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俪晚年的童年情怀

一、浅论晚年孙犁的童心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刘广利^[1]（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周爱勇^[2]（2020）在《“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文中提出风景书写是作家思考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重视风景书写的当属废名。废名风景叙事的核心是表达其独特的审美理想,作者对“美”怀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美”的推崇如同“朝圣”。废名推崇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人物之美、情感之美、文化之美等等美好事物,而他呈现这一切神圣之美时不可或缺、极度倚重的就是风景书写。风景叙事之于废名,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表达。惟此,论文选择从风景叙事角度对废名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全文分为上下两篇,除去绪论、结语共有六章。绪论主要梳理国内外风景叙事研究现状及废名小说研究中有关风景叙事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论题,概括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上篇题为“美的‘三位一体’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形象问题,为第一、二、三章,分别从儿童、女性、自然三个角度深入,透视废名通过风景叙事表达“美的‘三位一体’”审美观念,即儿童的纯真之美、女性的人性之美与自然的风景之美合一的审美理想。下篇题为“审美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涉及“美”的塑造问题,为第四、五、六章,探讨废名文体观、语言观、艺术观与风景书写的关系。结语总结本文重要观点,指出废名小说风景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意义。各章主要内容及观点简述如下:第一章题为“儿童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审美理想如何通过“风景儿童化”表达。废名小说的儿童之美常与风景之美、女性之美并存,表现出和谐共生的景象。废名小说的风景儿童化叙事,通过风景陌生化、风景去道德化等,表现儿童眼中之景的“纯真新奇之美”,让人重拾自然与人性的美好。为凸显儿童眼中风景之奇特,废名小说中出现“视角越界”等违背叙事常规的现象。废名风景儿童化叙事往往给读者带去愉悦、轻松与暖意,但有些作品也会让人感到伤感、沉重与寒意,短篇代表作《桃园》便呈现出这样的“哀伤之美”。第二章题为“女性之美与风景叙事”,论述废名如何通过“女性风景化”叙事表达其审美理想。女性风景化叙事是废名小说表达的重要方式,主要表现为将女性自然化、物化、诗画化和神圣化。在乡土题材小说中,废名多采用女性自然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与风景之美的融合讴歌乡土之美;在都市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则多采用女性物化的风景叙事,通过女性之美的坍塌、风景之美在都市的隐匿,讽刺都市之恶。女性之美和风景之美的合一,是废名审美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将女性“诗画化”的风景叙事手法,营造女性与风景一体、人事与意境合一的“诗意世界”。废名还将女性之美提升到宗教高度,通过女性神圣化风景叙事,建构由圣洁女性与纯净风景合成的“人间圣境”,作为人生苦难的诗意救赎和世俗人生的审美超度。废名的女性风景化叙事,体现了女性崇拜思想。第三章题为“自然之美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小说中的风景叙事如何表达废名的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废名认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物象存在,人类的情感意识投射其上,自然世界才能被感知和生发出意义。基于这种带有唯心色彩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废名小说通过风景书写,体现出境由心生、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流露出追求内在真实与心灵之美的唯美倾向。为表达渴求美之永恒的“乌托邦”愿望,废名小说推崇静止时间观,在生死观上体现出歌颂死亡、以死亡来凝固留存美的极致唯美倾向。第四章题为“文体自觉与风景叙事”,主要探讨废名小说文体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来表达。废名认为“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牠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他的小说文体观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所以与文辞密切相关的风景描写就成为他文体实验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废名被公认的小说诗化、散文化文体特征,其实是频繁使用风景比拟、风景象征、风景想象、风景典故等媒介营造意境和叙述故事的结果。大量风景书写的加入,淡化了小说情节,松散了叙事结构,冲击了传统小说讲故事方式,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体界线,体现出废名的小说文体创新与自觉,也反映出古典文学对废名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题为“语言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的是废名语言文字观和风景叙事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同时语言文字又有“言不及意”“言不尽意”的局限性,面对这种困境,废名小说通过风景叙事这种极具包容度和申延性的方式进行突围。其具体描写模式体现为:意欲言说——无法言说——风景出场“立像以尽言”——人景合一“得意而忘言”。废名小说语言还呈现出文白夹杂、汉英杂陈的文字形态,这不仅是求学经历和创作个性的外在显露,也是作者表达策略的自主选择。而当这种杂陈的语言形态用于风景叙事时,则往往是作者“澄明自由”心境的率性流露。废名对文字极为苛求,不仅要精炼而且要精美,对自己的小说反复修改,从篇章句段的增删到字词标点的调整,无不体现“求美增美”的追求。这种修改过程,在小说的风景书写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第六章题为“艺术自觉与风景叙事”,探讨废名的艺术观如何通过风景叙事表达。对于艺术追求的真善美,废名认为应追求情感之“真”而非事实之“真”,而“美”的感情一定是“真”的和“善”的,由此他的艺术观和道德观就统一在“美”之上。面对“真而不美、美而不真”的困境,废名倡导用想象构筑艺术的“白日梦”去弥补,所以作者小说中的风景更多的是由当下风景引发的想象风景（“心景”）。这种独特的“心景”,体现出废名追求主观真实之想象之美、情感之美的艺术观。面对“善而不美、美而不善”的困境,废名借用“投身饲虎”典故,表达愿为美而献身,阐明自己“趋美从善”的审美取向和道德选择。在废名小说中,隐晦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抽象的理念、复杂的心理活动,大多借助风景书写来表现,对废名而言,几乎是无风景不小说的。废名小说的风景叙事,已成为废名独特文体的重要标识。从风景叙事这个窗口透视,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废名小说的独特价值和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潘若兰^[3]（2019）在《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静穆”之美》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并在八十年代臻于成熟的作家,汪曾祺对艺术创作的自觉追求为其带来了“文体家”的美誉。本文旨在探讨,其小说创作的文体特征与“静穆”美学偏好的互动关系。主体部分如下所述:第一章:回答汪曾祺“静穆”美学偏好形成的原因。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论述。从内部原因上说,“静穆”美学理想的形成与作家的个性、气质不无关系。一方面,“丰富性”童年生活为汪曾祺带来了对美的独特兴趣及感知能力;另一方面,成年后面对坎坷人生时“随遇而安”的姿态表明其平和淡然的个性特征。从外部原因上说,作家生长的地域对其审美偏好的形成也有一定作用。江南的“诗性文化”孕育了其无功利化的审美追求;水乡自然景观的柔性之美也潜在地导致汪曾祺作品中弥漫着一种宁静的精神。第二章:作为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回答汪曾祺“静穆”美学偏好在其小说文体上的具体表现,主要从小说结构、叙事和语言三个维度展开论述。第一,汪曾祺小说结构呈现出“散文化小说”的典型特征。首先,从功能上来说,它根本体现着“审美”功能和“审智”功能的融合;其次,采用这种结构模式的深层原因是在构建一种新的意境小说审美范型。这两者都与“静穆”美学理想对直觉与理性沉淀的重视有关联。第二,汪曾祺小说叙事有两点显着特色,叙事空白艺术是一种消解冲突的叙事策略;而儿童视角叙事则是审美距离说在叙事学上的微观表现。此二者都是“静穆”美学理想中对“距离”说的强调在具体文体上的体现。第三,从色彩、画面、节奏三个维度分析其语言特征,会发现汪曾祺在色彩使用上倾向于“冷静”,在画面构建上倾向于凝滞、稳定、安静的“风俗画”书写,在小说节奏上,作品的语音、语义、语法特征均呈现平缓、宁静、少波澜的特征。综上三点,均是“静穆”审美偏好的具体外化。第三章:回答汪曾祺渗透着“静穆”审美偏好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初抒情话语中的独异性价值。首先从京派的价值看汪曾祺抒情小说的价值;其次从抒情话语出发,探讨汪曾祺抒情小说在内核上与八十年代初其他抒情小说的不同;最后,主要是个案微观对比研究,通过研究王蒙抒情小说的演变过程透视具有“静穆”美学特征的汪曾祺小说在八十年代的根本价值。

魏晨飞^[4]（2019）在《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文中指出高长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争议且富有才情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被正统文学史忽视,文学界谣诼,研究者漠视,于学术界于人物而言,这都是极大的损失与伤害。返回到历史现场,回归到历史语境,无论是高长虹的作品,还是在他者的眼中,高长虹的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元的面相。本文通过现存的高长虹文集和不同人物或不同群体对高长虹生前的评价,希望较真实地还原不同时期的高长虹形象及高长虹形象的变化过程,并探析造成高长虹形象及其变化的原因。高长虹周遭的人对其评价迥乎不同。青少年时期（1898-1921）:在父母眼里,高长虹是一个不遵父母之命的“逆子”;在老师眼里,高长虹是一个反叛儒家伦理纲常的“异端”;在弟弟眼里,高长虹是一个只知读书、没有朋友的“孤独者”;而高长虹此时的作品中显示,他是一个反传统、反权威的“反抗者”。这些形象的呈现是源于高长虹鲜明的个性特征,高长虹接受了康有为、严复的维新思想以及《新青年》的影响。狂飙时代（1921-1930）:在狂飙社员眼中,“狂飙盟主”高长虹是他们的“好伙伴”;在《狂飙》读者眼中,高长虹是他们的“知音”;在文艺界同仁眼中,高长虹是“狂人”、“浪子”;在高长虹与鲁迅结识、交恶前后,在鲁迅眼中,高长虹是“信赖者”与“卑劣者”;而从此时高长虹作品中得知,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抗旧社会的“战士”。此阶段长虹形象的反差极大,主要是因为“新青年”的特质贯穿其中,文化界话语权的争夺暗含其中,长虹坦率而不知变通的个性所致。海外游学时代（1930-1938）:在朋友眼中,高长虹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派”;在高长虹的自述中,他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高长虹这期间表现出来的形象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要求造就的。抗战时期（1938-1945）:在后辈和文艺界同仁眼中,高长虹是“老者”、“孤独者”;而长虹此时的作品中透露出,他是“政论家”、“革命者”。高长虹形象主要是由于以抗战为第一要务的时代主题,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崇尚自由与民主的天真个性三者共同作用生成的。晚年时期（1946-1954）:在朋友、同仁眼中,高长虹是精神不错的“正常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在领导和上级组织的眼中,高长虹是“神经病”。高长虹的晚年形象是因长虹不切实际的经济设想和时人的认识局限导致的。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高长虹形象的变化可谓一波三折,不同群体从不同视角对高长虹的评价是造成高长虹具有争议的主要原因。随着高长虹为首的狂飙运动的消亡,高长虹“对手们”在文艺界的话语权地位的巩固,以及政治权威对鲁迅地位的认可等,使得人们对高长虹的负面评论盖过了正面评价,酿成了长虹被文艺界“除名”、被文学史“遗忘”的悲剧。余论分析了高长虹去世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不同人群对高长虹身后形象评价的原因、立场,并指出这些评价存在的问题以及就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本文将《高长虹全集》中几个较有意义的“时代话题”呈现给读者,希望能为未来研究高长虹的人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王姗姗^[5]（2018）在《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文中研究指明孙犁是我国现当代着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20世纪文学大师”。和许多文学家一样,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了一定数量的文学批评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批评家的个人独具的风格。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作为文学家的孙犁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往往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文界对孙犁批评家身份的重视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有了提高,但是研究者或者重视对孙犁文学批评中的思想理论内涵进行总结,或者把孙犁作为当时时代背景下众多批评家的一员加以定位,而忽视了对其作为一个个体的特色、风格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以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为研究对象,其原因主要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学思想观念都必然会越来越落伍,但是一种独具的风格却会越来越呈现出其永久的魅力,因为风格呈现着优良的品质。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阐述其文学批评总是选取社会领域和艺术领域的现实问题加以论析,不务空谈,在批评文风上呈现出平实率直与古朴自然的风貌,在批评文体上没有论文、专着式的长篇大论,多采取“序”、“书信”、“评传”、“书话”、“云斋曰”、“耕堂曰”等文体,以适应于其讨论的实际问题,具有体多制短而灵活自由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孙犁的文学实践活动与其文学批评风格的关系。孙犁的文学批评是同他的文学创作和报刊编辑活动密切联系的。作家和编辑的身份使得孙犁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能够始终秉持了解同情的态度和公正客观的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前后转变,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良师益友的编辑形象都在塑造着他的文学批评风格。第三部分对孙犁文学批评风格的形成考镜源流。一方面,孙犁的批评文字不仅在外在形制上具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形”,更在深层次上与中国古代道德文章传统神合。另一方面,孙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始终遵循历史-美学的批评原则与方法。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其文学批评呈现了独特的孙氏风格。第四部分总结孙犁文学批评给予当下文艺批评界的启示。孙犁的文学批评风格引导我们在进行文学作品评论时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梁玉洁^[6]（2018）在《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在程光炜教授等学者的推动下,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热潮,一些关于80年代文学中的“个案研究”也显示了研究的活力及巨大空间。刘绍棠（1936—1997）,是20世纪50年代享誉文坛的“神童作家”,其文学成绩和文学史定位都形成于80年代。本文将有意识地借鉴80年代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通过对刘绍棠80年代的文学作品、理论建树、乡土困境、创作转变和文学诉求的解读与审视,主要思考和探究以下几个问题:刘绍棠为何在8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跃起又落下,最终归于沉寂;80年代的刘绍棠如何走上“乡土文学”又为何引起争议;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为何出现困境以及探索的出路;刘绍棠与80年代文学的疏离体现在哪里。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范式中重新梳理和思考刘绍棠与80年代文学的关系,本文试图去思考一个作家在特定时期可能伸张的文学空间,进而呈现80年代文学在现有文学史叙述中被遮蔽的一面,并探讨80年代文学所蕴含的一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论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以“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为维度,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策略。第一章着重解读奠定刘绍棠80年AI写作作基调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从刘绍棠的文论思想进入文本阐释,重新挖掘《蒲柳人家》丰富的蕴涵,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蒲柳人家》的获奖看取这部小说带给作家创作和人生的非凡意义。第二章分析刘绍棠努力于开创乡土文学流派及其引发的论争。首先梳理了刘绍棠在80年代前期提出的乡土文学理论,探究促成理论形成的四个来源。再分析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所引发的争论,从中展现刘绍棠的作家姿态和自我意识。第三章主要探讨刘绍棠在乡土困境中的守持和探索。他坚持完善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并指导文学创作,与此同时,又进行着创作内部的调整,进行了两次文学转变,但是成效不甚明显。第四章结语部分总结刘绍棠的文学理想与80年代文学相疏离的三大原因。由此,刘绍棠在80年代文学中的面貌已经清晰。

闫春宇^[7]（2014）在《人性清流濯心田—孙犁人道主义文学论》文中提出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孙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极具特色的个案。作为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约的主流文学作家,孙犁适度地协调了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这两条标准,使他的作品兼具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双重特质。具体说来,是因为他在服从和响应主流文艺方针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个性,他的作品总能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赋予读者一种人文的温情。孙犁作品中彰显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很早就为研究者所注意,文学是人学,它承载着揭示普遍人性的使命,文学展现人性之美给读者以启迪,文学揭批人性之恶给人以警戒,它引导人们萌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①。孙犁的作品无论是从人物塑造、审美品格、叙事语言上都因打上人性的烙印而显得真实可感、温婉可亲。孙犁及其作品在文学研究领域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推崇的根源就在于他对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扬弃,始终坚持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话语进行创作。本文的基本结构由绪论、论文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其中论文主体部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着眼于作家本体研究、文本研究、作家比较研究。上编是作家本体论。孙犁力主人人平等,期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可以消弭,他自身就是一个具有仁爱、悲悯、真诚等典型的人道主义特质的人。上编从作家本体论的角度来探寻孙犁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既能呈现出作为个体的孙犁的精神世界,又能揭示出作为文学创作主体孙犁的心路选择。第一章主要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个全文紧紧围绕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详尽阐释。第一节对中国传统的由善恶二元构成的人性观和西方的人性观进行了梳理,然后揭示了文学与“人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为全文阐发孙犁文学创作中闪烁的人性光辉做了理论铺垫；第二节全面回顾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并着重介绍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学统渊源、身世生平来找寻孙犁人道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孙犁是一个农民意识很重的文人,作为农民的他对故乡和家十分依眷,故乡与家对他性格的养成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孙犁生活的父慈、母爱、妻贤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一颗仁者之心,家国同构的理念又让他热盼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能够早日到来；此外,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从小就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浸染,因而能够自觉地与封建思想的糟粕进行隔离,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丰盈的人文气息。患病中、“文革”中以及晚年孙犁的人生观和创作方式都因内在身体条件和外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转向,回顾孙犁的病史,观察孙犁在“文革”中的表现,评述他在晚境中先奋笔着述后缄默不语的变化,可以找寻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为何在中老年时期得以深化与完善的原因。第三章论述的是人道主义思想形塑下的孙犁所具有悖论式特点的文化人格。运用中国人人格结构“大七”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孙犁的人格具有的特点是：真挚却不放恣、孤僻却不孤傲、淡泊却不遁世,表现为“真—慎、独——合、出——入”的三对向度,这三对向度其中的每一极又在孙犁身上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学是作家人格的投射,所以孙犁文化人格的这种独特性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孙犁文化人格中的这些悖论式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又使他能够适度协调文学的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标准,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现实的功用价值和形而上的审美价值,也使他自身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人道主义思想对其人格具有形塑作用,反过来,孙犁的人格也体现出了诚挚、为他人着想、乐于助人、胸怀众生疾苦等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思想。中编是基于孙犁的文本而展开的论述。孙犁曾说：“我主要的经历,时代的主要面貌,凡是在我心里印象深刻的东西,我差不多都写到文章里去了。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回忆,有的是小说……”①因而要全面地解读孙犁体现人性论的人道主义思想,必须要全面地解析孙犁的文学作品。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即：亲水情结和水的意象。阅读孙犁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典型的“水情结”、“女性情结”、“故乡情结”、“抗日情结”和“童年情结”等情结,他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的作品频繁地出现关于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及其相关风情人物的描写,这一话语书写现象突显出孙犁无意识中的“故乡情结”、和谐论的美学观念与在追求真善美意旨上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水”可以说是孙犁进行人性化写作的一个具体场域,“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第五章主要论述的是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孙犁擅长写女性,也偏好写女性,是因为他在女性身上发掘了人性中许多的美好和崇高的特质。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孙犁描写女性主要着眼于观察她们在时代风云中和个人情感中的表现：孙犁笔下战争中的女性具有顾全大局、勇敢乐观、温柔贤良等传统的美德,同时她们作为个体自觉参与到战争中的独立意识也开始觉醒；孙犁笔下的女性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婚恋自由,并且多具有忠贞不渝的贞节观,她们的婚恋有志同道合式的、两小无猜型的,也有日久生情式的,孙犁通过对女性婚恋的描写完成了对人性中的丰富情感世界的探秘。通过论证可以发现孙犁的女性观就是把女性看作人性美与善的化身,但同时,他描写女性也具有男权中心文化的局限,譬如把女性形象过分理想化,对待女性的某些不足之处不够容忍等。第六章论述的是孙犁在文学创作中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完成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书写的。孙犁不仅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原则及方法严格遵循,同时对现实主义理论也进行了探索和整合。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是通过对人道主义的真、善、美的追寻来实现的,鲁迅以及文学研究会作家和党的文艺政策都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影响,孙犁十分注重通过现实主义手段来实现文学对道德的宣教和对政治的宣传,因而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中的现实主义是跟功利主义纠葛在一起的。第七章论述的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张力是如何体现在孙犁和孙犁的创作上的。孙犁及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向往和对工具理性的支持体现了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特色,但同时他却对现代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拒斥；孙犁及其作品对压抑人自由和幸福的不公正制度和待遇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和受损害对象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深刻同情,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特征,但孙犁却对集中体现审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文艺派别持反对态度。因而,现代性精神虽然显见于孙犁的为人处事及其创作,但又表现得不甚完满。下编是作家比较研究。考察与孙犁同为一个文学阵营的作家群体、与孙犁风格相近的作家以及师承于孙犁的作家,可以有助于比较清晰的观察到孙犁在文学坐标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他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文学史评价。第八章主要把孙犁与同他文学风格相近的沈从文做对比。首先评析了他们共同的人性崇拜观念：他们都善于从普通人的身上发掘人性的美好,但沈从文所表现的人性多为天然蒙昧的,而孙犁则多表现时代风云中的人性；他们无论是从景色描写上还是人物塑造上都体现出诗化的品格,沈从文是一个毕生追求文学纯粹艺术性的作家,孙犁的作品也曾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受到过批判,他们在文学史的评价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复而又受到高度重视的过程；此外,通过考察沈从文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倾向,可以看出他们都擅长塑造形神俱美的女性形象,但沈从文的女性观有着天然原始的倾向,而孙犁的女性观则偏重理性；沈从文和孙犁的婚恋状况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作为作家张扬的情感激流最终被理智和道德所驯顺,他们都对妻子敬爱有加,妻子也成了他们的创作原型。第九章主要是通过对孙犁与同为解放区作家代表的赵树理和丁玲从创作风格上与文学史评价上的比对,来突显孙犁倾力对人性人情进行开掘的文学创作特色。首先,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各界对赵树理作品的评价,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创作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农民语言风格的,不同于孙犁在作品中所诗意表达出的人性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其次,通过梳理丁玲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丁玲的作品从早期的个性张扬到后来的被革命话语所规训,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丁玲相比,孙犁一直保持自己追求美好人性的创作原则,在遵从自己内心的前提下,在人性、阶级性、时代性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尺度。第十章主要考察了在孙犁的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作家及在孙犁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后辈作家的创作特点。孙犁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荷花淀派”,但是一批后辈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甚至是荷派外围的铁凝和贾平凹都曾在创作道路上接受过孙犁的指导和帮助,深得孙犁的文学创作神韵。他们的作品因袭了孙犁作品清新淡雅的格调,走现实主义创作路线,多着眼于对乡村世界之美的发掘,擅长描写人性和人情的动人；他们的作品也在孙犁的基础上进行了逾越,向多维度的生活空间进行拓展。孙犁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坛的前辈级作家,他发扬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自己宝贵的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积淀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与后辈作家进行分享,教给他们为文和为人的道理,在他影响和培育下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后辈作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孙犁穿越不同的政治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坛发展期,依然受到主流价值观的持续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跟其他解放区作家相比,孙犁这种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罕见的,因而对这种“孙犁现象”的开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文学理论价值和接受美学意义。通过对孙犁的个案分析,也可以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壁垒,观察二者共通的艺术旨趣,观察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本选题的开展,可以探寻出坚持怎样的创作观,才能使作品具有历久弥新的内涵,可以给当今文学创作界和文学评论界予以一定程度的启示。同时,孙犁具有人文主义光辉的清正为人在当代有被“道德失范”倾向侵蚀的文坛和社会也具有积极的榜样作用。

孙胜杰^[8]（2014）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河流原型论》文中研究表明河流是自然界中最常见、最普遍的物质之一,它孕育了人类文明,是生命之源。在古人那里河流有着多重象征意味,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承载着人类复杂的精神蕴涵。河流作为一种原型意象大量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这些“河流”原型意象无论是从文化蕴藉还是精神内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论文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对河流原型进行解读。从历时性角度,是对河流原型的生成及河流原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呈现出的模式、特点的研究;从共时性角度,是对河流原型的文化意蕴及地域呈现的阐释。河流原型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在文学中通过“置换变形”的方式沟通远古与当代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变化。论文通过梳理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与河流原型相关的作品,总结出生殖原型、阴阳原型、阻隔原型、救赎原型、鲧禹原型、江流儿原型、神女原型七种不同的具体原型,并通过对这些具体原型的分析呈现出河流原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衍变过程中所承载的家园、生命、死亡的文化意蕴和深层的地域精神内涵。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五章。绪论部分首先是对论文选题的对象——河流原型的揭示,对“河流”做出概念的界定,以区别于以往研究成果中的“水”及其它相关原型意象。其次,在此基础上梳理论文选题现阶段的研究现状。最后,对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以及论文的逻辑思路进行说明。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河流:流动的原型”。从总体上阐述河流作为承载着人类复杂精神内蕴的原型积淀在人类意识深处,并且通过置换变形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复现及其精神蕴涵的发展流变。第二章“河流的原生性原型”。论述河流的原生性原型,即生殖原型、阴阳原型、阻隔原型、救赎原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置换变形及其精神蕴涵。第三章“河流的衍生性原型”。论述河流的衍生性原型,即鲧禹原型、江流儿原型、神女原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置换变形及其精神蕴涵。第四章“河流原型的文化意蕴”。主要从家园文化、生命文化、死亡文化三个方面来论述作为孕育人类生命、人类生存之要素的河流所具有的个体特色的文化意蕴。第五章“河流原型的地域呈现”。这一章论述的地域呈现并不是对所有流域的河流的特征的展现,而是通过具有明显人为特征的河流的地域性的分析,主要以象征逸乐空间的秦淮河、象征新旧文明冲突的红水河和象征封闭停滞的呼兰河为例,揭示特色地域中的河流原型的呈现。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论文中心观点的提炼与归纳、一些还未来得及展开的想法以及论文的不足之处的说明。

马云^[9]（2013）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郭志刚先生的学术道路》文中研究说明郭志刚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了郭先生的学术道路,即以创新精神辛勤拓荒、以史实为据把握文学现象、用人生智慧理解文学、用情感探寻艺术真谛、以辩证思想为文学写真。

翟瑞青^[10]（2013）在《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主要探讨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目的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全文共分四部分。上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第一章重点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童年经验艺术世界的意义生成。细致入微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为何会成为童年经验的意义生成期,重点从历史背景、原因和心理学依据等三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证实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意义之所在。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非常集中地和他们的童年经验联系密切,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意义生成应该说始于现代文学时期。原因是,正是五四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创作主体才得以把童年时期获得的心理体验纳入现代思想意识的参照系中进行观照和审视。西方以“体验”性为主的西方人文主义文论思潮和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影响与熏陶也是现代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作家内在经验世界的外在显现的深层次原因。从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角度来看,童年作为生命的起点和全部人生的最初形式,尽管这一过程是相当短暂的,却形成了作家今后接受任何信息的主体图式和先在意向结构,这种主体图式和先在意向结构将成为作家观察世界,感受生活,进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第二章重点探讨构成作家童年经验世界的公共资源：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和时代氛围。从作家成长的空间结构来考察作家的创作,地理位置、地域文化,家庭环境和时代氛围作为作家生长的主要空间形态,成为探讨作家创作背景、身份谱系、文化身份、发生动力和机制问题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成功除了他的天才、勤奋之外,还与特定的时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个性才能、文学表现也与孕育他的特定的家庭氛围、时代要求密切相连。形成作家先在意向结构和主体图式的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一个人出生到他成年这一时期,是他人格、品行、文化修养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其深层心理结构成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特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风俗习惯、时代精神、教育方式都会以符号的方式内化到人的头脑中去,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建构产生关键性影响。一个人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人生经验和丰富记忆习惯上被称之为童年经验,这些童年经验又往往会很自然地成为日后作家创作的叙事资源。第三、四章主要探讨童年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有意识地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多位典型作家的创作与童年经验有关的文学生成现象加以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进行深度理论探讨。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正是依赖于他们所经历的特殊的对象世界而形成的,作家认识对象世界的方式虽然有多种途径,但是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来源于他们早期的生活经验,为此作家在题材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审美情感表达、艺术风格形成等方面都呈现出童年经验的影子。由于作家童年经验的不同和差异,因此其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所以这是童年经验这一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不可忽略元素的原因。因此这部分主要从作家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情感的表达、叙述策略的采用、创作风格的形成、文学语言的运用入手,通过选取一些现代着名作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以鲁迅、老舍、沈从文、凌叔华、冰心、丁玲、萧红、庐隐、张爱玲、梅娘、赵树理、孙犁等十几位受童年经验影响比较显着的典型作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民族衰败、家道中落、父母亡故、母爱缺失等创伤性心理体验作为现代作家一生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不仅对他们的性格和气质的最终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构建其独特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艺术创作过程中审美经验、审美理想、审美心理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点从六大方面来分析。在题材选择方面,主要是抓住作家的故乡书写、自传体书写和家族书写。现代作家大都在青少年时期甚至从幼年时起就已经离开故土,离开亲人的怀抱,或在外求学,或为生计而奔波,或为战争而流亡在外。虽然远离故乡飘泊异乡,但是又普遍眷恋故土,由于特殊的身份经历、文化视野又决定了他们对故土风俗人情怀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情感,更有一种悲悯情怀和文化批判意识。通过在作品中抒发思乡情怀,呈现他们对故乡家园的精神守望,对童年生活的一种情感慰籍。他们的写作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建构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写作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还乡,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回归之旅。在张扬个性、颠覆权威和审视男权（父权）文化的五四时期,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个人经验、家族叙事本身就承担着历史所赋予它的种种道德的、伦理的批判功能,作为彰显个人生命存在意识的童年经验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和审视,和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是作家家庭或家族叙事的尽情彰显,成为现代作家审视家庭、时代、历史的重要参照,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生命体验成为现代作家叙事的重要维度。在家庭文学书写中,尽管现代作家对其要表现的家族和家庭大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可以说在现代作家内心深处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无法割舍与家庭的血脉联系,对血缘、亲情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另一方面,旧家庭又赋予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情感累赘和精神束缚。在这类叙事中,作家实际上没有把重点放在宏大历史叙事上,把家族的命运或人物的命运同民族或时代结合起来,用家族或人物的命运折射时代或民族的命运,一般情况下仅仅是隐形叙事,或者是一种潜在的结构,尤其是在女作家笔下。但对生活的开掘往往要比一般小说的社会叙事的作品深刻得多,人物形象也往往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加立体。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战争背景下出现的家族文学叙事,所呈现出的对家庭的情感依恋和心理回归,使家族文学的叙事呈现出作家情感上的暧昧态度。作为现代作家家庭文学书写重要组成部分的自传体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是作家对当时社会背景下家庭或家族的认知与审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我成长的文学书写与表达,对个体生命起源的探寻与审视。其中既包括理性的批判精神,还包括作家对家庭亲情的深深依恋,对童年生活的深情向往。在人物塑造方面现代作家几乎都把童年时期的自己、身边的亲人和熟人纳入到作品构思的范畴,或以他们为模特塑造出成功的文学形象。现代作家通过对审美世界的建构,通过对个人成长经验的追溯确立自我、家人和周围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人”的视角在审视社会和现实的同时,也在审视自身和他人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对人物形象进行审视和塑造。在叙事策略方面,现代作家采用了多种视角或者交叉、儿童、女性等视角叙事,并通过童年回忆、回归自然、“纪实”与“虚构”相交叉这种颇具独特意味的叙事策略,具有非同寻常的叙事功能和文体意义。作家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定会在作家稚嫩的内心留下震颤灵魂的记忆,这些难以忘怀的记忆也将形成一定的情绪积累集聚于作家的内心深处,从而形成深层次的内心体验,进而成为作家后天进行文学创作的情感基调。现代作家的审美情感生成一般来说是由两种因素所决定,一是由现代作家在特定时期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所决定；一是由现代作家个人早期生活经历所形成的心理反应图式和反映结构所决定。也就是说,由于有了作家最早的心理图式和反映结构,审美情感就有了一种最基本的情感基调。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现代作家的语言深深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先在地制约着使用者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取向。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形成除了特定地方语言的形式与结构,以及运用语言的技巧的制约,最终还要和作家沉淀萦绕在心里深处的情绪和情感、经验与感受有关。从客观上来讲,地域文化影响了作家的前文化结构,而从主观上来讲,作家的语言品性总是为创作主体的气质和个性所规定,使文学语言成为一种超越公共语言直逼生命本源的尝试。

二、浅论晚年孙犁的童心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论晚年孙犁的童心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静穆”之美（论文提纲范文）

（4）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论文提纲范文）

（5）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论文提纲范文）

（6）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论文提纲范文）

（7）人性清流濯心田—孙犁人道主义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河流原型论（论文提纲范文）

（9）“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郭志刚先生的学术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10）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论晚年孙犁的童心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2]“美”的朝圣 ——废名小说风景叙事研究[D]. 周爱勇.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静穆”之美[D]. 潘若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狂飙斗士 ——高长虹的形象研究（1898-1954）[D]. 魏晨飞. 湖北大学, 2019(05)
• [5]论孙犁文学批评的风格[D]. 王姗姗. 辽宁大学, 2018(01)
• [6]八十年代文学中的刘绍棠[D]. 梁玉洁. 信阳师范学院, 2018(11)
• [7]人性清流濯心田—孙犁人道主义文学论[D]. 闫春宇. 山东大学, 2014(11)
• [8]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河流原型论[D]. 孙胜杰. 兰州大学, 2014(06)
• [9]“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郭志刚先生的学术道路[J]. 马云. 燕赵学术, 2013(02)
• [10]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D]. 翟瑞青. 山东大学, 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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