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对我区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侯菁[3]（2020）在《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历史交往悠久,自古以来贸易往来较为密切。1995年到2019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84.5亿美元扩大至6414.9亿美元,共增长34.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5.9%,随着双边贸易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同时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从1995年至2019年间,中国共遭受350起保障措施案件,其中东盟国家对中国发起了64起保障措施案件,占据全球总量的18.29%。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国家进行保障措施的主要目标成员国。但同时,对源自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通过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无疑会在多个方面影响到东盟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综合来看,具体会对东盟国家的整体福利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状况、存在的贸易摩擦、保障措施的实施以及GTAP模型的应用相关文献,结合保障措施的相关理论,从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和实施条件出发,介绍了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实施现状,以及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相关情况。并基于此,从国际、东盟和中国三个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遭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原因进行阐述,同时实例补充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接着,采用局部均衡模型为主要工具,从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三方面,分别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进行分析,加总整合出实施不同保障措施手段对国家净福利的影响。最后,利用GTAP模型,分别采取四种不同的冲击条件进行政策模拟,从而验证第五章的理论分析结果,并明确指出保障措施对一国GDP、贸易条件、进出口、产业产出和社会福利等宏微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尝试提出中国应对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对华保障措施频发的原因,主要包括国际方面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WTO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东盟国家自身的贸易失衡、竞争力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自身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企业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同时运用实例补充分析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主要包括东盟钢铁产业是东盟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弱势产业以及东盟对中国钢铁产品的恶性抵制,还有中国钢铁产能增长过快、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集中度偏低等。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重点分析了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对双边及其他周边国家产生的福利效应,其中,理论分析方面,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设置的包括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各种贸易限制,对东盟国内带来的福利效应是利还是弊尚不能明确;实证分析方面,利用GTAP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正向影响产生,可一旦中国跟进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源自东盟国家的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征收25%的关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进口数量、贸易条件和福利变动均为负向影响,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却是最终的受益者。由此,最后提出中国应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与政治互信、完善行业协会的相关职能、改善企业出口结构以及东盟各国应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卢灿生[4]（2020）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纺织服装业是民生产业,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开放六个方面,论述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纺织服装行业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选题的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的难点、方法和技术等,第二章回顾了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这是制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依据之一。第三章分析了纺织服装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接下来的各章是对已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效果、市场状况的评价,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的借鉴,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政策建议。除了第一、第二章和第三章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四章基于碳排放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对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以上两点进一步对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服装业生态环境作了分析。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与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对行业生态环境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作用相比其他行业更为明显;经济增长对纺织服装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相比其他行业而言不甚明显。通过以上三组分析比较,可以发现纺织服装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总体提升,但也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和产业特征。第五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及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对纺织服装行业产业政策演化及评价进行了概述。采用邹至庄检验方法（Chow test）判断加入WTO是否显着利于我国出口和行业发展。分析表明行业内部受益于国际贸易配额制政策也存在差异。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9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较为受益于贸易配置政策。第六章通过数据模型对比分析了供给侧因子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得出纺织服装行业全行业供给侧改革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借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参照Joshi（2010）对印度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研究,对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得出,广深莞纺织服装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分异较为明显。2000-2016年,广深莞纺织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同走势;纺织服装服饰业呈现趋异走势;皮革毛皮羽毛制鞋业呈现趋异走势。本章的最后部分比较了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广东省中深圳和广州在纺织服装方面的发展最为典型。第七章从纺织服装行业消费者效用分析和纺织服装消费影响因素尤其价格因素看待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状况,以此评价消费者对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认可程度。利用2007-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滞后原因,得出城镇居民服装消费及时尚度普遍偏低且受到诸多宏观层面因素稳健性影响这一基本结论,对中国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国家以服装为载体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并针对全文分析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改进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时尚的措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措施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第二,研判时尚发展规律布局纺织服装消费城市和网络空间。第三,强优势补短板提高纺织服装行业有效供给能力。第四,重点改进影响要素保证纺织服装消费可持续性。第八章通过对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进行分析并借鉴。得出政府规划战略和政策引导、时尚教育和培训、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和高端技术的启示。在借鉴国外和我国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前面的分析结果,未来我国要实现的服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建立和完善以下各方面的政策:一、提高企业满意度;二、提高政府满意度;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一、生态文明优先;二、区域协调发展;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孙鹏[5]（2019）在《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流通是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以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可持续为主要目标的多环节流通活动。回顾流通活动发展的历史,从简单商品流通到社会化商品流通,再到社会化大流通,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要素被纳入流通过程,原来以实物流转为主体的商流分流为商流、物流、信息流、价值流等要素,共同支撑起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流通规模不断扩大,流通速度也不断提高,流通活动不再是经济发展某一领域的分支,而是构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更多反映着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阶段的特征。同时,流通活动进一步与绿色经济相融合并逐步显现出绿色发展的特征,进而逐步演变成绿色流通活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内容分散、观点片面,同时与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理论相互交织、概念难以区分,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能够集各家绿色理念为一体的完整的绿色流通理论,这为研究和构建绿色流通理论预留了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如何从现有绿色经济理论和学说中提炼绿色思想,将绿色发展理念与流通经济有效融合,构建出可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绿色流通理论,并从理论和实证视角考察我国绿色流通发展的综合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达成研究目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全面了解绿色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和前沿热点,在此基础上对绿色流通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义等进行提炼。通过定性分析法,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线,分析研究绿色流通的特征、环节、发展要求等内容,尝试回答绿色流通是什么、怎样发展等问题。运用数学分析,如熵值法、计量统计、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数量研究方法,对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各环节、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和关联关系进行测度、检验,分析影响绿色流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绿色流通并不等同于绿色经济,绿色流通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流通,绿色经济在总体上包含绿色流通,而绿色流通奠定了绿色经济的形成基础,两者呈现相互包容和促进的关系。（2）绿色流通理论是建立在诸多理论基础上的综合学说。绿色商流、绿色物流运行子系统,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绿色支撑系统构成了绿色流通活动的主要内容。效率、和谐、循环、低耗、可持续是绿色流通的实践要求。（3）绿色消费驱动是绿色流通的主要驱动机理,政府行为、市场机制、技术进步、资源约束等对绿色流通形成倒逼机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绿色流通活动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4）2000年至2016年间,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呈总体上升、局部波动态势,制造业结构转型、外商投资进入、绿色发展理念推广、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等因素,都对不同阶段的绿色流通实践产生影响。（5）我国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主要环节的绿色化改进空间和作用规模存在差异,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因产能过剩拉长了资本流通时间,同时与再次生产资料环节联系不紧密弱化了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传导效应,生活资料流通环节中能源消耗、物流总成本、商业成本等因素制约了绿色转型,说明我国的绿色消费驱动正处于从第二向第三阶段转型的过程。上述研究拓展了绿色流通的研究范畴,对绿色流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最终,本文以绿色发展为价值判断基础,聚焦提炼各理论中的绿色发展共识,将绿色发展理念有机融入到流通经济学之中,构建了以人与自然之间要素流转的绿色流通循环为基础的绿色流通理论框架。研究导出以绿色消费驱动绿色流通的发展机理,论证了市场经济规律对推进绿色流通实践的基础性作用,证明了绿色流通活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构建了能够反映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以及各环节、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使得定期测度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成果成为可能。形成了以绿色商流和绿色物流的运行系统以及信息流、资金流、潜在价值流的绿色支撑系统为基础的绿色流通分析框架,为流通经济中各子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那振芳[6]（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方菲菲[7]（2018）在《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十六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各国纷纷使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减少中国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冲击。自WTO成立以来,中国已有2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对华反倾销为例,深入研究贸易救济措施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Bown,2016）,结合多个大型微观及宏观数据库,构造了 1995-2015年国家级面板数据、1995-2013年国家-行业级面板数据、2000-2006年企业-产品级面板数据以及2000-2006年企业级面板数据这四个样本,运用统计分析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对华反倾销为例,考察了贸易救济措施的动因及效应。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首次探讨了反倾销措施的产品溢出效应及反倾销调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从产品层面分析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且从企业层面探讨反倾销调查对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其次,本文尝试以所有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为例,结合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多重因素,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探讨了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一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与贸易逆差、同类产品间的竞争以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与此同时,中国的“入世”将会加剧两国竞争带来的效应;行业层面反倾销调查动因的分析表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均产出减少、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以及贸易逆差是引起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因素。这些结果随着发起国收入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上结果都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引入工具变量的结果都支持了这部分的主要结论。接下来,本文基于2000-2006年企业-产品级微观面板数据,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面板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销至美国的非倾销产品出口额、出口量及出口价格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使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额上升6.9%-9.1%,出口量增加了5.4%-7.8%,而对这些产品的出口价格没有显着影响,并且该效应与贸易国是否为企业原有出口渠道有关。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影响随着企业所有制不同和企业是否为多行业企业而有所差异。这一结果为验证美国反倾销措施将导致受影响企业出口向非倾销产品转移这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即企业可能存在产品种类的溢出效应。第三,本文运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华反倾销调查（或措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反倾销调查使得受影响企业的非发明专利数显着增加;而反倾销措施不仅增加了受影响企业的非发明专利数,专利申请总数也显着增加了 0.66%;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仅对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反倾销高频行业的企业的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对私营企业和非反倾销高频行业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则没有显着影响。以上结果为反倾销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助于我们为企业应如何规避反倾销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本文概括了主要研究结论,并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对如何正确认识反倾销问题、积极应对反倾销调查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构建对华反倾销调查预警机制,重视“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大与各国间经贸合作,通过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减少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三是引导企业主动实施产品创新策略应对各国对华反倾销,通过出口新产品规避与外国企业间的“价格战”,从而减少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
徐保昌[8]（2016）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嵌入世界经济的程度逐步提升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贸易自由化事件的发生,中国本土市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贸易自由化为本土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冲击。究其原因,贸易自由化在有效提升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可能导致外部企业迅速进入本国市场,进而导致本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而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那么,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提升来说是阻力还是助力呢?现有文献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少有涉及到具体中国问题。本文从梳理和归纳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成本加成等关键指标的测算方法为出发点,在采用微观数据精确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路径的演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得到了典型事实特征和计量研究两个方面的结论:典型特征事实主要包括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演变趋势;计量研究结论则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两个方面。典型事实特征表明,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演变趋势,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子样本中,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均显现出较为显着的差异。第一,虽然本文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总体趋势呈现一个逐步上升的状态,但是,受外界冲击影响在部分年份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仍然存在降低的波动。具体来说,1999-200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上升,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界限,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自200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提升,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波动较小,且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可以总结发现,中国制造业其企业成本加成总体上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但也存在在部分年份的下行波动。第二,具体不同分类标准下分样本中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着的特征差异。在不同二分位制造业行业中,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成本加成均值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处于较高的水平。不同所有制特征企业的成本加成也存在显着差异,1999-2002年这一阶段,港澳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显着高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2004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已经超越了外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005年开始,各所有制企业成本加成呈逐渐收敛趋势,在2005年中期甚至已经趋于一致。此外,不同区域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别,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最高,并且样本期间东部地区一直保持企业成本加成的这一优势,相对应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则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具体样本期间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均值的演变路径方面,自样本期1999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开始,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关税均值逐年下降,直至2005年样本期结束,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已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随之大幅度提升。分析其中演变细节,容易发现,1999-2000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个小幅度降低的趋势,而到达2001年,为了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相配合,这一期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下降较为剧烈,而随着中国于2001年1 1月正式加入WTO,为了积极履行中国“入世”的减税承诺,2002年中国关税水平急剧下降。然而,中国的关税减让额度并非仅仅通过2002年一年的完成,因为逐步履行中国加入WTO的减税承诺等缘故,2003-2005年中国进口关税呈现出一个逐步降低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这一降低幅度已经逐渐趋于和缓。由于进口关税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容易得出,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计量研究结论方面,一方面,关税减让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本文在厘清了关税减让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总体样本、行业样本、地区样本、所有制样本以及不同企业规模等多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计量检验过程中,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处理,一系列计量研究结果均表明,贸易自由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并且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梳理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容易发现,关税减让导将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时所面临的阻碍降低,增加了进入本国市场的外部企业数量,同时,关税减让还将导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冰山成本降低,使得此类企业具有更好的成本优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贸易自由化增强了外部进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本地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强度,本地企业也因此将被迫降低企业成本加成来面对来自外部企业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本地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据此,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进口关税减让这一关税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的实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本文以中国成功“入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研究契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两种设定方式的倍差法计量策略来有效控制计量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计量检验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事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梳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内在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补贴收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据此,容易发现,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变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程敏[9]（2016）在《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和全球气候变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在国内实施强制减排,由于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国际气候公约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率先实施减排政策的国家以不公平竞争和碳泄漏为由提出向没有实施同等减排措施的国家征收碳关税,碳关税成为了发达国家将其所倡导的低碳规制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普遍约束力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大力推行碳关税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度过了碳排放的高峰期,能源消费结构较为合理,拥有低碳技术的领先优势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低碳消费市场的支撑。在气候变暖、能源问题日渐突出的国际大背景下,碳关税的提出既能让发达国家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又能获得全球低碳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碳关税立法并不顺利,但是发挥低碳技术优势、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对该利益的追求也将加快碳关税由制度设想进一步发展为贸易政策的步伐。碳关税无疑是针对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其一旦变成现实,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对碳关税的经济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短期影响的理论分析参考Gros（2009）的两国模型,同时建立了一个供求模型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关税会使我国高排放行业生产和出口大幅减少,国内价格下降而进口国国内价格上升,在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下还会使我国福利水平下降。短期影响实证分析采用GTAP模型,模拟了几种碳关税税率情况下的影响情景,其结果与理论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实证分析还表明如果美、日、欧同时对我国征收40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碳关税,将会使我国GDP下降0.89%；碳关税长期影响主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分析分别从要素视角、需求视角和技术进步视角来进行,通过模型推理、产业结构信息熵等方法来分析碳关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长期影响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一个包括能源消耗在内的新的C-D生产函数,将能源消耗通过公式转化为碳关税,从而生成一个反映碳关税和各产业（行业）增加值关系的生产函数。结果表明：碳关税每增加1%,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将减少0.6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将会增加0.41%；碳关税每增加1%,制造业增加值减少0.46%,仓储和邮政业等服务业增加值增加0.53%。理论与实证分析均表明：长期来看,碳关税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上,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抑制和长期促进并存的。因此,面对碳关税,需要综合考察其在短期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的积极影响,设计出从战略到策略、从短期到长期、从宏观到微观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应对政策。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对碳关税的总体思路与发展战略,并分别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给出了应对碳关税的长短期对策与建议。
董本云[10]（2006）在《我国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汽车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本项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探索了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波特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分析了汽车消费关联效应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汽车消费和汽车消费市场的现状,并对汽车消费进行了国际比较,指出了汽车消费的变化趋势;对影响汽车消费的各种要素作了系统的分析,明确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对汽车消费趋势的影响;为了揭示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进行了汽车消费对汽车产业以及关联产业的拉动作用的分析,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分别就我国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吉林省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总结了汽车消费对关联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提出促进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并指出了应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二、加入WTO对我区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我区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简评 |
| 1.2.1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状况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研究 |
| 1.2.3 关于保障措施的研究 |
| 1.2.4 关于GTAP模型应用的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WTO保障措施理论概述 |
| 2.1 保障措施概念及主要特征 |
| 2.1.1 保障措施的概念 |
| 2.1.2 保障措施的主要特征 |
| 2.1.3 与反倾销反补贴的对比特征 |
| 2.2 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
| 2.3 特别保障措施 |
| 2.4 实施保障措施的理论依据 |
| 2.4.1 幼稚产业保护论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第三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分析 |
| 3.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 |
| 3.1.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国别统计 |
| 3.1.2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行业统计 |
| 3.2 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 |
| 3.2.1 立案数量呈倒U型分布 |
| 3.2.2 国别分布相对集中 |
| 3.2.3 钢铁成为主要目标产业 |
| 3.2.4 最终保障措施实施比例高 |
| 3.3 主要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总体概况 |
| 3.3.1 印度尼西亚 |
| 3.3.2 菲律宾 |
| 3.3.3 马来西亚 |
| 3.3.4 泰国 |
| 3.3.5 越南 |
| 第四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分析 |
| 4.1 基于国际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1.1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 4.1.2 WTO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 4.2 基于东盟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2.1 一直存在贸易失衡 |
| 4.2.2 东盟国家竞争力的差异 |
| 4.2.3 中国威胁论 |
| 4.3 基于中国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3.1 中国产品缺乏竞争力 |
| 4.3.2 中国出口企业秩序混乱 |
| 4.3.3 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
| 4.4 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分析 |
| 4.4.1 中国与东盟钢铁产品贸易情况 |
| 4.4.2 东盟方面的原因 |
| 4.4.3 中国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福利水平分析 |
| 5.1 自由贸易一般情况分析 |
| 5.2 提高关税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3 进口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4 关税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 |
| 6.1 GTAP模型的相关介绍 |
| 6.1.1 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1.2 理论模型结构 |
| 6.2 GTAP模型的设定 |
| 6.2.1 数据的处理 |
| 6.2.2 模拟情景的设定 |
| 6.3 GTAP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含义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方法 |
| 一、关键问题 |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研究 |
| 一、对经典经济发展理论的解读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
|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问题研究进展 |
| 一、纺织服装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
| 二、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
| 三、服装品牌、企业管理和网络因素研究 |
| 四、能源、碳排放、水足迹研究 |
| 五、纺织服装行业改革的研究 |
| 六、贸易战略和政策研究 |
| 七、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
| 八、纺织服装行业价值链的研究 |
| 九、科技进步与纺织服装 |
| 十、纺织服装与回收利用 |
| 十一、纺织服装行业其他方面研究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基本态势 |
| 第一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特点 |
| 一、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
| 二、从加工制造转变为自主制造和智能制造 |
| 三、从依靠传统市场转变为传统市场与新型市场并举 |
| 四、产量与质量持续增长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
| 一、市场绩效 |
| 二、经济贡献 |
| 三、社会贡献 |
| 四、环境贡献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风险 |
| 一、纺织服装企业规模 |
| 二、纺织服装企业盈利能力 |
| 三、纺织服装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
| 四、纺织服装企业投资回报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纺织服装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相关 |
| 第一节 全国层面纺织服装的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粤港澳大湾区层面纺织服装业生态环境分析 |
| 一、基于碳排放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二、基于水耗的生态环境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生态环境效率比较分析 |
| 一、行业能耗及碳排放比较 |
| 二、行业能耗及碳排放对经济影响比较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政策评价:政府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政策演化及评价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政策历史脉络分析 |
| 二、纺织服装行业政策评价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国外政策对纺织服装业影响评价 |
|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六章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企业相关 |
| 第一节 引言及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
| 一、理论假设 |
| 二、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四节 纺织服装行业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价 |
| 一、行业供给侧改革现状分析 |
| 二、行业效率测度及分解分析 |
| 三、供给侧因子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分析 |
| 第五节 纺织服装供给侧改革结论与建议 |
| 第七章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消费者相关 |
| 第一节 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消费者效用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纺织服装行业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理论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境外的经验启示及我国的战略与原则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经验 |
| 二、发达国家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
| 一、提高企业满意度 |
| 二、提高政府满意度 |
| 三、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 |
| 四、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行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 |
| 一、生态文明优先 |
| 二、区域协调发展 |
| 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
| 四、“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
| 五、创意设计人才战略 |
| 参考文献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语 |
|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5）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4.1 总体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绿色流通研究范畴及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流通理论界定 |
| 2.1.1 流通内涵的多重视角剖析 |
| 2.1.2 绿色流通概念界定 |
| 2.1.3 绿色流通内涵特征 |
| 2.1.4 绿色流通与绿色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流通基础理论 |
| 2.2.2 社会再生产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4 绿色经济及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研究 |
| 3.1 我国绿色流通主要领域发展概述 |
| 3.1.1 绿色商业运营环境改善不彻底 |
| 3.1.2 绿色物流改进效果不明显 |
| 3.1.3 绿色消费引导效果不及预期 |
| 3.2 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绿色流通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绿色实现原理 |
| 3.2.2 绿色消费市场势力由弱到强的阶段发展分析 |
| 3.2.3 绿色消费对绿色流通环节的往复推动效应 |
| 3.3 系统关联视角下绿色流通倒逼机理分析 |
| 3.3.1 政府行为的引导激发 |
| 3.3.2 市场机制的推动效应 |
| 3.3.3 资源储能的现实约束 |
| 3.3.4 技术进步的绿色实践 |
| 3.4 市场经济运行视角下绿色流通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绿色流通系统关联作用 |
| 3.4.2 绿色流通协同发展作用 |
| 3.4.3 绿色流通生态改善作用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要求及整体水平测度分析 |
| 4.1 中国特色绿色流通实践的发展要求 |
| 4.1.1 效率是绿色流通的本质要求 |
| 4.1.2 和谐是绿色流通的重要内涵 |
| 4.1.3 循环是绿色流通的运转基础 |
| 4.1.4 低耗是绿色流通的实践特征 |
| 4.1.5 可持续是绿色流通的动态追求 |
| 4.2 绿色流通实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及原则 |
| 4.3 基于动态循环特性的绿色流通指标体系研究设计 |
| 4.3.1 效率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2 和谐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3 循环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4 低耗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3.5 可持续层次的指标设计 |
| 4.4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水平的指标测度 |
| 4.4.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4.2 熵值法数理分析原理 |
| 4.4.3 基于熵值法的绿色流通实践水平综合测度 |
| 4.5 我国绿色流通实践整体发展评价分析 |
| 4.5.1 2000年至2004年初期稳定发展阶段 |
| 4.5.2 2005年至2006年快速提升阶段 |
| 4.5.3 2007年至2012年波动发展阶段 |
| 4.5.4 2013年至2016年稳步提升阶段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的路径研究 |
| 5.1 绿色流通子系统的绿色检验 |
| 5.1.1 绿色商流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2 绿色物流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3 信息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4 资金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1.5 潜在价值流绿色支撑效应评价及指标测度 |
| 5.2 绿色流通实践子系统与整体的动态协调关系 |
| 5.2.1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2.2 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及模型原理 |
| 5.2.3 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
| 5.2.4 绿色流通子系统与整体间协调关系分析 |
| 5.3 绿色流通子系统间比较分析 |
| 5.4 绿色流通子系统发展路径选择 |
| 5.4.1 推进绿色流通的路径选择 |
| 5.4.2 推进绿色物流的路径选择 |
| 5.4.3 提升绿色支撑效应的路径选择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绿色流通重要环节的路径研究 |
| 6.1 绿色流通重要环节的再认识 |
| 6.2 生产与生活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1 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2 生活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2.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绿色检验 |
| 6.3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绿色流通环节的比较分析 |
| 6.3.1 初次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绿色传导效应显现 |
| 6.3.2 绿色消费驱动二阶到三阶之间特征明显 |
| 6.3.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对流通环节的绿色贡献较弱 |
| 6.4 绿色流通主要环节发展路径选择 |
| 6.4.1 初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4.2 生活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4.3 再次生产资料流通环节路径选择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推进我国绿色流通的政策建议 |
| 7.1 不断提升绿色消费驱动势能 |
| 7.2 加快推动地方绿色流通立法 |
| 7.3 持续优化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发展环境 |
| 7.4 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 |
| 7.5 运用综合评价手段推动绿色流通实践 |
| 7.6 营造鼓励绿色发展政务环境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反倾销调查的制度背景 |
| 1.2.1 反倾销的起源与发展 |
| 1.2.2 反倾销调查的流程 |
| 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协定书》第十五条的解读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2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反倾销动因的文献综述 |
| 2.1.1 反倾销调查的经济因素 |
| 2.1.2 反倾销调查的政治因素 |
| 2.1.3 反倾销调查的其他因素 |
| 2.2 关于反倾销效应的研究综述 |
| 2.2.1 反倾销政策对贸易的影响 |
| 2.2.2 反倾销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2.2.3 反倾销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2.3 关于反倾销对策的研究综述 |
| 2.3.1 企业的短期应对策略 |
| 2.3.2 企业的长期应对策略 |
| 2.3.3 行业与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 |
| 2.4 文献评述及展望 |
| 3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动因分析——基于国家和行业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 3.1 研究背景 |
| 3.2 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
| 3.2.1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2.2 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 3.3.2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 3.3.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 3.4.1 基准回归结果:国家层面 |
| 3.4.2 基准回归结果:行业层面 |
| 3.4.3 异质性检验 |
| 3.4.4 稳健性检验 |
| 3.4.5 内生性问题 |
| 3.5 结论与启示 |
| 4 反倾销措施与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基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 |
| 4.1 研究背景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 4.2.2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 4.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 4.3.2 美国反倾销措施对非倾销产品出口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4.3.3 对本章影响机制的进一步说明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结论与启示 |
| 5 反倾销与企业创新——基于全球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背景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 5.2.2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反倾销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与启示 |
|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与定量方法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及特征性事实 |
| 第一节 企业成本加成的测算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的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五章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六章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补贴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碳关税的概念及合法性研究 |
| 1.2.2 碳关税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
| 1.2.3 碳关税的对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局部均衡分析法 |
| 1.4.2 GTAP模型分析法 |
| 1.4.3 一般均衡分析法 |
| 1.4.4 计量分析法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1.5.1 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分析碳关税的经济影响 |
| 1.5.2 从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碳关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1.5.3 提出我国应对碳关税较为全面的对策建议 2 碳关税的内涵及特点 |
| 2.1 碳关税的内涵 |
| 2.1.1 碳关税的提出 |
| 2.1.2 碳关税的内涵 |
| 2.2 碳关税的类型 |
| 2.2.1 基于碳税的碳关税 |
| 2.2.2 基于排放配额或排放许可权的碳关税 |
| 2.3 碳关税的性质 |
| 2.3.1 碳关税是一种边境税收调整或边境调整措施 |
| 2.3.2 碳关税是各国政治经济博弈的产物 |
| 2.3.3 碳关税是一种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
| 2.4 碳关税的特点 |
| 2.4.1 碳关税与反倾销税 |
| 2.4.2 碳关税与反补贴税 |
| 2.4.3 碳关税与进口配额 |
| 2.5 碳关税可能的征收方式 |
| 2.5.1 以出口国生产该产品的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标准 |
| 2.5.2 以出口国生产该类产品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标准 |
| 2.5.3 以进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标准 |
| 2.5.4 以替代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标准 |
| 本章小结 3 碳关税的制度形成及发展趋势 |
| 3.1 美国碳关税制度立法过程 |
| 3.1.1 《2008利伯曼-沃纳气候安全法案》 |
| 3.1.2 (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
| 3.1.3 (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 |
| 3.1.4 《总统气候行动计划》 |
| 3.2 欧盟碳关税制度的进展 |
| 3.2.1 《2003年87号指令》(2003/87/EC) |
| 3.2.2 《2008年101号指令》(2008/101/EC) |
| 3.3 发达国家推行碳关税制度的内在原因分析 |
| 3.3.1 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度过碳排放高峰期,低碳优势逐渐显现 |
| 3.3.2 技术进步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低碳比较优势 |
| 3.3.3 资源禀赋为发达国家发展低碳贸易提供了条件 |
| 3.3.4 消费需求成为发达国家推行低碳规制的重要支撑 |
| 3.4 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的实施障碍及发展趋势探讨 |
| 3.4.1 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实施存在的障碍 |
| 3.4.2 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的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4 碳关税短期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假设及模型设计 |
| 4.2 我国征收碳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
| 4.3 碳关税的经济效应分析 |
| 4.4 碳税与碳关税经济效应比较分析 |
| 4.4.1 价格效应对比 |
| 4.4.2 出口效应对比 |
| 4.4.3 消费效应对比 |
| 4.4.4 生产效应对比 |
| 4.4.5 社会福利效应对比 |
| 4.5 碳税与碳关税供求模型分析 |
| 4.5.1 碳税的供求模型分析 |
| 4.5.2 碳关税的供求模型分析 |
| 本章小结 5 碳关税短期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基于GTAP模型 |
| 5.1 GTAP模型简介 |
| 5.2 模型设定 |
| 5.2.1 基准情景 |
| 5.2.2 模拟情景 |
| 5.3 模拟结果 |
| 5.3.1 对各个行业价格和产出的影响 |
| 5.3.2 对各个行业出口的影响 |
| 5.3.3 对GDP、福利水平和贸易条件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6 碳关税的长期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
| 6.1 相关概念界定 |
| 6.1.1 高碳产业与清洁产业 |
| 6.1.2 碳关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
| 6.2 基于要素视角的分析 |
| 6.2.1 加入能源后的要素替代形式及模型假设 |
| 6.2.2 碳关税导致产业间资源的重新配置 |
| 6.2.3 碳关税导致产业内资源的重新配置 |
| 6.2.4 碳关税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 |
| 6.3 基于需求视角的分析 |
| 6.3.1 信息熵的概念及其在产业结构中的应用 |
| 6.3.2 碳关税影响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信息熵方法 |
| 6.3.3 碳关税影响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分析 |
| 6.4 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分析 |
| 6.4.1 碳关税促进高碳出口部门技术创新 |
| 6.4.2 碳关税促进能源供应部门技术创新 |
| 6.4.3 碳关税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分析 |
| 本章小结 7 碳关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
| 7.1 我国各产业及行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现状 |
| 7.1.1 我国各产业及行业能源消耗现状 |
| 7.1.2 我国各产业及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 7.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7.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4 计量分析 |
| 7.4.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7.4.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7.4.3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和影响形式的确定 |
| 7.4.4 基本回归分析 |
| 本章小结 8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应对碳关税的总体思路与发展战略 |
| 8.2.1 协调经济发展阶段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
| 8.2.2 主动出击,积极应对 |
| 8.2.3 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
| 8.3 政府应对碳关税的短期政策建议 |
| 8.3.1 积极开展气候外交活动 |
| 8.3.2 扶植“低碳生产”试点企业 |
| 8.3.3 短期内我国征收碳税的时机尚不成熟 |
| 8.4 政府应对碳关税的长期政策建议 |
| 8.4.1 形成低碳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 |
| 8.4.2 发展可替代清洁能源以创造低碳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 |
| 8.4.3 优化对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方法 |
| 8.4.4 促进低碳消费市场的形成 |
| 8.5 企业应对碳关税的短期对策建议 |
| 8.5.1 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自愿减排目标 |
| 8.5.2 促进贸易伙伴多元化发展 |
| 8.6 企业应对碳关税的长期对策建议 |
| 8.6.1 加强低碳技术创新 |
| 8.6.2 逐步推动产业低碳化升级 |
| 本章小结 附表 参考文献 致谢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我国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课题的来源与背景 |
| 1.1.2 汽车产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
| 1.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
| 1.2.2 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 |
| 1.2.3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3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技术路线 第二章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2.1 消费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 |
| 2.1.2 西方经济学家的消费理论 |
| 2.1.3 消费理论的新发展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西斯蒙弟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5 其他经济增长理论 |
| 2.3 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3.1 克拉克的理论 |
| 2.3.2 马歇尔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
| 2.3.3 钱纳里的结构经济学 |
| 2.3.4 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理论 |
| 2.3.5 创新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汽车消费的关联性研究 |
| 3.1 汽车产业的关联方式 |
| 3.1.1 前向关联 |
| 3.1.2 后向关联 |
| 3.2 关联效应理论 |
| 3.2.1 投入产出理论 |
| 3.2.2 产业价值链理论 |
| 3.2.3 产业集群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我国汽车消费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汽车消费现状 |
| 4.1.1 我国汽车消费的现状分析 |
| 4.1.2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现状分析 |
| 4.2 汽车消费的国际比较 |
| 4.3 汽车消费的变化趋势分析 |
| 4.3.1 世界汽车消费的发展阶段 |
| 4.3.2 我国汽车消费的发展阶段 |
| 4.3.3 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影响汽车消费的因素 |
| 5.1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
| 5.1.1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
| 5.1.2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
| 5.1.3 城市化水平 |
| 5.1.4 业内竞争 |
| 5.2 消费者的收入情况 |
| 5.2.1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
| 5.2.2 居民收入差距 |
| 5.3 汽车价格 |
| 5.3.1 原材料供应 |
| 5.3.2 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程度 |
| 5.3.3 产业内重组情况 |
| 5.3.4 汽车进出口及加入WTO 的影响 |
| 5.4 消费政策 |
| 5.4.1 汽车消费政策 |
| 5.4.2 汽车消费的附加成本 |
| 5.4.3 汽车金融服务 |
| 5.4.4 消费观念 |
| 5.5 消费环境 |
| 5.5.1 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不完善 |
| 5.5.2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 |
| 5.5.3 相关服务业没有统一标准 |
| 5.6 能源供应 |
| 5.6.1 能源储备 |
| 5.6.2 能源价格 |
| 5.7 城市规划与交通管理 |
| 5.7.1 城市规划 |
| 5.7.2 交通设施与交通管理 |
| 5.8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我国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 我国汽车消费对汽车产业的拉动作用 |
| 6.1.1 我国汽车消费对汽车工业总产值的拉动作用 |
| 6.1.2 我国汽车消费对汽车零部件工业总产值的拉动 |
| 6.2 我国汽车消费对关联产业的拉动作用 |
| 6.2.1 我国汽车消费对钢铁产业的拉动作用 |
| 6.2.2 我国汽车消费对橡胶产业的拉动作用 |
| 6.2.3 我国汽车消费对公路建设业的拉动作用 |
| 6.2.4 我国汽车消费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 |
| 6.3 我国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6.3.1 我国整体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6.3.2 我国私人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6.4 我国汽车消费的多元统计分析 |
| 6.4.1 我国汽车消费的主成分分析 |
| 6.4.2 我国汽车消费的逐步回归分析 |
| 6.5 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总体描述 |
| 6.5.1 我国汽车消费的积极作用 |
| 6.5.2 我国汽车消费的消极作用 |
| 6.6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吉林省汽车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7.1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汽车产业的拉动作用 |
| 7.1.1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本省汽车工业产值的拉动作用 |
| 7.1.2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本省汽车零部件工业产值的拉动作用 |
| 7.2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关联产业的拉动作用 |
| 7.2.1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钢铁产业的拉动作用 |
| 7.2.2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橡胶产业的拉动作用 |
| 7.2.3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公路建设业的拉动作用 |
| 7.2.4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 |
| 7.3 吉林省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7.3.1 吉林省整体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7.3.2 吉林省私人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总量的拉动作用 |
| 7.4 吉林省汽车消费的多元统计分析 |
| 7.4.1 吉林省汽车消费的主成分分析 |
| 7.4.2 吉林省汽车消费的逐步回归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第八章 促进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
| 8.1 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汽车消费 |
| 8.1.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
| 8.1.2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 |
| 8.1.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居民收入预期 |
| 8.2 加快技术创新，降低汽车价格 |
| 8.2.1 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实现规模经济 |
| 8.2.2 企业加强知识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 |
| 8.2.3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 |
| 8.3 完善汽车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 |
| 8.3.1 整顿汽车收费，鼓励小排量汽车消费 |
| 8.3.2 完善汽车信贷服务体系 |
| 8.3.3 尽快推出燃油税 |
| 8.3.4 优化消费环境 |
| 8.4 政策安排 |
| 8.4.1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
| 8.4.2 加快开发新型汽车原材料，促进原材料的循环使用 |
| 8.4.3 加快开发石油替代能源 |
| 8.4.4 推广使用柴油汽车 |
| 8.4.5 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政策法规 |
| 8.4.6 科学进行交通规划和设计 |
| 8.5 本章小结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附录一：全国汽车消费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 附录二：吉林省汽车消费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 摘要 Abstract |
四、加入WTO对我区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D]. 侯菁. 广西大学, 2020(07)
- [4]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D]. 卢灿生. 深圳大学, 2020(11)
- [5]我国绿色流通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D]. 孙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7]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D]. 方菲菲. 厦门大学, 2018(07)
- [8]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D]. 徐保昌. 南京大学, 2016(05)
- [9]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短期抑制与长期促进[D]. 程敏. 云南大学, 2016(12)
- [10]我国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研究[D]. 董本云. 吉林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