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教育财政体制加快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学术讨论会纪要

一、完善教育财政体制 加快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学术讨论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田汉族^[1]（2021）在《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教育经济学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行为背后的经济逻辑,为准确理解和有效解决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带来了全新观念,从教育经济价值观、教育投资观的确立,到教育市场观、教育民营观的形成,再到教育产权观、教育改革成本观、教育治理效能观的拓展,无不打上了教育经济学的烙印。系统梳理教育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发现教育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与教育观念更新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促进了教育经济价值观形成,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强化了教育投资观,教育生产理论研究深化了教育效率观,教育产业问题争鸣使教育市场观、教育民营观更加明晰,而对教育制度经济学的探索则唤醒了教育治理的经济逻辑意识。深入探讨教育经济学知识生产与教育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强化教育经济学对教育实践的经济理性导向、成本与效率意识和效益最大化思想引领作用,引发人们心灵深处的教育思想革命与教育观念的自我超越,为教育实践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新思路、新想法,而且可以确证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不断成熟的学科的强大生命力。

刘凤英^[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游子欢^[3]（2021）在《非营利性民办高职院校财政资助的图景》文中研究指明

陈元元^[4]（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邓小莉^[5]（2021）在《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能够提高国民素质,培养社会亟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广东省作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最大的省份,其教育经费投入对中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公平性以及效率性问题却鲜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其效率进行研究,既能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又能对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公平与效率理论等为理论基础,采用相关数据,从投入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对2009-2018年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此外,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将经费投入水平与国外OECD组织、我国东部地区部分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进一步发现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DEA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CCR模型、BCC模型以及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对经费投入总体使用效率进行测算与结果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低”:生均教育经费水平低、中职占总教育经费比例低、中职的生均经费投入水平低于普通高中与高职。生均经费投入结构不均衡,主要为中职生均经费来源结构单一,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生均经费投入区域失衡,珠三角地区的生均经费投入水平明显整体高于粤东西北地区;支出结构中,基本建设费远低于事业费,表现为校舍建设支出和设备购置支出占比低。事业费支出中,人员支出占比过高,主要为教师工资占比过高,而学生资助占比低。中职经费投入效率波动明显,规模报酬递减,且效率水平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等;经费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并存。最后,本文针对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对中职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均衡各学阶、各区域教育经费支出;调整经费支出结构;完善生均经费投入标准与监督机制,加快中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经费投入使用效率等对策建议。

杨悦鑫^[6]（2021）在《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年）》明确指出为有效提升高中教育质量水平,要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我国高中教育在规模发展指标上已进入基本普及化阶段,但暴露出“预算经费困难”、“多元化改革进程缓慢”、“超级中学现象”等几大难题,而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是直接影响高中教育长远和稳定发展的关键基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经费扶持尤为重要,但教育财政投入的经费是否取得成效具有深刻的讨论意义。本文在整理前人研究基础上,初步建立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指标体系,分为直接投入类、办学条件类、成果类指标,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变异系数的方法将细化指标从初始23个筛选至13个。运用熵值法,对2009-2018年我国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整理,计算出各省区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得分,分别对全国以及三大经济带这2个尺度,探讨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时空演变规律。发现显着差异后,根据实际情况选取7个指标构建回归模型,找寻影响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结论有:（1）2009-2018年,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整体相对稳定,2013年后稳中上升。东部地区教育财政投入绩效平均水平最高,但均衡性最差;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小,绩效分布相对均衡;西部地区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水平与中部地区水平相近,内部均衡性弱于中部,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整体来看,2011年后全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标准差数值逐渐减小,绩效水平逐渐均衡。（2）2009年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整体水平不高,分布均匀。2013年绩效水平得到显着提升,但区域间差异变大,均衡性差。2018年,绩效水平变化不大,但均衡性有了显着提高,区域内部绩效水平差异减小。（3）地区经济环境、地区教育财政投入能力、教育软实力建设投入能力、教育硬实力建设投入能力和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具有相关性,其中地区经济环境和教育硬实力建设投入能力显着性较高。

谭婧^[7]（2021）在《学前二孩家庭教育成本的困境及其疏解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得到了许多适育家庭的积极响应,二孩家庭在逐渐增多,可教育成本负重也成为政策背景下的热议话题。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教育发展,尤其是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开端,家庭在经济、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势必要高于孩子的其他年龄段。但是,学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成本分担的压力主要由家庭承受,这对二孩家庭造成了极大困扰,也让一部分犹豫不决生育二孩的夫妻在生育意愿上更加彷徨,使得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受到了阻碍。基于此,本文以贵州省例,以教育成本为切入点,厘清学前二孩家庭教育成本的相关理论和分担依据为家庭教育成本的疏解路径提供理论方向。首先,通过政策和文献梳理了解研究城市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概况,再对贵阳市和遵义市的目标群体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分析描述全面二孩背景下的学前二孩家庭在教育、时间及心理上的成本现状与分担需求。基于城市发展的现实状况深层次地探寻学前二孩家庭的成本困境发现它们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经济成本增高,教育资源失衡。二是时间成本固化,工作与家庭难以平衡。三是心理成本外化,家庭教育问题显着。其次,通过上述存在的问题结合访谈资料,对二孩家庭在孩子学前期教育经济成本、教育时间成本及教育心理成本进行内源性与外源性的系统剖析。最后,根据困境及其归因探寻学前二孩家庭教育成本的疏解路径。在教育经济成本方面,外源疏导上可以注重学前教育的资源投入与科学管理,内源优化路径上,树立健康消费理念,合理规划家庭资源;在教育时间成本方面,外源疏解路径上要完善儿童福利照顾制度,内源优化路径上应转换家庭分工思维,优化家庭分工模式;在教育心理成本方面,外源疏解路径上需重视家庭教育制度引导和学校参与,内源疏导路径上家长应正视情绪,学会自我调适。通过内外源的路径疏解,缓解二孩家庭在孩子学前期的教育负担,也从侧面激励性地促进二孩政策的实施进程,二孩政策不只是促进人口发展,关于人口素质的提升,实现优生优育也是政策执行的目标。

黄晋生^[8]（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韦芳利^[9]（2021）在《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问题研究 ——以广西东兰县为例》文中认为乡村小规模学校作为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伴生现象。乡村小规模学校独特的存在意义决定了对其进行标准化建设的价值所在。乡村小规模学校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易受忽视的边缘性群体,其标准化建设措施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进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是学校由标准型学校向优质型学校转化的前提。通过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实施,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初步达到很好的效果,基本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条件整体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从2011年起至今,国家对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还在持续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需求随之变化,陈旧的标准已不符合新时代的标准需求,那么在新形势新背景下,了解目前我们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标准化建设现状如何、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面临何种新问题以及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促使其发展为优质型学校是我们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从政策背景、现实反思以及时代要求三个出发点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并对前人所做关于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回顾,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同时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界定,围绕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问题、原因以及对策这条主线,利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现存问题进行深究。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必要性进行论述。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既是乡村小规模学校保留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小规模学校提质增效的需要,更是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和优质均衡发展的需要。第三部分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成就。本部分以广西东兰县六所乡村小规模学校为例,对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解。笔者亲自走访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分别对六所学校的校长和部分教师代表进行深度访谈,为了能全面了解教师情况,作为访谈信息的补充,特意增加了针对教师的调查问卷。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的标准要求,主要从校园校舍、教学装备配备、师资队伍以及教学与德育四个方面概括总结乡村小规模学校学校在标准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第四部分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出现以下几个问题:校园校舍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教学设备未能充分应用和及时补充、教师队伍的质量未能有效提升、教学与德育工作未能发挥实效。第五部分是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政策制度上的偏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乡村地域环境条件的限制、学校管理方式的不合理、家校合作治校意识的缺乏等原因造成。第六部分则是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对策。具体有以下措施:持续完善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政策制度建设;全面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力打破地域环境的限制;不断优化学校管理方式;加快促进家校之间的联盟发展。最后,结语部分则是对整个研究进了总结。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一轮的困境,要求标准型学校向优质型学校方向努力,因此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从而构建“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美“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符合新时代新标准的发展潮流。

黄丽阳^[10]（2021）在《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6年10月,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组建了“教育再生会议”实施其对教育的控制,并迫不及待修改了《教育基本法》。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为实施“战后总决算”,大力实施“教育再生”,并与“经济再生”、“修订宪法”紧密结合,作为其改革的核心政策。2013年1月,迅速重组隶属于首相官邸的“教育再生执行会议”为日本教育改革提供决策。截至2019年5月,“教育再生执行会议”共召开45次会议,提出了 11个“教育再生”政策改革方案,全面启动日本新一轮教育改革。虽然,“教育再生”政策受到多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但新自由主义思潮最为鲜明,其规制缓和、自由竞争的观点逐步在教育领域渗透,日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以期实现“强大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对日本“教育再生”的理念、方式、内容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教育再生”历次会议提案内容以及政策理念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的出台受到国际、国内等多方面的影响,经历了从“教育再生会议”到“教育再生执行会议”的演变过程,其人员组成遍及企业、事业团体、高校教授等各个领域,历次会议提案内容涉及教育发展理念、教育内容、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从“临教审”阶段开始,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宽松化的教育理念在日本教育改革中不断渗透,因此不难发现,安倍晋三将其作为“教育再生”政策的指导理念是必然的;通过对“教育再生”政策内容分析发现,新自由主义的体现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即教育理念层面、教育形式层面、教育管理模式层面;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的执行使得教育实施途径逐渐加强、教育内容逐步完善、公民进步意识强化,带动了诸如校园欺凌、逃学、学生学力水平降低等“教育弊病”的解决。“教育再生”政策的执行同时带来不少负面问题,如加重了国家财政压力、加大了学校管理难度和教师教学压力、影响了教育公平理念等;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的执行利弊共存,因此要进行深刻反思,警惕并规避新自由主义对教育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教育财政体制 加快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学术讨论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教育财政体制 加快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学术讨论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4）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学前二孩家庭教育成本的困境及其疏解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问题研究 ——以广西东兰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完善教育财政体制 加快办学体制改革——2002年全国教育经济学会学术讨论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育观念创新[J]. 田汉族. 教育经济评论, 2021(04)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变迁研究[D]. 刘凤英.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非营利性民办高职院校财政资助的图景[D]. 游子欢. 湖北工业大学, 2021
• [4]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5]广东省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效率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数据[D]. 邓小莉.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1(12)
• [6]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财政投入绩效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D]. 杨悦鑫.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学前二孩家庭教育成本的困境及其疏解路径研究[D]. 谭婧.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8]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9]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问题研究 ——以广西东兰县为例[D]. 韦芳利.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10]日本“教育再生”政策研究[D]. 黄丽阳. 扬州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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