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鞍钢：为税收增长一辩（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英[1]（2020）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创建的最富有成效的组织,财税制度或者说财政汲取制度对国家的发展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不同的,是被动的,是在外来侵略和内乱不断的环境下发展的,所以财政资源的汲取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1911至1937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在这期间中国是如何初步建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以及改革财政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发展以及财政汲取制度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传统帝国财政收入制度瓦解,清政府如何艰难应对;在军阀混战、农民运动频繁期间社会资源很难获取,北洋政府是如何汲取财政收入的,财政汲取方式的转变有哪些。第三部分主要叙述了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暂时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财政汲取制度有了较好的初建环境,财政体系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详细描述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汲取制度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和影响。第四部分既有对近代财政汲取制度不足的阐述,也有对以后发展的期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财政制度必定要转型,如何转型才是最重要的。总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建立以及财政体系的改革都是必要的,近代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努力,但都没有促进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更没有改变国家性质。在近代中国,也很难因为赋税征收等引发重大的政治行动,进而推动现代国家的合理化和宪则化。
李梦侠[2]（2019）在《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基层执法能力”为核心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具体的执法经验,探讨在既有条件下,基层政府如何通过自我调适来补强行政执法能力,在此基础上寻求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方法。文章认为,探讨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运行实践与建设方向,关键在于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有基础性的认识。以国家能力、科层制为理论基础,以多个地区的执法实践为经验基础,文章从执法权运行、人员组织、财政保障、执法动机、执法互动五个理论维度来理解基层行政执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当前基层政府补强执法能力的机制进行解释,最后总结基层执法能力的结构,并在明晰执法能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建议。行政执法权的配置存在显着缺陷,弱化了基层的行政执法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来看,多数执法权没有被配置到乡镇层面,只停留在县级层面,直面基层社会的乡镇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基层站所缺乏执法权,致使执法工作渗透性不足;横向上来看,执法权的配置高度分工化、部门化、专业化,分殊林立的权力结构难以被整合,致使执法工作缺乏综合性。执法权配置的制度缺陷影响了常规执法模式的效度。为了克服执法权配置的缺陷,基层政府通过联合执法模式、综合执法模式、综合治理模式来强化执法效能、补强执法能力。上述执法模式及其相应的权力调控体现了基层政府克服制度缺陷的努力,其中党政体制为执法权的调控提供了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党政体制对基层行政执法能力具有强化作用。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齐的困境,基层政府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从社会中汲取人力资源,以提高执法能力。由于编制采用刚性的指标管理,因此基层政府很难通过补充公务员来充实执法人员数量,为了破解人员短缺给执法工作带来的困境,基层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来组织人力。就政府内部而言,行政事业编制人员被纳入执法队伍,成为基层部门不可或缺的正式执法力量;通过合同聘用,大量的行政辅助人员被吸纳到执法队伍当中;通过政治动员和自愿参与,村社干部与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到执法工作当中。最终形成了“执法人员-辅助人员-协助人员”的队伍结构。执法队伍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专业化”是执法队伍未来的发展方向,立足于实践中的执法队伍结构,文章对“专业化”进行了重新理解,认为满足基层执法工作需求的“专业化”应包括政治性、技术性和经验性三个要素。立足于执法队伍结构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建设是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可行思路。基层行政执法面临着财政保障不力的困境,主要表现是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能力难以满足执法工作日益增长的技术需求。为了破解财政保障的困局,基层执法部门通过项目制获取必要的专项经费,通过选择性支出保障重点工作,通过“中心工作”制压缩执法的人力成本。三种应对措施背后体现了项目制、科层制和政治动员三种治理机制对基层财政困局的不同反应。执法的财政保障水平以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为基础,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的财政水平,“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限制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自主性,晋升锦标赛体制则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支出方向,三个因素共同制约了基层政府的财政水平,同时也限制了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在制约因素当中,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晋升锦标赛体制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只能从“分税制”和“乡财县管”制度寻求提升基层政府财政活力的突破口。上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适当松动“乡财县管”制度有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财政活力,进而提升基层政府对执法的财政保障力度。基层行政执法的实践中普遍存在“目标替代”的困境,体制压力、部门利益和体制激励在不同程度上替代了法律规范,成为执法部门开展工作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在体制压力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偏向于依据上级部门的政策安排执行法律;在部门利益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倾向于依据部门本身的利益执行法律;在体制激励的作用下,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热衷于容易凸显政绩的执法工作。科层组织所具有的自主性、层级结构和分工结构是“目标替代”得以存在的体制根源。“目标替代”消解了依法行政,生成了依法行政的实践困境。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加强依法行政是执法能力建设的应有之意,然而由于缺乏激励功能,依法行政在基层难以从理念走向实践。以贯彻依法行政为目的,各级党委政府应该重视政治教化对于法治的推进作用,通过作风建设将依法行政的理念外部化、行为化。执法互动最大的困境在于执法部门对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缺乏回应性,国家对于社会的吸纳、国家的社会控制因此受到影响。执法部门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存在着三种模式:压制型模式、俘获型模式和妥协型模式。压制型模式体现了执法部门对社会较强的控制力,但因为缺乏回应性而频繁陷入“维稳”困局;俘获型模式通过吸纳地方精英来贯彻执法意图,执法部门因此注重回应地方精英的需求,致使基层社会出现“精英俘获国家”的现象;妥协型模式能够让执法具备一定的回应性,但是容易弱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模糊的“委托-代理”结构、多元化的利益格局、灵活变通的执行传统和结果导向的激励结构共同构成了三种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空间。回应型的执法互动模式有助于回应基层群众的法治需求,有助于法治意识的传播和国家的社会控制。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基层的行政执法体制具有适应性,该特性使得基层政府及其执法部门能够在既有条件下对执法能力进行补强,但是这种补强的作用有限,依据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结构,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变革是建设执法能力的可行方式。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由执法权调控能力、人员组织能力、财政保障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互动能力构成;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复杂构成说明执法能力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制约,提升行政执法能力需要从复杂的制约因素入手。相应地,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议。
刘建党[3]（2019）在《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深刻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成就。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围绕治理议题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以跨国分析为主,关注中国省域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治理质量的多维视角,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期限也比较陈旧。（2）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文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治理质量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通过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证研究,即,提出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2001-2016）。（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实证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纳入时间跨度的影响,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剖析,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1）把空间溢出因素纳入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构建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框架,提出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主要路径,以及本地区治理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剖析了空间溢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2）首次实证检验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获得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与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发现。量化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空间溢出已成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新结果。量化了空间溢出效应在邻近地区的梯次分布情况,提出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变小的新观点。（3）采用了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提出了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的新观点;获得了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曲线”变化趋势的新发现;得到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结论。基于如上主要创新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构建了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为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界定了“中国省域治理”概念,提出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框架,为开展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支撑。（2）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证实了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大力提升省域治理质量、培育治理质量高值集聚中心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演进特征,这可以成为识别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参考。
任致伟[4]（2018）在《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财力的不平衡正是这种“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弥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政府间转移支付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均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展开,其核心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政府间转移支付除了对于弥补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这一短板之外,对于降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物流成本高昂一直广受社会各界诟病,而交通运输成本则是物流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除了取消收费公路、降低高速公路收费之外,最根本的是要依靠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我国的公路里程。因此,本文聚焦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即均等化作用;政府间转移支付对降成本问题的解决,关注于通过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成本。优化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转移支付是中央与地方进行财政资源再分配的最主要手段,转移支付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突破口。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是严重不足的,还存在扭曲地方政府支出偏好,没有协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不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本文重点研究了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以及我国的转移支付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其中,对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的系统梳理是本文工作量最大的部分,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这部分可以为学界对省以下财政体制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资料。本文的主要章节安排及基本结论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文章的基础性内容。第二章对有关转移支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基础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理论已经从最初基于要素的流动性以及知识的分散性得出分权可以更有效率,发展到注重微观基础的“第二代”分权理论,对于财政分权的研究也已经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扩展到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各种行为的影响。通过梳理文献,本文认为应当注重财政分权的本质,不能用“分钱”代替“分权”;在研究时应当考虑财政分权的层次传递性;应当注重研究较长历史时期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与财政分权;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注意企业的分支机构所在地问题;应当综合考虑四本预算;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应当更加严谨。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分税制以来的省以下财政体制。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省以下财政体制都是符合分税制特征的,省级财政与市县财政的关系几乎是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的翻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具体税种的划分以及共享比例的高低,因此不能认为我国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属于包干制。对各省的省以下财政体制进行梳理,可以将其归纳为三大类,即“彻底分税”型、“混合分税”型两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贵州省一个特例,属于“收费共享”型。第四章通过一个简单的两级政府框架,分析在此框架内最优转移支付规模与所采取何种形式。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偏好程度、生产者对中央政府支出的依赖程度、消费者对本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偏好程度等因素会对经济处于稳态时的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决定这些因素的深层次原因有两点:一是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的不平衡会影响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偏好程度”,尤其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关注程度肯定是有所提高的。而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受限于要素禀赋、自然环境、地区政府官员能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不平衡是常态,这种不平衡体现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财力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等多方面。二是公共支出的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会直接影响生产函数当中的参数,从而对稳态下的转移支付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当中包含有大量的生产性支出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同时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也是财政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这种生产性主要表现在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第五章研究了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对县级财力的均等化效果。运用县一级的数据,研究了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县级层面上确实起到了财力均等化作用。经过转移支付之后,人均一般预算支出的不均等程度要小于人均GDP以及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不均等程度。但是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的差异程度要大于人均GDP的差异程度,这说明现行的财政收入机制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更加放大了县域之间的财政收入不平衡。县域之间的财力不平衡不仅来自于省内,同样也来自于省间、区域之间,因此在调节县域财力不均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县之间均等化时不能仅仅靠省级政府,同样也需要中央政府调节省与省之间的不平衡,需要中央与地方协同配合,但是保障县级政府基本财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县域之间的均等化主要责任在于省级政府。第六章研究了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对公路建设的促进作用。发现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在省级层面上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促进作用表现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均可以显着促进公路里程的增加;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均可以促进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等外公路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路里程增加。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之后,结果依然显着。第七章对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简要介绍,各国的转移支付模式不尽相同,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澳大利亚均在宪法中确定了正当程序原则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形成了由宪法、法律、法规及政府间协议等所构成的较为系统的财政转移支付程序法体系。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财政转移支付预算过程中均建立了旨在实现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良好沟通的听证制度和冲突协调机制。第八章是文章的最后一章,总结了本文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建议制定高层级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法,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目标,采用的形式,资金分配原则,具体计算公式,资金下达期限,申请拨付程序,监督管理方式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除此之外,还应当设置惩罚性条款。要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当中的具体科目进行重新整合,以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转移支付科目统一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之下,整合之后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应当全部按照“因素法”决定如何在各省间进行分配;需要指定具体用途或大致用途的,以及属于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事项的资金,统一整合到“专项转移支付”之下,对其资金使用指定或宽松或具体的用途,并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对资金是否用于指定用途,以及资金使用效率进行全面监督。应当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我国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应当更加侧重保证具有辖区外溢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建议在省级范围内施行县域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具体的转移支付公式或资金分配方式可以由各省根据本省情况决定,制度设计主要由省级政府进行。
张春宇[5]（2017）在《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影响,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面临着事权层层下移、财权层层上移的困境,造成了地方财力不足、地方税体系薄弱、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不适应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新要求,以此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谈及的政府间税收关系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内容,深刻了解政府间税收关系对把握政府间财政关系至关重要,对整个财政体制改革也意义重大。目前,学术界对于财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事权划分、财权划分和转移支付。政府间税收关系属于财政关系的范畴,但不等同于财政关系。政府间税收关系是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为基本前提、基于税制结构和税权配置而形成的各级政府之间关于税收收入的组织和分配关系,旨在有效配置公共资金、履行政府职能和发挥税收作用,其中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基本前提,税收制度是理顺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制度基础,税权配置是理顺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主线,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重建与制衡是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税收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主体,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税收收入都是政府财力的重要保障,由此决定了税权是财权的核心。要保证财权与事权匹配、财力与支出责任相适应,首先要保证税权与事权基本匹配、税收收入与支出责任基本适应,这是研究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基本目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税收收入体系与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制衡关系,研究这种制衡关系的平衡点是本文研究的根本落脚点。只有合理确定这一平衡点,才能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权与事权基本匹配,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与支出责任基本适应,从而在结构上解决财政关系中存在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政收入与支出责任不适应问题。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虽然是以合理划分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收入为核心和重点,但不能以此为唯一目标,还必须考虑税收作用的有效发挥。可以说,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更好履行职能与更好发挥税收作用相结合。按照财政学的基本原理,税收的作用主要有三项:一是组织收入,二是调控经济,三是社会稳定。近期发生在税收领域的重大变革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实际上也可以纳入结构性减税的范畴,是结构性减税中的关键一步。按照结构性减税的整体要求,整体税负只减不增,并在税制结构内部使部分税种的税负水平适当降低。从结构上讲,这种降低既要有利于整个经济建设中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也要有利于税制结构内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调整。从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关系考虑,合理划分政府间税收关系要以税权与事权基本匹配、税收收入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主要目标,同时要考虑税制结构的完善应有利于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作用。政府职能定位、税制完善、税权配置是影响和制约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构建,而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构建问题恰恰是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核心问题。本文描述了目前我国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税制结构安排、税权配置和税收收入体系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收入体系不平衡这一核心问题,即中央财力相对充盈、地方财力相对不足、地方财力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高;二是共享税问题,即共享税种过多、共享方式繁杂、共享税比重过高等问题;三是地方税问题,即地方税主体税种欠缺、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按照本文的研究思路,税收收入体系问题是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税收收入归属权问题。在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中,税收收入体系可以分为中央税收收入体系和地方税收收入体系,要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实质是重构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将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对于研究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何界定三者的界限争议较大。地方税体系建设是重新构建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关键所在,目前关于地方税体系的内涵以及如何完善也是理论界争议较多的问题。本文以税权配置为主线,对地方税、地方税体系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同时从税权和税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总体思路:一是既要维持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同时也要激发地方政府活力;二是坚持优化税制结构和合理配置税权相结合,一方面要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使税制结构更加优化、使税权配置更加合理。本文认为,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关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一蹴而就,要在事权划分明晰、税制结构优化和税权配置完善的综合治理中重新构建两级税收收入体系,使税权与事权基本匹配,税制结构与税权配置基本协调,税收收入与支出责任基本适应,确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和地方政府的活力相统一,同时发挥好税收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作用。只有税收收入在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划分合理,才能使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各级政府间行使合理,进而决定了各级政府可以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而这种作用发挥的前提恰恰是事权、税权和税制三个方面的良性互动。从政府层级上看,政府间税收关系应包括横向政府间税收关系和纵向政府间税收关系,横向政府间税收关系是平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具体包括平级地方政府之间和不同级别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可能归属同一级别上级地方政府管辖,也可能归属不同级别上级地方政府管辖;纵向政府间税收关系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具体包括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上级地方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本文研究政府间税收关系以税权配置为主线,税权划分包括横向划分和纵向划分,横向划分是在同级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其中,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各级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正常运行,为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税收关系提供重要前提和借鉴,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6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介绍政府间税收关系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事权划分、税制结构、税权划分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主要文献和研究现状,限定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内涵和研究范畴,明确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2章,着重对政府间税收关系做出一般性理论分析,指出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前提是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基础是税收制度,主线是税权划分,核心在于重构中央和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关键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第3章,重点分析了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效应。一是利用税收的无谓损失原理、拉弗曲线和拉姆齐法则对政府间税收关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阐述税收分权的利弊;二是阐述了税收分权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只有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实行税率分享制,才能激发地方政府活力,提高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三是以1998年至2015年税收收入、支出责任和GDP增长的数据为基础,着重分析了税收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证明了税收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四是分析了政府间税收关系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式分权框架下地方竞争和晋升压力的存在,税收分权对地区就业增长呈现较为显着的不利影响;五是分析了政府间税收关系与公平分配之间的关系,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可支配财力时,将更多资金转向投资性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第4章,着重介绍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现状,分别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税收制度、税权划分以及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等4个方面阐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状是缺少法律依据,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层层下移,地方财力凸显不足;税制结构的现状是欠缺地方税主体税种,直接税比重有待提高;税权配置的现状是缺少顶层设计,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入归属权交叉重叠现象严重;税收收入体系的现状是地方税体系有待完善。第5章,着重分析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存在的问题。首先,分析了制约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职能定位、税制结构和税权配置。然后,从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入手,深刻剖析了政府间税收关系的问题渊源。最后,提出了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和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失衡问题,两个基本问题即共享税问题和地方税体系问题,这里面包含了转移支付与地方财力比例失调、共享税比重过大、分税与分成如何权衡、地方税体系建设等分税制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第6章,对未来我国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构建提出了框架设计,包括根本目的、总体思路、主要原则和具体设想等,并在重新界定政府职能、优化税制结构、合理配置税权和重建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建议。
杨白冰[6]（2016）在《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转型期的中国税收正面临着总量增速乏力以及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在近两年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税收收入增速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迹象。2013年与2014年,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9.86%、7.82%,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同比增速首次低于两位数;另一方面,从税收收入结构看,近年来我国商品劳务税占比在50%以上,而所得税占比仅占25%左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所得税比重较低。以往关于优化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多集中于对最优税率、征管效率的探讨,而忽略了对税源的剖析。事实上,税源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如果没有充足的税源作为基础,税收制度设计得再完美也很难保证税收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如何通过优化税源结构来为税制改革提供前提和条件,是税制改革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本文认为,产权结构变迁是税源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所在。这是因为,随着所有权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新的产权主体产生并获得收益,这构成了新税源产生、稳定、扩大的基础;税源的变化会进一步导致税制结构变迁,这是因为新的税源结构需要新的税收汲取能力作为匹配,增强税收汲取能力的核心就在于主体税种的选择与搭配,这成为推动税制结构变迁的动力;最后,以新的税源为基础、辅之以不断增强的税收汲取能力,共同促进了税收收入的扩大;而扩大的税收收入可以弥补政府为界定与保护产权付出的成本,由此形成“产权——税源——税制结构——税收收入——产权”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变迁、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产权变迁过程中相关税收的变化情况,以检验这一机制的合理性。首先,本文通过梳理中国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了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源产生、扩大的影响机制,税源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税制结构,最终促进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上升。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企业产权主体由国家转向集体、法人与私人,他们作为自主经营决策的主体被法律认可,这就促进了企业所得税税源的形成;另一方面,从产权权能的角度看,产权主体由国家向集体、个人以及法人转移的本质在于,市场主体获得对企业财产的使用权、处置权以及收益权。企业所有者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与处置权可以理解为企业所有者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而收益权则意味着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拥有。随着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推进,企业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逐渐由政府转向市场、并逐渐实现统一,这不仅激励了企业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利润的扩大、员工工资的增加。这些可以通过影响税源、税制结构,最终促进税收收入以及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2001-2013年间、31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程度与税收收入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投资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对股份制企业的投资会对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增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投资会对税收收入增速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其结构没有显着性影响;而增加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仅会导致税收收入的降低,特别是不利于所得税收入的增加;此外,资金约束一定的背景下,个人资本、法人资本的比例越高,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增长越快;而国家资本与集体资本的增加则会对税收收入的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此前提出的理论,即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程度越高,税收收入、特别是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越快。此外,通过梳理中国城市土地和住房产权变迁历程,本文分析了这一过程中财产税收入的变化情况。在土地市场上,土地由完全国家所有转向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共存,同时,城市土地还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以所有权为核心,以使用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为特征的城市土地产权结构。其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相关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促进了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迅猛增长;在住房市场上,我国城镇住房产权制度的改革经历了“有限产权——部分产权——私有产权”的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将使用权、转让权与收益权不断由国家转移给集体、法人、个人等市场主体的过程。而住房市场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有效地激励了住房的供需,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商品房的交易都呈现出不多扩大的趋势。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进而促进房产税与契税的增长,以及相关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对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源、税制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本文发现:在产权结构多元化过程中,所有权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分割、裂变成各式各样的产权。而产权明晰的过程即是各种主体获得收益的过程,这种收益的产生一方面源自于激励,另一方面源自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其结果是开辟了新的税源,进而影响税制结构、提高税收收入。本文的结论意味着,解决税收收入不足以及税收调节问题时,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税率、征管效率等手段,通过在产权结构多元化过程中对不同产权主体的清晰界定与保护,使得各产权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保持平等地位,实现权、责、利之统一,同样可以促进新税源的产生,进而起到优化税制的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视角创新。以往对于宏观税负以及税制结构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管理因素三个方面,而本文从税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税源是税收制度的根本,如果没有充足的税源,税收制度即便设计的再完美,也不会产生充足的税源;此外,税源的变迁反映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是市场主体收益结构的变迁,因此只有基于税源的变化设计税制结构,才能使得税制结构真正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第二,理论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创造性地将产权与税收问题建立联系,这突破了以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对税收问题的研究。此外,本文尝试还构建了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收入影响的一般分析框架。
李琼[7]（2016）在《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之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GDP从1978年的3650.2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636462.7亿元,总量在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的税收结构一直在变化,所得税占比一直在增加。即便如此,流转税仍是我国的主体税种,所得税处于相对次要地位,我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一直在6%左右,比重远低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经济奇迹并未在个人所得税收入上得到充分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个税之谜”。本文以个人所得税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对中国的“个税之谜”做出解释,具体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第1章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从五个不同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对个人所得税变化路径、税收潜力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并作出了述评。结合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对论文中涉及的数据进行了介绍。最后,介绍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并提出了之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2章对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总结出了中国税制结构的五个典型性特征: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低于其他国家,不仅低于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当的大部分发达国家,也低于人均经济总量与中国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工薪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总的税收收入更多的依赖流转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并不低。明确了中国个人所得税变化的现实路径。第3章借鉴经典的最优所得税模型,首先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分析了理论模型的结果成立的前提。其次,分别从中国的税收决策过程、经济增长背后的收入分配、征税动力、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公共服务融资中的地位,以及中国的逃避税问题五个角度,研究了中国的现实与基准理论模型的偏离。具体来说,虽然基准理论模型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选民的扩张,政府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税收决策过程,再分配政策的“失灵”,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对土地资源、债务、流转税等的依赖,以及大量的逃避税规模,导致中国的现实与基准理论模型之间存在较大偏离。决定税收规模的决定性因素是税基,接下来的两章,本文从窄税基“劳动收入”和宽税基“中国经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变化进行了实证检验;另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税基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家的税收收入,需要一定的制度投资和有效的政府效率,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变化路径之后,本文继续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变化路径作出了解释,这是第6章和第7章的内容。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4章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是我国个税占比较低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个税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亦存在U型关系。当人均GDP超过67161.02元时,经济增长对个税占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若以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7%计算,从2020年开始,经济增长的成果会开始在个人所得税上得到体现。第5章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大量的非正规经济,是中国个税占比较低的又一重要原因。从非正规就业来看,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39912万人,增加至2014年的59258万人。1995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为21344.94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为34.92%,到2014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为333853.65亿元,占当年GDP比重52.48%。19952014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5.88%。第6章的研究结论是:导致中国个税占比较低的又一原因是,中国税务部门的税收努力程度较低。国际比较表明,中国虽然财政能力投资较高,但是税收努力程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税务部门努力程度较低,但是,增加税收努力程度,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增加税收努力程度虽然会带来当年个税占比的增加,但有可能是“寅吃卯粮”的结果,并不能带来长期的税收结构的转变。第7章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对其他流转税和非税收入的依赖,并没有减少地方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激励,这可能与地方政府财源不足有关。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激励。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会下降0.013个百分点。第8章总结全文,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边志强[8]（2015）在《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是基础设施特别是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423.7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为9.62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位；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为9.76万公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1.1万公里,分别居世界第二和第一位。通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邮电业务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全国全年邮政业务总量为5681.33亿元,其中函件业务为70.74亿件,包裹业务为6875.5万件,发行报刊15401.7万份,快递业务为568548.0万件；全国电信业务总量为36211.79亿元,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为11.12亿户,固定电话用户数量为2.78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5.67亿人。超前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理论上,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如此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必定较快提高,如果超前发展的网络基础设施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必定与网络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然而目前研究交通、通讯等网络基础设施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所得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有些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另一些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不显着甚至是负向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样本的选择以及计量方法存在差异外,本文认为还存在以下重要原因：第一,忽略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外部效应,或者虽然研究了网络基础设施的空间外部效应,但其中大多数研究对空间计量面板模型的运用并不准确；第二,忽略了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三,自主R&D和国际R&D技术溢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内容,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对自主R&D和国际R&D技术溢出的影响时忽略了网络基础设施的门限效应。由于以上原因的存在,现有文献在进行网络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时难免会导致研究结果与现实情况的不符。基于此,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等不同理论框架下,使用多种计量模型研究网络基础设旖的本地外部效应、空间外部效应、质量提升以及门限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以期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从而为政府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可行的理论依据。本文包括七个章节的内容,如下为具体安排：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点以及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和内涵。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本章对相关经济理论加以厘清,对现有文献加以归纳整理,以确定论文研究的切入点,并为之后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描述了我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本章首先用数据描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发现无论是投资总量、存量规模还是质量一直都呈上升趋势。然后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涵,详细全面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以为实证分析结果的解释提供相关依据。第四章为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章首先使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85-2012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4.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08%,其中,技术效率年平均增长率为0.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1%；年平均技术进步为3.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07%,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的。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还是技术进步率,东部地区都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且呈现出由东到西逐步降低的态势。然后在Hulten （2006）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计量分析模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采用1985-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我国省际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的本地外部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研究发现：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技术效率增长的提高作用显着,本地通讯基础设施对本地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都有积极的正影响；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为负,外地通讯基础设施对本地技术效率增长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为正。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提醒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其他地区政府行为,在保持最优规模网络基础设施的同时,需对经济政策做出一些主动的调整,以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第五章为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本章将铁路提速视为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的标志之一,使用1994-2006年地级市层级数据,构造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考察了铁路提速对率先提速的京沪线、京广线和京哈线三大铁路干线沿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铁路提速显着促进了沿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体来说,铁路提速主要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进步水平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虽然铁路提速对城市技术效率增长的影响统计上并不显着,但其平均处理效应（ATT）随着时间推移由负转正,说明铁路提速对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虽不明显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第六章为网络基础设施对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分析。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如何通过影响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来间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对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指出由于存在门限效应,我国不同地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规模的差异可能导致地区间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然后在Coe和Helpman （1995）模型的基础上,使用1994-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各地区自主R&D资本以及国际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证实了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以网络基础设施为转换变量,测算了引发自主R&D能力和国际R&D技术吸收能力变化的网络基础设施的门限特征。检验结果验证了门限效应的存在,并表明各地区在大力发展和完善通讯基础设施的同时,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第七章为论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主要是对前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政策启示。并对论文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Hulten （200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地网络基础设施变量,拓展了Hulten的理论模型。利用该拓展模型构建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全面深入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本地外部效应和空间外部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更能够深入理解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第二,针对现有研究存在忽视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不足,本文以率先提速的京沪线、京广线以及京哈线三大铁路干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时考虑到作为政府政策的铁路提速并不是“随机试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估计,从而能够有效降低样本选择偏误。第三,本文首次详细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对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指出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提高自主R&D能力以及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到网络基础设施的网络特性只有在其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显现,提出网络基础设施对自主R&D能力和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还应该具有非线性的“门限效应”,并使用较前沿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加以证实。对研究自主R&D能力和国际R&D技术吸收能力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补充。
余红艳[9]（2015）在《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文中指出20年前,中国做出了分税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初步建立较为全面、系统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中国财税改革的历史性飞跃。伴随着税收制度的演进,“效率型”税收制度一方面将“增长主义”为先的经济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以税收收入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收入总量高度累积,“扩大规模”的财政哲学长期占优,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广泛形成。然而,经历了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偏离。2008年后,中国错失了税收制度调整的最佳契机,经济发展对体制负面效应的融合度渐进饱和,税收制度的经济绩效由原有的“激励变量”逆转为真实的“经济约束”。鉴于此,税收制度面临重新的评价与权衡。本文即是从广义税收制度的视角出发,从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以及税收管理体制动态演进的三个维度,遵循分税制改革的初始背景与逻辑路径,用辩证的观点系统衡量中国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具体研究涉及以下问题:首先,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在现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架构下,探讨三个口径宏观税负率与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在分阶段演进中,具有“增收”特征的税收制度直接带来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攀升,在税收制度形成期（1994—1997）,多数变量均不显着;在制度发展期（1998—2002）,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开始释放;在税收制度的弱势转变期（2003—2007）,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尤为显着,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达到高峰;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税收制度强势供给与创新并未得到满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负效应愈发突出,且强度也大于前面三个阶段。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消极向积极态势的转变过程。不同口径的分析结论显示:随着口径的变大,前期大量非税收入的存在及其较低的管理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得益于预算改革的推进,非税收收入的负面效应有所弱化但依旧强劲。在总体制度绩效释放期,宏观税负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着为负。区域实证结果反映:在整个税收制度红利的释放期,地区宏观税负率制约经济增长,边际宏观税负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东部地区由于宏观税负上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其次,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则更加侧重税收制度的结构演进视角。从总体演进结果来看,我国直接税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令人担忧,由于直接税比重较低,税种不健全,直接税的总量及其经济调节功能不足显着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从分阶段演进的情况来看,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税收结构的消极作用极为突出,经济增长绩效损失远远大于间接税税收制度完善中所带来的正向经济增长绩效。之所以在制度演进的弱势转变期矛盾并不突出,原因在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符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安排的内在要求,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正向绩效持续为继,在改革的前期掩盖了直接税的调节不足,但间接税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在最后阶段出现了大幅度减弱,也使得税收结构的劣势凸显。相比之下,区域视角分析中,税收结构的经济绩效在东部地区的负面效应累积显着,中部地区的负增长效应次之,西部地区税收结构演进较慢。最后,分税制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通过构建分税制制度绩效衡量指标,从省级与区域层面展开经济增长绩效分析。在制度合理方面,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绩效并未全面实现,政府收入扩张的负效应凸显,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收入的扩张根源于政府职能的不规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不清。分阶段演进中,分税制的体制框架下政府支出的与政府收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出现了阶段性波动,以2003年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为分割点,政府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在制度强势转变期,政府收入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制度规范方面,总体上,税收分权激励作用不足,收支不对称矛盾突出,转移支付制度的经济绩效有待释放。分阶段演进中,税收结构在税收“分成”的财政激励下逐渐阻碍经济增长绩效的释放;税收分权的经济激励自制度形成后经历了绩效释放到逐渐衰弱的过程;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偏离经济增长目标,也强化了税收之外的收入扩张惯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收支调节作用尤显不足。在管理科学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分阶段分析都证实:预算内收支的规范度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区域分析中,分税制整体绩效的负面效应在东、中和西部地区骤然显现。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本文分析了税收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结论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性之举,我们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其修正的必要性。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相匹配的,但在制度演进的后期,分税制体制背景下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业已衰竭。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税收制度框架正阻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转换,基于原有税收制度的固化与些许的制度微调无异于“饮鸩止渴”,在经济体制改革渐进“深入区”之际,只有“断臂求生”,走向否定之否定,全面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税收结构,重塑政府间税收分权的有效激励框架,释放中国供给管理约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蒋励佳[10]（2013）在《当下中国税负公平论衡》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结构转轨的历史进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在不断累积,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并由此日愈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2009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多年位居榜首的法国。这一信息对国内正累积发酵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不啻火上浇油,但学界却对此排行臧否不一。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福布斯税负痛苦排行榜对中国税负水平的判断?中国税负水平是否真正处于这样的高位?应如何衡量税负公平度?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税负公平状况?又应如何促进中国的税负公平?这些对理论与现实的追问不容回避。回应与破解这些问题,正是本研究的宗旨与价值所在。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负公平概念、判断标准、原则等方面内容,且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及税负公平,描述性研究较多,对现实关照不足,形成长于经济效率分析,短于权利义务的研究现状,限制了税负公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税负公平状况、实现条件与实现过程,不仅有利于税收征管的改善、提升政府合法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可以丰富和发展税负公平和税收善治理论,为中国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参考。本文首先从财政汲取和支出两方面讨论税负公平概念,将税负公平界定为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状况以及获得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水平相匹配。这个定义不是局限于从财政资源的汲取范围讨论税负公平,而是拓展至财政支出的数量与质量对税负公平进行考察,凸显国家税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应关系,以丰富税负公平的概念内涵。其次,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在规范性的善治理论范畴重新探讨税负公平的标准和原则,构建国家治理与善治视阈下体现税负公平导向、涵盖税负公平原则的税收合法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三维分析框架:（1）税收合法性维度,包括税收法定、税收民主和税收法治因素;（2）税收公共性维度,包括公共收入与支出的科学性与透明性、税收管理公共性因素;（3）税收可持续性维度,包括体现公平的税制结构、税权划分的规范性与绿色税收体系因素。这一分析框架试图融合税负公平研究中关注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代际公平等多重内涵,既强调税负在全体纳税人之间合理分配,又要求国家征收的税收总量与国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总体福利相对称,从而通过促进税负公平,推动经济、社会与国民福祉的同步协调增长。第三,综合采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运用所构建的税负公平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当下中国税负公平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虽然中国宏观税负不高,但由于各种非税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较大,导致非税负担偏高,并且税负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地区间、产业间、所有制间、社会阶层间和代际间税负分配不均,再加上政府民生支出的缺位与滞后,造成中国税收负担严重不公,民众“税负痛苦指数”不断攀升。第二,税收合法性、公共性与可持续性不足是造成中国税负不公的主要原因。（1）由于税收法定与税收民主的缺失、税收制度供给不均衡、税收理念的滞后造成中国税收合法性不足;（2）由于公共服务投入与税收增长的不同步以及税收管理公共性的滞后,造成中国税收公共性不彰;（3）由于税制结构的失衡、税收竞争异化导致税收利维坦的快速扩张、忽视税收代际公平,造成中国税收可持续性不足。第三,民众实际缴纳的税收与所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匹配是造成中国民众税负痛苦的最主要原因。民众的税负痛苦与税负公平感不仅仅指向政府收入口径的问题或者单纯衡量税负水平的高低,更大程度取决于纳税人的主观感受,即实际缴纳的税收与期望所得（所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匹配程度。因而,衡量税负痛苦根本性问题不是税负的高低本身,而是责权利的一致性和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第四,增强税收合法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是促进中国税负公平的必由之路。在总结促进税负公平所应当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共通性原理与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税负公平的理论构想与对策。（1）建立政府与公民间相互承认的税收,强调税收治理的理性、公平、有效等原初价值和基础性意义,在积极促进合作性税收信任合作关系与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耦合,从而增强税收的合法性;（2）优化税收治理的运作场域,通过搭建税收善治的机制与平台,推动税收合作治理的发展,建立税收信用制度,并通过增强公共收入与开支的科学性与透明度,提升税收的公共性;（3）改善税制结构,保持适度张力的秩序建构,完善税收管理体制,合理划分税权,构建绿色税收体系,促进税负代际公平,以实现税收的可持续性。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多角度审视税负公平问题,努力拓宽税负公平研究视野,强调从国家征税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来分析税负公平,尝试在更深层次系统探讨和解释中国税负不公的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其次是内容上的创新,构建了中国税负公平的三维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拓展了税负公平研究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国家税收治理的研究。第三是若干新颖的研究发现与研究观点:认为税收理念滞后是造成征纳双方税收不遵从的深层原因;运用相互承认政治的理论对税收合法性进行分析,指出税收合法性蕴涵着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归纳了税收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税负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局限于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还必须拓展至政府财政收入的公平支出,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国民福祉的增长结合起来。要促进税负公平,国家财税治理机制必须有效运行。只有在建立民生财政、预算国家、服务型政府基础上的财税善治才能使税负公平从理论走向现实。
二、胡鞍钢：为税收增长一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鞍钢：为税收增长一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四 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五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国家建构与财政汲取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崛起与民族国家建构 |
| 一 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 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
| 三 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涵与实质 |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 |
| 一 民族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表现 |
| 第三节 财政汲取制度概述 |
| 一 国家财政制度的涵义 |
| 二 财政汲取制度的概念 |
| 三 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石——财政汲取制度 |
| 第二章 1911-1927 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财政汲取制度构建的曲折历程. |
| 第一节 清末现代财政汲取体制的艰难起步 |
| 一 外部冲击下民族国家的建构 |
| 二 清末财政收入制度的变迁 |
| 三 晚清财政转型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军阀混战时国家聚集资本的努力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国家发展 |
| 二 对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进一步探索 |
| 三 北洋时期的畸形汲取方式—公债制度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汲取制度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
| 一 “官僚化”制度能力的提升与再思考 |
| 二 财税汲取混乱且改革实验有限 |
| 三 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 |
| 第三章 1927-1937 年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现代财政汲取制度 |
| 第一节 创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历史原因 |
| 一 巩固政权,加强政府建设 |
| 二 财政汲取能力低下 |
| 三 财政开支扩大,收支结构不平衡 |
| 四 现代财政汲取理论的蓬勃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一 中央财政获得独立与统一 |
| 二 创设具有现代色彩的财政汲取方式 |
| 三 财政汲取制度逐步规范化、法制化 |
| 第三节 对国民政府建立与发展财政汲取制度的总体评价 |
| 一 财政汲取制度现代化取得一定发展,财政收入提高 |
| 二 对战后的财政改革具备借鉴意义 |
| 三 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加剧社会不平等 |
| 四 对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影响甚微 |
| 第四章 财政转型与塑造现代财政价值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现代财政价值缺失 |
| 一 民主性不足的财政 |
| 二 法理性不足的财政 |
| 三 公共性不足的财政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建构与财政转型一体发展 |
| 一 传统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 |
| 二 民族国家与现代财政“一同成长” |
| 第三节 现代财政价值重塑 |
| 一 反思民国财政体系的改革 |
| 二 回归财政本源 |
| 三 追求大国现代财政价值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 二、概念说明与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田野调查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能力理论 |
| 一、国外学者的国家能力理论 |
| 二、国内学者的国家能力理论 |
| 第二节 科层理论 |
| 一、韦伯的理性官僚制 |
| 二、科层制的负功能 |
| 三、官僚最大化理论 |
| 四、中国的党政体制 |
| 第三节 理论启示与分析维度 |
| 一、理论启示 |
| 二、分析维度 |
| 第二章 执法权配置局限及其克服 |
| 第一节 执法权配置的现状与局限 |
| 一、执法权配置的现状 |
| 二、执法权配置影响常规执法效度 |
| 第二节 作为应对策略的执法权调控 |
| 一、联合执法模式 |
| 二、综合执法模式 |
| 三、综合治理模式 |
| 第三节 执法权调控模式的机制分析 |
| 一、执法权调控的原因 |
| 二、执法权的调控手段 |
| 三、执法权调控的体制基础 |
| 第四节 党政体制对执法能力的加强 |
| 第三章 执法队伍的组织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执法队伍的组织困境 |
| 第二节 执法部门的应对措施 |
| 一、行政执法人员及其组织 |
| 二、行政辅助人员及其组织 |
| 三、协助行政人员及其组织 |
| 第三节 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及其内涵 |
| 一、科层理论中的“专业化”及其反思 |
| 二、执法队伍的“专业化”及其内涵 |
| 第四节 执法队伍的建设方向 |
| 第四章 执法的财政保障困境及其应对 |
| 第一节 执法的财政保障困境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的应对措施及其运行机制 |
| 一、基层政府的应对措施 |
| 二、应对措施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执法财政保障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水平决定保障能力 |
| 二、财政体制限制财政自主性 |
| 三、晋升锦标赛体制影响支出选择 |
| 第四节 加强执法财政保障的两条进路 |
| 第五章 执法的“目标替代”困境及其破解 |
| 第一节 “目标替代”的三种类型 |
| 一、体制压力替代法律规则 |
| 二、部门利益替代法律规则 |
| 三、体制激励替代法律规则 |
| 第二节 “目标替代”的生成机制 |
| 一、“体制压力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二、“部门利益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三、“体制激励替代法律”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目标替代”的体制根源 |
| 一、科层组织的自主性 |
| 二、科层组织的层级结构 |
| 三、科层组织的分工结构 |
| 第四节 “目标替代”的后果及其破解 |
| 一、“目标替代”消解依法行政 |
| 二、通过作风建设强化依法行政 |
| 第六章 执法互动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一节 执法互动的三种模式 |
| 一、压制型模式 |
| 二、俘获型模式 |
| 三、妥协型模式 |
| 第二节 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一、压制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二、俘获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三、妥协型模式的生成机制 |
| 第三节 执法互动模式的生成空间 |
| 一、模糊的“委托-代理”结构 |
| 二、多元化的利益格局 |
| 三、灵活变通的执行传统 |
| 四、结果导向的激励结构 |
| 第四节 迈向回应型的执法互动模式 |
| 结论 |
| 一、基层行政执法体制的适应性 |
| 二、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结构 |
| 三、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的制度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伟大成就 |
| 1.1.2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
| 1.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地位 |
| 1.1.4 提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3.2 治理质量的测度视角与实证 |
| 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1 主要贡献 |
| 1.4.2 主要不足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
| 2.1.1 从“诺斯悖论”到“权力悖论” |
| 2.1.2 “权力悖论”的“中国省域治理”解 |
| 2.1.3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 |
| 2.2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2.2.1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 2.2.2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 |
| 2.3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2.3.1 制度变迁、时间跨度与绩效传导 |
| 2.3.2 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现象 |
| 2.3.3 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2.4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2.4.1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2 治理质量、地理位置与空间依赖 |
| 2.4.3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 |
| 3.1 评估体系构建 |
| 3.1.1 基本原则 |
| 3.1.2 评估内容 |
| 3.1.3 指标体系 |
| 3.1.4 指标筛选 |
| 3.2 数据与方法 |
| 3.2.1 样本数据 |
| 3.2.2 评估方法 |
| 3.3 时序全局因子分析 |
| 3.3.1 构建分析模型 |
| 3.3.2 检验前提条件 |
| 3.3.3 确定指标权重 |
| 3.4 治理质量评估结果 |
| 3.4.1 指数有效性 |
| 3.4.2 省域排名 |
| 3.4.3 改善幅度 |
| 3.4.4 变异水平 |
| 3.4.5 聚类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4.1 理论假说 |
| 4.1.1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着正向影响 |
| 4.1.2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 |
| 4.2 模型与方法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研究方法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模型假设检验 |
| 4.3.3 初步计量结果 |
| 4.3.4 地区差异性 |
| 4.3.5 时期差异性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内生性问题 |
| 4.4.2 样本类型选择 |
| 4.4.3 模型形式选择 |
| 4.4.4 变量形式选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5.1 理论假说 |
| 5.1.1 治理质量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倒U曲线”关系 |
| 5.1.2 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5.1.3 治理质量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
| 5.2 模型与变量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3 长期效应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模型假设检验 |
| 5.3.3 初步分析结果 |
| 5.3.4 地区差异性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短期效应分析 |
| 5.4.1 初步计量结果 |
| 5.4.2 经济发展水平 |
| 5.4.3 地区差异性 |
| 5.4.4 时期差异性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6.1 理论假说 |
| 6.1.1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
| 6.1.2 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衰减 |
| 6.2 模型与变量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6.3.1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
| 6.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4 空间计量分析 |
| 6.4.1 初步计量结果 |
| 6.4.2 地区差异性 |
| 6.4.3 时期差异性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4.5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意义及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结构：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重点、难点及可能创新之处 |
| 一、重点与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一节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基础：财政分权 |
| 一、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二、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
| 三、财政分权对微观个体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相关研究 |
| 一、均等化框架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关研究 |
| 二、“粘蝇纸效应”框架下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相关研究 |
| 三、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优化路径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有待探讨“权”的本质,区别“分权”与“分钱” |
| 二、有待打开省以下财政体制这一“黑箱” |
| 三、有待从更长的历史阶段研究我国的财政分权 |
| 四、不应忽视企业的异地分支机构问题 |
| 五、分权指标的构建应当考虑“全口径” |
| 六、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有待深入探讨 |
| 第三章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基本要素 |
| 一、省以下税收收入划分 |
| 二、省以下非税收入管理体制 |
| 三、省以下体制上解办法 |
| 四、省对下增加收入的激励约束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基本情况 |
| 一、“彻底分税”型省以下财政体制 |
| 二、“混合分税”型省以下财政体制 |
| 三、“收费共享型”型省以下财政体制 |
| 第三节 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案例 |
| 一、“彻底分税”型财政体制案例：辽宁省 |
| 二、“混合分税”型财政体制案例：广东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省与省以下政府在税收收入上实现了“分税” |
| 二、省以下财政体制可以提供丰富的“断点” |
| 三、不应忽视体制上解因素 |
| 第四章 最优转移支付规模与结构——一个简单框架 |
| 第一节 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私人部门的决策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决策 |
| 第四节 中央政府的决策 |
| 第五节 基本推论 |
| 第五章 我国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 |
| 第一节 本章概述与研究背景 |
| 一、本章概述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转移支付对县级财力的均等化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起到了均等化作用 |
| 二、目前县域之间的不均等主要来自于省内 |
| 三、不均等的固化应当重视 |
| 第六章 我国转移支付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 |
| 第一节 本章概述及研究背景 |
| 一、本章概述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转移支付资金与我国公路建设 |
|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实证分析结果 |
| 三、工具变量的选取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的结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借鉴意义 |
| 一、绝大多数转移支付资金指定用途 |
| 二、注重程序控制与公开透明 |
| 第二节 德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借鉴意义 |
| 一、注重均等化效果,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成效显着 |
| 二、注重地方政府间协商 |
| 三、建立地方政府间冲突解决机制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借鉴意义 |
| 一、注重地方政府财力均等化 |
| 二 澳大利亚联邦拨款委员会发挥独立作用 |
| 三 政府间财政问题协商制度化 |
| 第四节 国外转移支付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一、转移支付支付模式多样 |
| 二、法制化程度高 |
| 三、注重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协商 |
| 第八章 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一、分税制在我国省以下已经基本确立 |
| 二、财政支出的生产性等因素对转移支付的最优规模产生重要影响 |
| 三、我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效果比较明显 |
| 四、转移支付资金显着促进公路里程增加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制定高层级的转移支付法设定惩罚性条款强化约束 |
| 二、缩减转移支付具体细目、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 |
| 三、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一、区分“分权”与“分钱”有待突破 |
| 二、多层级框架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
| 三、转移支付的最终受益归宿有待深入研究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界定和研究范畴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范畴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财政分权研究综述 |
| 1.3.2 事权划分研究综述 |
| 1.3.3 税制结构研究综述 |
| 1.3.4 税权划分研究综述 |
| 1.3.5 地方税体系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理论分析 |
| 2.1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理论渊源 |
| 2.1.1 公共经济学理论为政府间税收关系提供基本理论支撑 |
| 2.1.2 财政分权理论奠定政府间税收关系的理论基石 |
| 2.1.3 契约经济学理论为政府间税收关系提供经济学分析框架 |
| 2.1.4 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政府间税收关系提供理论参考 |
| 2.1.5 最优及次优税制理论为优化税制结构提供理论指导 |
| 2.1.6 博弈经济学理论为政府间税权的合理划分提供理论支持 |
| 2.2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基本前提—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2.2.1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基本内涵 |
| 2.2.2 事权、支出责任与政府间税收关系 |
| 2.3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制度基础—税收制度 |
| 2.3.1 税制结构与政府间税收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
| 2.3.2 具体税制影响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合理构建 |
| 2.3.3 税收政策促进政府间税收关系的良性运转 |
| 2.4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主线—税权划分 |
| 2.4.1 税权综述 |
| 2.4.2 税收管辖权是国家税权的重要体现 |
| 2.4.3 税收立法权是政府税权的逻辑起点 |
| 2.4.4 税收行政权决定政府税权的良性运转 |
| 2.4.5 税收司法权是政府税权的内在保障 |
| 2.4.6 政府间税收关系中的税权划分 |
| 2.5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核心—两级税收收入体系 |
| 2.5.1 税收收入体系具有层级性 |
| 2.5.2 完善地方税体系是制衡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关键 |
| 3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效应分析 |
| 3.1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
| 3.1.1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和税收无谓损失 |
| 3.1.2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和最优税率 |
| 3.1.3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和税收弹性 |
| 3.2 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税收关系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 3.2.1 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国家治理 |
| 3.2.2 税权划分影响国家治理的认识误区 |
| 3.2.3 完善地方税体系对国家治理的意义 |
| 3.3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
| 3.3.3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3.4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
| 3.4.3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3.5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对公平分配的影响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
| 3.5.3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4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现状分析 |
| 4.1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 |
| 4.1.1 事权划分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 |
| 4.1.2 事权与支出责任交叉错位 |
| 4.2 税收制度的现状 |
| 4.2.1 营改增之后税制更加简化 |
| 4.2.2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 |
| 4.2.3 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待改进 |
| 4.3 税权划分的现状 |
| 4.3.1 税收立法权的划分过于集中 |
| 4.3.2 税收征管权的划分存在交叉 |
| 4.3.3 税收收入归属权的划分偏离分税轨道 |
| 4.4 两级税收收入体系的现状 |
| 4.4.1 中央税收收入体系相对充盈 |
| 4.4.2 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相对匮乏 |
| 4.4.3 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比例有待改进 |
| 5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制约因素分析 |
| 5.1.1 政府职能有待重新界定 |
| 5.1.2 税收制度有待更新完善 |
| 5.1.3 税收权限有待合理配置 |
| 5.2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核心问题—两级税收收入体系失衡 |
| 5.2.1 分税制后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关系持续失衡 |
| 5.2.2 营改增后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关系失衡加重 |
| 5.2.3 地方财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 |
| 5.2.4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关系失衡的综合分析 |
| 5.3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一:共享税问题 |
| 5.3.1 问题表现之一:共享税种过多 |
| 5.3.2 问题表现之二:共享方式繁杂 |
| 5.3.3 问题表现之三:共享比重过大 |
| 5.3.4 共享税问题的综合分析 |
| 5.4 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基本问题之二:地方税体系问题 |
| 5.4.1 地方税的概念界定模糊 |
| 5.4.2 地方税体系的问题表现 |
| 5.4.3 地方税体系的问题分析 |
| 6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框架设计及建议 |
| 6.1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框架设计 |
| 6.1.1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根本目的 |
| 6.1.2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总体思路 |
| 6.1.3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主要原则 |
| 6.1.4 完善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的整体布局 |
| 6.2 具体建议一: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合理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 |
| 6.2.1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6.2.2 处理好政府与政府的关系 |
| 6.3 具体建议二:完善税收制度、夯实政府间税收关系的制度基础 |
| 6.3.1 综合考虑多元化目标 |
| 6.3.2 合理构建复合税制 |
| 6.3.3 优化税制结构 |
| 6.3.4 适时调整税收政策 |
| 6.4 具体建议三:合理配置税权、释放各级政府的活力和创造力 |
| 6.4.1 纵横摆布合理配置税收立法权 |
| 6.4.2 多方考虑合理配置税收征管权 |
| 6.4.3 双管齐下合理配置税收收入归属权 |
| 6.5 具体建议四:重建两级税收收入体系、均衡配置政府财力 |
| 6.5.1 逐步改革共享税是重回分税制的根本途径 |
| 6.5.2 重建地方税体系是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关键 |
|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境 |
| 1.1.2 财政政策面临“三角困局” |
| 1.1.3 税制改革迫在眉睫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构 |
| 1.4 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税收的文献综述 |
| 2.1.1 税源的概念辨析 |
| 2.1.2 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 |
| 2.1.3 税制结构的影响因素 |
| 2.2 产权制度概述 |
| 2.2.1 产权的界定 |
| 2.2.2 产权、所有权与物权的概念辨析 |
| 2.3 产权与税收之间的联系 |
| 2.3.1 对传统税收理论的批判 |
| 2.3.2 从产权角度看待税收问题的合理性 |
| 2.3.3 产权税收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一个分析框架 |
| 3.1 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源的影响 |
| 3.1.1 产权结构多元化与新税源的产生 |
| 3.1.2 产权清晰界定与税源的稳定 |
| 3.1.3 产权结构多元化与新税源的扩大 |
| 3.2 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制结构变迁 |
| 3.2.1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演进 |
| 3.2.2 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制结构的影响 |
| 3.3 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
| 3.3.1 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收收入的扩大 |
| 3.3.2 产权结构多元化程度与税收收入的最优选择 |
| 3.4 理论框架与假设的提出 |
| 3.5 本章小结 |
| 4.历史实证分析：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 |
| 4.1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企业产权变迁 |
| 4.1.1 放权让利改革（1979-1984年） |
| 4.1.2 两权分离改革（1984-1992年） |
| 4.1.3 股份制改革与产权结构多元化（1993-1998年） |
| 4.1.4 产权约束下的国企改革（1998年至今） |
| 4.2 企业产权变迁中的税收变化情况 |
| 4.2.1 企业产权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税源变化 |
| 4.2.2 税制结构的变化 |
| 4.2.3 税收收入的变化趋势 |
| 4.3 本章小结 |
| 5.计量实证分析：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 |
| 5.1 企业控制权多元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
| 5.1.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构建 |
| 5.1.3 实证结果 |
| 5.2 企业剩余索取权多元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
| 5.2.1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2 模型构建 |
| 5.2.3 实证结果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控制权多元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
| 5.3.2 剩余索取权多元与企业微观激励 |
| 5.3.3 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税收收入的扩大 |
| 5.4 本章小结 |
| 6.城市土地、住房产权变迁对相关税种的影响 |
| 6.1 土地市场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相关税种的影响 |
| 6.1.1 土地市场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内涵 |
| 6.1.2 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
| 6.1.3 土地市场产权结构多元化对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
| 6.2 房地产市场的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相关税种的影响 |
| 6.2.1 房地产市场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内涵 |
| 6.2.2 房地产市场产权结构变迁 |
| 6.2.3 房地产市场产权结构多元化对房产税、契税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产权视角下扩大税源的政策建议 |
| 7.2.2 我国税源变化趋势与税制改革对策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之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对税收增长路径的解释 |
| 1.3.2 所得税规模与税收结构的相关研究 |
| 1.3.3 税收潜力的相关研究 |
| 1.3.4 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规模研究 |
| 1.3.5 非正规经济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方法、数据和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2章 中国的个税占比：历史沿革及现状分析 |
| 2.1 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沿革 |
| 2.2 中国税制结构的典型性特征 |
| 2.2.1 个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先上升后下降 |
| 2.2.2 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低于其他国家（地区） |
| 2.2.3 工薪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比重逐步上升 |
| 2.2.4 中国税收结构更多地依赖流转税 |
| 2.2.5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并不低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之谜：理论解析 |
| 3.1 一个基准模型 |
| 3.1.1 模型的提出 |
| 3.1.2 基准模型的设定 |
| 3.1.3 基准模型的结论 |
| 3.2 与基准模型的偏离：中国国情 |
| 3.2.1 中国的税收政策决定过程 |
| 3.2.2 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收入分配 |
| 3.2.3 中国的税收动力是再分配吗？ |
| 3.2.4 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公共服务融资中的地位 |
| 3.2.5 中国的逃避税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个税占比与中国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变化的视角 |
| 4.1 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性事实：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
| 4.2 中国个税占比与经济增长：实证检验 |
| 4.2.1 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
| 4.2.2 模型设定 |
| 4.2.3 模型估计结果 |
| 4.2.4 子样本分析结果 |
| 4.2.5 个税占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个税占比与中国经济结构：从非正规经济角度的考察 |
| 5.1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规模有多大？ |
| 5.1.1 中国的非正规就业 |
| 5.1.2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
| 5.2 非正规经济规模与个税占比：实证检验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初步分析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个税占比与政府税收能力：从政府有效性角度的考察 |
| 6.1 中国的财政能力投资 |
| 6.2 中国税务部门的税收努力程度：国际比较的视角 |
| 6.2.1 税收努力程度的测算方法 |
| 6.2.2 标准税率的确定 |
| 6.2.3 税收努力程度的国际比较 |
| 6.3 中国税务部门的税收努力程度：省际差异 |
| 6.3.1 标准税率的确定 |
| 6.3.2 税收努力程度的省际差异 |
| 6.4 税收努力程度对个人所得税税收规模的影响：实证检验 |
| 6.4.1 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4.3 初步分析结果 |
| 6.4.4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个税占比与政府征税激励 |
| 7.1 个人所得税与工资水平的变化：免征额调整的影响 |
| 7.2 对流转税及其他非税收入的依赖降低了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激励吗？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附录 |
| 附录 2.1：历年个人所得税分项目收入 |
| 附录 6.1：税收努力程度的国际比较和省际差异 |
| 附录 6.2：几种税收收入能力测算的方法介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研究对象内涵界定 |
| 1.3.1 网络基础设施内涵界定 |
| 1.3.2 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早期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的论述 |
| 2.2.2 基础设施的投资效应 |
| 2.2.3 基础设施的福利效应 |
| 2.2.4 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 |
| 2.2.5 考虑空间因素的基础设施外部效应 |
| 2.2.6 基础设施对自主研发资本以及国际研发资本的影响 |
| 2.3 文献述评 |
| 3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作用机制 |
| 3.1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
| 3.1.1 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
| 3.1.2 通讯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
| 3.2 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1 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 |
| 3.2.2 有助于企业学习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掌握和利用现有技术知识 |
| 3.2.3 优化要素配置 |
| 3.2.4 扩大市场规模,深化分工与专业化 |
| 3.2.5 促进发明创造更好的组织管理形式 |
| 3.2.6 有利于自主研发创新和国际研发技术溢出 |
| 3.2.7 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投入品的应用 |
| 4 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外部效应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测算 |
| 4.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2.2 测算方法——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
| 4.2.3 测算结果 |
| 4.3 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效应的理论模型 |
| 4.3.1 理论模型基础 |
| 4.3.2 Hulten模型的拓展 |
| 4.4 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
| 4.4.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4.4.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5 实证结果分析 |
| 4.6 结论 |
| 5 网络基础设施质量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研究——以三大铁路干线提速为例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实证模型选择与说明 |
| 5.2.1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得假设条件 |
| 5.2.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匹配方法 |
| 5.3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5.3.1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选择 |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结论 |
| 6 自主R&D、国际R&D技术溢出与网络基础设施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自主R&D能力、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自主R&D能力、国际R&D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效应 |
| 6.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结论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7.1 本文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评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第三章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与税收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的经济背景与成效 |
| 第二节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制度的演进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税收制度的演进特征 |
| 第四章 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 |
| 第二节 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分税制与经济增长 |
| 第五章 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 |
| 第一节 理论标准与衡量指标 |
| 第二节 基于省级面板的检验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 |
| 第一节 影响税收结构的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省级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分税制的经济增长绩效 |
| 第一节 分税制制度绩效的衡量指标 |
| 第二节 基于省级面板的检验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区域视角的检验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税收制度的优化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税收制度优化的目标与逻辑路径 |
| 第二节 现代税收制度构建的政策体系 |
| 外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当下中国税负公平论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当下中国税负公平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综合评析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解析 |
| 一、税收 |
| 二、税负 |
| 三、税负公平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学理辨析:税负公平的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税负公平的研究起点:国家治理的税收逻辑 |
| 一、课税依据之思:权力与权利之间 |
| 二、税收原则之辩:公平与效率的契合 |
| 三、最优税收之论:政府应该选择怎样的税收制度 |
| 第二节 税负公平的研究理路:税负公平观的发展 |
| 一、公平观历史溯源 |
| 二、税负公平理念的演变 |
| 三、税负公平再思考 |
| 第三节 税负公平的研究目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
| 一、税收与国家治理 |
| 二、治理与善治 |
| 三、税收善治:一个税负公平的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审视公平:税负公平分析的三个维度 |
| 第一节 税收合法性考察 |
| 一、税收合法性的理论源流 |
| 二、税收法定与税收民主 |
| 三、税收合法性是税负公平实现的关键 |
| 第二节 税收公共性检视 |
| 一、税收公共性的知识脉络 |
| 二、税收公共性的嬗变与重构 |
| 三、税收公共性是税负公平实现的起点 |
| 第三节 税收可持续性论析 |
| 一、税收可持续性的理论基础 |
| 二、税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三、税收可持续性是税负公平的实现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实考量:中国税负公平的深度分析 |
| 第一节 税收合法性之维:中国税负公平的制度基础分析 |
| 一、中国税收理念的演变 |
| 二、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中国税收制度变革的得失综论 |
| 三、分税制与晋升锦标赛: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税收的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公共性之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 |
| 一、税负衡量的指标 |
| 二、中国宏观税负衡量指标 |
| 三、中国宏观税负与非税负担分析 |
| 四、中国宏观税负与财政支出分析 |
| 第三节 税收可持续性之维:中国税负公平的结构分析 |
| 一、中国税负公平的区域结构分析 |
| 二、税负公平的产业结构分析 |
| 三、税负公平的所有制结构分析 |
| 四、税收负担的社会阶层和代际公平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税负论衡:中国税负公平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失范的税负:税收合法性不足 |
| 一、税收法定与税收民主的缺失 |
| 二、税收制度供给不均衡 |
| 三、税收理念的滞后 |
| 第二节 税痛之争:税收公共性不彰 |
| 一、对税负痛苦指数的思考 |
| 二、税负之痛与公共服务投入 |
| 三、税收管理公共性的欠缺 |
| 第三节 失衡的税负:对税收可持续性的拷问 |
| 一、税制结构的失衡 |
| 二、税收竞争与税收利维坦 |
| 三、税负代际公平的忽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借鉴:促进税负公平的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税负公平的国际比较 |
| 一、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 |
| 二、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 |
| 三、财政支出的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促进税负公平的改革 |
| 一、美国促进税负公平的改革 |
| 二、德国促进税负公平的改革 |
| 三、日本促进税负公平的改革 |
| 第三节 发达国家促进税负公平改革的启示 |
|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思考:税负公平是税收改革的目标 |
| 二、简化税制与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有利于拨开财政幻觉的迷雾 |
| 三、税负优化的实现基础:对权力的制衡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路径选择:促进中国税负公平的路向与对策 |
| 第一节 构建行动规则,增强税收合法性,促进税负公平 |
| 一、相互承认的税收:权力与权利的耦合 |
| 二、强化权力制衡,增强税收决策科学性 |
| 三、培育公民意识,推动基于相互承认的纳税遵从 |
| 第二节 优化运作场域,提升税收公共性,促进税负公平 |
| 一、合作治理:税收善治的机制与平台 |
| 二、健全信用体系,完善税收征纳模式 |
| 三、增强公共收入与支出的科学性与透明度 |
| 第三节 推动结构转型,拓展税收可持续性,促进税负公平 |
| 一、改善税制结构,保持适度张力的税收秩序建构 |
| 二、完善税收管理体制,合理划分税权 |
| 三、构建绿色税收体系,促进税负代际公平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三、财税善治——促进税负公平之根本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胡鞍钢：为税收增长一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D]. 郑晓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当代中国基层行政执法能力研究[D]. 李梦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建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4]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优化研究[D]. 任致伟.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5]中央与省级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问题研究[D]. 张春宇.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 [6]产权结构多元化对税收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杨白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12)
- [7]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之谜研究[D]. 李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 [8]网络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研究[D]. 边志强. 东北财经大学, 2015(08)
- [9]中国税收制度的演进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基于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实证分析[D]. 余红艳. 南京大学, 2015(01)
- [10]当下中国税负公平论衡[D]. 蒋励佳. 南京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