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己、利他与教育（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达[1]（2021）在《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弘扬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在志愿服务发展中具有导向引领作用。志愿精神是志愿者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凝聚,体现了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引领着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志愿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志愿精神培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使大学生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志愿服务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追求,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起步较晚,方兴未艾。志愿精神来源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志愿精神的现实基础,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思想升华。人们在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中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形成了高尚的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佛家思想中都蕴含着志愿精神,这也是志愿精神能够在中国生成和弘扬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也为志愿精神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中,也蕴含着志愿精神。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精神、西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公益思想、近代资产阶级的利他思想以及西方现当代思想家的公益理念,都体现着志愿精神。随着我国志愿服务的不断深入发展,志愿精神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志愿精神的重要内涵。志愿精神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导向、凝聚、激励、调节、人文教育等功能。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日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所展现的志愿精神不仅具有志愿精神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进步性、示范性、时代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因此,对当代大学进行志愿精神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能够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志愿精神的形成体现了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实践基础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志愿精神是人们在主观向善愿望的感召下,在遵循一定的原则规范的前提下,长期从事慈善的志愿服务行为,不断升华个人思想品德,最终形成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品质。它的形成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氛围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社会客观因素,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境界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外因要想通过内因起作用,必须借助于实践。志愿精神是在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活动的精神性生产,若要将二者沟通起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活动是依托生命实践的,它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但最终需要在实践中达成一致。志愿精神是人对待生命世界的一种态度,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是人主观上的道德体认,但如若没有志愿活动的实践,也就没有生命世界的精神性生产。因此,志愿服务实践就是志愿精神主观与客观因素统一的基础。培育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对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培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服务类型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参与大型活动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多。但通过梳理总结调查问卷结果和访谈资料,发现大学生的志愿精神水平还不够高,志愿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度不深,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氛围不够浓厚,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机制也不够完善。究其原因,既有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的客观因素。首先,部分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内涵认识不足、参与志愿服务动机比较功利,对志愿精神的认知滞后于实践,在践行志愿精神时服务水平也不高,这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主观因素。其次,在家庭中,家长忽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孩子的溺爱养成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家庭志愿精神的传承。再次,在学校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少志愿精神相关内容,教育工作者本身对志愿精神不够了解,高校开展志愿服务的各项机制不健全。最后,在社会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公益精神的冲击,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资金短缺,社会传统公德的缺失,这些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客观因素。只有深入分析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效果的主客观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路径主要是高校的教育引导,家庭、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以及学生的自我培育。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高校应当发挥其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努力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各项机制,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庭、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这样才能为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提供充足的保障。大学生作为践行志愿精神的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应当强化大学生志愿精神的自我培育,从知、情、信、意、行五方面着手,真正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确保我国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志愿服务实践是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着力点。认识源于实践。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使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中。通过抗击疫情、服务大型活动等大型事件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支教、社区服务等对社会的贡献中培育大学生的奉献精神,通过关爱、帮助服务对象培育大学生的友爱互助精神,通过克服志愿服务中的艰难险阻培育大学生的坚强勇敢品质。大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才能加深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与认识,才能形成真正的志愿精神。
孔少楠[2]（2020）在《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文中认为研究背景私人诊所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截至2014年,全国私人诊所数量达到149175家,占全国诊所数量的比例超过96%。私人诊所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主要原因是此类诊所可及性好、患者就医方便且就医成本较低。但是,由于私人诊所未被纳入HIS等其他医疗IT系统管理,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以及私人诊所的管理一直处于卫生管理研究的边缘。医生的处方行为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是非常重要的的医疗服务环节。我国私人诊所的卫生服务市场与公立医院的卫生服务市场不同,很少能够纳入医保报销,因其受到支付方式、医疗服务范围、医生执业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医生处方不合理的现象极其常见。普通感冒是人民群众的常见病之一,虽然该病的发病率高且目前尚无特异性药物,但是普通感冒是自限性疾病,通常7天内可自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感冒的治疗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诊疗过程不规范、抗生素不规范使用、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等。近年来,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注意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和监管措施来严格管理私人诊所的诊疗活动,希冀能够有效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但是由于私人诊所缺乏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难以像对公立医疗机构那样对私人诊所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诊疗行为的分析,探讨影响医生处方行为的因素,有助于政府优化相应的卫生政策,提高私人诊所的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及市场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会在市场上出现诱导需求。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真实的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尤其是医生的种种行为,需要新的理论对此进行解释。麦克圭尔提出了医生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医生的效用来自于三方面,分别是净收入、闲暇时间和对患者无效用的诱导。对前人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由于利他主义存在测量难度、田野实验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实验室实验,因此目前对利他主义和医生诊疗行为之间的研究仍然较少:（1）对于医生利他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2）目前研究很少聚焦医生利他主义与处方行为、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以及医生的社会偏好是否保持一致性;（3）医生的社会性利他性仅仅从利他/利己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不够细致。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以青岛市私人诊所为例,采用匿名审计的方式对私人诊所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实验,借助普通感冒观察私人诊所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对现有的私人诊所医疗行为监管措施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全面健康水平的提升。本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通过对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诊疗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匿名审计实验,对医生具体的诊疗行为进行量化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优化和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优化监管手段提供决策依据。（2）分析不同性别的私人诊所医生在普通感冒疾病的诊疗行为上的差异,探索性别与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3）通过基于社会规范的利他主义实验对医生利他性进行评估,结合医疗情景下的医生利他水平,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与医疗情景下利他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岛市私人诊所以及诊所中的执业医生。从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正式注册的西医诊所中,随机化抽样选择133家诊所作为本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学中随机配对的方法,保证了实验过程中私人信息保护问题。实验设计（1）:匿名审计医生诊疗服务行为。本研究面向大学生进行招募,共招募了 36名女性大学生（17组试验人员+2位备份）作为审计人员。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审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预实验,确保审计员陈述普通感冒症状时能够严格按照拟定的台词进行陈述,并且与医生的沟通过程具有一致性,避免影响实验结果。在实验中,审计员假装是病人,到诊所自述自己的症状（同普通感冒）,记录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离开诊所后填写本研究的“病人评估问卷”。实验设计（2）:通过利他主义实验来观察医生的利他性。在本研究中,调查员扮演成普通感冒病人到私人诊所中就诊,在就诊结束后将预先留有“失主”信息以及其他物品的钱包悄悄放到诊所。我们根据医生是否与“失主”联系以及如何处理钱包中的现金来判断医生在利他主义程度,并将其分为在社会规范方面的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同时与实验（1）中所表现出来的医生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三组医生行为差异。同时,在本研究中也分析了医生性别与处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SPSS22.0（中文版）软件、MicrosoftOffice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于连续性的因变量采用方差分析,并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分类变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卡方检验,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私人诊所中医生在治疗普通感冒时,存在诊疗不规范和用药不规范现象。例如,在问诊过程中,询问患者是否咳嗽或者咳痰的医生比例低于50%,使用听诊器的医生比例不足20%,询问患者是否药物过敏的医生比例不足30%。虽然病人并不需要服用任何药品,但是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非常高。其中,开具药品的医生所占比例为88.72%,开具抗生素的医生所占比例为48.87%,开具中成药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2.93%,开具西药的医生所占的比例为64.66%,为患者开具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医生比例为70.68%。开具药品的医生比例高,但是提供药事服务的医生比例却不高,例如,告知病人用药方法的医生所占比例为64.66%;告知病人药物副作用的医生所占比例仅为9.02%,告知病人其他注意事项的医生所占比例为78.95%。诊所中存在大量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现象,48.87%的医生为患者开具了抗生素处方,平均每个医生开抗生素0.49±0.91种。医生所开具的抗生素分为四类,其中,头孢菌素类占比最高,为56.92%,其次是大环内酯类,占比为16.92%,再次为青霉素类,占比为13.85%,最次是喹诺酮类,占比为12.31%。没有医生为患者开具两类或两个以上的抗生素。本研究中,有1位医生为“患者”开具了利巴韦林,占医生总数的0.75%。本研究中,为“患者”开具中成药的医生为97位,占医生总数的72.93%。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医生均为西医,在为患者开具感冒类中成药时,实际上是不能够对患者进行“望、闻、听、切”的诊断的,从而不能辩证用药。同时,患者并没有提到心脑血管或者骨科方面的不适,但是部分医生为了患者开具了心脑系统的中成药以及骨科中成药,这属于明显的超范围用药。本研究中针对病人的最优治疗方案中是不需要开药的,但是88.72%的医生都为“患者”开具了药品,平均每位医生开药1.80土0.92种,平均每位医生开药的价格为38.35±25.19元,诊所中诱导需求现象严重。（2）利他主义与医生处方行为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主义实验（“丢钱包”）中,医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利他性。在133家样本诊所中,有66家诊所打回电话,询问是否有人丢失了钱包,并在实验员的请求下将钱包及钱包内的东西寄回。有1家诊所打回电话,但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利他主义可以分为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和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两种。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是指个体同时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是指个体仅关注他人的利益。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38家寄回钱包且将剩余现金也归还的医生作为纯利他组,28家寄回钱包但未归还现金以及1家要求“失主”上门领取钱包的医生（共计29位）作为自我利他组,66家诊所的医生作为利己组。分析结果显示,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开药总种类、抗生素种类、药品总价格、抗生素药品价格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对于是否开具抗生素,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利己组,利己组的表现由于自我利他组。对于开药总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492）,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65）。对于抗生素种类数,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药品总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686）,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较大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对于抗生素药品价格,纯粹利他组和自我利他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纯粹利他组的表现优于自我利他组;纯粹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164）,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医生和女性医生处方行为无显着差异。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占的比例90.9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医生的比例86.57%（58/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为50.00%（33/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医生占的比例47.76%（32/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为90.01%（60/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的比例83.58%（56/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为74.24%（49/66）,女性医生群体中开中成药的比例76.12%（51/67）。男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为38.55±23.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药总价格的均值38.72±26.93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为5.55±7.23元,女性医生群体中抗生素类药品的均值6.20±8.05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3.00±22.29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32.52±26.06元;男性医生群体中开中药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88±19.35元,女性医生群体中开非抗生素类药品价格的均值15.64±16.75元。（4）利他主义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本研究发现,医生医疗行为中的部分其他医疗行为与社会利他性具有相关性,纯粹利他组、自我利他组和利己组医生在患者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向父母推荐该医生的可能性得分以及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患者在就医经历的总体评分和推荐可能性这两项的得分最能体现患者本次就医感受,我们对三组医生在这两方面得分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6.15±1.65分,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65±1.63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就医经历总体评分为5.06±1.63分。患者对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5.42±2.17分,患者对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86±1.62分,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推荐程度得分为4.34±1.90分。患者在纯粹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9.21±3.38分钟,患者在自我利他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12±3.45分钟,患者在利己组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27±4.05分钟。（5）性别与医生的其他医疗行为诊疗时长与患者就医满意度以及医生的利他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比较,发现:患者在男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7.06±3.87分钟,患者在女性医生诊所的诊疗时长均值为8.63±4.15分钟。对男女医生的诊疗时长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组医生诊疗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医生在社会规范下的利他水平、在医疗情境中的利他水平性别以及医生处方行为关系,探讨医生的社会利他水平对诊疗行为的影响,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私人诊所医生对于普通感冒的诊疗过程有待规范,例如诊疗流程不规范、抗生素使用不规范、违规使用利巴韦林、引致需求明显等。（2）私人诊所医生的社会利他性与医疗情景下的利他性相关。具有纯粹利他偏好的医生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患者满意度、诊疗时长方面的表现优于具有自我利他偏好和利己偏好的医生。具有自我利他偏好的医生的患者满意度虽然高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但是在抗生素的使用、药品种类、药品价格方面的表现劣于具有利己偏好的医生。（3）私人诊所医生的性别与医生的处方行为无关,但与诊疗时长相关,女性医生的诊疗时长长于男性医生。基于本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对私人诊所的监督力度,推广使用匿名审计。（2）对现有医疗价格体制进行调整和优化。（3）在私人诊所中也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或者社保,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居民医疗成本。（4）加强对普通感冒正确治疗方式的培训和教育宣传,减少抗生素使用不规范的现象。（5）提高医生的社会利他性水平,促进患者的健康收益。
赵颐淇[3]（2020）在《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路径与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业动机是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它促使具有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的个体进行创业。先前关于创业动机的文献都集中在财富、个人发展、满足感和幸福感等利己动机上。然而,一些人之所以选择创业,除了利己动机以外,也被利他动机所驱动,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处于某些困境中的特定人群产生了强烈的同理心。但以往研究很少关注营利性企业创业者的利他动机。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不一定相互排斥或对立,而是相对独立的,甚至可以是积极相关的,创业者可能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动机。现有创业研究侧重于单一动机,但创业个体可能同时具有多种行动动机,探索创业者的动机是如何组合成不同特征,不同动机组合是如何影响创业过程的也很重要。以往创业动机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企业发展过程的单个阶段,即初创期、成长期或退出。然而,创业者的动机可能会随着奋斗的不同阶段而改变。事实上,在对微软和巴塔哥尼亚两家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其创业者在创建和发展他们的组织的过程中经历了动机的重大转变。虽然基于不同阶段的研究解释了创业行为的独特方面,但专注于某一阶段的研究使该领域缺乏一个整体框架来理解各种动机如何影响创业过程。因此,把创业过程划分成连续的阶段,研究每一阶段创业者创业动机的作用机制,最终拼接成创业动机在整个创业过程中的影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创业者创业动机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也值得我们关注。以领导者为对象的研究发现,一个领导者转变为负责任的领导需要经过触发事件的激发。触发事件通过重新排列领导者的个人价值观次序,引发了领导者道德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将其价值观从自我提升转变为自我超越的价值观。那么,触发事件会不会也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动机发生演化的原因呢?创业者道德价值观的塑造和提升,会使其更关注他人的福祉,从而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议题关注度的上升,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CSR并开始采取行动。但每年都有知名品牌被指控在CSR方面误导或欺瞒公众,比如,漂绿。企业的“漂绿”行为一旦曝光,将会降低消费者的信任和购买意愿,危及企业财务绩效。与有“漂绿”行为的企业相对应的是负责任企业。致良知四合院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研发了一系列课程,旨在帮助企业家把利益他人的心融入产品和服务,让企业家们甘愿承担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责任。两类不同的企业,有“漂绿”行为的企业和参与致良知四合院学习的企业,其创业者最初的创业动机分别是什么,在创业过程中,创业动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两类企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过程,以及其创业动机对企业伪善或负责任声誉的影响机制值得探讨。本文以登上《南方周末》“漂绿榜”的企业和参与致良知四合院学习的企业的创业者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发展过程中三个连续的阶段——初创期、瓶颈期和突破期,探析创业者创业动机的演化路径与影响机制,首先,通过借鉴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法,探明初创期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及其作用过程;其次,运用生命故事法,发掘瓶颈期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的路径,识别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的原因——触发事件;再次,运用借鉴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法,明晰突破期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及其作用机制,把三个阶段拼接成创业动机在整个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构建创业者利他动机感知对企业伪善的影响模型,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创业者利他动机感知与企业伪善的关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沟通和实施行为与前两者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驱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多种利他动机对企业伪善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宣传沟通确实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前者对企业伪善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后者不会直接对企业伪善产生显着影响。本文分为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明确了研究目的,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并梳理了本文的研究内容,阐述了研究思路,确定了研究方法。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用citespace绘制了创业动机的知识图谱,其次对创业动机、创业动机演化路径、创业动机演化原因、CSR宣传沟通与CSR实施行为、企业伪善等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找到了文章的研究方向。第三章为初创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借鉴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方法,将文本编码与理论框架相结合,提炼创业者创业动机的类别和维度,识别出初创期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以及创业过程。第四章为瓶颈期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路径及原因研究。利他动机的分类——积极利他动机、中立利他动机和消极利他驱动,可以组合成8种不同的情形,通过文本挖掘等统计分析,识别创业者创业动机的演化路径,并统计每条路径出现的频次。通过生命故事法,识别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的原因——触发事件,界定和归纳了触发事件的概念和分类,明晰了触发事件的作用机制。第五章为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以登上《南方周末》“漂绿榜”的企业和参与致良知四合院学习的两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分别识别突破期两类企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及其作用机制。第六章为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结构方程相结合的方式,验证第五章构建的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的概念模型,探析利他动机感知对企业伪善的影响。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文章的主要结论,归纳理论启示和实践启示,并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和对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拓宽了整合理论和工具理论的研究边界。在中国情境下考察了持整合观（即积极利他动机）和持工具观（即中立和消极利他动机）的创业者,其创业动机对企业伪善的影响,并发现同一个创业者可以同时持有整合观和工具观。为创业动机的整合观和工具观在创业者个人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第二,扩展了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研究的时间跨度。以往创业动机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企业发展过程的单个阶段,本研究通过纵向研究,在三个连续的阶段——初创期、瓶颈期和突破期,持续探究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及其作用机制,以一个整体框架,更完整地描述了创业动机在整个创业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第三,丰富了触发事件的研究领域。发现了触发事件是中国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的驱动因素,触发事件对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原因的解释,为中国本土化的创业动机演化原因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拓展了企业伪善的研究领域。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沟通和实施行为角度,追溯了企业伪善背后的决定因素,即创业者的工具性利他动机,并从消费者感知和归因的角度评价了企业伪善,更准确地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最终效果。第五,开发了CSR实施行为的测量量表。现有研究中,CSR实施行为的测量工具较为匮乏,本研究以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CSR行为的实施广度和实施强度两个维度来评价CSR实施行为,丰富了CSR实施行为的测量工具,为未来开展CSR实施行为相关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赵苏宁[4]（2020）在《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下个体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文中指出说谎是指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带有目的的隐瞒、伪造事实或情绪,以使他人形成说谎者认为的虚假的信念。因此,说谎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在生活中经常需要在“说谎”和“诚实”之间进行选择,做出利己或利他说谎。由于大多数谎言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因此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讨说谎的原因分类、影响说谎的因素,以及说谎的消极后果等不同方面。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探讨自我控制损耗、承诺对利己和利他说谎的影响,以期获得降低或矫正说谎行为的有效途径。目前,自我控制损耗对说谎行为、作弊、不道德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己说谎行为,对利他说谎行为的研究较少,缺少自我控制损耗对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及自我控制损耗下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对比研究。本研究以说谎行为的比率为因变量,使用视觉感知范式、非优势手反应任务和诚信承诺书考察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下个体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研究共包括两部分:研究一探讨了自我控制损耗状态对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我控制损耗条件会影响说谎行为,高损耗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利己说谎行为,高损耗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说谎行为;谎言的大小会对说谎行为产生影响,相比在明显条件下,在模糊条件下被试表现了更多的说谎行为。研究二探讨了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状态下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有无承诺会影响说谎行为,有承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利己说谎行为,有承诺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利他说谎行为;自我控制损耗和承诺在利己说谎行为上,交互效应显着,在高损耗下有承诺个体比无承诺个体表现更少的利己说谎行为;自我控制损耗和承诺在利他说谎行为上交互作用不显着。因此,承诺可以缓解自我损耗对利己说谎行为的影响,利己说谎和利他说谎在承诺和自我控制损耗下表现不同。
傅君[5]（2020）在《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自闭症欺骗行为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欺骗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开展,但梳理自闭症儿童欺骗研究发现,较少通过“人际关系”来考量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系统的人际关系也许能更加全面考察自闭症儿童的欺骗行为。因此,基于自闭症儿童现实的人际关系生态特点,有必要采用“自我相关性”来系统考察自闭症儿童的欺骗行为特点,以及自闭症儿童的欺骗行为与心理理论、执行功能是否具有认知相关性。本研究采用三个实验来研究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是否受不同自我相关性的影响,以“藏与找”和“逆向口红”为实验范式,研究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两个认知实验来进一步考察不同自我相关性下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是否与心理理论、执行功能存在相关性。实验1结果发现,面对高自我相关性者（亲人）时,自闭症儿童的利己欺骗分数最低,面对中等自我相关性者（同伴）和低自我相关性者（陌生人）时,利己欺骗分数无显着差异。实验2结果表明,自闭症儿童对中等自我相关性（同伴）的利他欺骗分数最高,对高自我相关性（亲人）和低自我相关性（陌生人）的利他欺骗分数无显着差异。实验3结果表明,执行功能与自闭症儿童的利己欺骗行为的相关性受自我相关性的影响。利己欺骗时,高自我相关性和低自我相关性与执行功能存在显着正相关;利他欺骗时,高、中等、低自我相关性与执行功能均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总体上说,自闭症儿童的欺骗行为、非言语智力与心理理论无显着的相关性。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自闭症儿童利己/利他欺骗行为受自我相关性的影响。在利己欺骗中,自闭症儿童更不愿意欺骗高自我相关性者（亲人）。在利他欺骗中,自闭症儿童更愿意欺骗中等自我相关性者（同伴）。自闭症儿童在面对不同自我相关性者时的欺骗行为更倾向于与执行功能有关。
赵唱[6]（2020）在《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种以“公民”为主体、以“养成公民保护生态自觉性”为目的的新型生态治理模式。这种新型方案通过培养“自下而上”的公民生态道德自觉性来应对以往“由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公众保护生态模式,这一过程的完成须经认知、规范和实践三条进路才可能达成:认知进路为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思想觉悟”,规范进路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有理可依,而实践进路则从内外两个层面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具体策略,三条路径缺一不可。本文内容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是对论文的选题、主旨、框架、创新点等所做的详细说明。基于对国内外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梳理,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政府管理及环境保护领域,从哲学或伦理学角度分析的研究不多。本文以“公民”主体为立足点,从哲学角度透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的”生态道德养成模式,这是关于生态问题的一种价值观或认知上的新诠释。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包括公民身份理论、道德自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它们分别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的主体、认知、实践、目标（生态目标与道德养成目标）支撑;现实基础则源于文艺复兴之后主体性的复归以及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加剧。而整个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历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顺天而行”的朴素直觉生态阶段、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生态阶段、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生态阶段,这是一个从直观到理性、从独断到相互的生态进化过程。第二章阐释的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公民与生态公民、道德与道德养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与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等概念的辨析,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是一场以“生态公民”为主体、以“生态觉悟”为核心、以“道德养成”为目标、存在于生态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模式改革,其特征是多元性、引导性和实践性,其实质是将生态保护阵地由“政府”转至“公民”、由“强制主导”转为“自觉维护”。这种对公民主体自觉性的强调确保了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存续价值,但是这种自觉性道德养成的困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分别体现在认知、规范和实践领域,具体指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和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第三章是从认知角度探究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作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第一困境,认知困境是公民主体“自主、自觉”发生形态的根源所在。从历史来看,要促进公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仅仅依赖科技的发展是不够的,解除对主体的束缚、发掘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才是应对生态治理的根本思路。当整个世界都在催促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时,“觉悟”便成为了每个公民最重要的一种认知能力,其中“思考性觉悟”、“学习性觉悟”和“实践性觉悟”在切入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困境、规范困境和实践困境方面意义重大,而由此引申出的“和谐觉悟”、“过程觉悟”和“递进觉悟”分别为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提供了总体目标、内在心态和信心表征,这些内容的综合便是公民与生态和谐相处的道德标杆——“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第四章从规范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觉悟”仅仅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钥匙,若要使得公民生态道德逐步成型,为公民设定具体的规范与方案是必须更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生态公民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故针对不同群体也要有不同的道德养成方案。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可以看出,公民大体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类生态观,而前者又可分为个人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后者则包括无差别利他主义与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而这四种在养成难以度上也有不同。故此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合理利己”、“他者不伤害”和“多思慎行”三立场出发,分别可为上述四种生态公民设定一套“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方案,即当公民在与生态交往初期应当具有“生态警觉”规范,当公民与生态无利益冲突时公民应当保持一种“不伤害原则”,而当公民与生态发生利益冲突时则应当持有一种“多为他者着想”的心态,直至最后养成“无私为他”的最高公民生态道德标准。第五章从实践角度探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进路。马克思在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时曾指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实践异化”才促使人类生态急剧恶化;而旧有的生态治理路径多采取的是政府强制管理与教育措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人类平等性意识的增强,人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也愈加强烈,而这种追求归根到底是人对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正是这些主体愿望的不断萌发使得“己（内在自主追求）+他（外在引导式教育）”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从己出发”的内在路径源于“公民主体与生态客体无法通约”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公民无法直观体会到生态之悲、之苦,它是公民与生态难以和谐相处的内在困境,而“移情”可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策略,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具同情之心;“从他出发”的外在路径指的是除己之外可以影响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其他措施,具体包括作为“引导者”的政府、作为“推进者”的学校、作为“扶持与监督者”的社会和作为“熏陶者”的家庭,他们分别采取法规约束、语言引导、身教熏陶、网络宣传和反复操作这五种方式对公民进行生态知识以及生态技能的训练,从而促使公民在“生态警觉-不伤害-为他者着想-无私为他”的递进之路上更加顺畅,最终促使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的养成。结语部分主要对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一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二是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化与本土化。
陈夏青[7]（2020）在《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伦理解读》文中指出孟子的理想人格学说注重成人的内圣之维,强调对人先天善端的内在扩充。同时,孟子也重视人格践履中的外化,体现为对他人的移情关怀。从这一方面来看,孟子的理想人格学说蕴含着一定的关怀特征。正是这些关怀特征使得孟子理想人格论与关怀伦理存在密切关联,值得进一步探索两者之间的联系。然而人们常常是以美德伦理学来解读孟子的理想人格学说,一直以来,批评者认为美德伦理具有利己主义的倾向,这就使得在美德伦理视域下的孟子理想人格学说也存在具有利己倾向的风险。美德伦理的利己倾向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美德的人对他人的关心与对自己的关心不对称;二是一个人之所以要帮助他人是因为他自己想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美德伦理背景下的孟子理想人格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这两个层面的问题。针对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关怀伦理中似乎可以找到应对之法。在实际的关怀关系中,关怀者要按照被关怀者的需要做出关怀行动,关怀者的行动动机是从他人的需要出发的,由此关怀伦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排除利己倾向存在的可能性。孟子的理想人格理论可以借助其关怀内涵来解决它面临的利己倾向问题。在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中,个体所进行的利他行动能够符合关怀关系的建立过程,首先,人生而皆有“恻隐之心”,可以对他人产生关怀之情,个体的道德境界越高,其关怀能力也越强;其次,由于孟子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前提,人人都可以将成为圣人作为自己道德修养的目标和愿望,有德者出于自身的关怀,按照他人渴望成圣的愿望施以具体的帮助行为;再次,被助者对有德者做出或感激或抵触的反馈。这三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段完整的关怀关系,个体的行动动机也就可以被归结为利他主义的。由此,对孟子的理想人格论关怀内涵的探索除了丰富其理论内容,还能证明即使是在美德伦理的视域下孟子理想人格论依然不会面临利己倾向问题。
熊恒[8]（2020）在《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的不断增加,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日益得到关注。环保问题不仅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同时还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更环保”的方式进行思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企业的产品和品牌广告以环保为主题,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到广告中。但由于绿色品牌会涉及到消费者自身利益,同时媒体曝光企业频频出现的“漂绿”行为,消费者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及品牌会持怀疑态度,很多企业花费了大量的广告费用,实际效果却比期望的相差甚远。因此,在不同的绿色广告诉求下如何能够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积极的品牌态度则是企业需要关注的重点。本文将从绿色广告诉求方式为切入点,探讨绿色广告诉求方式与调节定向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本文对绿色广告诉求方式、调节定向理论、信息处理流畅性以及品牌态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回顾。通过文献回顾,一方面笔者发现对于绿色广告诉求方式研究颇多的还是理性与感性的诉求方式,并且理性诉求和感性诉求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现阶段对于利己诉求和利他诉求对品牌态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尽管学者们多从消费者自身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绿色广告效果及其背后机制,但是针对于诉求方式与消费者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尤其关注消费者不同的调节定向类型和广告诉求的匹配更是鲜少有学者研究。因此,本研究将从不同的绿色广告诉求方式的视角出发,将绿色广告诉求方式与消费者不同的调节定向类型结合进行考虑,考虑如下问题:第一,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利己诉求vs.利他诉求）与调节定向（促进定向vs.预防定向）的交互效应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第二,此交互效应的内在中介机制是什么?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并用SPSS24.0对数据结果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和调节定向二者交互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具体来说,当消费者为促进调节定向时,相较于利己绿色广告诉求,利他绿色广告诉求更有利于消费者形成正向的品牌态度;当消费者为预防调节定向时,相较于利他绿色广告诉求,利己绿色广告诉求更有利于消费者形成正向的品牌态度。第二,信息处理流畅性在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和调节定向对品牌态度的交互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企业在营销实践中就如何将广告诉求方式和消费者特征进行匹配来激发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提出了具有实操性的建议,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李卓[9]（2020）在《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文中提出分配行为反映了儿童适应社会生活的程度,尤其是利他分配行为对儿童良好的社会交往有积极作用。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三所幼儿园抽取241名4-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创设资源价值不等的分配情境,考察道德情绪在此情境下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一通过设计资源价值不等的非卷入和卷入分配情境,根据儿童的分配行为和解释性回答,来探究积极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二通过设计资源价值不等的非卷入和卷入分配情境,根据儿童的分配行为和解释性回答,来探究消极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积极道德情绪能够促进4-6岁儿童资源价值公平分配行为,消极道德情绪能够促进4-6岁儿童资源价值利他、补偿分配行为。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容易受道德情绪的影响。相比于积极道德情绪,4-6岁儿童更容易受消极道德情绪的影响。相比于男孩,女孩更容易受消极道德情绪的影响。（2）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4-6岁儿童在卷入情境中,分配出的高价值贴纸数量显着少于非卷入情境中分配出的高价值贴纸数量。卷入情境中,男孩分配出的高价值贴纸数量最少,价值利己分配行为最明显。（3）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中,4-6岁儿童在消极道德情绪且非卷入情境下,分配出的高价值贴纸数量最多,价值补偿分配行为最明显。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教育建议如下:（1）重视学龄前儿童的道德教育;（2）引导学龄前儿童减少价值利己分配行为;（3）丰富学龄前儿童的资源价值公平认知。
于群[10]（2020）在《个人捐赠何以可为 ——不同情境下公我意识和慈善诉求方式如何提升劝捐效果》文中认为近年来,个体慈善捐赠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本文从公益“洁癖”现象分析入手,从个体特质因素、社会情境因素和广告诉求因素等角度,深入探讨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不同特质的个体面对不同广告诉求时捐赠行为的差异。研究一探讨了不同特质性公我意识个体在不同情境下面对不同广告诉求下捐赠行为的差异,共包括两个子实验。实验1a探讨了在私下情境中,特质性公我意识个体和广告诉求对捐赠行为的交互作用;实验1b探究了在公开情境下,特质性公我意识个体和广告诉求对捐赠行为的交互作用。两个实验均为2（特质性公我意识:高、低）×2（诉求类型:利他、利己）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采用针对具体捐赠情境中具体金额占实际可支配金额比重来测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开情境下,特质性公我意识高的个体的在利他诉求下的捐赠金额较高,而特质性公我意识低的个体在利己诉求下的捐赠金额则较高。在私下情境下两类个体的捐赠金额差异不显着。研究二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情境性公我意识和广告诉求类型对捐赠行为的影响,实验采用2（情境:公开、私下）×2（情境性公我意识:启动、未启动）×2（诉求类型:利己、利他）三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结果再次验证了实验一的结论,证明了在公开情境中,启动了情境性公我意识的个体也倾向于在利他慈善诉求下捐赠较多,而未启动情境性公我意识的个体倾向于在利己慈善诉求下捐赠的更多,同时也证实了特质性公我意识和情境性公我意识具有一致性。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个体的公我意识水平高低会影响捐赠金额,公我意识越高,个体捐赠金额越高;公我意识越低,个体捐赠金额越少。（2）不同的慈善诉求类型对捐赠影响不同,利己诉求下的捐赠金额高于利他诉求。（3）公开/私下的社会情境影响捐赠水平,公开情境下的捐赠水平高于私下情境的。（4）情境性公我意识和特质性公我意识具有一致性。在公开情境中,高公我意识个体在利他诉求中捐赠较多,而低公我意识的个体在利己诉求中捐赠的更多。
二、利己、利他与教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己、利他与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志愿精神的相关理论概述 |
| 一、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 |
| (一)志愿服务的涵义与特征 |
| (二)当代中国志愿服务事业方兴未艾 |
| (三)当代中国志愿服务与社会道德建设 |
| 二、志愿服务与志愿精神的关系 |
| (一)志愿服务:志愿精神的现实基础 |
| (二)志愿精神:志愿服务的思想升华 |
| 三、志愿精神的思想来源 |
| (一)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 |
|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础 |
| (三)西方公益思想的借鉴 |
| 四、志愿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
| (一)志愿精神的内涵 |
| (二)志愿精神的特征 |
| 五、志愿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一)志愿精神的导向功能 |
| (二)志愿精神的凝聚功能 |
| (三)志愿精神的激励功能 |
| (四)志愿精神的调节功能 |
| (五)志愿精神的人文教育功能 |
| 六、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特征及培育的重要意义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特征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
| 第二章 志愿精神的形成机理 |
| 一、志愿精神形成的客观与主观因素 |
| (一)志愿精神形成的客观因素 |
| (二)志愿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 |
| (三)实践:志愿精神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 |
| 二、志愿精神的形成过程 |
| (一)从志愿服务认知到志愿服务行为 |
| (二)从志愿服务行为到志愿服务行为习惯 |
| (三)从志愿服务行为习惯升华为志愿精神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调查的基本情况 |
| (一)调查方案设计 |
| (二)调查对象分析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取得的成效 |
| (一)践行志愿精神的队伍不断壮大 |
| (二)当代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 |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在大型事件中得以体现 |
| (五)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逐渐受到重视 |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 |
| (一)当代大学生整体志愿精神水平不够高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度不够深 |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氛围不够浓厚 |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机制不够完善 |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当代大学生的自身因素 |
| (二)家庭、高校和社会等外部因素 |
| 第四章 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路径 |
| 一、高校充分发挥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教育主渠道作用 |
| (一)提高当代大学生志愿者综合素质 |
| (二)建立健全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机制 |
| (三)营造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良好氛围 |
| 二、家庭、政府、社会应积极支持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 |
| (一)家庭应充分发挥支持引导作用 |
| (二)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保障功能 |
| (三)社会应充分发挥平台功能 |
| 三、当代大学生注重志愿精神的自我培育与养成 |
| (一)当代大学生主动加强对志愿精神理论的学习 |
| (二)当代大学生主动增强对志愿精神的情感认同 |
| (三)当代大学生坚定践行志愿精神的意志 |
| (四)当代大学生主动践行志愿精神 |
| 第五章 志愿服务实践——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着力点 |
| 一、在大型事件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抗击疫情,培养家国情怀与民族担当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大型活动,培养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 |
| 二、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培育大学生的奉献精神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支教服务,奉献青春与生命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奉献知识与汗水 |
| 三、在对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爱中培育大学生的友爱互助精神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关爱服务对象,培育友爱精神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服务对象,培育互助精神 |
| 四、在志愿服务的艰难险阻中培育大学生的坚强勇敢品质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克服困难,培育坚强的品质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克服危险,培育勇敢的品质 |
| 结语 |
| 附录一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现状的调查问卷 |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现状的访谈问题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诊所发展现状分析 |
| 1.1.2医生处方行为现状分析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利他与医生行为 |
| 1.2.2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1.2.3 博弈论视角下的医患关系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
| 2.2 医生行为模型 |
| 2.3 社会偏好与行为博弈论 |
| 2.3.1 人的社会偏好 |
| 2.3.2 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 |
| 2.3.3 利他偏好下的行为博弈论 |
| 2.4 利他行为的测量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献综述 |
| 3.1 利他主义及其基础 |
| 3.1.1 利他的生物学基础 |
| 3.1.2 利他的神经经济学基础 |
| 3.1.3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
| 3.1.4 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
| 3.2 医生及其行为 |
| 3.2.1 医生与医学中的利他行为 |
| 3.2.2 医护人员的性别及诊疗行为 |
| 3.2.3 不合理的处方行为 |
| 3.3 利他主义与行为博弈论 |
| 3.3.1 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 |
| 3.3.2 行为博弈论 |
| 3.4 关于利他主义的田野实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验原理、实验设计与分析方法 |
| 4.1 实验原理 |
| 4.1.1 关于实验经济学 |
| 4.1.2 田野实验 |
| 4.1.3 审计实验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 |
| 4.2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 |
| 4.2.1 研究对象与抽样方法 |
| 4.2.2 伦理学问题 |
| 4.2.3 实验设计 |
| 4.2.4 质量控制 |
| 4.2.5 数据分析方法 |
| 第五章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5.1 一般性结果 |
| 5.1.1 样本诊所的基本情况 |
| 5.1.2 样本诊所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1.3 利他主义实验的基本情况 |
| 5.1.4 审计实验中医生诊疗行为的基本情况 |
| 5.2 利他性、性别与医生医疗行为关系的分析结果 |
| 5.2.1 利他性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2 性别与医生处方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2.3 利他性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关系分析 |
| 5.2.4 性别与医生其他医疗行为的关系分析 |
| 5.3 定性分析 |
| 5.3.1 关于普通感冒的处方行为 |
| 5.3.2 关于就医体验等其他医疗行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方法学的讨论 |
| 6.1.1 田野实验在医疗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
| 6.1.2 匿名审计实验数据具有高可靠性 |
| 6.1.3 数据质量保证 |
| 6.1.4 数据分析方法 |
| 6.1.5 实验细节的设计 |
| 6.2 实验结果的讨论 |
| 6.2.1 诊所诊疗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利他主义与医生行为 |
| 6.2.3 性别与医生行为 |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3.1 结论 |
| 6.3.2 政策建议 |
| 6.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4.1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4.2 本研究的不足 |
| 附件1 病人评估问卷 |
| 附件2 病人台词 |
| 附件3 接线员台词 |
| 附件4 准考证 |
| 附件5 学生名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路径与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于citespace的创业动机知识图谱 |
| 2.2 创业动机的研究综述 |
| 2.2.1 创业动机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利己动机 |
| 2.2.3 利他动机 |
| 2.2.4 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共同作用的研究综述 |
| 2.3 创业动机演化原因的研究综述 |
| 2.4 企业生命周期与创业动机演化路径 |
| 2.5 CSR宣传沟通与CSR实施行为 |
| 2.6 企业伪善的研究综述 |
| 第3章 初创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1 基于扎根理论的初创期创业者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的研究设计 |
| 3.1.1 案例选取与案例简介 |
| 3.1.2 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 |
| 3.1.3 资料分析策略 |
| 3.2 基于扎根理论的初创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 |
| 3.2.1 单案例分析 |
| 3.2.2 主轴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多案例比较分析 |
| 3.2.5 模型阐释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瓶颈期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诱因及路径研究 |
| 4.1 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分类 |
| 4.2 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路径研究 |
| 4.3 创业动机与创业者生活背景的联系 |
| 4.4 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诱因研究 |
| 4.4.1 触发事件的概念与分类 |
| 4.4.2 触发事件的作用机制 |
| 4.5 讨论与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1 突破期“漂绿榜”企业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 |
| 5.1.1 单案例分析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 |
| 5.1.4 多案例比较分析 |
| 5.1.5 模型阐释 |
| 5.2 突破期“致良知四合院”企业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机制 |
| 5.2.1 单案例分析 |
| 5.2.2 主轴编码 |
| 5.2.3 选择性编码 |
| 5.2.4 多案例比较分析 |
| 5.2.5 模型阐释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突破期创业者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
| 6.1 利他动机感知 |
| 6.2 企业CSR宣传沟通 |
| 6.3 企业CSR实施行为 |
| 6.4 企业伪善 |
| 6.5 研究方法 |
| 6.5.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与结构方程建模(SEM) |
| 6.5.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
| 6.6 结果 |
| 6.6.1 描述性统计 |
| 6.6.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6.6.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结果 |
| 6.6.4 结构方程建模(SEM)结果 |
| 6.7 讨论与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实践启示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CSR实施行为量表 |
| 附录2 CSR宣传沟通量表 |
| 附录3 初创期创业者创业动机影响机制的模型阐释 |
| 附录4 “漂绿榜”案例和“致良知四合院”案例创业动机演化过程总结 |
（4）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下个体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说谎行为 |
| 1.1.1 说谎的概念 |
| 1.1.2 谎言的类别 |
| 1.1.3 关于说谎行为的理论 |
| 1.1.4 影响说谎行为的因素 |
| 1.1.5 说谎行为的研究范式 |
| 1.2 自我控制损耗 |
| 1.2.1 自我控制损耗 |
| 1.2.2 自我控制损耗与说谎行为的相关研究 |
| 1.3 承诺 |
| 1.3.1 承诺概念及分类 |
| 1.3.2 承诺与说谎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2.1 选题缘由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一:自我控制损耗状态对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3.1 研究目的与假设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被试 |
| 3.2.2 实验材料 |
| 3.2.3 实验程序 |
| 3.2.4 数据处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自我控制损耗的有效性检验 |
| 3.3.2 额外变量的控制 |
| 3.3.3 高损耗和低损耗对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3.3.4 利己说谎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对比 |
| 3.4 讨论 |
| 4 研究二: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状态下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4.1 研究目的与假设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被试 |
| 4.2.2 实验材料 |
| 4.2.3 实验程序 |
| 4.2.4 数据处理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自我控制损耗的有效性检验 |
| 4.3.2 额外变量的控制 |
| 4.3.3 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条件下利己说谎行为的影响 |
| 4.3.4 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条件下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4.3.5 利己说谎和利他说谎行为的对比 |
| 4.4 讨论 |
| 5 总讨论与结论 |
| 5.1 总讨论 |
| 5.1.1 自我控制损耗对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5.1.2 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条件下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 |
| 5.1.3 利己和利他说谎行为的比较 |
| 5.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5.3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优势手或非优势手反应任务 |
| 附录二 自我控制量表 |
| 附录三 情绪状态量表 |
| 附录四 诚信承诺书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特点 |
| 1.2 自闭症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研究 |
| 1.3 自闭症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研究 |
| 1.4 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因素 |
| 1.5 欺骗行为的理论基础 |
| 2 研究的总体思路 |
| 2.1 问题提出 |
| 2.2 研究假设 |
| 2.3 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
| 3 实验部分 |
| 3.1 实验1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利己欺骗行为的影响 |
| 3.2 实验2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利他欺骗行为的影响 |
| 3.3 实验3不同自我相关性下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与心理理论、执行功能的关系 |
| 4 总讨论 |
| 4.1 谁与我最亲密,我最诚实:基于人际欺骗理论的解释 |
| 4.2 谁与我最平等,我最矛盾:基于核心障碍限制的解释 |
| 4.3 谁与我最陌生,我最中立:基于执行功能异常的解释 |
| 5 结论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意义 |
| 0.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意义 |
| 0.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0.3 思路与结构框架图 |
| 0.3.1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0.3.2 结构框架图 |
| 0.4 研究方法 |
| 0.5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0.5.1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0.5.2 研究的难点 |
| 第一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形成基础 |
| 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理论基础 |
| 1.1.1 公民身份理论 |
| 1.1.2 道德自觉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生态实践观 |
| 1.1.4 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
| 1.1.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1.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基础 |
| 1.2.1 主体性复归是公民自觉生态道德养成的前提 |
| 1.2.2 生态危机使得公民生态道德养成成为必然 |
| 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嬗变 |
| 1.3.1 以“顺天而行”为特征的朴素直觉时期 |
| 1.3.2 以“主体性”和“他者性”为特征的主客二分时期 |
| 1.3.3 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双向关系时期 |
| 第二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与特征 |
| 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涵阐释 |
| 2.1.1 以“生态公民”为主体的关系剖析 |
| 2.1.2 以“生态觉悟”为核心的素养培育 |
| 2.1.3 以“道德养成”为目标的生态模式 |
| 2.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特征 |
| 2.2.1 多元性特征 |
| 2.2.2 引导性特征 |
| 2.2.3 实践性特征 |
| 2.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主要困境 |
| 2.3.1 由“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引出的价值认知困境 |
| 2.3.2 由“道德能否习得或何以习得”造成的规范引导困境 |
| 2.3.3 由“公民与自然沟通的不搭界问题”导致的实践操作困境 |
| 第三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进路 |
| 3.1 从认知角度分析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必要性 |
| 3.1.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历史困境 |
| 3.1.2 公民生态道德的认知现状堪忧 |
| 3.1.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认知内容 |
| 3.2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内涵 |
| 3.2.1 觉悟概念的层次划分 |
| 3.2.2 和谐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总体目标 |
| 3.2.3 过程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心态 |
| 3.2.4 递进觉悟——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信心表征 |
| 3.3 觉悟式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观的作用 |
| 3.3.1 “思考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价值认知困境的作用 |
| 3.3.2 “学习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规范引领困境的作用 |
| 3.3.3 “实践性觉悟”之于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实践操作困境的作用 |
| 第四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规范进路 |
| 4.1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的源起及内涵 |
| 4.1.1 个人主义生态观 |
| 4.1.2 合理利己主义生态观 |
| 4.1.3 无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 4.1.4 有差别利他主义生态观 |
| 4.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剖析 |
| 4.2.1 四种公民道德观之养成优劣势透析 |
| 4.2.2 四种公民生态道德观之养成难易度分析 |
| 4.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立场 |
| 4.3.1 合理利己立场 |
| 4.3.2 他者不伤害立场 |
| 4.3.3 多思慎行立场 |
| 4.4 公民生态道德递进养成步骤 |
| 4.4.1 生态警觉——生态交往初期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2 不伤害原则——无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3 为他者着想——有利益冲突时的公民生态道德 |
| 4.4.4 无私为他者——公民生态道德的最高标准 |
| 第五章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进路 |
| 5.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实践渊源与范式确立 |
| 5.1.1 实践异化与生态危机 |
| 5.1.2 旧有实践路径梳理与分析 |
| 5.1.3 辩证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范式内涵 |
| 5.2 从“己”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内在路径 |
| 5.2.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内在困境——主客不可通约 |
| 5.2.2 主客不可通约困境的应对路径——移情策略 |
| 5.2.3 移情策略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应用 |
| 5.2.4 公民生态道德的移情递进养成模式 |
| 5.3 从“他”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 |
| 5.3.1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的外在因素及其作用 |
| 5.3.2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核心内容 |
| 5.3.3 公民生态道德养成外在路径的主要方式 |
| 5.3.4 公民生态道德的教育递进养成模式 |
| 5.4 从“和谐”出发的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综合路径 |
| 5.4.1 “己+他”式个体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 5.4.2 全面自由发展式公民生态道德实践养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伦理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伦理视角 |
| 第一节 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特征 |
| 一、“恻隐之心”与“关怀” |
| 二、理想人格践行的情境性 |
| 三、理想人格塑造的道德层次性 |
| 第二节 美德伦理解读的不全面性 |
| 第二章 孟子理想人格论中的利己问题 |
| 第一节 以“成己”为先的孟子理想人格论 |
| 第二节 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利己倾向问题 |
| 一、美德伦理的利己倾向与传统的利己主义的区别 |
| 二、关心的不对称问题 |
| 三、关心的根本利己倾向问题 |
| 第三节 利己倾向问题当前回应的不足之处 |
| 一、对关心的不对称问题的回应 |
| 二、对关心的根本利己问题的回应 |
| 第三章 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内涵对利己问题的回应 |
| 第一节 关怀伦理对利己倾向的排除 |
| 第二节 孟子理想人格培养的利他倾向 |
| 第三节 与“仁政”相结合的“成人”之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及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绿色广告诉求方式 |
| 一、绿色广告的概念 |
| 二、绿色广告诉求的分类 |
| 三、绿色广告诉求方式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调节定向理论 |
| 一、调节定向理论的内涵 |
| 二、调节性匹配理论 |
| 第三节 信息处理流畅性 |
| 一、信息处理流畅性的概念 |
| 二、信息处理流畅性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品牌态度 |
| 一、品牌态度的概念 |
| 二、品牌态度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研究模型与假设推演 |
| 第一节 研究模型 |
| 第二节 假设推演 |
| 一、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和调节定向对品牌态度的交互效应 |
| 二、信息处理流畅性的中介作用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及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实验一 |
| 一、预实验 |
| 二、正式实验设计 |
| 三、数据分析 |
| 四、信效度检验 |
| 五、操控检验 |
| 六、假设检验 |
| 七、讨论 |
| 第二节 实验二 |
| 一、预实验 |
| 二、正式实验设计 |
| 三、数据分析 |
| 四、信效度检验 |
| 五、操控检验 |
| 六、假设检验 |
| 七、讨论 |
| 第三节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管理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实验一:调查问卷 |
| 附录B 实验二:调查问卷 |
| 致谢 |
（9）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分配行为对儿童社会交往的重要意义 |
| 1.1.2 儿童在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存在价值利己分配偏好 |
| 1.1.3 道德情绪对儿童分配行为的促进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资源价值 |
| 1.3.2 分配行为 |
| 1.3.3 道德情绪 |
| 2.文献综述 |
| 2.1 分配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1.1 分配行为的研究范式 |
| 2.1.2 分配行为的原则 |
| 2.1.3 分配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 资源价值与分配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2.1 资源主观价值与分配行为 |
| 2.2.2 资源客观价值与分配行为 |
| 2.3 道德情绪与分配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3.1 积极道德情绪与分配行为 |
| 2.3.2 消极道德情绪与分配行为 |
| 2.4 已有研究简评 |
| 3.研究设计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内容 |
| 3.3 研究方法 |
| 3.4 研究思路 |
| 4.实验研究 |
| 4.1 预实验 |
| 4.1.1 研究目的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结果 |
| 4.2 研究一: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积极道德情绪对4-6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 |
| 4.2.1 研究目的 |
| 4.2.2 研究假设 |
| 4.2.3 研究方法 |
| 4.2.4 结果与分析 |
| 4.2.5 讨论与结论 |
| 4.3 研究二: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消极道德情绪对4-6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 |
| 4.3.1 研究目的 |
| 4.3.2 研究假设 |
| 4.3.3 研究方法 |
| 4.3.4 结果与分析 |
| 4.3.5 讨论与结论 |
| 5.总分析、总讨论与总结论 |
| 5.1 总分析 |
| 5.2 总讨论 |
| 5.3 总结论 |
| 6.教育建议 |
| 6.1 重视学龄前儿童的道德教育 |
| 6.2 引导学龄前儿童减少价值利己分配行为 |
| 6.3 丰富学龄前儿童的资源价值公平认知 |
| 7.不足及展望 |
| 7.1 在研究对象方面 |
| 7.2 在研究内容方面 |
| 7.3 在情境设置方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个人捐赠何以可为 ——不同情境下公我意识和慈善诉求方式如何提升劝捐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个体慈善捐赠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1.3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测量方式 |
| 2.2 公我意识 |
| 2.2.1 概念界定 |
| 2.2.2 公我意识的理论解释 |
| 2.2.3 公我意识的测量 |
| 2.2.4 公我意识对个体慈善捐赠的影响 |
| 2.3 慈善诉求 |
| 2.3.1 概念界定 |
| 2.3.2 利他/利己慈善诉求的研究现状 |
| 2.4 公开/私下的社会情境与个体捐赠行为的研究现状 |
| 第3章 研究一 公开/私下情境中,特质性公我意识对不同诉求类型下捐赠行为的影响 |
| 3.1 实验1a私下情境中,特质性公我意识和慈善诉求类型对捐赠金额的影响 |
| 3.1.1 实验目的 |
| 3.1.2 实验方法 |
| 3.1.3 数据处理 |
| 3.1.4 结果 |
| 3.1.4.1 操纵性检验 |
| 3.1.4.2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3.1.4.3 特质性公我意识和诉求类型对捐赠金额影响的方差分析 |
| 3.2 实验1b公开情境下,特质性公我意识和诉求类型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
| 3.2.1 实验目的 |
| 3.2.2 实验方法 |
| 3.2.3 结果 |
| 3.2.3.1 操纵性检验 |
| 3.2.3.2 捐赠金额描述性统计结果 |
| 3.2.3.3 公开情境下,特质性公我意识和诉求类型对捐赠金额影响的方差分析 |
| 3.3 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公开/私下情境中,情境性公我意识对不同诉求类型下捐赠行为的影响 |
| 4.1 实验目的 |
| 4.2 实验方法 |
| 4.2.1 被试 |
| 4.2.2 实验设计 |
| 4.2.3 实验材料 |
| 4.2.4 实验程序 |
| 4.2.5 数据处理 |
| 4.3 结果 |
| 4.3.1 操作检验 |
| 4.3.2 捐赠金额描述性统计结果 |
| 4.3.3 公开/私下情境,情境性公我意识和诉求类型对捐赠行为的方差分析 |
| 4.4 讨论 |
| 第5章 总讨论 |
| 5.1 公我意识对捐赠的影响 |
| 5.2 慈善诉求类型对捐赠的影响 |
| 5.3 不同社会情境中,公我意识和慈善诉求对捐赠的影响 |
| 5.4 实践启示 |
| 第6章 总结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利己、利他与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D]. 赵晓达.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私人诊所医生处方行为和利他性实验经济学研究 ——以青岛为例[D]. 孔少楠. 山东大学, 2020(04)
- [3]创业者创业动机演化路径与影响机制研究[D]. 赵颐淇.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4]承诺对自我控制损耗下个体利己、利他说谎行为的影响[D]. 赵苏宁.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自我相关性对自闭症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D]. 傅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公民生态道德养成研究[D]. 赵唱. 山西大学, 2020(12)
- [7]孟子理想人格论的关怀伦理解读[D]. 陈夏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8]绿色广告诉求方式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D]. 熊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资源价值不等情境下道德情绪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D]. 李卓.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个人捐赠何以可为 ——不同情境下公我意识和慈善诉求方式如何提升劝捐效果[D]. 于群.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