明显差异性和碎片化的系统。基于T镇的个案调查分析,包括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就业保障的职能、公共卫生和教育保障的职能、社会保障的职能,使我们认识到大城市乡镇社会事业发展在总体上与经济发展还不相适应,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还有很大差距。四是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区管理职能研究。创新社会管理以基层社区为起点。国家的正式制度在进入社会基层的过程中,不但结束了乡族自治的传统,而且逐渐地影响、改变和控制民间的非正式制度,直到将它们取而代之。而这一实现过程,在中国社会体制的末梢——乡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本文认为转型期大城市社区管理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应是制度设计者、资源供给者、建设规划者、利益协调者、项目监督者。同时揭示了转型期大城市社区管理中乡镇政府的实然角色：特别是职能履行中出现的几种失当情况,可概括为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当然区镇两级政府在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也是重要的关注点,包括“镇管社区”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模式等有益探索,由此引发了对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区管理的模式分析,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转型期大城市乡镇基层民主自治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本文分析了乡镇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政府角色,指出转型期我国大城市乡镇基层民主建设依然存在一些困境。作为T镇社区管理实践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本文对大城市乡镇政府流动人口管理与物业管理之困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在结合T镇调研的一手材料,从四方面对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历史与现状、挑战与探索、实然与应然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本文从“社会管理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对文章做出归纳性结论。理念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基础,本文通过对社会管理实践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概括,提出应树立以人为本、服务导向、公共治理、依法治理和公平正义理念,以正确的理念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同时推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进而,论文以十八大精神为框架,从建设政府与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体制、建设社区自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公共服务体制和建设整合联动的社会参与体系四个方面,分析了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最后,论文提出社会管理职能转变的四条基本路径：即从“一元主体”到“多中心”转变,突出政府的协调与主导职能；从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转变,突出政府信息化管理职能；从偏重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转变,突出政府的社会动员职能；从防范控制型管理到服务型管理转变,突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马光霞[3]（2012）在《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文中认为美国监理会自1848年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在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事业和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兼具近代性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早期来华监理会教士之间的传教理念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其中尤以蓝柏和林乐知为代表,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各自践行自己的主张。蓝柏的活动为日后监理会布道事业的发展培养并储备了一大批神职人员,奠定了苏州作为传教大本营地位的基础；而林乐知从“直接布道”转向“间接布道”,“走上层路线”,为监理会在华事业勾勒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中华年议会成立后,监理会各项事业走上统一发展的轨道,林乐知的传教方略得以逐步实施。文教方面,《万国公报》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成为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东吴大学等一系列学校的开办表明监理会已建立起独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从华美书坊到华美书馆进而到协和书局,监理会文字事业也逐步走向正轨。医疗卫生方面,监理会先后建成博习医院、湖州福音医院和常州武进医院等现代医院,同时开展医学教育、卫生防疫等工作。专业化的内在诉求使监理会医疗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彰显出来,进而使教会与地方社会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妇女事业是在美国监理会海外女差会部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自1878年首位女传教士来华至1939年为止,监理会的妇女事业逐步在布道、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内开展。当地妇女在女传教士的影响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由家庭妇女变为职业妇女。在中西女塾等女子学校中,妇女的性别（gender）意识和时代特质开始凸显出来。无论从派遣传教士的人数还是从差会本部的财政拨款来看,监理会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传教组织,但它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影响监理会在华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但江南传统社会和新上海两大地方性元素实际为监理会在华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支撑,而“上海财源”对监理会各项事业的开办和维系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宏[4]（2008）在《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1。在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的伟大征程中,特别是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竞争中,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为民执政能力建设进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被实践证明不仅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奠基石”、防范风险舞弊的“防火墙”、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行证”、接受公众检阅的“试金石”,而且是政府部门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研究、借鉴、融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做法、经验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与国际通行做法趋同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律制度、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公众利益、推动我国企业在内控框架基本趋同的有利条件下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保护我国企业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影响。本文的题目确定为《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钻研国际做法,是笔者思考命题的专业基础;坚持科学发展,是笔者形成论点的指导思想。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控制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国际比较,并通过总结、分析其经验教训,结合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内部控制建设现状,笔者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当着力推进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基础和主线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应当包括标准体系与实施体系;其中,标准体系根据企业、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的需求和特征分步推进,在现阶段重点建立健全以大中型企业为蓝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逐步引导中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健全内控机制;实施体系应以评价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保证,在探索首先对大型上市公司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协调监管部门评价、管理层评估与中介机构审计的同时,切实抓好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配套工作,并且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条件下实施内部控制和深化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推动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健康蓬勃发展,树立中国内部控制的品牌,展示中国内部控制的魅力。笔者感到,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通过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关于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的观点,在当前我国内控研究领域是较为独到和居前的。围绕本文的基本命题,笔者分六章进行了论述,各章要点如下:第一章:内部控制基本概念的国际比较及其发展历程与启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学术界、实务界、国外权威组织与经典文献,以及我国有关方面对内部控制目标、要素和责任主体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正逐步趋于一致,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内部控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内控框架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经过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当前内部控制正处于在单位内部管理需求与外部监管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双轨制运行阶段。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内部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来都是相伴相随的,“伴生性”与“服务性”是内部控制最基本的本职属性;内部控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的发挥,在于其适应性;内部控制首先具有内在服务性;实施内部控制的单位所具有的公众性,决定了其内部控制同时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如何协调内部控制的内在服务性与公众监督权,从来都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内部控制基本理念和方法技术的发展具有国际趋同性,但内部控制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机制具有本土化性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信息技术等越来越融合交织,使得现代内部控制越发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内部控制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计审计行业与内部控制具有紧密联系性,但在复杂多维的新形势下,会计审计行业既要保持对推进内部控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保持适度的谨慎性;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处于社会宏观环境的制约之下。第二章:对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重要探索性、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以及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构建中国内控框架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当前,应当本着立足国情、促进发展的原则,借鉴国际、基本趋同的原则,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原则,统筹协调、合力实施的原则,重在引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依托财会、稳步推进的原则,原则导向、详略得当的原则,兼容并包、开放互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企业、行政机关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相结合,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注册会计师审计评价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人工控制与信息技术控制相结合,贯彻实施与国际趋同相结合,控制标准基本健全、科学合理,实施机制跟进到位、执行有力,方法技术较为先进、相互补充,国际趋同不断深化、影响扩大,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内部控制国际发展潮流,具有中国特色与魅力、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良好影响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第三章: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现状与思考。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部分境内外上市公司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取得较好成效;部分优秀骨干企业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进内控建设,收到良好效果;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等以预算管理、财务控制为纽带稳步推进内部控制,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其他相当一部分企业控制弱化、管理松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结合“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对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状况提出的意见,以及国外上市公司在实施内部控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对我国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不宜估计过高。我国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建设,应当合理借鉴美国科索理论框架,应当树立以财务报告目标为基础和主线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努力搭建以基本规范为纲、以具体规范和应用指引为目的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并重点关注董事会建设、内部审计建设等问题。同时,对小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保持清醒头脑,采取务实措施。第四章:关于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有关问题。美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政府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启示我们: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资源调配的适当性是美国政府内部控制的核心关注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发展,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建设是推进政府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内容;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在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基本框架结构,应当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框架结构保持协调;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组成项目和内容,应当体现有利于降低行政风险的中心工作;应当逐步探索将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情况作为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法定责任;应当逐步引入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预算执行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制度;应当逐步引导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由重财务审计向财务与内控并重转变。关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在抓好宣传教育的同时,应以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重点环节和突破口逐步推进。第五章: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体系的构建。有效实施是内部控制的灵魂。笔者认为,应当抓紧构建以评价体系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促进的内部控制实施体系。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没有异议,并且日益倾向于管理层应当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状况;但在引入中介机构实施内部控制独立审计评估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同时,即使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国家,也将审计范围界定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上,而不是全面的风险控制。我国一直在探索上市公司内控评估问题,鉴于国外的经验教训,我国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对内控审计范围的规定应当十分慎重,各有关部门应特别重视沟通协调问题。关于配套实施体系,笔者认为美国有七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同时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汲取的教训,包括应当努力寻求监管目的与手段、强化监管的良好愿望与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避免政策实施出现大的波动和起伏;对影响资本市场的重大监管政策的出台,应当在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充分沟通和协商;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与审计内部控制的知识与经验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应当未雨绸缪,周全考虑不同主体实施内控评估的执行时间表问题;应当加强对全社会内控理念、知识等的宣传引导等。第六章:加快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建设与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信息技术支撑与国际趋同观念,是贯穿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过程的两大影响因素。信息技术条件下内部控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要求我们树立手段与对象并重的观念、财务信息化与管理信息化互动的观念、信息技术内控审计服从并服务于财务报告内控审计的观念,正确认识人“机”关系、以人为本的观念。与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一样,经济规则领域内的国际趋同趋势也在深化。思路对头、决策民主、机制科学、人才济济,成就了我国会计国际趋同与等效事业,也要求我们在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中继续加以重视和坚持,主要包括:秉持会计国际趋同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进一步做实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更好地发挥其组织协调和国际趋同桥梁作用;全方位加强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联系机制;加快培养内部控制专业人才,夯实国际趋同人才基础。
唐皇凤[5]（2006）在《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 ——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能主义体制的松弛，作为社会匀质化力量的市场非但没有改变中国社会传统的“蜂窝状结构”特征，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地区化和部门化。那么，在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人们所谓的“碎片化的威权政体”后，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社会相对平稳的制度转型?本文试图以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为视角，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支撑力量和内在机理进行较深入的考察。中国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是解决了转型社会的秩序重建问题。社会转型对社会秩序必然产生深刻影响，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秩序模式的更替，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但是社会对秩序的内生性需求表明，社会秩序既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秩序重建是任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转型社会的秩序重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犯罪率的高低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繁荣程度的指示器和晴雨表，是转型社会的头号社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是转型社会秩序危机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和控制犯罪问题，使之保持在“秩序”容许的范围之内，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基本保障。本文选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作为问题的切入点，这是基于综合治理已经成为转型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化机制和资源集中、动员机制，已经成为执政党和政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基本方略。综合治理组织网络是执政党与政府主导转型中国公共秩序构建的产物，但是由于资源相互依赖性与扩充国家治理资源的需要，国家相对自主性在转型中国公共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仍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因此，依托组织建设与组织网络渗透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化调控来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在调控中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组织对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组织网络构建的基本历史使命。本文把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构建置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历史演进之中，在社会转型与秩序重构的独特背景下，研究其内在结构与运作机理。认为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国家在回应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进行政治转型，即对国家治理方式、策略与手段进行变革。因此，在社会转型先于国家转型的前提下，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了应对快速社会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调控仍然是有效治理的基本保障。一方面，充分利用执政党的人事控制权，在党内设立新的综合协调机构，或者利用和强化原有机构的功能并提升其政治地位等方式，来实现体制内资源的集中与动员。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外资源日益增生和社会调控体系缝隙日益增多的现实，执政党与政府力图通过综合治理机制把各种具有社会治安功能的新兴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纳入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体系，在意识形态治理效能递减、制度资源依旧贫弱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组织的力量确保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因此，在转型中国，组织是社会调控体系的核心支柱，组织化调控仍然是支撑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的主导机制。当然，面对市场逻辑日益主导中国社会运作逻辑和现代社会逐步成长的现实，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调整集中体现为支撑组织化调控的权力组织网络要素和结构开始逐步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兴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最后，本文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并没有像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国家和政党权力大幅度回收后撤，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了自身的权力组织网络，并以此维系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转型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执政党在组合各种国家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力图培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基本经验，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并且不断通过以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为主要形式的组织化调控来拓展国家治理空间，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机制。当然，这种组织化调控的根本缺陷在于治理成本较高和政治风险较大，并且很难实现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与弥散化，以控制为主导的组织化调控必将让位于以“规训”为主导的制度化调控。虽然对组织化调控模式的突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对组织化调控模式的突破不是废弃传统的组织资源，而恰恰是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在构建制度化调控模式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它们的支撑作用，确保中国社会平稳的制度转型，组织是支撑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力量。
邱国盛[6]（2005）在《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文中提出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有关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开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早在解放前夕上海市便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但是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上海市的城市化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加速时期,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更引起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随之而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是近代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外来人口却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类型上看,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独特群体,而国内因天灾人祸而逃亡至上海者又成为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除建国初期的灾难民外,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招工、招干名义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日益减少。而所谓倒流人口、“盲流”以及因探亲访友而短暂进入上海者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原因而进入上海者成为上海市外来人口构成的主体部分。上海市不同时期外来人口在类型上的差异也使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各历史阶段都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 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更新是上海推进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前提。近代上海除了租界地区由西方殖民者建立起不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工部局、工董局等管理机构,并引入了西方的近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而外,在传统地方行政机构难以承担起管理责任的前提下,20世纪初期上海市华界也启动了管理机构的现代化更新过程。有基于此,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已颇具成效。但是受管理体制及管理思路的影响,直至抗战以后,上海市的外来人口管理才在制度订立、机构设置方面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政府管理功能不足的情况下,以同乡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其介于官方与民间的特殊位置而在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强势政府的建立,不仅上海市政府管理机构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强化,而且由单位和居委会共同构成的基层控制体系更使城市实现了全面的组织化。由单位执行的支配、依附管理与由居委会执行的监督、控制管理成为新时期上海城市管理不同类型外来人口的基本运作模式。与此同时,强国家一弱社会的形成也使社会中间组织逐渐失去了其在外来人口管理中的作用,随之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淑娟[7]（2002）在《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文中指出
二、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
| 1.1.2 城乡规划是引领与管制城镇化的有效工具 |
| 1.1.3 开发控制是规划体系的核心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名词术语解释 |
| 1.3.1 “开发” |
| 1.3.2 “开发控制” |
| 1.3.3 “开发控制体系” |
| 1.3.4 “开发控制制度” |
| 1.3.5 “规划许可”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开发控制的研究进展 |
| 2.1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背景 |
| 2.1.1 早期的理论研究 |
| 2.1.2 开发控制研究的转折 |
| 2.1.3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开发控制研究 |
| 2.2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际进展 |
| 2.2.1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及开发控制体系整体研究 |
| 2.2.2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及构成性研究 |
| 2.2.3 国外开发控制中的规划许可研究 |
| 2.3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内状况 |
| 2.3.1 国内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概况 |
| 2.3.2 国内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 |
| 2.3.3 国内开发控制的概念以及与规划体系的关系 |
| 2.3.4 国内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的研究 |
| 2.3.5 国内规划许可的研究 |
| 2.4 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
| 第三章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特征 |
| 3.1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体系 |
| 3.1.1 开发与规划的关系 |
| 3.1.2 规划体系的构成 |
| 3.1.3 规划体系的模式 |
| 3.1.4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的关系 |
| 3.2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1 开发、开发控制以及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2 开发控制体系目标的变迁与社会变迁 |
| 3.2.3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及其控制方式 |
| 3.3 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3.3.1 政治性 |
| 3.3.2 经济性 |
| 3.3.3 技术性 |
| 3.3.4 地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1 开发控制体系、开发控制制度与开发控制方式 |
| 4.2 开发的概念与定义 |
| 4.2.1 开发活动的物权特征 |
| 4.2.2 开发权的变化 |
| 4.2.3 开发活动的定义 |
| 4.2.4 开发活动的分类 |
| 4.3 开发控制的外部性区分 |
| 4.3.1 开发活动的外部性 |
| 4.3.2 负外部性 |
| 4.3.3 正外部性 |
| 4.3.4 外部性的评估 |
| 4.4 开发控制涉及的利益范畴 |
| 4.4.1 开发控制的法理基础 |
| 4.4.2 公共还原的理念 |
| 4.4.3 公共还原的方式 |
| 4.5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5.1 行政认可 |
| 4.5.2 法律授权许可 |
| 4.5.3 区划法赋权许可 |
| 4.5.4 土地契约/土地出让合同 |
| 4.5.5 行政协议/行政合同 |
| 4.5.6 规划许可/行政许可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开发控制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许可程序 |
| 5.1.1 英国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2 香港的土地契约程序 |
| 5.1.3 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程序 |
| 5.1.4 美国的区划修正及建筑许可程序 |
| 5.1.5 澳大利亚的开发许可程序 |
| 5.1.6 日本的工程认可程序 |
| 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 |
| 5.2.1 开发控制方式的分类程序 |
| 5.2.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及其依据 |
| 5.3 规划许可申请的前期程序 |
| 5.3.1 咨询 |
| 5.3.2 预申请 |
| 5.3.3 准备申请材料 |
| 5.4 规划许可的申请及授予程序 |
| 5.4.1 申请与受理 |
| 5.4.2 磋商与谈判 |
| 5.4.3 决定与公告 |
| 5.5 规划许可的维护程序 |
| 5.5.1 规划许可的变更 |
| 5.5.2 规划许可的撤回 |
| 5.5.3 许可的撤销 |
| 5.5.4 许可的注销 |
| 5.6 规划许可的救济程序 |
| 5.6.1 规划许可的申诉 |
| 5.6.2 规划许可的强制执行 |
| 5.7 规划许可核心程序的设置理念 |
| 5.7.1 协商谈判与制度成本 |
| 5.7.2 公示听证与知情权 |
| 5.7.3 许可撤回与信赖原则 |
| 5.7.4 许可申诉与法律救济 |
| 5.7.5 强制执行与制度权威 |
| 5.8 规划许可的利益相关者及决策 |
| 5.8.1 利益相关者的构成 |
| 5.8.2 规划许可行政的权力模式 |
| 5.8.3 规划许可决策的考虑因素 |
| 5.8.4 规划许可决策的附加条件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及制度分析 |
| 6.1 礼制、律令与建设管制 |
| 6.1.1 古代礼制与律令下的城市管制 |
| 6.1.2 近代对西方国家开发控制的制度移植 |
| 6.1.3 单向思维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 |
| 6.2 规划实施与开发控制 |
| 6.2.1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实施 |
| 6.2.2 市场经济下开发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调整 |
| 6.2.3 单路径规划体系的理论原型 |
| 6.3 单路径规划体系下的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 |
| 6.3.1 规划管理的范围 |
| 6.3.2 规划管理的价值取向 |
| 6.3.3 政府在规划管理中的角色 |
| 6.3.4 规划管理中的规划编制 |
| 6.3.5 规划法规体系的构成 |
| 6.3.6 我国法定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 |
| 6.4 开发控制制度中对开发活动的界定 |
| 6.4.1 开发活动的界定缺乏物权意识 |
| 6.4.2 开发活动的分类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 |
| 6.5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主体的区分 |
| 6.5.1 没有正确区分开发活动主体 |
| 6.5.2 公共利益主体的开发控制效率低下 |
| 6.5.3 忽略私人利益开发活动的义务与权利 |
| 6.6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外部性的区分 |
| 6.6.1 没有建立外部性区分与许可分类的联系 |
| 6.6.2 缺乏外部性评估的导则指引 |
| 6.6.3 外部性评估的法律责任模糊 |
| 6.7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控制方式的运用 |
| 6.7.1 混淆行政认可与规划许可 |
| 6.7.2 土地出让条件的设置机制不合理 |
| 6.7.3 用地规划许可的作用已弱化 |
| 6.7.4 建筑工程许可缺乏精细化分类 |
| 6.7.5 存量用地需要新的开发控制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我国现行规划体系调整而建构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1 规划体系的调整：复合网络规划体系的转型 |
| 7.1.1 顺应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
| 7.1.2 向复合网络的规划体系转型 |
| 7.2 基于规划体系调整而构建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2.1 “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转变 |
| 7.2.2 开发控制理论模型的构建 |
| 7.2.3 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的实现 |
| 7.2.4 开发控制体系多维属性的尊重 |
| 7.3 理论模型下开发活动定义及许可分类 |
| 7.3.1 开发控制的对象 |
| 7.3.2 基于利益主体区分行政认可 |
| 7.3.3 基于外部性区分法律授权认可 |
| 7.4 理论模型下的土地开发控制方式 |
| 7.4.1 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
| 7.4.2 地块类型特征的体现 |
| 7.4.3 开发控制方式的精细化运用 |
| 7.5 理论模型下的许可优化 |
| 7.5.1 规划许可的优化原则 |
| 7.5.2 用地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5.3 工程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广州市规划管理过程中开发控制的制度性问题 |
| 8.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历史背景 |
| 8.1.1 近代市政管理(1843-1921) |
| 8.1.2 现代规划许可的雏形(1921-1949) |
| 8.1.3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管理(1949-1988) |
| 8.1.4 现行规划许可程序的建立及调整(1987-) |
| 8.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机构及人员 |
| 8.2.1 规划管理及相关部门的设置 |
| 8.2.2 管理体制 |
| 8.2.3 审议机制 |
| 8.2.4 技术人员体系 |
| 8.3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基本架构 |
| 8.3.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实践框架 |
| 8.3.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编制 |
| 8.3.3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法规 |
| 8.4 广州市现有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 |
| 8.4.1 土地出让条件的程序 |
| 8.4.2 规划许可的程序 |
| 8.4.3 绿色通道许可程序 |
| 8.5 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基本程序及其剖析 |
| 8.5.1 规划许可申请前期 |
| 8.5.2 规划许可申请及授予 |
| 8.5.3 规划许可的维护 |
| 8.5.4 规划许可的救济 |
| 8.6 广州市开发控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
| 8.6.1 历史保护区的利益博弈 |
| 8.6.2 城市更新区的目标与方式 |
| 8.6.3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
| 8.6.4 建筑物功能转换的诉求 |
| 8.6.5 多元目标的平衡次序 |
| 8.7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8.7.1 忽略开发控制的政治性 |
| 8.7.2 缺乏制度经济性的成本意识 |
| 8.7.3 没有充分发挥技术性的作用 |
| 8.7.4 缺乏地方性的控制机制 |
| 8.8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广州市开发控制制度改革的策略 |
| 9.1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代表性 |
| 9.1.1 广州市开发控制实践的困境具有普遍性 |
| 9.1.2 广州市开发活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
| 9.1.3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探索具备创新能力 |
| 9.2 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分析 |
| 9.2.1 应用开发控制理论模型 |
| 9.2.2 基于广州市现有的制度基础 |
| 9.3 规划法规的完善及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3.1 规划法规的完善 |
| 9.3.2 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4 行政机构调整及技术人员体系的完善 |
| 9.4.1 公共部门职能的梳理 |
| 9.4.2 决策机制的完善 |
| 9.4.3 技术服务体系的完善 |
| 9.5 规划许可的程序改进 |
| 9.5.1 规划许可程序的优化细则 |
| 9.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分类改进 |
| 9.6 本章小结 |
| 论文结论、创新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论文创新与特色 |
| 三、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编制体系 |
| 附件二：国外代表性国家城市规划法对比 |
| 附件三：国外代表性规划行政机构设置 |
| 附件四：我国“一书三证”的内容及形式 |
| 附件五：我国规划机构设置概况 |
| 附件六：广州市国土规划资源委员会职能设置 |
| 附件七：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资料汇编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研究 ——以上海市T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引入性问题思考 |
| 一、研究背景的确立：转型期 |
| 二、研究内容的确立：社会管理职能 |
| 三、研究范畴的确立：大城市乡镇政府 |
| 四、研究个案的确立：上海市T镇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观点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概念、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大城市 |
| 二、乡镇政府 |
| 三、社会管理 |
| 第二节 研究范式 |
| 一、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制度分析 |
| 二、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历史研究 |
| 三、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实证调查 |
| 第三节 基本理论 |
| 一、市民社会理论 |
| 二、公共政策过程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资源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财政资源分析 |
| 一、公共财政的功能定位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财政资源描述 |
| 第二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分析 |
| 一、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征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描述 |
| 第三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信息资源分析 |
| 一、政府信息资源和信息资源管理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信息资源描述 |
| 第三章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职能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控制、社会心理和社会秩序 |
| 一、转型期乡村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变 |
| 二、转型期乡村社会心理特征描述 |
| 三、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与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分析 |
| 一、“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分析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闹大”与“不出事”的悖论 |
| 三、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举措分析 |
| 第三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分析 |
|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沿革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职能分析 |
| 一、转型期大城市乡镇突发事件的类型与特征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发展社会事业的职能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
| 一、理解社会政策 |
| 二、转型期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发展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
|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与分类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社会事业发展的现状描述 |
| 第三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发展社会事业的具体职能 |
| 一、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就业保障的职能分析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公共卫生和教育保障的职能分析 |
| 三、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保障的职能分析 |
| 第五章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区管理的职能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 |
| 一、转型期大城市乡镇社区管理的价值之维 |
| 二、转型期大城市社区管理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 |
| 三、转型期大城市社区管理中乡镇政府的实然角色 |
| 四、“镇管社区”：命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网格化管理：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区管理的模式分析 |
| 一、大城市乡镇政府网格化管理的内涵 |
| 二、大城市乡镇政府网格化管理的实施现状 |
| 三、大城市乡镇政府网格化管理的模式评析 |
| 第三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基层民主自治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
| 一、行政权与自治权的边界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基层民主选举中的政府角色 |
| 三、转型期大城市乡镇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践困境 |
| 第四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流动人口管理的职能研究 |
| 一、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变迁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流动人口的特征描述 |
| 三、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流动人口管理的方式及评析 |
| 第五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的物业管理：“政府退出”还是“政府介入”? |
| 一、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物业管理” |
| 二、转型期大城市乡镇物业管理的现状描述 |
| 三、“物业居委一体化”改革：“前进”抑或“倒退”? |
| 第六章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创新与职能转变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价值导向 |
| 一、社会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小结 |
| 二、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认识误区 |
| 三、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价值导向 |
| 第二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
| 一、创新政府与社会多元协同治理体制 |
| 二、创新社区自治的社会管理模式 |
| 三、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不断满足公众新需求 |
| 四、创新整合联动的社会参与体系 |
| 第三节 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的具体路径 |
| 一、从“一元主体”转向“多中心”：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
| 二、从“被动应对”转向“积极参与”：提升乡镇政府信息化管理能力 |
| 三、从“防范控制”转向“疏导协调”：提升乡镇政府化解社会矛盾能力 |
| 四、从“管制为重”转向“公共服务”：提升乡镇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
| 参考文献 |
（3）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及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监理会的世界” |
| 第二章 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早期宣教(1848-1885) |
| 第一节 林乐知来华前的早期教会 |
| 第二节 林乐知传教思路的变化(1861-1885) |
| 第三节 地方社会与教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本土教会的建立和发展(1886-1939) |
| 第一节 “三自”理论与本色神学 |
| 第二节 监理会与“本色化运动” |
| 第三节 监理会在华布道事业及其经济来源的变化 |
| 第四节 慕尔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监理会在华文教事业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监理会文教事业(1886-1911) |
|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监理会文教事业(1912-1939)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监理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 |
| 第一节 医学传教的范例及条件 |
| 第二节 监理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的拓展 |
| 第三节 博习医院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监理会在华妇女事业 |
| 第一节 背景 |
| 第二节 “基督教家庭”的营造 |
| 第三节 “妇女的工作为妇女” |
| 第四节 由配角转为主力的中国女信徒 |
| 第五节 中西女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前言 |
| 0.1 写作动因与研究意义 |
| 0.2 探索与创新 |
| 0.3 文献综述 |
| 0.4 理论基础 |
| 0.5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 内部控制基本概念的国际比较及其发展历程与启示 |
| 1.1 内部控制概念国际比较及简要辨析 |
| 1.1.1 学术界的观点 |
| 1.1.2 实务界的观点 |
| 1.1.3 国外权威组织与经典文献的观点 |
| 1.1.4 我国有关方面的观点 |
| 1.1.5 简要分析 |
| 1.2 国际内部控制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
| 1.2.1 内部牵制阶段 |
| 1.2.2 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
| 1.2.3 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
| 1.2.4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 |
| 1.2.5 内部控制在适应企业内部管理需求与外部监管要求之间的双轨制运行阶段 |
| 2. 对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 |
| 2.1 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
| 2.1.1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推进内控体系建设的总体情况 |
| 2.1.2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推进内控体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 |
| 2.2 对当前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 |
| 2.2.1 研究制定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的基本原则 |
| 2.2.2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内部控制框架体系 |
| 3.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
| 3.1 转型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分析及国外经验教训的启示 |
| 3.1.1 对转型经济时期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判断和总体评价 |
| 3.1.2 对当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现状的认识和分析 |
| 3.1.3 国际会计公司对我国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认识和评价 |
| 3.1.4 国外企业在推进内控体系建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
| 3.2 对当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思考 |
| 3.2.1 需在基本规范中明确和强调的若干问题 |
| 3.2.2 具体规范和应用指引的主要构成项目问题 |
| 3.2.3 对小企业内部控制的特殊考虑 |
| 4. 关于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有关问题 |
| 4.1 美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情况与启示 |
| 4.1.1 美国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建设的大致脉络回顾 |
| 4.1.2 美国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有关实践 |
| 4.1.3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对政府内部控制的有关规定 |
| 4.1.4 几点启示 |
| 4.2 对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初步设想 |
| 4.2.1 当前加强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重大意义 |
| 4.2.2 我国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现状 |
| 4.2.3 对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若干思考 |
| 5. 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体系的构建 |
| 5.1 内部控制评价国际比较及当前我国内控评价制度建设 |
| 5.1.1 内部控制评价的基本模式 |
| 5.1.2 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估 |
| 5.1.3 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 |
| 5.1.4 政府监管部门内部控制评估 |
| 5.1.5 建立我国企业内控评估制度的基本政策性问题 |
| 5.2 美国实施内部控制体系的经验教训及对推进我国内部控制体系实施机制建设的启示 |
| 5.2.1 值得借鉴的经验及其启示 |
| 5.2.2 值得汲取的教训及其启示 |
| 6. 加快我国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建设与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 |
| 6.1 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国际研究现状及对运用信息技术实施内部控制 |
| 6.1.1 有关国家、地区和职业组织对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研究概况 |
| 6.1.2 对运用信息技术实施内部控制的初步思考 |
| 6.2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进我国内部控制国际趋同 |
| 6.2.1 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 6.2.2 我国会计国际趋同成果与影响为内部控制国际趋同提供了有益启示 |
| 6.2.3 对我国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事业的初步设想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5）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 ——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提出与理论假设 |
| (一) 综合治理:多学科透视与政治学学科的理论定位 |
| (二) 问题的历史索引:组织创新与理性化社会调控体系的构建 |
| (三) 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假设 |
| 二 理论综述:社会转型与组织变迁 |
| (一) 中国平稳制度转型的诸解释模式 |
| (二) 社会转型的组织支撑 |
| (三) 社会转型与国家政权内卷化:“蜂窝状结构”与政府行为模式 |
| (四) 社会转型与组织性依附:新传统主义与网络资本主义 |
| (五) 社会转型与法团主义 |
| 三 分析概念与主要观点 |
| (一) 核心分析概念:组织化调控 |
| (二) 论文的逻辑结构与主要观点 |
|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基本分析工具:网络分析 |
| (三) 主要资料来源:文献与实地调研 |
| 第一章 组织化调控模式的生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从权力文化网络到权力组织网络: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 |
| 第二节 分散社会的再组织化:建国后国家治理体系确立的逻辑起点 |
| 第三节 权力组织网络的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
| (一) 执政党组织网络的全面渗透 |
| (二) 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三) 社会治安组织网络的构建 |
| 第四节 组织化调控的发展:政治运动与权力组织网络的互动 |
| 第五节 组织化调控的衰败:“文革”及其治安后果 |
| (一) 组织化调控的困境:动员化与制度化的悖论 |
| (二) “文革”与司法组织体系遭全面冲击 |
| (三) “文革”后遗症:社会治安方面的消极后果 |
| 第六节 小结:执政党主导、组织化调控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与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构建 |
| 第一节 结束“文革”与权力组织网络的恢复与重建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秩序维系:综合治理生成的基本背景 |
| (一) 社会转型与秋序危机: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 |
| (二) 日益严峻的中国社会治安形势 |
| (三) 国家治理与犯罪控制:“严打”策略的出台与实施 |
| (四) 综合治理方略:“严打”局限性的超越 |
| 第三节 组织化调控与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构建 |
| (一) 综合治理:执政党主导的组织化调控 |
| (二) 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拓展与完善:综合治理对社会、市场组织的吸纳 |
| 第四节 小结:综合治理与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空间的拓展 |
| 第三章 执政党组织: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轴心力量 |
| 第一节 综合治理中的执政党组织 |
| (一) 中国执政党:资源整合和国家治理的关健主体 |
| (二) 执政党组织机构及其综合治理职责 |
| 第二节 组织化调控的资源基础:综合治理与执政党的组织网络资源 |
| 第三节 组织化调控的体制基础:综合治理与执政党的组织化机制 |
| (一) 集权体制 |
| (二) 科层体制 |
| (三) 单位体制 |
| (四) 社区体制 |
| 第四节 组织化调控的运作:综合治理与压力型体制 |
| (一) 人事任命制 |
| (二) 一票否决制下的政绩考核 |
| (三) 严格责任追究的领导责任制 |
| (四) 综治委成员单位的内部联系制度 |
| 第五节 小结:执政党自主性与转型中国的秩序建构 |
| 第四章 国家组织: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社会治安问题与现代国家建设 |
| (一) 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的治安:西欧国家“国内绥靖”的出现 |
| (二) 西方国家的组织建设与犯罪问题治理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及其功能 |
| (一) 社会转型:国家相对自主性与公共秩序的建构 |
| (二) 国家组织机构及其综合治理功能 |
| 第三节 国家政权的组织化机制 |
| (一) 治安领导机制 |
| (二) 治安承包制 |
| (三) 专业化职能分工与整体化组织协调 |
| (四) 官僚制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进程:综合治理与法治建设 |
| 第五节 小结:国家相对自主性与转型中国的秩序建构 |
| 第五章 社会组织: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辅助力量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空间的拓展:综合治理对社会、市场组织的利用 |
| (一) 国家治理犯罪问题的局限性:社会治安的协作生产模式 |
| (二) 社会、市场组织资源的利用: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空间的拓展方式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中的社会自治组织 |
| (一) 吸纳社会自治组织的历史背景 |
| (二) 综合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 (三) 执政党与政府对社会自治组织的调控 |
| 第三节 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中的市场组织 |
| (一) 市场组织兴起的历史背景 |
| (二) 综合治理中的市场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 (三) 执政党与政府对市场组织的调控 |
| 第四节 小结:组织化调控与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空间的拓展 |
| 第六章 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的基本特点及其政治后果 |
| 第一节 综治组织网络的基本特点 |
| (一) 执政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 |
| (二) 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调控 |
| (三) 权力组织网络的完善:旧组织的利用与新组织的吸纳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组织网络构建的政治后果 |
| (一) 预期后果的基本实现:基本社会、政治秋序的维系 |
| (二) 预期的而未实现的结果:综治组织网络运作困境的展现 |
| (三) 意外后果:制度化调控模式的萌生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成长 |
| 第三节 小结:中国平稳社会转型的组织支撑 |
| 结语 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的经验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调研材料 |
| 3 英文文献 |
| 论文附录 |
| 后记 |
（6）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第一章 裂变与转换:近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840 - 1949) |
| 第一节 海纳百川:管理视角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构成 |
| 一、作为殖民者的外国人 |
| 二、寻求发展机会的中国人 |
| 三、亟需帮助的灾难民 |
| 第二节 解体与重构:多元格局下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840-1937) |
| 一、外力楔入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 |
| 二、秩序重构与近代上海租界外来人口管理 |
| 三、模仿、再造与近代上海华界外来人口管理 |
| 第三节 政治与社会:抗战以后的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38 - 1949) |
| 一、高压后的调适:日趋规范的外国人管理 |
| 二、户籍与保甲:政治斗争中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强化 |
| 三、政治主导与社会失衡:抗战以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分析 |
| 第四节 国家让渡与民间介入:社会中间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 |
| 一、国家让渡下的社会中间组织与开埠前后的外来人口管理 |
| 二、社会中间组织的组织更新与现代性成长 |
| 三、控制、协调与社会整合:中间组织的管理 |
| 第二章 计划与控制:当代上海的外来人口管理(1949 - 1978) |
| 第一节 计划发展与上海外来人口构成的新变化 |
| 一、作为历史余绪之灾难民 |
| 二、难以舍弃城市的倒流人口 |
| 三、来沪谋生的农村人口 |
| 四、以投亲靠友的名义 |
| 第二节 新政府的建立与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演变 |
| 一、人民政府的建立及其管理特征分析 |
| 二、从单位制到居委会的基层控制体系的建立及演变 |
| 三、社会中间组织的萎缩 |
| 第三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安排 |
| 一、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二、劳动用工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三、粮油供应制度与外来人口管理 |
| 第四节 当代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由宽至严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积极而深入的外来人口迁出管理 |
| 三、全方位的外来人口工作、生活管理 |
| 第三章 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中的上海外来人口管理(1978 - 2000) |
| 第一节 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一、改革开放与上海外来人口的增加及其原因分析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群体特征分析 |
| 三、城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 第二节 调整与更新: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的演进 |
| 一、由静态向动态: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二、由纵向到横向:外来人口管理体制的历史性更新 |
| 三、由行政化向法律化:管理制度的现代性转变 |
| 四、由防范向服务:管理主题的时代性演进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分类管理的历史分析 |
| 一、日益灵活的外来人口迁入管理 |
| 二、由强制到救助的外来人口徙出管理 |
| 三、由限制到接纳的外来人口务工管理 |
| 四、由单一向多元的外来人口治安管理 |
| 第四节 当前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
| 一、身份与歧视:由二元化向一体化的人口管理思考 |
| 二、矛盾与协调:社会中间组织与外来人口管理的历史思考 |
| 三、融合与统一:未来上海外来人口管理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D]. 庞晓媚.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2]转型期大城市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研究 ——以上海市T镇为例[D]. 孟文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4)
- [3]监理会在华事业研究（1848-1939）[D]. 马光霞. 山东大学, 2012(05)
- [4]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D]. 王宏.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5]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 ——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D]. 唐皇凤. 复旦大学, 2006(02)
- [6]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D]. 邱国盛. 华东师范大学, 2005(04)
- [7]拆迁·变直接参与为管理服务——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会议暨全国城拆委第四次会员大会综述[J]. 王淑娟. 中国房地产, 2002(01)
标签：内部控制论文;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内控体系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