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玄奖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上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赵娜[1]（2021）在《佛教历史上的“法海”》文中研究说明提到"法海",多数人会想到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强行拆散许仙和白娘子,把白娘子关押在雷峰塔下的、不通人情的金山寺法海和尚。近年来,在电视剧、电影、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法海",亦正亦邪,但多离不开与白蛇、青蛇的恩怨纠缠。江西电视台的"经典传奇"栏目曾为此"法海"正名,言其原型为唐代名臣裴休的儿子裴文德,师从沩仰宗的创始人沩山灵佑大师,
徐小茜[2]（2020）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文中指出语文学是我国传统的以文字或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资料考证和故训寻求的一门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和古典文献学等,与经学的联系十分紧密。本文认为,凡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献学和儒家经典、诸子学说的研究、传承中有所建树的人都应算作语文学家,其中也包括在教育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物。《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山东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涌现出了大批语文学家,他们参与了儒学、黄老之学等学派的创立与延续,在稷下学宫、汉朝石渠阁会议等大型学术文化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对中国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山东地域的语文学家尚无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514位山东语文学家进行了穷尽性的梳理分析,总结其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力求为古代山东语文学家和山东语文学史的研究打好基础。本文主体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山东区域和语文学家进行界定,说明在前四史中确定山东语文学家应遵照的标准,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介绍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说明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对前四史中的山东语文学家一一辑录。将山东语文学家分成籍贯属于山东（373）与客居山东（141）两大类,分别辑录其籍贯或客居山东的经历、语文学相关学术活动等。第六部分:对上述山东语文学家所参与过的重要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进行梳理。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学术活动,其中不乏首创性的学术成就。在学术传承与语文学教育方面,山东语文学家在儒学、黄老之学等重要学术流派与儒家经典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形成的儒家学派和齐国稷下学派以及汉朝石渠阁会议等是影响中国语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山东语文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第七部分:分析山东语文学家在语言理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文教育与文献学等方面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先秦两汉时期,山东语文学家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学科的孕育与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首开私学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大规模文献收集与整理之风,汉朝时经过刘歆、郑玄等语文学家的推动,中国文献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第八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高查清[3]（2017）在《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末起始,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忠实之风。不少人以谈忠实为耻,说“叛逆”为荣,似乎不说“叛逆”就不“学术”,不行“叛逆”就非“翻译”。从本质上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或文字忠实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说或写的内容,其终极目的是要完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言语之间的沟通,促成双方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源语信息的扭曲或损伤,都会影响交流的质量和效率,甚至导致交际失败。职是之故,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本的忠实至关重要。不管是研究翻译理论还是从事翻译实践,都离不开对忠实翻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翻译原则乃马之缰、船之舵。有了它,翻译才有一定的参照标准,译者也才有一定的追求方向;反之,如果没有或者否定忠实翻译原则,那么,翻译实践势必变成了译者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实验场甚至游乐场,读者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所谓“译作”中哪句话为作者所说、哪句话乃译者杜撰,到最后,可能连作者的“真话”读者都难信其真了。这不仅仅是读者的不幸,更是译者乃至翻译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一定忠实翻译原则的遵循与坚守是一件必然也是必须之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译文质量的高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译者,所以,对于译者正确的忠实观教育,是保证翻译质量、发展翻译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在翻译教学中,必须让译者明白,不管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功用来说,还是从伦理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是翻译须臾不可离的灵魂。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不管是“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不管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都始终不能丢开“忠实”这一根本原则。抛开忠实,就等同于否定翻译本身。正因如此,在跨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仍且成为教育领域一种常态的今天,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为了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忠实”原则的遵循与坚守,必须要在翻译人才教育培养的源头和起点加强译者忠实观教育。这也是撰写本文的主因。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与该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并分析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运用理论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从翻译的本质、功用谈起,以翻译史上出现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重大争论皆因译文是否忠实而起为例,教育译者忠实乃翻译的本质要求。第二章“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从译者伦理的角度,教育译者作为“中间人”,有忠实传达委托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要面临忠实于作者、读者、委托人,或者是自己翻译理想的选择,但从根本上说,这几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归化”与“异化”翻译方式同样也是辩证统一,只要秉持忠实原则,二者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第三章“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论述了不同性质的文本对于忠实翻译的不同要求（比如文学性文本要求译出文本中的“美”,而非文学性文本则对译文的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从文本特征的角度教育翻译人才要以“文（本）”为“本”,树立正确的“文本意识”,培养熟练分析文本类型并将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体现于译文之中的能力。第四章“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阐释了影响忠实翻译的文本外因素,说明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会对忠实翻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育译者要排除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自己的翻译理想,拒绝做“线牵木偶”。第五章“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从分析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入手,批驳国内外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错误认识,重点驳斥翻译理论界宣扬“叛逆”思想的相关论调,论证它们对于翻译的危害,教育译者要正确理解并合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为忠实翻译服务。第六章“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论证了翻译批评对于忠实翻译的保障作用。忠实翻译不能完全依靠译者的自觉性,而是要有健康、严肃的翻译批评,要在翻译界形成一种批评氛围。教育译者不仅要虚心、诚恳地接受翻译批评,并且也要积极地参与翻译批评,惟其如此,忠实翻译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译者忠实观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正确的翻译忠实观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事业、对于译者教育与成长的重要价值,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译者忠实观教育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何昱杰[4]（2016）在《苏渊雷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渊雷是20世纪中国杰出文史学者,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等研究方面都有重要建树,研究领域广泛,理论素养深厚。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其史学成就、不足进行整体系统的研究。故本文在梳理他的学术人生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成就进行研究。全篇主要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综述学界对苏渊雷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成就的评价,为后文研究苏渊雷如何将三者贯通提供线索。第一章主要介绍苏渊雷生平及学术,共四个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1908-1933）,抗日前后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33-1949）,建国初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49-1976）,两年徘徊和改革开放时期（1976-1995）。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反映不同时期苏渊雷学术研究的特点。第二章主要阐发苏渊雷对历史观的研究及其史学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苏渊雷对理性史观、唯物史观、民生史观都有一定的研究,1949年后,侧重史学思想方面的自我梳理,苏渊雷关于史料学、史学方法、史学功用皆有独到见地,且受近代西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第三章侧重探讨苏渊雷于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贡献。此章主要分析苏渊雷的论着《宋平子评传》、《玄奘》、《白居易传》、《对于曹操评价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尽力明确这些文本的研究缘起、版本流变、主体内容。第四章主要论述苏渊雷在中国古典史籍等研究领域的成就。此章分四部分：关于《诗经》、《尚书》、《春秋》的研究,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关于《资治通鉴》的研究,关于《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研究。结语部分,指出在二十世纪学术史的宏观视野下,苏渊雷、史学、世变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反思苏渊雷的研究方法与精神有哪些值得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不足之处,客观分析之后应报以理解之同情。
侯立新[5]（2014）在《关中唐代碑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中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留下了大量的唐代碑刻。这些碑刻作为重要的唐代文化遗存,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及对外交流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雕刻艺术和装饰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自北宋代以来,曾有不少学者对关中唐代碑刻进行过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研究工作仍不够集中,更不够系统,还没有人对关中唐代碑刻进行全面研究。这种状况是与关中唐代碑刻的历史地位不相符合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关中唐代碑刻的内涵外延、主要形式、基本内容、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保护利用等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全面、系统地对关中唐代碑刻进行深入解读和综合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讲,探索关中唐代碑刻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一项具有开拓性质的科研工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中碑刻滥觞于汉代,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日益兴盛。据笔者统计,现存记载关中唐代碑刻的文献共52部。这些文献中提到的关中唐代碑刻凡3017种。经过千余年的风雨沧桑,其中的1493碑刻已不复存在,但仍有1524种保存下来。这些碑刻有碑石、墓志、经幢、塔铭、造像记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记事述颂、哀悼纪念、经典文献等诸多方面。关中唐代碑刻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安史之乱以前关中碑刻数量较多,安史之乱以后则逐渐减少。在空间分布上,关中唐代碑刻也有明显的特征：即关中中部碑刻存世量大,内容丰富；西部碑刻分布相对集中,多为初唐碑刻；东部碑刻分布亦较集中,多为盛唐碑刻。从总体上讲,关中唐代碑刻呈现出数量众多、规格较高、工艺先进、内容丰富的特点。当然,关中唐代碑刻兴盛,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富平墨玉为关中唐代碑刻的兴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碑刻物质条件；悠久的刻碑造像传统,延绵不断,时代延续性极强,为关中唐代碑刻的兴盛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经验；陵墓众多,除唐十八陵及其陪葬墓遗址外,唐长安京畿附近也分布有大量的高规格墓葬,为关中唐代碑刻的兴盛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关中是唐代教育发展的重镇,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教育十分繁荣,为碑刻碑文的撰写、书丹以及镌刻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因教育繁荣所需的教材规范文本的刊刻,以及学子们登榜题名的碑上题名印记,也成为关中唐代碑刻的永久记忆；关中宗教发达,除儒、释、道三教外,还有景教、火袄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各种宗教汇聚于此,极大地丰富了碑刻的内容与形式,对关中唐代碑刻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关中唐代碑刻的兴盛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唐代帝王对孝道的提倡,中央政府机构中对负责碑刻刊刻、碑刻原料采集的相关官署和职官的设置,有效推动了关中唐代碑刻的发展；制碑造像工艺成熟,“物勒工名”的刺激、经济收入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刻工的社会地位,刻工对书法笔意的追求,碑刻雕刻水平显着提高,出现了高水平的刻工族群,这些都使刻工队伍有效扩大,为关中唐代碑刻的提供了后续刻工人力资源；唐代关中碑刻的兴盛,与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由于帝王的爱好与倡导,科举与官吏铨选等制度都与书法密切相关,使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书法家大量涌现,书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关中唐代碑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关中唐代碑刻的发展,成为关中唐代碑刻的兴盛的重要条件。令人欣慰的是,关中唐代碑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唐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这些史料具有与其它传世文献不具有的特点,与传世文献相比,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特别是对史籍的校正和补充作用更是其他资料所不能比拟的。碑刻资料自身特点决定,在利用关中唐代碑刻史料上,应以史书为主,兼具通识,明辨是非,合理加以利用。关中唐代碑刻资料内容宏富,涉及有唐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给唐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在唐代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军事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宗教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等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有的资料,历史文献有记载,可以与正史互校互证,有些历史文献缺载,可以成为弥足珍贵的唯一史料,补史之阙。不仅如此,关中唐代碑刻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关中唐代碑刻大多出自名家之手,真、草、隶、篆众体皆各,而以楷书为其大宗。在唐代289年间,书法艺术曾发生过一系列变化,从初唐到盛唐再到晚唐,碑刻书法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书法家是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其书风与人品对书法艺术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中唐代碑刻的附加纹饰及其典型题材非常丰富。这些纹饰也是碑刻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碑刻的断代、分期和唐人的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关中唐代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保存分散,损毁严重,保管难堪,入藏难继,现状不容乐观。历史时期关中碑刻损毁与流失情况严重,是为前车之鉴。目前关中唐代碑刻仍有受损的趋势,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政府部门应当整合资源,搭建信息平台,建立关中唐代碑刻文字档案信息资源库,切实加强对关中唐代碑刻的保护,同时开发它的功能,使之为世所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四：一是首次确立“关中唐代碑刻研究”这一专题,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将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与书法艺术学结合起来,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对关中唐代碑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二是利用2014年6月以前公开出版或刊行的五十余部金石专着、志书、论着和期刊资料,编制了《关中唐代碑刻存佚表》,首次较为具体地分类统计出了关中唐代碑刻的存佚情况。三是全面考察了关中唐代碑刻的主要形式和基本内容,具体分析了关中唐代碑刻的地理分布和时代特征。四是深入分析了关中唐代碑刻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由于关中唐代碑刻数量众多,加之时间紧迫,文中对某些问题未能展开分析。今后,本人将继续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争取有更大的突破。
冯敏[6]（2014）在《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无论在哲学、宗教方面,还是在文学、史学、艺术方面,都曾出现过一些着名学者,产出过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有助于唐代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对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人对唐代前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进取,着重论述了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背景、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主要成就、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的时空特征,以及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发展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力,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唐代以前,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学成果和治学经验。唐代前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大阐文教”政策的实施,学术文化事业走上正轨。在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等人当政时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学术文化研究,经、史、子、集均有创获,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优越的社会环境、文化政策和人文风尚也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打开唐代前期的文化宝库,儒、释、道“三教”学术格外醒目。唐代前期帝王们对儒、释、道“三教”并尊,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特别是唐玄宗御注三经（即《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对三教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研究者致力于对“九经”的阐释。佛学研究者或译注佛经,或探讨佛理,着书立说。道学研究者则注重对道藏的整理、对《老子》研究及其他道教着作的梳理。尽管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研究的领域也有一定差异,但总的来说成果都是比较突出的。唐代前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故史家辈出,成果丰硕。着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异军突起,所撰《史通》成为不朽的史学名着。前代史研究全面推进,不仅编纂了着名的“唐八史”,而且对前代史书进行了全面探讨,产生了一批流传至今的优秀成果。在当代史研究方面,系统地编写了日历、实录、国史,吴兢的《贞观政要》、李林甫的《唐六典》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这些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着作,可以看出唐代前期史学发展的水平。在文学领域,唐代前期有很大的创获。唐代统治者重视文学,有时候甚至“以文取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唐代前期有许多文人学者从事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名家辈出,群星灿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优美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诗歌格律研究,写出了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学术着作。唐代前期的艺术博大精妙,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均有高水平的发展和创作,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各领域均出现过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如书法领域有初唐四大家、颜真卿、张旭等；绘画方面,有伟大的吴道子、王维等；音乐方面,唐玄宗、李龟年等；舞蹈方面,有杨贵妃、公孙大娘等；同时也出现过一些致力于艺术研究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着书立说,为我们了解唐代前期的艺术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唐代前期的科学技术可圈可点,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均有建树。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历法方面有李淳风、僧一行等人的突出贡献；算学方面对“十部算经”的系统整理和校订；医学领域有医学家孙思邈及其《千金方》,官方编修的大型《唐新本革》等。总观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特点：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差异的。从时间上看,高祖时期是制度草创阶段,太宗时期大煽文教,奠定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基础。高宗武后时期有一点波折,但仍保持了发展的态势,玄宗时期拨乱反正,进入到全面繁荣的时期。从空间上看,本文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全面考察了各道的学术文化成果及其学术特色。关内道、河北道、江南道、河东道都是学术文化发达的地区。就城市来讲,长安和洛阳无疑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所在。如果我们将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成就与前后历史时期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从经学来讲,对五经等典籍的统一与整理,具有延续经学发展的重要地位；史学方面也是一样,纪传体正史的官方修撰及史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传统史学发展的方向；近体诗的创立和完善,是此期文学的重要成就；科学与艺术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历史的角度,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唐代前期的学术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二是对唐代前期主要学科领域的学者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三是首次揭示了唐代前期学术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分析了影响唐代前期学术文化时空特征的因素。本文也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受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未能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展开论述。对影响学者成就的因素也未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这些问题,当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解决。
谢山[7]（2014）在《唐代佛教兴衰研究 ——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文中认为佛教产生于印度,最迟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基于佛教思想意识体系完备,中国皇帝大力支持和寺院经济基础雄厚等原因,逐渐在中国广泛流传。隋代皇权鼎力支持,使佛教进一步发展。唐王朝繁荣强盛,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而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于此时走向全面兴盛。佛教对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意识、法制、民族关系、文化艺术、生活习惯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唐代皇族大多对佛教持尊崇扶持态度,大力支持修造佛教建筑,鼓励民众出家,广交僧侣,奉迎佛骨,给予高僧大德很高的礼遇。佛教已成为唐代高宗与武皇时期事实上的国教。唐前期的僧团管理制度趋于科学化。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唐政府给予佛教以法律上的支持,使佛教的发展有了依据和保障。佛教与唐律分路同趋。《道僧格》是唐代的专门宗教法典,《唐律疏议》则有适用于佛教徒及相关人员的专门规定。佛教的“十恶”、“五逆”被吸收进入世俗法律体系并予以严厉打击。在一些特殊的节日,禁止杀生即“断屠钓”为法律规范所采纳。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的八大宗派渐次确立并定型；八大宗派的形成又推动了全社会的佛学信仰。各大宗派教义虽然迥然,但只有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四宗,富有宗教哲学理论色彩,尤其是后三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特色。唐代很多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非常信仰,王维信禅,白居易“禅净双修”,柳宗元“儒佛同道”。军人也是信佛者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中晚唐以后,普通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高潮。佛教信仰深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很多节日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果报应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是因为这一观念与古人的价值取向有高度一致性。中国古代俗语云：“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盛极而衰。唐代佛教在过度兴盛的同时也为自身埋下了衰落的诱因。唐高祖武德年间,虽然傅奕屡次上疏反佛,但影响不大,对佛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太大阻碍。其后的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等,尤其是武后、中宗和睿宗三朝,更加重视佛教的发展。玄宗时期,面对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对佛教采取了规范发展政策。其后佛教的过分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弊病。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繁荣的经济因战祸遭到极大的破坏,佛教精神不再。许多人躲在寺院中,使唐王朝的税收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旧唐书》所言,“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日益缩减。韩愈反佛是历史上的着名事件。他指出当时一系列的佛教弊病,由于佛教盛行,僧尼众多,使得人民经济负担加重,并且还与官方意识形态,即儒学格格不入。基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因素考量,唐武宗于会昌年间推行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力度空前,影响深远,使佛教遭受重大打击,迅速衰落,个别宗派从此一蹶不振。唐代以后至宋元明清,随着儒家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佛教在上层渐失皇权的持续扶植；而佛教仅存躯壳,僧众自身不守戒律,谋求厚利,在下层亦失去民众的信奉膜拜,民间信仰之基石趋弱,故再未恢复元气。佛教兴衰自有规律。在丧失了皇权支持、经济实力下滑、被儒学主流意识形态挤压的情况下,衰落就成为一种必然。唐代佛教势力世俗化趋势明显,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政治集团所利用的有力工具。教权虽依附于皇权,但与皇权密切联系,双方互惠合作,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佛学教义的地位始终不能与儒学相埒,佛教始终只是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附属,当教权恶性膨胀至危及封建皇权安全时,就会遭到皇权的抑制、打压乃至毁禁。佛教兴衰变迁与唐代政治的互动关系明显。关于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对唐代佛教兴衰的研究,虽然有零星的论文发表,但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海外学者如美国人、日本人的研究,往往因不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故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论文的结论与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史学、政治史学的研究空白。
曹宁[8]（2014）在《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现代文献编目理论为参照,将研究视角凝聚于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形式、方法和体例,通过对书目基本款目中着录信息的挖掘、归纳与分析,探讨和揭示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根据辑佚资料,对中国古代宋以前已经亡佚的经典目录文献,如《别录》、《七略》、《晋中经簿》、《七志》、《七录》、《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等的着录形式、方法和体例,进行了推测、分析和概括。结合宋以后现存目录的着录面貌,总结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的基本特点并分析了其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在对汉代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汉志》修订《七略》书目题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向歆父子在编撰书目过程中选取文献题名和自拟题名的方法与原则进行了细致研究;对《七略》与《别录》提要之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汉志》“篇卷”和“家”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汉志》中着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着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而《汉志》中的“家”并不以“一行”或“一书”计算,“家”的划分只在父子师徒之间。有直接师承关系的父子师徒（含活动时代相近的宗师与再传弟子）即便各自有署名着作,如无“更张义例,别有发明”的具体记载,原则上也应合为一家。在对魏晋以来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今书七志》的书名及附录构成进行了考证;对《隋志》的参考书目特别是“梁有”书目的来源做了推测分析。针对中国古代“目”和“录”的产生与发展变迁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类书”与“类人”体例皆发端于《汉志》,而成型于南北朝时期,且“类人”在前而“类书”在后,进而对唐以后两种体例的交替变化、利弊得失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的传录体提要,可能在隋唐以后还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宋元才退出提要体例的主流地位,而其余脉则一直延续到明清。
高冉[9]（2014）在《《出三藏记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僧佑（445——518）是梁代着名经师，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着作多种，代表作《出三藏记集》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此书在中古时期佛经文献史上无可取代，它不仅拥有特殊的体例，而且内容上也具有特色。全书分四个部分，分别是撰缘记，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全书体例新颖，为后世佛经目录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弘扬传统文化出发，细致地考察了《出三藏记集》的成书背景及其流传，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出三藏记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进而推究《出三藏记集》的佛教史意义及其功绩。本文分四个部分：一、考察《出三藏记集》的成书背景及其资料来源，此书产生于排佛相对兴盛的时代，当时人们对于佛法教义存在误区，僧佑于是整理此书弘扬佛法。此书资料来源主要是梁以前的佛经目录及佛教着述，主要有八种：《古录》、《旧录》、《护公录》、《安公录》、《别录》、《王宗经目》、《法显传》、《游外国传》等；二、通过各种写本、刊本大藏经考察此书的流传情况，本文排查了《出三藏记集》的源流，写本藏经目录以及汉文大藏经目录等，尽可能搜罗了着录《出三藏记集》的大藏经；三、重点研究该书的体例特色，从序文入手，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每一部分的体例以及在佛经史上的地位，这是本文的重点，尤其体例部分，《出三藏记集》是采取了我国目录学方法中以反映各种参考资料，扩大解题或提要作用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专科目录，分为撰缘记，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四部分，本文每一部分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四、《出三藏记集》的价值不足与影响。《出三藏记集》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此书有着多方面的价值，诸如开创了有别于四部分类的佛经分类方法，保存了大量亡佚文献，一些传记资料有助于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佛教之渊源、发展、演变等等，这无疑是佛教史上的瑰宝。
高健[10]（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提出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二、论玄奖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上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玄奖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上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佛教历史上的“法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者——法海 |
| 二、唐朝慧能的弟子，《坛经》的编修者——法海 |
| 三、其他被称作“法海”的中国僧人 |
| 四、“外国人”法海 |
（2）《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山东区域的界定 |
| 1.1.2 语文学家的界定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二、《史记》中的山东语文学家 |
| 2.1 《史记》中的山东籍语文学家 |
| 2.2 《史记》中客居山东的语文学家 |
| 三、《汉书》中的山东语文学家 |
| 3.1 《汉书》中的山东籍语文学家 |
| 3.2 《汉书》中客居山东的语文学家 |
| 四、《后汉书》中的山东语文学家 |
| 4.1 《后汉书》中的山东籍语文学家 |
| 4.2 《后汉书》中客居山东的语文学家 |
| 五、《三国志》中的山东语文学家 |
| 5.1 《三国志》中的山东籍语文学家 |
| 5.2 《三国志》中客居山东的语文学家 |
| 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 |
| 6.1 传统小学领域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1.1 文字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1.2 音韵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1.3 训诂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2 学术传承与语文教育领域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成就 |
| 6.2.1 儒家学派的学术活动与传承 |
| 6.2.1.1 孔子及其弟子 |
| 6.2.1.2 孔汲与孟子 |
| 6.2.1.3 其他语文学家对儒家经典的传承 |
| 6.2.2 黄老学派的学术活动与传承 |
| 6.2.3 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
| 6.2.4 石渠阁会议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
| 6.3 文献收集与整理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3.1 文献收集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6.3.2 文献整理方面的学术活动与成就 |
| 七、《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的学术贡献 |
| 7.1 语言理论方面的贡献 |
| 7.2 文字学方面的贡献 |
| 7.3 音韵学方面的贡献 |
| 7.4 训诂学方面的贡献 |
| 7.5 文献收集整理方面的贡献 |
| 7.6 语文教育方面的贡献 |
| 八、结语 |
| 附表1: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山东籍语文学家一览表 |
| 附表2: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客居山东的语文学家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工具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 |
|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
| 一、翻译的概念 |
| 二、“翻译就是翻译” |
| 三、忠实是翻译的本然要求 |
| 第二节 文质之争乃“形”“义”之争 |
| 一、文质之争的缘起 |
| 二、文质之争的本质 |
| 第三节 直译、意译与忠实原作之辨 |
| 一、直译、意译之界定及争论 |
| 二、逐字译、字面译与直译都必须以忠实为准绳 |
| 三、翻译层次论与“直译”“意译”之调和 |
| 四、“信、达、雅”须以“信”为先 |
| 第二章 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 |
| 第一节 伦理与翻译伦理 |
| 一、伦理 |
|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 |
| 三、对译者的忠实伦理教育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思想保证 |
| 第二节 “忠实”与“叛逆”的博弈 |
| 一、忠实历来是译者的追求 |
| 二、应该抵制翻译中叛逆思想及行为 |
| 第三节 忠实取向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
| 一、作者取向 |
| 二、读者取向 |
| 三、委托人取向 |
| 四、译者取向(理想取向) |
| 第四节 归化与异化—忠实取向的不同选择 |
| 第三章 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 |
| 第一节 文本乃翻译之“本” |
| 一、何谓文本 |
| 二、文本内涵的“异化”与回归 |
| 三、已译文本与待译文本 |
| 第二节 体裁(文体)与忠实翻译的关系 |
| 一、体裁的内涵 |
| 二、体裁的分类 |
| 三、体裁与文体、风格 |
| 四、文本体裁分析对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服务于翻译的文本分类 |
| 一、以主题/话题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二、以文本的功能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第四节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及翻译 |
| 一、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三、区别对待两类文本的翻译 |
| 四、忠实翻译没有“特区” |
| 第四章 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 |
| 第一节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符转换 |
| 第二节 翻译相关方对翻译进程的影响 |
| 一、委托人的“指挥”与赞助人的“召唤” |
| 二、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偏好 |
| 第三节 影响译者的目的语交际环境因素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政治因素的“遥控” |
| 三、民族主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
| 四、民族文化是翻译的“滤网”与“染色剂 |
| 五、宗教信仰的另类“投射” |
| 第四节 译者不是线牵木偶 |
| 一、语言文学“规范”不能丢 |
| 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
| 第五章 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 |
|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 |
| 一、译者角色在中国 |
| 二、译者角色在西方 |
| 三、译者身份与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译者主体性及其与译者忠实观的碰撞 |
| 一、主体性释义 |
| 二、译者主体性 |
| 三、译者丧失主体性了吗 |
| 四、“译者主体性”有别于“译者主体性研究” |
| 五、如何看待译者主体性 |
| 六、“叛逆”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
| 七、“译者主体性”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 |
| 八、发挥“译者主体性”不等于鼓励译者“显形” |
| 九、解构主义否定不了忠实之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保障因素 |
| 一、提高翻译能力是充分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技术保障 |
| 二、树立忠实翻译观是正确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
| 第一节 忠实翻译需要翻译批评 |
| 一、翻译批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二、翻译批评概念的内涵 |
| 三、翻译批评的任务、目的、价值和功能 |
| 四、翻译批评所处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主体之争 |
| 一、普通读者批评 |
| 二、专家批评 |
| 三、译者批评 |
| 第三节 译者应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翻译批评 |
| 结语必须坚持和加强对翻译人才的译者忠实观教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苏渊雷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选题缘起 |
| 二、学界研究状况 |
| 第一章 苏渊雷的生平及学术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战争时期(1908-1933) |
| 二、抗日前后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33-1949) |
| 三、建国初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49-1976) |
| 四、两年徘徊和改革开放时期(1976-1995) |
| 第二章 苏渊雷对历史观的研究及其史学思想 |
| 一、苏渊雷对历史观的研究 |
| 二、苏渊雷的史学思想 |
| 第三章 苏渊雷的历史人物研究 |
| 一、苏渊雷的宋恕研究 |
| 二、苏渊雷的玄奘研究 |
| 三、苏渊霄的白居易研究 |
| 四、苏渊雷的曹操研究 |
| 第四章 苏渊雷的古代典籍研究 |
| 一、关于《诗经》、《尚书》、《春秋》的研究 |
| 二、关于《史记》、《汉书》的研究 |
| 三、关于《资治通鉴》的研究 |
| 四、关于《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关中唐代碑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关中碑刻界定 |
| 一 历史上的“关中” |
| 二 关于“碑刻”的概念 |
| 第三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 碑刻资料的新发现 |
| 二 碑刻资料的整理、着录与汇辑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 |
| 四 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 一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
| 二 总体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中唐代碑刻之盛况 |
| 第一节 碑刻的数量 |
| 一 资料来源 |
| 二 统计数据 |
| 三 数据分析 |
| 第二节 碑刻的形式 |
| 一 碑石 |
| 二 墓志 |
| 三 经幢 |
| 四 塔铭 |
| 五 造像记 |
| 第三节 碑刻的内容 |
| 一 记事述颂 |
| 二 哀诔纪念 |
| 三 经典文献 |
| 四 刻诗题名 |
| 第四节 碑刻的基本特点 |
| 一 时代特征 |
| 二 区域特征 |
| 三 总体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中唐代碑刻兴盛的原因 |
| 第一节 良好的碑刻基础 |
| 一 关中出产碑刻原料 |
| 二 关中有刻碑造像的传统 |
| 第二节 优越的碑刻条件 |
| 一 关中陵墓众多 |
| 二 关中教育繁荣 |
| 三 关中宗教发达 |
| 第三节 官方对碑刻的倡导 |
| 一 帝王对孝道的提倡 |
| 二 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 |
| 第四节 制碑造像工艺的成熟 |
| 一 刻工队伍的扩大 |
| 二 雕刻水平的提高 |
| 第五节 书法艺术的发展 |
| 一 帝王的爱好与倡导 |
| 二 科举制与官吏铨选制度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中唐代碑刻的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碑刻资料的特点 |
| 一 文字与图像的统一 |
| 二 原始性与片段性的统一 |
| 第二节 碑刻资料的重要价值 |
| 一 对政治史研究的价值 |
| 二 对经济史研究的价值 |
| 三 对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
| 四 对民族史研究的价值 |
| 五 对宗教史研究的价值 |
| 六 对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
| 七 对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三节 利用碑刻资料应注意的问题 |
| 一 碑刻资料应以图像为基础 |
| 二 研究碑刻贵有通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中唐代碑刻的艺术价值 |
| 第一节 雕刻艺术 |
| 一 造型艺术 |
| 二 雕刻工艺 |
| 第二节 书法艺术 |
| 一 书法分期、书家与代表碑刻 |
| 二 书法风尚 |
| 第三节 纹饰艺术 |
| 一 装饰部位与题材 |
| 二 纹饰风格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中唐代碑刻存佚表 |
| 凡例 |
| 附表1-1：现存关中唐代碑石表 |
| 附表1-2：亡佚关中唐代碑石表 |
| 附表2-1：现存关中唐代墓志表 |
| 附表2-2：亡佚关中唐代墓志表 |
| 附表3-1：现存关中唐代塔铭表 |
| 附表3-2：亡佚关中唐代塔铭表 |
| 附表4-1：现存关中唐代经幢表 |
| 附表4-2：亡佚关中唐代经幢表 |
| 附表5-1：现存关中唐代造像记表 |
| 附表5-2：亡佚关中唐代造像记表 |
| 征引书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
| 一 “学术文化”的概念 |
| 二 研究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代前期学术发展的背景 |
| 第一节 唐代以前的学术积淀 |
| 一 哲学 |
| 二 宗教 |
| 三 文史 |
| 四 其他成果 |
| 第二节 唐代前期的学术氛围 |
| 一 社会环境 |
| 二 文化政策 |
| 三 人文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释道“三教”研究 |
| 第一节 儒学研究 |
| 一 综合研究 |
| 二 专书研究 |
| 三 其他着述 |
| 第二节 佛学研究 |
| 一 佛经翻译 |
| 二 宗派的发展 |
| 三 佛学着述 |
| 第三节 道教研究 |
| 一 道藏整理 |
| 二 道经研究 |
| 三 其他论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史学研究 |
| 第一节 史学理论 |
| 第二节 前代史研究 |
| 一 前代史的编订 |
| 二 前代史的注疏 |
| 第三节 当代史编撰 |
| 一 实录与国史 |
| 二 政书类着作 |
| 三 刑法类着作 |
| 四 姓谱类着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文学理论 |
| 第二节 诗歌 |
| 一 诗歌创作 |
| 二 诗格 |
| 第三节 散文 |
| 一 散文创作 |
| 二 《文选》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艺术研究 |
| 第一节 书画 |
| 一 书法 |
| 二 绘画 |
| 第二节 乐舞 |
| 一 音乐 |
| 二 舞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天文历算 |
| 一 天文 |
| 二 历法 |
| 三 算学 |
| 第二节 医学 |
| 一 医学教育 |
| 二 医药学成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特征 |
| 第一节 时代特征 |
| 一 过渡期 |
| 二 转型期 |
| 三 兴盛期 |
| 第二节 区域特征 |
| 一 北方地区 |
| 二 南方地区 |
| 第三节 文化交流 |
| 一 内部交流 |
| 二 中外交流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第一节 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地位 |
| 一 在唐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 |
| 二 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
| 第二节 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影响 |
| 附表：唐代前期学者本贯分布与学术成果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唐代佛教兴衰研究 ——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代之前佛教入华及发展 |
| 第一节 佛教入华时间及路径 |
| 一、佛教入华时间 |
| 二、佛教入华路径 |
| 第二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之发展 |
| 一、汉代译经与社会信仰 |
| 二、魏晋译经梵汉兼通 |
| 三、南北朝佛教与政治之结合 |
| 四、佛教之南义北禅 |
| 第三节 佛学发展与隋代政治为唐鼎盛之基 |
| 一、佛教与隋政治及社会之结合 |
| 二、隋代皇权对佛教之支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佛教在华广布之因 |
| 一、佛理迎合时人之精神需要 |
| 二、佛教具稳定社会秩序之功能 |
| 三、寺院经济支持封建政权以立佛事 |
| 第二章 唐代佛教之鼎盛 |
| 第一节 唐太宗与佛教 |
| 一、太宗尊道不排佛 |
| 二、太宗首度诏示佛骨 |
| 第二节 高宗武则天时佛教成为事实上之国教 |
| 一、高宗奉迎佛骨 |
| 二、石窟广泛开凿 |
| 三、武则天崇佛使其成为事实上之国教 |
| 第三节 玄宗至文宗朝之礼佛 |
| 一、玄宗规范佛教推崇密宗 |
| 二、肃宗至文宗诸帝奉迎佛骨布施佛教 |
| 第四节 唐代佛教之国际交流 |
| 一、玄奘印度求取佛经 |
| 二、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教 |
| 三、东亚取经僧络绎入唐 |
| 第五节 小结：佛教于唐代呈现鼎盛之因 |
| 一、佛教鼎盛有其社会信仰背景 |
| 二、武则天推动佛教走向鼎盛 |
| 三、诸帝奉迎佛骨布施佛教 |
| 四、唐代僧团管理制度趋于规范 |
| 第三章 唐代法律与佛教 |
| 第一节 唐代宗教法典《道僧格》 |
| 一、隋《众经法式》为唐代佛教法典之蓝本 |
| 二、唐朝制定宗教法典《道僧格》 |
| 第二节 《唐律疏议》与佛教 |
| 一、依佛教徒身份关系定罪 |
| 二、立法规范出家行为并惩治犯奸者 |
| 三、保护寺院佛像及规范僧尼行为 |
| 第三节 佛教对唐代法制之影响 |
| 一、佛教断屠钓融入世俗法 |
| 二、十恶五逆术语为唐律所采纳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佛教与唐律分路同趋 |
| 一、唐律认同佛教以维护皇权政治与社会秩序 |
| 二、佛理入律以图佛教发展 |
| 第四章 佛教八大宗派于唐代形成及兴盛 |
| 第一节 唐代净土宗之形成与发展 |
| 一、唐朝皇帝对净土宗之信任 |
| 二、净土宗之师承 |
| 三、净土宗基本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二节 唐代维识宗之创立与发展 |
| 一、玄奘创立唯识宗 |
| 二、太宗对唯识宗之礼遇 |
| 三、唯识宗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禅宗于唐代之形成与兴盛 |
| 一、禅宗拥唐获礼遇 |
| 二、禅宗之师承 |
| 三、禅宗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
| 第四节 密宗于唐代之形成与完善 |
| 一、密宗开元三大土 |
| 二、唐代诸帝对密宗之支持 |
| 三、密宗之纵欲思想 |
| 第五节 律宗于唐代之创立与兴盛 |
| 一、唐王朝对律宗之礼遇 |
| 二、律宗之由来及变迁 |
| 三、律宗三家之师承及主要思想 |
| 第六节 华严宗于唐代之确立与兴盛 |
| 一、唐代帝王对华严宗之尊崇 |
| 二、华严五祖 |
| 三、华严宗之基本思想 |
| 第七节 天台宗于唐代之确立与兴盛 |
| 一、天台宗之师承 |
| 二、唐政权对天台宗之扶持 |
| 三、天台宗基本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
| 第八节 三论宗于唐代之确立与发展 |
| 一、唐初皇族对三论宗之支持 |
| 二、三论宗之主要传承 |
| 三、三论宗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九节 本章小结：唐代佛教宗派形成原因考述 |
| 一、唐代皇权扶持佛教及寺院经济之发展 |
| 二、佛理自身发展促使宗派形成 |
| 第五章 唐代社会之佛教信仰 |
| 第一节 文人士大夫之佛教信仰 |
| 一、精研禅宗之王维与奉佛宰相王缙 |
| 二、禅净双修白居易 |
| 三、儒佛同道柳宗元 |
| 第二节 唐代军人阶层之佛教信仰 |
| 一、军队将领对佛教之笃信 |
| 二、普通士卒之佛教信仰 |
| 三、《金刚经》于军中广为流传 |
| 第三节 唐代佛教八大宗派与社会信仰 |
| 一、实践运用佛教宗派之社会信仰 |
| 二、理论教化佛教宗派之社会信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唐代社会广泛信佛之因 |
| 一、灵活之传法方式促进佛教之民间信仰 |
| 二、佛教因果报应观念深入唐代社会各阶层 |
| 三、佛教为民间节日与社会习俗所接纳 |
| 第六章 唐代反佛与灭佛致佛教趋向衰落 |
| 第一节 唐代佛教过度发展之危害 |
| 一、寺院经济与民争利 |
| 二、佛寺之修建耗费国家大量资财 |
| 三、佛教徒逃避国家赋税 |
| 四、佛教理论危及封建礼制 |
| 第二节 唐代之反佛运动 |
| 一、傅奕反佛 |
| 二、韩愈反佛 |
| 第三节 唐武宗灭佛 |
| 一、武宗认为佛教乃千古之蠹源 |
| 二、武宗拆毁佛寺还俗僧尼 |
| 三、武宗下敕毁佛 |
| 第四节 佛教自晚唐始趋于没落 |
| 一、佛教外援既失内部就衰 |
| 二、佛教庸俗化致政治礼遇不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佛学融合与佛教衰落 |
| 一、佛学之融合 |
| 二、佛教之衰落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二、尚待解决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着录释义与研究范畴 |
| 一、着录释义 |
| 二、研究范畴 |
| 第二节 现、当代“古代书目着录”研究综述 |
| 一、古代书目中的书名着录 |
| 二、古代书目中的责任者着录 |
| 三、古代书目中的篇卷着录 |
| 四、古代书目中的版本若录 |
| 五、古代书目中的提要及其体例 |
| 六、古代书目中的“互着”与“别裁” |
| 七、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本文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到两汉: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开端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献的时代特点 |
| 一、载体形式上的简帛兼用 |
| 二、图书流传中的单篇别行 |
| 三、文献书名与责任者信息的大量缺失 |
| 第二节 《七略》和《汉志》的书名与责任者着录 |
| 一、《汉志》修订《七略》书名之考证 |
| 二、《七略》的书名着录 |
| 三、《七略》的责任者着录 |
| 四、《七略》书名与责任者着录的顺序 |
| 第三节 《七略》与《汉志》的篇卷着录 |
| 一、两汉目录中的“篇”“卷”概念 |
| 二、《七略》和《汉志》中的“篇”、“卷”着录方法 |
| 第四节 《别录》叙录、《七略》提要与《汉志》附注的着录 |
| 一、刘向《别录》之叙录 |
| 二、刘歆《七略》之提要 |
| 三、《汉志》之附注 |
| 第五节 《七略》和《汉志》中“家”的概念与统计方法 |
| 一、“家”的概念分析 |
| 二、“家”的统计方法 |
| 第三章 魏晋到隋唐: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体例的确立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目录的着录特点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目录与宗教目录的着录特点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隋书·经籍志》的着录特点 |
| 二、《古今书录》与《旧唐志》的着录特点 |
| 第三节 提要体例的分化:传录体的兴起与延续 |
| 一、传录体提要的兴起及其社会原因 |
| 二、传录体提要的内容特点与结构形式 |
| 三、传录体提要的历史延续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宋元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与融合 |
| 一、《崇文总目》与《新唐志》: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 |
| 二、宋元目录对“类人”与“类书”着录体例的选择与融合 |
| 三、南宋私家目录书中的版本信息着录 |
| 第二节 宋元书目提要体例的完善与发展 |
| 一、叙录体提要的改进与完善 |
| 二、辑录体提要的酝酿与定型 |
| 第三节 郑樵“书目着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
| 一、郑樵的“书目着录”理论研究 |
| 二、郑樵的书目着录实践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与规范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一、明代书目着录项目的增加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书目提要与注释 |
| 一、明代目录:叙录体的衰落与注释体的兴盛 |
| 二、清代目录:叙录体的巅峰与版录体的兴起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一、明代书目着录方法的进步:以祁承(?)为例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第六章 结论: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特点及对当代之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目的着录特点 |
| 一、以“辨考”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现 |
| 二、以书名为核心着录要素 |
| 三、着录体例之分化缘于不同的书目类型需求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 |
| 一、古代“辨考”思想与当代FRBR理论的融合 |
| 二、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确定当代古籍编目着录单位的启示 |
| 三、中国古代目录之书序在当代书目系统中的定位 |
| 四、中国古代书目责任者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规范控制之影响 |
| 参考文献 |
| (一) 史料部分 |
| (二) 专着部分 |
| (三) 论文部分 |
| 致谢 |
（9）《出三藏记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出三藏记集》成书背景及其资料来源 |
| 一、 《出三藏记集》的成书背景及缘起 |
| 二、 《出三藏记集》资料来源考 |
| 第二章 《出三藏记集》流传考 |
| 一、 写本藏经目录 |
| 二、 汉文大藏经目录中的《出三藏记集》 |
| 第三章 《出三藏记集》的主要内容及体例 |
| 一、 《出三藏记集》序文及内容 |
| （一） 《出三藏记集》序文概况 |
| （二） 《出三藏记集》基本内容 |
| 二、 《出三藏记集》体例 |
| （一） 撰缘起体例 |
| （二） 铨名录体例 |
| （三） 总经序体例 |
| （四） 述列传体例 |
| 第四章 《出三藏记集》的价值与局限 |
| 一、 《出三藏记集》的价值 |
| （一） 目录学价值 |
| （二） 历史学价值 |
| （三） 佛教史价值 |
| 二、 《出三藏记集》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出三藏记集序》 |
| 附录二：历代刊刻大藏经情况（日文） |
| 附录三：僧佑生平年谱 |
| 书影 |
| 后记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论玄奖译经事业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上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佛教历史上的“法海”[J]. 赵娜. 法音, 2021(07)
- [2]《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山东语文学家梳理与分析[D]. 徐小茜. 山东大学, 2020(10)
- [3]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D]. 高查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4]苏渊雷史学研究[D]. 何昱杰. 扬州大学, 2016(02)
- [5]关中唐代碑刻研究[D]. 侯立新.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8)
- [6]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D]. 冯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7]唐代佛教兴衰研究 ——以佛教发展与政治社会关系为视角[D]. 谢山. 河南大学, 2014(02)
- [8]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D]. 曹宁. 南京大学, 2014(05)
- [9]《出三藏记集》研究[D]. 高冉.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2)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