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黄河,周骁[1](2022)在《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文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支撑。
韩德睿[2](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研究说明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李天惠[4](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指出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胡云莉[5](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王宁[6](2019)在《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对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18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作为21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美国多变的对华外交政策,经济关系从1998年至今在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成为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压舱石”。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经济却已经有从“压舱石”向“政治武器”演变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经济外交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中美经济外交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尤为必要。从21世界初经济外交这个理念被提出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重大的经济议题上积极通过斡旋、谈判和利用国际机制等外交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这就为掌握经济权力和希望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权力主体和利益集团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争夺话语权的新的领域,其中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本篇论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通过阐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来解释话语如何产生权力,以及话语权力的构成,话语实践的语境,并逐步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建构的五个维度。在理论上确定话语可以产生权力以及如何产生权力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提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中成为话语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保证。在宏观制度层面上,通过分析中美经济外交机制的双层博弈机制和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找到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机制框架下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制度依据,即“话语语境”,再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采取传播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五个维度: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来在“话语实践”维度进一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在2008-2018年历时十年的中美经济外交中作为话语主体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路径,并探讨该话语路径和机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人民币汇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关税”三个案例进一步检验和探讨这一话语建构机制,并发掘影响其话语效果的因素。为了回答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变化,笔者通过对媒体的内容分析找寻变化背后的原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笔者指出了该项研究对于当代中美经济外交的重大意义。
牛博文[7](2016)在《信息主权论》文中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加速的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人类迈向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打破印刷媒介受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实现全球信息高速便捷流通的时代,同时也是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忽视、割离的构成要素和资源形式。但信息泄露、信息窃取和信息战等威胁公民和国家信息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一系列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表明维护信息安全和隐私成为世界各国紧迫且棘手的新问题。公民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加剧信息流动的任意、复杂和跨国趋势。国家如何保护公民实现自由地发布和接收信息的同时,维持本国内信息流动的有序,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信息利益,成为解决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的关键。相较于解决如何完善基础信息网络、提升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等具体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解释国家为何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国家行使何种权力及权力行使的边界在何处等基础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传统主权理论能否适用于不断涌现的信息问题、主权的覆盖范围可否从一国地理边界扩展至信息空间?(第一章);若存在信息主权,其权力结构如何建立、是否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限制?(第二章);世界各国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第三、四章)。引论部分,从问题(现实需求)和意义(理论问题)两个方面,提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无论在一国内抑或在国际上,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均存在张力。国家和公民面对高新信息技术的崛起,双方的立场和主张不完全一致。公民主张信息是自由流动的,而国家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和共享,公民和国家的不同主张在信息空间中被凸显。如何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成为提出信息主权问题的现实需求。信息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因此,对信息的开发、控制和利用,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信息空间顺势化作各国竞争的新战场。信息技术进步冲击了国家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是否造成传统主权理论的变化,成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理论意义。正文部分以主权与国家分离为前提,共分四章,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阐释了信息主权的本质及其法律限制问题。第一章探究信息时代主权理论的新变化。作为一个既重要又相当模糊的法律概念,信息主权的历时性致使其陷入法律界定的理论困境中。通过梳理主权理论的历史流变,可见主权理论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反映出主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信息空间中,信息并非毫无规则地任意流动,而是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有序地跨国界传播。尽管信息技术进步对国家控管信息流动带来了挑战,但它同样充当了信息主权生成的技术基础。由此,主权覆盖的范围由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延伸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顺势诞生并成为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张力的依据。信息主权是与信息相关的主权,其法律界定为维护信息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便于厘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在信息空间中的各自角色。第二章对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这便于约束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实现对信息主权的有效制约。信息主权权力包含硬信息主权(信息控制权和管理权)与软信息主权(信息资源共享权)。三种权力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国家信息主权权力结构的特殊情形。通过对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进行平面化和层级化改造,提出信息主权权力的集权结构和制约结构两种典型模式。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对信息的控制、管理与共享均受到信息技术的挑战。在应然层面,信息的自由流动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且在一定的秩序中进行。如何解决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矛盾,要求信息主权存在的同时,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信息主权权力的制约结构是法治中的权力结构,成为搭建信息主权政治现实和道德追求的桥梁。第三章考察了国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立法现状,归纳以德国、韩国和中国为例的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和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例的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无论是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还是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均融合了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以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为指导,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平衡。对内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是实现信息主权权力制约结构的必然要求、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为规则及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则性诉求。由此,对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路径包括区分有害信息和违法信息、运用技术手段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并坚守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准则。第四章考察了在全球信息空间中,国家对外信息法律和政策,包括单边行动、双边和多边协议。单边行动在本质上是国家推行信息霸权的表现形式,而信息霸权是权力集权结构模式下信息主权的变异。对外信息主权法律限制是为了防止信息霸权的形成和推行,维护全球信息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路径包括保障对外信息主权的实现、依法构建全球信息空间秩序,并提出依法规范信息资源共享权的运行方向。结论部分集中回答了“信息主权是否存在”、“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和“信息主权法律限制如何进行”三个问题。继而得出三方面判断,即主权从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扩展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是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的平等互动关系;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面向。对内,以规制强弱为区分标准,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分为相对严格和相对宽松两种模式。对外,应尊重各国信息主权,依法行使信息资源共享权,抑制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信息主权作为信息时代应运而生的概念,是以主权理论为基石,开放而非封闭、发展而非停滞、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追求、理性的崇拜和人的关切,要求人从对神超验力量的顶礼膜拜中解放出来,同时应预防国家代替神重新获得超验力量。为应对信息霸权的挑战,抑制信息主权膨胀为一体化、同一化的力量,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并将其维系成法治中的公共权力。在理论上,这便于厘清信息主权的归属与行使、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实践中,为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制定全球信息空间治理规则,并建构和平与发展的信息空间秩序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王海腾[8](2014)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对两国关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对美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外交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传媒手段的发展,国家间社会层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活动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蓬勃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新世纪以来开展对外交往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在理念上不断提升、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现在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公共外交关系,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对美公共外交则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处于重要地位,发挥尤其突出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打开交往的大门就缘起于着名的乒乓外交。建交后的八九十年代,两国不断拓展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相互交往和人员往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这些实践中开始起步、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通过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美文化交流、对美传媒外交、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脑在出访中与美国公众的互动是对美公共外交的传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魅力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设立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风生水起,其担负的公共外交使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是对美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传媒在美国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如何与美国传媒打好交道并最终服务于对美公共外交,也是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常常被忽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持续上升和在美企业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重视。本文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与作用进行了剖析。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于夯实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外交致力于发展国家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导向。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对如何建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颇具启示,而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国际新理念新规范的提出,文明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有所作为。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国公众的往来与沟通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公众固有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也包括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歪曲等因素。当前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两国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对美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等。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公共外交的公众导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美公共外交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明晰重点群体的重要特征,对于不同交往对象区分不同交往方式。公共外交的效能需要持续提升,对美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政治”层面的沟通,形象塑造和观念传播要贴近美国公众,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都要遵循双向性和互动性原则。此外,公共外交研究需要不断加强,对美公共外交要自觉推动软实力的提高,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介绍当代中国,都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崛起。
徐步华[9](2012)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与民主的新一波跨国社会运动迅速勃兴。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呈现出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运动目标的去革命化等特征,因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颠覆者,而更多的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跨国社会运动的这种变化既是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和具体表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变革。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社会运动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所共同关注的课题。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学科隔阂,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此,本文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对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进行研究,试图将二者之间的相关研究链接起来。作为一种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世界政治研究视角,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没有等级之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这为分析包括跨国社会运动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因此,本文以全球治理为分析视角,将跨国社会运动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单元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并从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等主要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接着,在跨国减债、反大坝和禁止集束炸弹运动等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塑造全球治理议题和提出政策倡议、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塑造全球治理的规范和制度、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等方面对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进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不断地冲击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推动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促使国际格局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以及促进国际规范结构的重构而影响和推动着当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因此,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兴起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体系中单元层次的行为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重要体现,而这种转变不仅对全球治理的进程与结构,而且对国际体系转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可能就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以及与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
姚璐[10](2012)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秩序 ——基于三维的分析框架》文中提出全球化正在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它是我们认知当今世界所无法回避的时代主题,它同时兼备着破坏与重塑的双重内核。这种兼备破坏与重塑双向力量的超级元素,一方面正在解构着国际社会原有的秩序平衡,另一方面却又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机理重构着一种全球性的秩序稳定。全球秩序来自何处,路在何方,我们仍在探索,而理解作为全球化“引擎”——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基于全球化的发展造就了全球体系中经济、政治与社会之间失去边界,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市场”二元论,为跨国公司与全球秩序的研究设立了一套“市场—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全文则以该框架为“龙骨”展开分析。跨国公司作为世界市场力量的代表,其超强的物质实力转化为结构性权力的有效资源,为它成为全球秩序的建构者奠定了基础。在全球秩序的国家维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资本在国家间“水平网络化”的流动,使国家深深嵌入其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之中;同时,跨国公司在跨国空间中的“革命性篡位”,使全球体系中的权力碎片化,曾经“唯我独尊”的国家权力逐渐向世界市场与全球公民社会流散。因此,未来的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权威、忠诚多元化的趋势;在全球秩序社会维度的第一个层面,作为多元化权威最重要的代表——跨国公司,由它所主导的“后福特生产模式”在全球的盛行,代表着作为全球秩序基础的全球生产方式大变革,这次变革正在推动“全球主义历史集团”的形成,从而使跨国霸权秩序成为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可能;在全球秩序社会维度的第二个层面,跨国霸权的限度导致了全球秩序公平和正义价值的缺失,全球公民社会作为一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力量,将是维护全球秩序价值诉求的有生力量。
二、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一、跨国公司的崛起与发展 |
二、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特征 |
(一)跨国公司的垄断属性 |
1. 对生产环节的垄断。 |
2. 对贸易环节的垄断。 |
3. 对技术环节的垄断。 |
4. 对资本环节的垄断。 |
5. 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垄断。 |
6. 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属性 |
1. 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竞争。 |
2. 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竞争。 |
3. 跨国公司与政府的竞争。 |
(三)跨国公司的合作属性 |
1. 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 |
2. 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垄断合作。 |
3. 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
(一)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垄断优势有所加强 |
1. 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超越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 |
2. 超越传统生产力的全球化技术统治 |
(二)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越发富有竞争力 |
1. 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 |
2. 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 |
(三)非传统型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合作 |
1. 对冲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 |
2. 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 |
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的转型 |
(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 |
(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 |
(三)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 |
(四)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态势将更为激化 |
(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合作空间依然存在 |
(六)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
五、结论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制度性权力 |
(二)历史制度主义 |
(三)国际制度中的权力现象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二)内容分析方法 |
(三)历史分析方法 |
第五节 文章结构 |
第六节 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观念路径提出 |
第一节 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较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定义和性质 |
(一)制度性权力的定义 |
(二)制度性权力的五种性质 |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转换:概念和运用 |
第四节 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一种观念路径 |
(一)权力本体内存在着时间维度和过程维度 |
(二)权力依赖甚至依附于和国际制度的关系 |
(三)权力的延续比寻找新的权力优势更重要 |
第二章 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制度 |
第一节 国际制度因何难以更迭 |
(一)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 |
(二)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 |
第二节 渐进式的国际制度变迁 |
(一)国际制度的替代 |
(二)国际制度的堆叠 |
(三)国际制度的漂移 |
(四)国际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与关键节点 |
第三节 国家因何转换而非重塑制度性权力 |
(一)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隐蔽性 |
(二)制度性权力转换具有低成本性 |
(三)制度性权力转换可以增持合法性 |
第三章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的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积累和持有 |
(一)制度性权力的非排他性积累 |
(二)制度性权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运用 |
(一)国际授权:在制度内运用权力 |
(二)制度霸权和制度现实主义:在制度外运用权力 |
(三)制度性权力运用后的防御性调整 |
第三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更新 |
(一)议价和谈判策略 |
(二)重新谈判策略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四)威胁性制度退出策略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第四章 转换之后: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假设 |
第一节 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再持有或丧失 |
第二节 非预期制度成熟和非预期制度崩溃 |
第三节 预期制度成熟和预期制度崩溃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救赎 |
第一节 渐进式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 |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建立 |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权的危机 |
第四节 “尼克松冲击”和美元霸权的转换 |
第六章 结论和余论 |
第一节 问题的解决 |
第二节 弱势形象与复合型强势地位:制度性权力转换和中国崛起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致谢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四)案例分析法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小结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一、经济全球化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二、国家利益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小结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小结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小结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小结 |
结语 |
一、基本论点 |
二、政策启示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说明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意义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三)国家利益 |
三、文献综述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二、OFDI的分类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一、经济学视野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一、产生背景 |
二、战略意义 |
三、发展现状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篇章结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权力与话语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第三节 经济外交和跨国公司 |
第四节 经济外交机制下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小结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小结 |
第三章 中美经济外交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话语权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与美国跨国公司 |
第二节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 |
小结 |
第四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建构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议题(2008-2012年) |
第二节 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时期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议题(2013-2016年) |
第三节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关税”议题(2017-2018年) |
小结 |
第五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变化 |
第一节 话语主体的变化 |
第二节 话语对象的变化 |
第三节 话语平台的变化 |
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第三节 对未来中美经济外交的启示 |
第四节 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话语权指标、赋值及说明 |
(7)信息主权论(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背景 |
三、研究现状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信息时代的主权问题 |
第一节 主权理论的历史流变 |
一、前现代主权理论的起源 |
二、现代主权理论的发展 |
三、后现代主权理论的反思 |
第二节 信息技术对主权的挑战 |
一、信息技术影响一国忠诚度市场 |
二、信息技术提供干涉他国政治进程的技术条件 |
第三节 信息主权存在的可行性 |
一、信息主权生成的技术支撑 |
二、信息主权: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的张力 |
三、信息主权的概念及特征 |
小结 |
第二章 信息主权权力结构考察 |
第一节 制约信息主权的理论尝试 |
一、自然法理论:将主权置于应然规范的权威下 |
二、市民社会理论:以社会权威制约主权的肆意膨胀 |
三、主权与治权的分离理论:假设的更高权力主体 |
四、权力结构及其合理性:对权力的有效限制途径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权力及其相互关系 |
一、信息成为一种权力来源 |
二、信息主权权力:信息控制权、管理权与资源共享权 |
三、信息控制权、管理权与资源共享权的平等互动关系 |
第三节 信息主权权力的两种结构模式 |
一、信息主权权力的集权结构模式 |
二、信息主权权力的制约结构模式 |
第四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必要性 |
一、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 |
二、信息主权的道德理想 |
三、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小结 |
第三章 对内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第一节 对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现状 |
一、“强信息规制、弱信息自由”模式——以德国、韩国和中国为例 |
二、“规制与自由并重”模式——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例 |
三、自由与秩序:两种法律限制模式的价值博弈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内依据 |
一、实现信息主权权力制约结构的必然要求 |
二、国家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为规则 |
三、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则性诉求 |
第三节 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内路径 |
一、法律介入信息空间的边界:区分有害信息和违法信息 |
二、法律手段与技术手段并举 |
三、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准则 |
小结 |
第四章 对外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第一节 对外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现状 |
一、国家推行单边对外信息政策和行动 |
二、与信息相关的双边、多边协议和国际决议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依据 |
一、抑制信息主权在国际信息空间中的变异 |
二、推行信息霸权的本质及根源 |
三、维护全球信息安全的需求 |
第三节 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路径 |
一、保障权力制约结构模式下信息主权的自然延伸 |
二、依法构建全球信息空间的良好秩序 |
三、依法规范信息资源共享权的运行方向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进程 |
(二)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现状 |
(三)对国内公共外交研究的评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第一章 理论框架:社会视角下的公共外交 |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一)国际政治的国家—社会理论 |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一)建构主义分析模式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三、公共外交的三层进程分析 |
(一)交往模式与公共外交的交往层面 |
(二)认知模式与公共外交的认知层面 |
(三)建构模式和公共外交的建构层面 |
第二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一、中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一)各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三)中国发展公共外交的原因与动力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源起(1971 年——1978 年)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起步(1979 年——1999 年) |
(三)对美公共外交的形成(2000 年——至今) |
第三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一、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 |
(一)中国领导人对美公共外交 |
(二)对美首脑外交的公共外交效应 |
(三)国家首脑的品牌塑造 |
二、孔子学院的建设 |
(一)在美孔子学院的发展 |
(二)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 |
(三)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效用 |
三、中美文化交流与传媒外交 |
(一)文化交流的公众化 |
(二)对美文化交流 |
(三)文化交流的机制建设 |
(四)对美传媒外交 |
四、经济领域的对美公共外交 |
(一)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起步 |
(二)开展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动因 |
(三)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第四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成效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意义 |
(一)推动中美关系顺利发展 |
(二)加强与美国社会深入交往 |
(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
(四)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目标与成效 |
(一)交往层面:中美社会交往增进 |
(二)认知层面:美国公众中国观改善 |
(三)建构层面: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加强 |
第五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 |
一、革新公共外交理念,构建多方参与机制 |
(一)加强公共外交战略设计,完善立法和机制建设 |
(二)构建多方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
二、明确公共外交公众导向,提高不同群体针对性 |
(一)对美智库公共外交 |
(二)对美利益集团公共外交 |
三、重视公共外交成效,推动交往内容方式的提升 |
(一)丰富公共外交的内涵 |
(二)提升公共外交的互动性 |
余论:崛起中国家的公共外交 |
一、国家崛起中的观念建构 |
二、公共外交中国际理念的提出 |
附录 在美孔子学院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9)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与意义 |
第四节 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点与结构 |
第二章 跨国社会运动的概念、历史演变与当代特征 |
第一节 概念界定:社会运动与跨国社会运动 |
第二节 跨国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 |
第三节 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勃兴的原因 |
第四节 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特点 |
第三章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跨国社会运动 |
第一节 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
第二节 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系 |
第三节 跨国社会运动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
第四节 跨国社会运动与主权国家的关系 |
第四章 案例研究:减债、反大坝与禁止集束炸弹运动 |
第一节 跨国减债运动 |
第二节 跨国反大坝运动 |
第三节 跨国禁止集束炸弹运动 |
第四节 案例研究总结 |
第五章 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
第一节 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
第二节 跨国社会运动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
第三节 研究的结论、启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秩序 ——基于三维的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四、 论文的结构及主要内容 |
五、 论文的主要创新及难点 |
第一章 市场—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一、 全球化(Globalization) |
二、 跨国公司(TNCs) |
三、 全球秩序(Global Order) |
第二节 从国际秩序走向全球秩序 |
一、 单元特性:绝对化——多元化 |
二、 排列原则:无序——相对有序 |
第三节 三维的分析框架 |
一、 构建全球秩序的三个维度 |
二、 市场—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 |
三、 三维框架与全球秩序的互动 |
第二章 跨国公司的行为空间与权力来源 |
第一节 全球化的超越——跨国公司的行为空间 |
一、 全球经济对国家间政治的超越 |
二、 跨国关系对国际关系的超越 |
三、 跨国空间对传统地理空间的超越 |
第二节 跨国公司的权力类型——斯特兰奇的启示 |
一、 非国家中心主义的权力观 |
二、 斯特兰奇的权力模型 |
三、 结构性权力的优先性 |
第三节 全球体系中的“巨兽”——跨国公司的结构性权力 |
一、 安全结构与跨国公司 |
二、 生产结构与跨国公司 |
三、 金融结构与跨国公司 |
四、 知识结构与跨国公司 |
第三章 全球秩序的国家维度——跨国公司与“中世纪”的回归 |
第一节 跨国资本的力量——全球化的“金色紧身衣” |
一、 “金色紧身衣”——国家向市场的妥协 |
二、 跨国公司——为全球经济“织网” |
三、 嵌入全球网络的国家——改写“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 |
第二节 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公司 |
一、 跨国公司——从“国际化”到“跨国化” |
二、 跨国公司——在数字的时空中“碾碎”疆界 |
三、 跨国公司的自我合法化——跨国空间中的“革命性篡位” |
第三节 全球秩序回归“未来”——从中世纪探寻线索 |
一、 中世纪的秩序形态 |
二、 全球秩序回归中世纪 |
第四章 全球秩序的社会维度(I)——跨国公司与跨国霸权 |
第一节 罗伯特·考克斯的世界秩序批判理论 |
一、 一种批判理论 |
二、 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倾向 |
三、 历史的行动框架 |
四、 世界秩序的两种形态——“霸权”与“非霸权” |
第二节 跨国公司与全球生产结构的变革 |
一、 从“福特生产模式”到“后福特生产模式” |
二、 一些衡量指标 |
第三节 跨国公司与跨国阶级力量 |
一、 阶级分层——从国家到跨国 |
二、 跨国阶级正在形成 |
第四节 跨国霸权秩序——一种未来的可能 |
一、 跨国霸权秩序的社会基础——“全球主义的历史集团” |
二、 跨国霸权秩序的构成要素 |
第五章 全球秩序的社会维度(Ⅱ)——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反霸权” |
第一节 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秩序的价值诉求 |
一、 3.0 版本的全球化——“个人力量”的崛起 |
二、 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 |
三、 全球秩序的价值诉求 |
第二节 跨国公司——全球民主的“技术引擎” |
一、 跨国公司与“技术民主化” |
二、 从“虚拟民主”到“实体民主”——一个案例 |
三、 全球权力结构的变革——“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 |
第三节 全球公民社会——“反霸权”与全球正义 |
一、 跨国霸权的限度 |
二、 全球公民社会与“反霸权”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四、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J]. 黄河,周骁.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5]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6]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D]. 王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7]信息主权论[D]. 牛博文.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2)
- [8]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D].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D]. 徐步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12(07)
- [10]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秩序 ——基于三维的分析框架[D]. 姚璐. 吉林大学,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