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

一、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周伊倩^[2]（2020）在《马来西亚马印族群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影响着该国的稳定与发展。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面临着复杂的族群问题。马来人族群与非马来族群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凸显,1969年曾发生“5·13”族群暴力事件。马来西亚印度移民人口比重占该国总人数的第三位,但马来西亚的印度人族群,在各个领域都处于弱势地位,受到马来人主导的政府不公平政策的打压,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来,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宗教迫害,使得印度人族群与马来人族群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多方面的冲突。本文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观察马来人族群与印度人族群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分析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殖民地时期,受到英国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在经济领域,绝大多数聚集在种植园里的印度人,与马来人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只有极少数印度商人与马来人之间发生了商业上的联系;在政治领域,马来人与印度人之间在政治认同上不相一致;在社会领域,印度教徒的种姓制度使其与所处的穆斯林社会相隔离,二者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互动。马来西亚独立后,“5·13”事件之前,在经济领域,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府实行有利于本族的经济政策,印度人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在政治领域,代表印度人利益的政党逐渐地被边缘化;在社会领域,印度人的泰米尔文教育进一步衰落,陷入困境。“5·13”事件之后,经济上,马来政府推行了更加温和的经济政策;政治上,“一党独大”逐渐被“两线制”政党体制所替代,兴权会等代表印度人的新兴政治力量崛起,族群平等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在社会领域,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印度教徒面临着穆斯林在宗教上的迫害,两个群体之间出现暴力冲突事件。虽然就目前来看,马来西亚印度人群体与马来人之间的冲突并不足以威胁整体国家的安全,但是如果印度人族群作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进一步保障的话,势必会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

黄丽娟^[3]（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陈岩英^[4]（2020）在《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旅游安全传播是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等主体基于媒体渠道,面向旅游者、从业人员和公众等开展的旅游安全信息传递活动。在传统的研究中,以危机处置和应对为目标的危机传播备受重视。随着旅游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旅游行政机构和旅游企业的安全任务越来越复杂。旅游安全传播的任务体系逐渐从传统的危机传播转变为多阶段进程中的多任务结构。但是,旅游安全传播的这种任务需求既未在实践中得到重视,也未在理论研究中得到重视。因此,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时代背景、基于我国旅游产业安全发展的需求结构,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既有利于丰富旅游安全传播的理论范畴,也有利于丰富旅游者行为响应的理论机制,对于推动旅游安全传播理论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研究旨在丰富和发展旅游安全传播理论,并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和验证,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综合研究等三个阶段,各阶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包括:（1）在理论研究阶段,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考察对旅游安全传播、媒体、旅游者安全行为等关键概念进行了归纳分析,并辨析了旅游安全传播的信号机制和任务属性,提出了旅游安全传播与行为响应分析框架;（2）在实证研究阶段,研究分别对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线下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建模检验。首先,研究以认知行为理论和信号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2017年中国政府举办的厦门金砖峰会作为背景事件,基于SEM结构方程建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非危机情境下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研究以2018年7月泰国沉船事件作为背景事件,以436个中文媒体平台的11万余条声量信号作为大数据基础,并引入VAR模型对危机情境下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分析;（3）在综合研究阶段,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结论,对基于传播主体、传播情境、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旅游者安全行为干预策略进行了建构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安全传播是一种面向多任务结构的综合性旅游安全传播活动,建构旅游安全传播机制应该以旅游安全传播的情境分析作为起点,并以旅游者的安全行为响应作为结果导向,这是推动旅游安全传播治理成效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立足于这一基本立论和对传统传播模型的改进,本研究提出了由“传播主体（who）--传播情境（situation）--传播性质（nature）--传播任务（task）--传播内容（content）--传播渠道（channel）--感知（perception）--响应（response）”等构成的旅游安全传播分析框架;（2）在非危机情境下,旅游者的安全行为一般包括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等两类基础行为体系。媒体是传播安全保障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传播的信号在游客行为影响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旅游地启用强化型安保的非危机情境下,强化型安保的媒体信号对旅游者的个人体验、安全感知、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等具有显着的驱动作用,旅游者的个人安保体验在媒体信号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参照性作用,它对媒体信号的行为影响力具有差异化的中介影响过程,安全感知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还表明,政府对强化型安保的多渠道宣传和安保实践所展示的行为活动均具有显着的信号意义。（3）在旅游危机情景下,线上潜在旅游者的安全沟通行为是互联网时代旅游安全行为的重要拓展维度,它包括了旅游安全信息生产和旅游安全信息分享等安全传播行为。泰国沉船事件的实证分析表明,线上媒体的总体声量信号对潜在旅游者的安全信息生产行为和安全信息分享行为具有显着的动态影响,但线上主流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等分类媒体的声量信号呈现差异化的动态影响效应。潜在旅游者安全信息生产声量对其安全信息分享声量具有显着的动态影响,其中维度内的方差贡献率大于维度外的方差贡献率;（4）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应该区分传播主体、传播情境、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从传播主体来看,面向政府、企业和旅游者的传播导向分别是有序的舆情引导、精准的信息把控和理性的信息生产。从传播情境来看,在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重点是安全知识的传播和安全体验的提升;在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的重点是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调控和风险感知的干预。从传播内容来看,应基于任务性质导向细化优化传播内容要素。从传播渠道来看,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都是旅游安全传播的有效渠道,基于影响力的配置策略是提升传播成效的关键。本研究区分危机情境和非危机情境,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安全行为和线上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整合分析和区别检验。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1）研究通过区分旅游安全传播的情境结构探索多分类情境下的旅游安全传播机制,提出了旅游安全传播与行为响应分析框架,为理解和阐述旅游安全传播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的过程机制提供了认知基础;（2）研究对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旅游安全传播中媒体信号与环境体验信号的差异化作用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现场旅游活动中旅游安全传播的作用机制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3）研究识别了旅游危机情境下潜在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维度结构,对互联网时代旅游安全行为的表现情境和维度类型进行了拓展,由此形成了包括线下旅游安全行为（旅游安全遵守和旅游安全参与）和线上旅游安全行为（旅游安全信息生产和旅游安全信息分享）的旅游者安全行为分析架构;（4）研究构建了线上参与者安全情感词库,并首次将舆情声量数据作为变量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同时采用了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法,实现了对旅游危机线上媒体声量信号对潜在旅游者安全沟通行为的动态影响关系的拟合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为旅游危机舆情分析引入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本研究对于旅游产业开展危机和非危机情境下的旅游安全传播工作,科学调控旅游者的安全行为提供了实证案例和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体系,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重要研究议题。

曲琳琳^[5]（2019）在《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卡勒德·胡赛尼是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阿富汗裔美国作家。他将阿富汗这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国度,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他个人辗转多国的生活经历,还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思想情感,无不体现着“流散文学”的典型特征。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主题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阐释,以整体性的视角对阿富汗文学中的流散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流散文化研究的源头与流变,流散民族的身份建构,权力理论视域下的流散与压迫,以及战争中的流散书写等问题。本文以胡赛尼小说创作的阐释为轴线,着重梳理社会文化、社会政治和族裔意识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反思阿富汗历经的社会现实与全球化时代的流散现象。在广泛搜集和研究阿富汗背景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与命运抗争、找寻亲人等过程,探索胡赛尼民族身份的建构方式,同时,以个人视角叙写战争中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呼吁世人关心饱受流散与民族纷争之苦的阿富汗人民。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人们对阿富汗文化和文学遗产的理解,进一步阐释近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社会斗争和经济状况。对许多西方人而言,阿富汗的民情和宗教情况仍然是一个不透明、让人不安的谜团,对此,胡赛尼并没有直接挑战西方对阿富汗的传统主流看法,而是通过生动感人、富于诗意的情节构思与叙事手法,纠正和丰富了人们对阿富汗的认识,向世人展示了祖国悠久的历史与多元文化,增进了理解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打通了欧亚文化的壁垒,获得了来自不同文化圈的肯定。阿富汗流散作家基于自身的复杂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和民族创伤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深刻认识与悲悯情怀,他们已经成为向世界展现民族苦难,争取民族自由与尊严的先驱。胡赛尼的小说,一方面,力求真实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亦不回避运用悬疑、悲情、戏剧和情节逆转等必要的文学表现手法来强化和阐述自己的立场,展现出文学不仅是修辞技巧与思想的抒发,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世界和人民的真正力量。从叙事技巧看,他的小说不以复杂多变的现代主义手法见长,而是秉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风格朴实无华而又震撼心灵,成为通俗小说的教育性探索之典范。胡赛尼小说不仅促进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发展,还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其小说题材既尖锐又新颖,暴力、痛苦、虐待、背叛、抛弃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在他真诚直接、细腻诠释的风格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了宽恕、救赎等深刻主题,既有典型通俗小说的魅力,也有深邃的思想价值与文化意义。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为题,注重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接洽融合,将胡赛尼的创作经历与艺术手法,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他对流散现象、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的呈现方式,不仅拓宽了研究少数民族和移民问题的视野,而且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性别平等、权力话语、跨国移民及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的文学思考。胡赛尼特殊的移民和流散经历,逐渐形成了他极富特点的多元文化身份,美国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母国文化的依恋与反思,赋予了他对流散身份的深入思考与浓厚的归国情怀,同时,形成了他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及旁观者清的观察视角,使他成为当代流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促进了美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包吉氢^[6]（2019）在《角色冲突与国际规范演化 ——以国际捕鲸规范变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政治领域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国际规范发生逆转的现象,原来倡导这些国际规范的倡导者成为规范的修正者,甚至是否定者。比如,英国否定自身倡导多年的奴隶贸易规范;美国否定自己倡导的捕鲸管制规范,修正为“护鲸”规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倡导《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及其规范,美国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1997年加入《京都议定书》,而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3月退出《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2015年加入《巴黎协定》,特朗普总统上任后美国却于2017年退出了该协定。对待同一规范如此反复,先倡导后退出,又加入再退出,确实让国际社会各成员费解;又比如,西方现代国家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基础上的主权规范,主张不干涉内政,然而发展到20世纪,先是转变为“人道主义干涉”,现如今发展到“保护的责任”,其实质是从“不干涉”到“有条件的干涉”,这样的反转也常常令人困惑;再比如,国际红十字会,自成立之初,奉行中立规范,但随着该机构的发展和捐助来源的变化,其规范转变为要满足和符合捐助人要求的规范,不禁使人疑惑其最初的规范如何发生这样的修正和改变。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规范的倡导者为什么会转变为规范的修正者?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本文首先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中规范研究,发现学界对规范的生命周期、传播和演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规范倡导者为什么否定原先推崇备至的规范,规范倡导者的角色为什么转变成了规范修正者的角色?重塑了截然相反的规范,这种角色转变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推动了角色的转变?笔者没有找到相关的理论研究。本文对国际捕鲸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捕鲸管制制度变迁、捕鲸政治、全球治理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学界已经有了多角度的经验分析,对于国际捕鲸委员会从“捕鲸俱乐部”转变成为“护鲸委员会”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但是,还没有从“规范倡导者的角色为什么逆转成了规范修正者”的角度对该案例进行的观察和研究,这激发了笔者希望通过国际捕鲸规范作为经验性案例,通过假设模型验证本研究角色冲突导致规范变迁理论的最初想法。基于以上提出的理论问题,笔者从角色理论切入,并从两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梳理角色理论及其应用,设计角色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的模型及假设,选择具体的话语分析方法;第二部分运用笔者设计的理论模型,以国际捕鲸规范从起源到演化并进一步发展的案例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研究认为“规范倡导者”和“规范修正者”都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从社会学角色理论入手,对社会学的角色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梳理。通过梳理发现,角色理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用来研究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从微观层面研究国家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自我认知,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都拥有主权,国内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更大,而不是像社会学中所认为的个人处在社会中,社会规范和他人的期望对个人的影响更为重要。角色理论除了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近十多年来,角色理论被部分学者应用于融合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研究的跨界工具。笔者还梳理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社会建构主义关于角色身份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温特的思想对笔者的启发很大。社会建构主义把国家看作人,把国家分为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体身份。假定对外政策和角色是一种结构现象,角色既有施动性又被结构所约束,角色与结构相互建构。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层面是宏观的和整体性的。基于学界以上已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是不能回答本研究最初提出的理论问题。借鉴以往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笔者的理论模型基于以下三个大前提:一是国家处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二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语境和结构中,具有国家角色身份,国家角色与结构相互建构,国家角色既有施动性又受到结构约束;三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研究中,本研究关注规范内化中断时国家角色的行为实践。理论模型的四个子假设分别为:一是角色冲突一直存在,新旧角色在时间轴上转换时会发生角色冲突,同一个角色在不同制度对其不同的期望时,也会发生冲突。如果两项交叉冲突就愈发突出,笔者称为“冲突激活点”;二是假设外交政策和角色是一种结构现象,国家角色既有施动性又受到结构约束,国家角色与外交政策相互建构;三是假设行为体与结构的共构是一种复杂互动,通过话语冲突和实践冲突表象,这种复杂互动推动角色转变。四是假设规范重塑需要条件。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在国际秩序出现危机时,国家角色冲突会被激活,导致角色与身份之间不匹配,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社会结构的复杂互动,通过话语和实践的冲突表象,并推进角色转变。国家行为体在实力和能力的支撑下,重塑国际规范,实现国际规范的演变,极端的国际规范演变包括完全否定原来自身所倡导的规范。此外,如果角色转变,但国家行为体若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旧有的规范还会继续维持。本研究利用经验性案例分析来验证假设的理论模型,在具体方法上使用话语分析路径,通过屈从知识法和谱系法作为具体方法进行分析。笔者选择了国际捕鲸规范演变作为验证理论模型的案例,该案例较为独立和完整,可以从谱系法的角度全面、完整地观察,同时国际捕鲸规范演变的过程就是角色冲突和转变的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与外交政策结构的复杂互动,可以通过主导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冲突和实践冲突来表象,屈从知识法,尤其可以对比这样的冲突。本研究的验证案例--国际捕鲸管制规范演化,最初的捕鲸管制规范是二战后由美国倡导和建立,主要是适当保护鲸类为捕鲸业的发展服务。这样的规范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致使国际捕鲸秩序发生危机,鲸类资源毁灭性减少,世界范围内环保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领域面临国内、国际的压力,导致美国自身国家角色冲突被激活。在尼克松总统的环境外交理念指导下,美国国家角色身份转变为反捕鲸国,否定原来的捕鲸规范,禁止商业捕鲸,重塑国际规范为“护鲸”规范,即,从规范倡导者逆转为规范的修正者,否定了捕鲸规范。本研究以谱系法的视角对国际捕鲸规范重塑后的发展,继续观察,仍可以作为验证本理论模型的下一阶段案例。“护鲸”规范在国际捕鲸秩序中发挥了一段时间的作用,然而在重新检讨“暂停商业捕鲸令”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秩序危机又出现了,美国角色又出现了冲突,国家行为体与结构的复杂互动从未停止,继续推动着角色的转变。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角色理论可以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是一个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工具。这样的理论视角可以把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理念、行为体与结构、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相结合。国家角色冲突在秩序危机中被激活,通过话语表象的行为体与结构的复杂互动,观察到复杂互动推动角色转变,在实力和能力的支持下,行为体重塑国际规范。规范倡导者成为规范修正者,规范的逆转是规范演变中的极端情况。国际捕鲸规范案例中所涉及的主导国家角色与边缘国家角色的捕鲸政治和外交,对中国环境外交具有启示意义。

朱梦婷^[7]（2019）在《故国文化的认知建构：论谭恩美小说中的传统中式婚姻书写及其流变》文中指出中国文化书写是历代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主题,是美国社会环境下中美两种异质文明碰撞交流的文化产物,浓缩着以华裔作家为思想先锋的华裔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解读。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繁荣时期的代表作家,谭恩美在其作品中植入了个人情感和家族记忆;她对旧时中国社会传统婚姻形态的独特书写,使其有别于其他华裔作家,成为以她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土生华裔认知故国文化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从处女作《喜福会》到最新力作《奇幻山谷》,谭恩美笔下的传统中式婚姻既表现了女性群体婚恋际遇下的共同命运,又呈现出婚恋故事书写上的时代差异,折射出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一代土生华裔故国文化认知的历史表征和时代发展。为了进一步挖掘谭恩美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社会文化意蕴,本文拟从其《喜福会》、《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和《奇幻山谷》这四部不同时期长篇小说中的传统中式婚姻书写入手,结合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考察以谭恩美为代表的新一代土生华裔的核心文化意识建构和文化认知流变态势。本文认为,谭恩美笔下传统中式婚姻的悲剧共性是新一代土生华裔对故国文化的历史性偏向解读,取决于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下形成的核心文化意识;而其在不同时代阶段对婚恋悲剧的书写差异则意味着新一代土生华裔对故国文化的认知行为模式是呈动态变化的,受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社会文化的时代发展影响,表现出一定趋势的历史流变。基于对谭恩美不同时期小说作品里传统中式婚姻书写的综合研究和对比分析,文章提出,受制于美国现代华裔移民境域下形成的母语文化意识,以作家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土生华裔对故国文化的认知心理表现出“重文化行为差异,轻文化价值认同”的核心特征,催生了他们认知中与美国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恪守传统人伦秩序的封建守旧文化印象。然而,在这一核心文化意识之下,新一代土生华裔在不同时代阶段的认知行为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多民族文化融合趋势的发展,他们的故国文化认知行经了朴素经验时期、外部符号时期和内部成长时期三大阶段,主要呈现出文化认知符号化的时代性发展态势。

李乐霞^[8]（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及其提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变动分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伴随社会深度转型,西方价值观念悄然渗透,我国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面临多重影响,引发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困惑。在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改变话语弱势、话语缺失的局面,努力实现话语突围和话语逆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系统梳理相关核心概念基础上,本文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就是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和多样社会思潮面前,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作为话语主体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以话语为载体和建构手段,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他人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本质,就是扞卫国家利益,证成我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维护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具有内容真实性、主体自觉性和充足开放性的鲜明特征。话语主体的公信力,话语内容的引领力,话语载体的传播力,话语方式的创新度和话语环境的优化度是其基本构成要素。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有益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权思想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主要理论来源;我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活水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等思想理论,为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提供了有益借鉴。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意义在于突破西方价值观话语困囿、消除“主流价值观念边缘化”现实危机、增进我国人民“文化自觉”意识、提升我国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力和提升我国核心价值观话语引领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也具备深厚的现实基础,本文认为,解决和平和发展“时代之问”提供了现实境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探索成就奠定了客观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精神提供了思想基础、社会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以及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彰显提供了主体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提升取得积极进展,表现在党和政府以及媒介等话语主体的公信力得到提高;思想理论创新使话语引领力得到提升;媒介管理和媒介融合使话语传播力得到增强;恰当的话语转换使话语亲和力得到提高;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变革使话语环境有所改善等。但是仍存在着许多制约和掣肘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问题,表现在我国核心价值观话语仍存在“话语逆差”、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影响力仍较弱小、话语受众的接受效果存在差异变动、我国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路径仍显薄弱等。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话语主体素质和能力欠缺、不同话语系统存在冲突和矛盾、知情意行统一的发展过程存在断裂、社会发展引发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新问题以及满足美好生活的体制机制仍不完善等。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工作,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现坚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夯实话语基础的统一,坚持提升话语权结构要素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话语主体自觉和包容开放的统一。本文提出了强化话语主体的话语权自觉意识和话语协同作用、推动不同话语体系的协调统一和互动转换、坚持核心价值观话语传播文化路径以促进知行统一、进一步提升我国核心价值观话语嵌入力和国际感召力、以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进一步优化话语环境等策略建议,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闫祎^[9]（2019）在《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不同媒体种类飞速发展,正在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中,这些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当代大学生成长进步起着不可忽视的现实引领作用。如何提升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主流媒体这一概念在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五个最具代表性的主流媒体,并由此出发展开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引言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缘起、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基本方法以及国内外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第一部分首先对主流媒体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概念进行探讨,并对主流媒体的教育功能发挥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围绕主流媒体与大学生引导力的内在关联展开分析,同时提出了依托主流媒体提升大学生引导力应遵循的一些原则问题。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主流媒体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方面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既有当前进展,也有当下困境。第四部分主要进行对策探讨,这部分着重探讨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的实现路径。本文试图通过论述主流媒体在新时代下的特点、困境分析,探究主流媒体如何能在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上发挥促进与助推功能。

张武^[10]（2019）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均已发展成一门显学,总体呈现如下特征:各族裔分支文学研究日益兴盛,整体性研究明显不足。死亡叙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界涌现出来的学术新词,包含故事死亡和话语死亡两个意义层次。死亡叙事不仅在美国少数族裔书写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而且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本文着重关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依次剖析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华裔作家伍慧明、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印第安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以及拉美裔作家朱诺·迪亚斯小说作品中的死亡文本,旨在揭示死亡在少数族裔小说情节建构和主题表达中的叙事功用。莫里森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对凸显爱之主题发挥着重要作用。爱是莫里森小说创作重点关切的文本主题之一。爱之主题在莫里森小说中同死亡叙事关系密切。《所罗门之歌》以罗伯特·史密斯的自杀事件为引,展开了一场关涉爱的政治协商,即在处置黑白种族积怨与冲突时,黑人族群究竟应当坚守民族主义“小”爱,还是应当超越族裔疆界推崇人类主义“大”爱?《宠儿》则探讨了蓄奴制语境下母爱的扭曲和变异,其中爱之主题表达主要借助贯穿全书的弑婴情节和鬼魂书写得以完成。死亡叙事在伍慧明小说中同文化记忆交织在一起,映射出新一代美国华裔急切脱离自我族裔文化属性、主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身份欲望”。《骨》紧紧围绕安娜跳楼自杀事件展开故事叙述,《向我来》则在小说文本中穿插了多个主要人物的死亡细节。透过充斥小说文本的死亡文化符码,伍慧明对故国传统文化的犀利批判和对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赫然入目。罗斯的小说创作在1986年之后更多关切和思索老年问题。与之相对应,生的眷恋和死的焦虑成为罗斯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核心主题。罗斯的作品往往能够超越表面的族裔经验书写,传递出关乎整个人类的普遍性哲学思考。《人性的污秽》和《凡人》明显削弱了主人公的族裔身份属性,集中表达了后工业时代人类个体到达人生尽头时产生的生命焦虑。前者重重死亡谜团的背后隐含着令人窒息的老年危机,而后者透过极富画面感的死亡场景烘托出人类何以与死亡和解的心路历程。阿莱克西作为一名美国印第安裔作家对于本族群生存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抒写通过一系列设计巧妙的死亡隐喻展开。《蓝调》和《杀手》分别聚焦保留地和大都会中印第安青年的生存状态,但无论是《蓝调》里的斯波坎保留地,还是《杀手》中的西雅图大都会,统统在阿莱克西的笔下幻化成为印第安人的死亡空间。《飞逸》和《日记》中,阿莱克西明显表露出超越族裔囿限、实现个体救赎的后现代派族裔思想,积极探讨了印第安人最终摆脱生存（死亡）困境的可能性途径。迪亚斯小说中的情爱故事堪称“死亡”之恋,因为主人公的爱情之花尚未充分绽放,就已经注定枯萎。《沉溺》和《失去》常常被学界视为“包装”成短篇小说集的长篇小说序列,作品中的每个“单一”故事几乎都涉及男女关系,但在多米尼加传统文化特有的男性气质影响下,三位男性人物（叙述者尤尼尔、哥哥拉法、父亲拉蒙）始终不曾拥有真正的爱情。患病后不治身亡的关键角色拉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迪亚斯对于多米尼加男性气质的否定性批判。长篇小说《一生》以多米尼加裔青年奥斯卡的情爱史为主线,把遭遇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小人物的命运浮沉置于多米尼加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加以审视。奥斯卡短暂的一生始终没有摆脱笼罩卡布莱尔家族的魔咒,最终命丧黄泉。卡布莱尔家族的诅咒源自欧洲殖民入侵,形成于特鲁希略独裁时代,俨然是整个多米尼加民族不堪回首的命运缩影。小说中,正是由于这永生摆脱不掉的民族魔咒,号称非典型“多米尼加仔”的主人公奥斯卡自幼渴望的爱情之花从来没有真正盛开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奥斯卡的死亡除了引领着小说的叙事主线,还昭示了多米尼加裔美国人的身份困境和生存苦难。总体而言,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作为一个整体均通过死亡叙事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自我族群生命经验的关注,此乃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作品中死亡叙事的普遍共性。不过,每位少数族裔作家作为独立创作个体也都同时拥有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就死亡叙事而言,一千名少数族裔作家就会有一千种死亡叙事策略,一千个少数族裔小说人物就会有一千种死亡方式。简言之,故事死亡层面,死亡个个不同;话语死亡层面,构思各具特色。死亡叙事策略的差异恰恰反衬出创作者各自的族群差异、个性差异、性别差异和叙述差异。这也是每一位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都具有独特艺术魅力,每一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都充满文本悬念的奥妙所在。

二、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来西亚马印族群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角色冲突与国际规范演化 ——以国际捕鲸规范变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故国文化的认知建构：论谭恩美小说中的传统中式婚姻书写及其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及其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主流媒体如何摆脱被边缘化的厄运?（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马来西亚马印族群关系研究[D]. 周伊倩. 华侨大学, 2020(01)
• [3]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4]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陈岩英. 华侨大学, 2020(12)
• [5]流散身份与回归情怀：卡勒德·胡赛尼小说研究[D]. 曲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2)
• [6]角色冲突与国际规范演化 ——以国际捕鲸规范变迁为例[D]. 包吉氢. 外交学院, 2019(10)
• [7]故国文化的认知建构：论谭恩美小说中的传统中式婚姻书写及其流变[D]. 朱梦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及其提升研究[D]. 李乐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9]主流媒体对大学生引导力研究[D]. 闫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10]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D]. 张武. 厦门大学, 2019(08)

标签：文学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边缘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