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30年代老舍独立文学观念的倾斜与恪守（论文文献综述）
龚玲芬[1]（2021）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文中认为
宋方成[2]（2021）在《在艺术与宣传之间：论抗战时期老舍文艺观的转变》文中研究说明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的转变是在感情与理智的交叉控制中进行的,该过程折射出老舍迷茫又果决、振奋又苦闷的复杂心态,既展现出他奋力抗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流露了他对牺牲“艺术性”的无奈。现有对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转变的研究多集中在“创作实践”的变化上,不仅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而且对转变的独特性挖掘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窥探老舍抗战时期文艺观转变的详细过程,探究引起转变的原因,归纳文艺观转变的特征以及探析转变的心态和得失影响。第一章,尝试从新的路径探索老舍转变文艺观念的原因。“良知系统”使老舍在中日对抗的关系中“淡化自我疆界”与“去个体化”,使他在“安身立命”中“兼善天下”。“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体现在,从微观创作上看,老舍受到了“自主情结”的操控以致于难以维系之前的创作;从宏观上看,老舍受到了“感时忧国”观念的影响。“知识分子”的身份使老舍成为“社会的良心”,努力维护着公平与正义,同时也使他主动承担起“时代先锋”的角色,在历史的关键期引导民众;在“需求层次理论”之下,抗战前的老舍主要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其需求结构发生变动,出于对“安全需要”的渴望,他转变文艺观,踏上了抗战道路。第二章,从“内容层面”探究老舍文艺观的“变化”与“守常”。在文学功能上,老舍将文学“指导人生”的原则具化为“宣传抗战”;在文学评判标准上,老舍由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向“实用价值”倾斜,到了抗战中期,他对“艺术性”的重视度稍有回升;在文学形式上,老舍以最大程度地宣传抗战为初衷,在小说、通俗文艺、话剧等主要文体之间来回切换。老舍亦保留了“不变”的要素,他对作为文学特质之一的“感情”、对有创作母体之称的“社会”、对能够刺激创作灵感的“经验”皆保持不变。因为这些要素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失之则难以称其为好的文艺,同时它们的存在有利于更好地宣传抗战。老舍筛选“变”与“不变”的要素是以最大程度地宣传抗战为出发点。第三章,在比较视域中辨别老舍“转变过程”的特征。通过将老舍与何其芳、戴望舒比较,可知老舍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一、爱国反帝观念在流变中勃兴:早期作品呈现“朦胧”的反帝爱国书写;新加坡时期到抗战爆发前是“显豁”的反帝爱国书写,且该阶段实践与理论出现悖异,系为过渡时期的特征;抗战爆发后是“相对全面”的爱国反帝书写,主要表现是创作实践与理论出现了合流。二、从“独立批判”到“桎梏中寻觅独立性”:抗战前老舍独立批判精神显着,这种精神在战时“共名”语境下受缚,但他也在试图寻觅自身的独立性。三、从“疏离革命”到“投入抗战”:老舍早期主动疏离革命,嘲讽革命文学的工具性,没有革命实践的基础增加了老舍转向文艺抗战的难度。四、投入抗战书写的彻底性:老舍经历了“去道”到“载道”的理论观转变,勇于尝试创作陌生文体,忍痛牺牲艺术性,创作基本围绕抗战来进行,展现出了文艺抗战的“高投入度”。在转变过程中,老舍受到了感情与理智的交叉控制。第四章,鉴析老舍转变文艺观的心态和得失影响。抗战初期,老舍因宣传抗战而暂弃艺术性,振奋之余他也产生了苦闷、无奈的情感体验。1941年,老舍经过文学反思以后,对艺术的重视度有所提高,他的苦闷遂有所缓解。至于转变的得失影响,从文学上看,抗战初期,老舍因注重宣传性造成了艺术性的滑落,直到他反思以后才令作品的艺术性有所回升;多样化的文艺创作造就了文学史上的“全能”老舍;战时,老舍创作“载道文艺”,形成了写作“惯性”,对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从政治上看,转变后的作品满足了宣传抗战的需要;转变之举间接影响了老舍建国后的地位和仕途。老舍徘徊在艺术与宣传之间,根据不同的时代环境张扬和凸显文学不同方面的价值。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转变,既展露出了同期作家转变的共性,也表现出了他的独特性。而本文旨在通过对老舍转变原因、文艺观的变化与守常、转变过程、转变心态与影响等方面的探索来凸显抗战语境下老舍转变文艺观的独特性。
周云龙[3]（2021）在《论老舍的名士风格》文中研究说明经典作家老舍的作家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对于老舍的平民主义风格和人道主义关怀,学界已有翔实的研究。但是以“名士风格”这一视角关照老舍的生活表现和创作表现,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本文立足于这一研究视角,纵观“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生命旅程和创作生涯,努力展现老舍身上的名士风格,挖掘老舍作品更丰富的含义,表现老舍不同时段的创作心态和历史语境,同时试图更踏实深刻地贴近老舍,感悟他的生命旅程与文人风骨。本文将分三章进行老舍“名士风格”的论述。第一章,名士风格的定义。由于老舍是在中西文化综合影响下成长成才,他的名士风格是融会中西的新质风格。所以该章梳理了中国的名士风格和西洋的绅士风度,在此基础上对老舍名士风格进行定义:独立旷达的性格心性,渊博深厚的文化修养,坚定刚强的自尊原则。第二章,老舍名上风格的形成。个人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质素的影响,本章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探寻老舍名士风格的形成。其中,生活环境层面的影响着重探究家长的榜样作用和亲友同道的扶持帮助;文化质素层面的影响着重探究中国传统文化质素和西方新文化质素。在此基础上确定老舍名士风格的形成来源。第三章,老舍名士风格的表现。表现出来才叫风格,本章按照老舍的名士性格心性、名士文化修养、名上自尊原则的顺序,分别展现这三个维度的生活表现和创作表现,努力展现一个完整的名士老舍。在结语部分,笔者结合老舍之死,表现老舍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坚定选择:用生命完成反抗,用死亡建树清白。这也是老舍名士风格的最终升华。本文用“名士风格”这一角度关照经典作家老舍,试图挖掘这位人民艺术家身上除了平民性和人道主义关怀之外的新质内容,亦为放胆尝试之举。笔者深知个人水平有限,论述必有疏漏不足之处,诚望学界前辈后俊批评指正!
王津京[4]（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认为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张挺玺[5]（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刘子怡[6]（2021）在《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对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显赫地位。1919年,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其小说观和小说作品逐渐为读者所接受。在现代文学时期,作为小说批评家,詹姆斯对小说艺术的强调与探索影响着国内作家对待小说这一体裁的态度和小说创作实践;作为小说家,他的四部小说——《四次会面》（Four Meetings,1877）、《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螺丝扭》（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诗人的信件》（The Aspern Paper,1888）得到译介,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小说的价值选择和对詹姆斯的价值定位。这一时期国内对詹姆斯小说观的接受始终围绕着“小说是艺术”的观念展开。前20年人们更注重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艺术,后10年则转向他的心理分析艺术。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詹姆斯的“人物观”经由张毅汉引介,其“人物中心”的叙事方法和“人物先行”的创作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茅盾等作家的创作。40年代,詹姆斯有关小说中心理分析的观点成为新的关注点。卞之琳、萧乾等学者为引介詹姆斯心理小说作了较大的贡献,詹姆斯对人物心理描绘的重视影响着汪曾祺等文人的创作。不过,詹姆斯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分析的探索都源自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小说是一门艺术,这一观点自20年代到40年代在黄仲苏、老舍、邵洵美等作家的文章中不断被提起,改变着人们对小说的传统认知。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是《四次会面》。这部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詹姆斯作品的偏好——“国际题材”的、人物刻画突出的现实主义小说。30年代《黛西·米勒》的翻译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与上一章所讨论的对詹姆斯小说创作观的接受相吻合。《四次会面》由陈西滢首次翻译到中国,是译者对短篇小说“经济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随后蹇先艾和傅东华各自完成了新的译本,这两次翻译均出于编写美国短篇小说选集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工具化”特征,但这也说明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在当时还是被普遍承认的。30年代的“翻译年”迎来了詹姆斯前期小说代表作《黛西·米勒》的两次翻译。林疑今和范存忠应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分别于1934年与1935年翻译出这部小说,但在20年代和40年代,这部小说却显得不受重视。20年代,于化龙、赵景深、郑振铎在介绍这部小说时都对小说名进行意译（例如:《雏菊磨者》）,这说明他们对该小说并不了解;而40年代萧乾又称《黛西·米勒》是詹姆斯极不重要的小说。这反映了国内对詹姆斯的态度变化:20年代,詹姆斯连同美国文学整体都未引起国内的重视,到了30年代,詹姆斯前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国际小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40年代,人们认为心理小说才能代表詹姆斯的文学成就,因而减少了对他前期作品的关注。《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在40年代的译介进一步证明了,国内对詹姆斯的关注已逐渐转向其心理分析小说。但是,作为詹姆斯中期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时具备他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及后期小说的心理分析萌芽,这使得译介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折中之举。萧乾等人虽然积极引介了詹姆斯心理小说,却认为它们并不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这和卞之琳在《螺丝扭》、《诗人的信件》的序言中将小说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的做法异途同归。译介者想要绍介詹姆斯文学成就最高的心理小说,但纯心理小说无法适应国内当时的社会环境,《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很好地融合了现实与心理分析的因素,因此得到了译介。
李小刚[7]（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提出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李春苗[8]（2020）在《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文中指出在老舍的经典剧作《茶馆》中,出现了大大小小共70多个人物,构成了独特的市民生活景观。“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各色旧人物纷至沓来,演绎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悲喜剧般的人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茶馆》中的人物形象在老舍文学整体框架中的谱系关系,可以加深对老舍人物塑造规律的把握,更为深入地理解《茶馆》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发掘《茶馆》中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本文以《茶馆》中的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这三位中心人物以及三类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物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老舍现实主义写作态度的把握,探寻这些人物形象在老舍文学世界中的发展规律。以《茶馆》中的人物为原点,追溯某一个体或群体在老舍创作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力图形成一个以《茶馆》中人物为支点的谱系关系。通过梳理《茶馆》中的人物谱系,丰富《茶馆》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从文本出发,论文第一章对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这三个人物形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将此前老舍作品中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生活方式、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形象一一撷取出来,以时间为经,串联出老舍文学中以这三者为代表的人物的发展线索。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来源于他的毕生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以王利发为代表的小铺子掌柜,以常四爷为代表的正直旗人和以秦仲义为代表的有志有识之士,自老舍创作之初,就一直是他关注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老舍或寄予温和的审视,或寄托热切的希望,抑或赋予抱憾的唏嘘,使他们有了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内涵。论文第二章主要对《茶馆》中底层平民形象进行谱系化的梳理与把握。老舍生于北京城的贫民阶层,长在胡同里的大杂院。《茶馆》里的平民形象正是取材于他生来所属的城市贫民阶层。大杂院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使老舍自幼便得以接触城市底层的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成为他写作时的人物原型。《茶馆》中的各类平民人物,与老舍文学中的平民群像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长廊中最为独特的一隅。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老舍一生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积累都对他的创作观念以及创作姿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着他在《茶馆》中的人物塑造。通过呈现旧时代的横断面,老舍对那些根源于他生命之流的旧人物进行了细细的回忆、深刻的反思,更寄托了他一生的忧与爱、悲与歌。因此,研究《茶馆》中的旧人物在老舍文学世界中起到的总结性意义,对全面观照老舍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朱丹丹[9]（2020）在《老舍文艺思想流变论》文中指出历经清朝的覆灭,民国政府的衰败和新中国的成立,老舍始终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热切的民族情怀,以文艺来解释人生、宣传抗战和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在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老舍文艺思想的流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山东时期（1930年7月至1937年11月）;抗战时期（1937年11月至1946年3月）;新中国时期（1949年12月至1966年8月）。山东时期是老舍文艺思想生成的重要阶段,他在努力追求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性的同时,要求文艺表现并解释社会人生,使用俗白有力的人民语言并运用寓庄于谐的幽默艺术。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促使老舍暂别文学的艺术性追求而走向文艺通俗化,他强调作家要有“国家至上,抗战第一”的思想,要有“旧瓶新酒,通俗文艺”及“新旧文艺,兼容并纳”的理念转变。新中国时期,他主张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文艺在服务的同时须遵循自身的规律。老舍文艺思想发生变化有四点缘由:一是童年不幸的身世和贫困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二是五四运动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三是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四是国家至上的民族情怀。全面审视老舍三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语境中老舍文艺思想的主要特征及整体的流变轨迹。山东时期奠定了老舍文艺思想的坚实基础,而抗战时期的时代主题、新中国时期的政治需求使老舍的文艺思想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显现出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
杨丽霞[10]（2019）在《“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文中提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取得胜利的伟大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象征。同时,民族危亡催生中国文化裂变与新生,抗战促进现代文学由启蒙的“精英姿态”到人民性转变,文化导向发生变化。改造“隐忍”、“谦和”的国民精神,开掘新的、鲜活的“刚性”文化力量以抗击暴敌,成为抗战的重要内容。老舍是中国抗战时期众多作家的典型之一,抗战前的自由知识分子老舍,于战争全面爆发后,毅然投身抗战革命洪流,特别在“家”“国”矛盾、“尽忠”与“尽孝”、“新文学”与“旧文艺”的两难选择中,他做出非比常人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其转变历程更具代表意义,老舍以自己最具长处的“笔”服务抗战,为抗战第二条战线胜利做出一个作家、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本论文试图在以往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抗战中老舍的启蒙思想与民族精神建构,开掘抗战中老舍“士”“卒”转变的机制与心路历程,揭示老舍个体生命体验对文本创作潜在规约作用,从而再现一个“士卒”合一的老舍形象。老舍处在“传统”和“现代”融合非常复杂的时代,他接受“五四”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对中国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和批判,期望以西方文明来烛照东方人格。而抗战改变了老舍的生活境遇与创作理念,为他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提供机缘。他把目光聚焦到开掘传统文化精华上来,挖掘民众几千年“礼”文化规范下所形成的“谦和”、“隐忍”人格中潜藏的无限战斗力量。老舍把“五四”启蒙志士建构的文化批判路径与“改造民族灵魂”主题延伸到抗日救亡“大时代”,救亡亦即启蒙。本文以老舍投身抗战的心理困境——在抗战中突围——《四世同堂》正好印证抗战中老舍思想的理路设置框架。老舍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由新文学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抗战文艺界“小卒”,从疏离政治到亲近政治、参与抗战宣传到建构抗战文艺,在政治和抗战文艺实践中,其思想产生了“现代”和“传统”二元纠缠的复杂关系,老舍在“士”与“卒”之间、“政治”与“国家”之间、新文学与旧通俗文艺之间徘徊纠结。但老舍毕竟是有强烈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尽管在抗战中,他饱含情感激越与思想犹疑,却无法阻挡他“舍予”为国的脚步。他对启蒙进行创作性转化,启蒙是实现现代性手段,而救亡又是另类形式的“启蒙。”在“国家至上”这意义层面上,老舍又完成“自由知识分子”到抗战“小卒”的沟通,即“卒”也是“士”,为新文学向“功利性文学”转化提供可行性通道,同时成功从思想禁锢、政治困境、文学规约的泥沼中突围。抗战中的老舍,既是“士”也是“卒”,在沟通“士卒”的基础上,表达对民族文化建构与民族精神更新的思考。《四世同堂》即是老舍抗战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以小说人物由“士”到“卒”而“士卒”统一的艰难历程,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抗战时期老舍的心理困境与人生突围,并寄予他们启蒙大众的先锋期待。从老舍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士”大夫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裂变与重生;能够感受到其文化心理演变的轨迹,譬如觉醒与怀旧,追求与失落,保守与激进、困惑与挣扎。抗战中老舍思想纠结与转变,归根到底,属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范畴。传统文化现代化主要包含“继承而扬弃与改造并创新”两个路径,传统文化是根脉,现代化则是灵魂。老舍创造性地把以“个体觉醒”为基点的“五四”启蒙理路,转向“群卒”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在知识精英引领下,开掘“刚性”精神与“猎人文化”特质,打破文化“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模式,强调文化融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在现代性与传统性融合基础上,衍生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文化,更新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人民主体精神建构,完成由个体“士”带动“群”的道德轨迹进而达到人人皆可为“卒”的伦理站位。
二、论30年代老舍独立文学观念的倾斜与恪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30年代老舍独立文学观念的倾斜与恪守（论文提纲范文）
（2）在艺术与宣传之间：论抗战时期老舍文艺观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老舍转变文艺观的成因新探 |
| 第一节 良知系统:“去个体化”与“安身立命” |
| 第二节 集体无意识:“自主情结”与“感时忧国”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身份:“社会良心”与“时代先锋” |
| 第四节 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需要”与“安全需要” |
| 第二章 “变”与“常”的交织:理论层面的文艺观 |
| 第一节 在“变化”中探寻文艺的价值 |
| 一、文学功能:“指导人生”向“宣传抗战”的倾斜与具化 |
| 二、评判标准:“尚艺术性”向“重实用性”的移易与复归 |
| 三、主要文体:“小说、通俗文艺、话剧”的调适与辗转 |
| 第二节 在“守常”中传达文艺的诉求 |
| 一、文学特质的坚守:强调“感情” |
| 二、创作方法的保留:突出“经验” |
| 三、聚焦视野的专一:心系“社会” |
| 第三章 “感情”与“理智”的穿插:比较视域下的转变过程 |
| 第一节 老舍与何其芳的转变比较 |
| 一、反帝书写:从“朦胧”到“显豁”到“相对全面” |
| 二、作家姿态:从“独立”到“在桎梏中追寻独立” |
| 第二节 老舍与戴望舒的转变比较 |
| 一、立场蜕变:从“疏离革命”到“投身抗战” |
| 二、投入程度:从“文以去道”到“文必抗战” |
| 第四章 艺术性的滑落:老舍转变文艺观的心态与得失 |
| 第一节 心态:投入抗战的“亢奋”与牺牲艺术的“苦闷” |
| 第二节 影响: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
| 一、文学:艺术性滑落·创作全能·“载道”惯性 |
| 二、政治:战时宣传效果·战后的仕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论老舍的名士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名士风格的定义 |
| 第一节 华夏之名士风流 |
| 一、魏晋南北朝名士风格 |
| 二、晚明士子名士风格 |
| 三、中华传统名士风格定义 |
| 第二节 西洋之绅士风度 |
| 第二章 老舍名士风格的形成 |
| 第一节 生活环境 |
| 一、家长的伟大榜样影响 |
| 二、亲友同道的扶持影响 |
| 第二节 文化质素 |
| 一、中国传统文化质素的影响 |
| 二、西方新文化质素的影响 |
| 第三章 老舍名士风格的表现 |
| 第一节 名士性格心性表现 |
| 一、生活表现 |
| 二、创作表现 |
| 第二节 名士文化修养表现 |
| 一、生活表现 |
| 二、创作表现 |
| 第三节 名士自尊原则表现 |
| 一、生活表现 |
| 二、创作表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剧语言中的良性萌芽 |
| 一、写实观的萌芽——王钟声之《张汶祥刺马》 |
| 二、话语功能的转变与演讲的安排——钟声新剧与天知派新剧 |
| 三、新剧的话语秩序与家庭剧——以春柳社作品为例 |
| 第二节 五四新剧语言的发展 |
| 一、叙事框架的建立——社会问题剧的叙事框架 |
| 二、中国早期话剧的示范之作——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 |
| 三、辩论、宣言与抒情——五四新剧中的话语功能 |
| 第三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成就 |
| 一、田汉的《名优之死》 |
| 二、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
| 小结 |
| 第二章 话剧语言成熟期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 第一节 叙事策略与对白写作技巧的成熟 |
| 一、叙事者与叙事结构 |
| 二、话语冲突与层次感 |
| 三、语言功能的丰富 |
| 第二节 诗意的话语模式——以《雷雨》《北京人》《风雪夜归人》为例 |
| 一、《雷雨》语言的含蓄性 |
| 二、《北京人》语言的抒情性 |
| 三、《风雪夜归人》语言的象征义 |
| 第三节 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以《上海屋檐下》《龙须沟》为例 |
| 一、半公共空间与日常行动 |
| 二、场面布局的基本方法 |
| 三、人物与言语行为 |
| 四、作者对意义的控制方式 |
| 第四节 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以《日出》《茶馆》为例 |
| 一、多重等级链条 |
| 二、冲突性对话 |
| 三、评议性对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
| 一、“三一律”结构的继承 |
| 二、再现生活与社会杂语的融合发展 |
| 三、探索剧对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发展 |
| 第二节 实验戏剧的话语模式 |
| 一、语言的暴力 |
| 二、伪装的叙事 |
| 三、戏仿与拼贴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 |
| 一、表演工作坊作品的话语模式 |
| 二、相声剧的话语模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表演中的话剧语言 |
| 第一节 话剧腔问题 |
| 一、话剧语言表演理论小史 |
| 二、“话剧腔”“舞台腔”“翻译腔”“朗诵腔”之辨 |
| 三、“话剧腔”的价值 |
| 第二节 表演中的意义变化 |
| 一、潜台词 |
| 二、表演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
| 第三节 同一剧目不同风格的表演 |
| 一、《雷雨》的不同版本 |
| 二、《茶馆》的不同版本 |
| 三、《恋爱的犀牛》的不同版本 |
| 第五章 话剧语言的理解与接受 |
| 第一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接受 |
| 一、前文本的影响——《张汶祥刺马》的意义生成 |
| 二、接受标准的形成——《少奶奶的扇子》的接受 |
| 三、从美的接受到现实的接受——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为例 |
| 第二节 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方向 |
| 一、现实方向 |
| 二、诗意方向 |
| 三、哲理方向 |
| 结语 |
| 一、关于经典作品的争议 |
| 二、现实的困境 |
| 三、语言学对话剧语言创作的启示 |
| 附录一 《张文祥刺马》相关资料 |
| 附录二 《申报》提及马新贻的文章(1872—1903年) |
| 附录三 访问周野芒 |
| 附录四 2019年全国话剧演出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 小结 |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 (一)经济“统制化” |
| (二)政治社会化 |
| (三)新国民运动 |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 小结 |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 二、秦腔改革 |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 小结 |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 小结 |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亨利·詹姆斯的生平及影响 |
| 第二节 亨利·詹姆斯译介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的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论文的主要思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詹姆斯小说观的译介 |
| 第一节 “人物先行”与“人物中心” |
| 第二节 “理智客观”与“极端的主观” |
| 第三节 “小说是一门至高的艺术” |
| 第二章 《四次会面》:亨利·詹姆斯第一部被译介的小说 |
| 第一节 《四次会面》的“经济性”与艺术性 |
| 第二节 被“工具化”的《四次会面》 |
| 第三章 《黛西·米勒》:30年代的两次译介 |
| 第一节 被错译的“雏菊磨者” |
| 第二节 “翻译年”中的两个译本 |
| 第三节 “极不重要”的《黛西·米勒》 |
| 第四章 《螺丝扭》和《诗人的信件》:译介中的“折中之举” |
| 第一节 心理小说的新转向 |
| 第二节 卞之琳对詹姆斯的译介与关注 |
| 第三节 心理小说与现实的隔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亨利·詹姆斯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一览表(1919-1949) |
| 附录2 :中国现代时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其他译名一览表 |
| 致谢 |
（7）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 (二)梦幻性段落 |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 (二)多角色命运 |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心人物形象谱系 |
| 第一节 王利发:像镜子一样去接受 |
| 第二节 常四爷:民族气节的呼唤者 |
| 第三节 秦仲义: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
| 第二章 次要人物形象谱系 |
| 第一节 女性形象:传统理想的美好化身 |
| 第二节 丑类人物:驱而复还的蝇营狗苟 |
| 第三节 底层平民:时代裂隙的卑微蝼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老舍文艺思想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缘起 |
| 2 研究现状 |
| 3 研究意义 |
| 第1章 山东时期:文学的艺术性坚守 |
| 1.1 文艺表现并解释社会人生 |
| 1.2 使用俗白有力的人民语言 |
| 1.3 运动寓庄于谐的幽默艺术 |
| 第2章 抗战时期:文艺通俗化走向 |
| 2.1 “国家至上,抗战第一”的思想观念 |
| 2.2 “旧瓶新酒,通俗文艺”的写作方式 |
| 2.3 “新旧文艺,兼容并纳”的理念转变 |
| 第3章 新中国时期:文艺大众化转变 |
| 3.1 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 |
| 3.2 文艺须遵循自身的规律 |
| 第4章 老舍文艺思想流变的缘由 |
| 4.1 不幸和贫困造就刚强的性格 |
| 4.2 五四运动改变思想观念 |
| 4.3 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
| 4.4 国家至上的民族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 从“士”到“卒”的心理困境 |
| 2.1 老舍对民族国家的曲折体认 |
| 2.1.1 蛮夷——满族——中华民族 |
| 2.1.2 “国家”意识与实体的认知差异 |
| 2.2 在国家和政治之间 |
| 2.2.1 “国家至上”的生命选择 |
| 2.2.2 非权力欲望的参与 |
| 2.3 抗战文艺界“小卒”的苦痛 |
| 2.3.1 从“艺术家”到“战士” |
| 2.3.2 激情狂热中独味“苦痛”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卒”到“士”的人生突围 |
| 3.1 启蒙思想在抗战中坚守 |
| 3.1.1 启蒙方式的差异 |
| 3.1.2 启蒙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
| 3.2 “我就是抗战派” |
| 3.2.1 “舍予”与“舍文” |
| 3.2.2 “卒”的担当 |
| 3.3 抗战与文艺的双向互动 |
| 3.3.1 抗战对文艺的要求 |
| 3.3.2 “文以载道”的现代转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四世同堂》:一个“士卒”的抗战故事 |
| 4.1 从“隐士”到“战士” |
| 4.1.1 闲适文化与钱默吟 |
| 4.1.2 “士”到“卒”转变的内在规定性 |
| 4.2 从“家”“国”到“国家” |
| 4.2.1 家庭的精神牵绊 |
| 4.2.2 “尽忠”与“尽孝” |
| 4.2.3 “文化濡化”下的“国”之殇 |
| 4.2.4 民族败类的逆向“家”“国”关系 |
| 4.3 “士卒”抗战——战时国民意识新凝成 |
| 4.3.1 从个体抗争到群体觉醒的曲折 |
| 4.3.2 “卒”的抗争到“士卒”觉醒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论30年代老舍独立文学观念的倾斜与恪守（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D]. 龚玲芬.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在艺术与宣传之间：论抗战时期老舍文艺观的转变[D]. 宋方成.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论老舍的名士风格[D]. 周云龙. 扬州大学, 2021(09)
- [4]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亨利·詹姆斯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919-1949）[D]. 刘子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D]. 李春苗. 青岛大学, 2020(02)
- [9]老舍文艺思想流变论[D]. 朱丹丹. 湖南理工学院, 2020(02)
- [10]“士”与“卒”之间 ——论抗战中的老舍[D]. 杨丽霞. 河北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