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损失的新思路

一、税收流失的新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汤瑞婷^[1]（2021）在《我国微商所得税收征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购物的广泛普及,微商所占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上升,对微商经营者进行税收监管势在必行。微商的运营模式决定了微商交易具有隐蔽性、虚拟性、数字化、跨区域性和从业人员多样化的特点。因此,纳税人的识别、纳税对象的识别和纳税地点的确定都是一个难题。即使我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实施措施,微商的税收征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对税务管理、税源监管、税务稽查等方面带来冲击。现有对微商税收征管的研究多集中于征管技术层面,缺少对微商征税可行性和可税性的分析。因此,需要基于税法理论基础分析对微商所得征税存在正当性和可税性,从维护税收公平、国家税收利益角度搭建起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上展开对微商所得税收征管的探讨。税收具有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税负公平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微商通过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而取得的收入,应当同传统线下销售一样缴纳相应的税款,以显示税收公平。同时,微商作为使用社会资源的主体之一应当以缴纳税款的形式向国家支付相应的对价。微商行业的交易额逐年上升,对微商所得征税有利于减少国家税收流失,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税收规定来规范微商征税问题。微商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形式,首先需要将其转化为法律问题,然后借助理论铺垫,将微商所得问题纳入现有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了应当缴纳所得税的情况,微商主体通过线上销售或者提供服务获取收益的行为在本质上适用所得税法,因此也应当缴纳相应的税款。微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网络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到税收优惠和税收公平之间的博弈,为进一步探讨对微商所得税征管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微商自身的特殊性导致部分税收构成要件模糊,对现行税收制度带来冲击。《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未明确规定微商所得税的税收要素,《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对微商主体登记、税收管辖权和征缴方式等未作明确规定。税收制度较为抽象,在实施中容易忽视个体利益,因此需要税收理论作为分析对微商所得进行征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为了防止公平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受到地方权力的“侵蚀”,税收优惠规则的制定权限必须要被纳入法定的范围内,以维护税收公平。通过兼顾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明确税收要素、调整税收征管方式、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提出解决建议,从而填补税收洼地,促进微商行业健康发展。

张岚^[2]（2021）在《我国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分析》文中指出国内网络零售迅猛发展且交易规模扩大趋势十分显着,市场规模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网络零售服务能力与应用水平不断有效增强,网络零售日益成为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零售能够很好地解决实体零售存在的难以开展远距离销售等问题,具有交易成本更加低廉等特点。然而,由于其纳税人和地点存在可以隐藏的情况并且数据信息不容易交流分享,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其征管相较实体零售十分困难。作为结果,网络零售税款流失情况十分严峻、征收机关和纳税人的矛盾与日俱增,同时由于网络零售仍在迅猛发展壮大,税收流失现象毫无疑问会愈发严重。针对以上情况,我国出台了多项税收法律和政策以加强对网络零售的税收征管。本文对于新出台的电商法中涉及到网络零售税收征管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简要分析了每一条政策对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对2012-2018年我国网络零售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把税收征管看成是由投入产出组成的系统。要素投入包括网络零售额、税务机关女性性别比例、学历,产出为税收收入,通过分析投入以及产出的数据对随机前沿进行计量。从而,简要地计算获得了国内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并得出了我国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结论。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更深层次探究了可能会影响国内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的“症结”,即税收征管方面具有哪些漏洞:一、税源确定方面,即未对数字化商品进行税收规范和对B2C、C2C界定模糊;二、税款征收环节,即电子纳税申报方式推广难度大、纳税信息难以及时有效获取、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延后;三、税款稽查环节,即交易无纸化加重稽查难度和平台无扣缴义务造成税款流失。要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对已经具有较成熟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征管实践进行了梳理,比如美国信息化建设和税务中介组织、印度的预缴税收代扣代缴制度以及欧盟的电商平台视同销售方,进一步探讨这些政策是否能满足我国需要。本文得出了,要想有效地增强国内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针对性改进:一、深化税务机关和其他部门的协同合作;二、健全税务登记和区块链电子发票制度,将税务登记和平台经营资格相挂钩,进一步在发票管理方面推广区块链技术;三、健全第三方平台代扣代缴的政策渠道;四、深化税务部门人员素质培训,吸收多元化的复合型精英,鼓励税务中介发展。

杨红玲^[3]（2021）在《东川区税务局税源专业化管理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源专业化管理是构建集约高效的现学税收征管方式的重要环节,涵盖税收征管体制、机制和制度等多方面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纳税人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不断趋于多元化,从而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由于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税源管理还存在应对手段缺乏、征管力量不足、税源管理质效不高等问题,税源管理难度愈发增加。为适应新形势,国家税务总局在“十二五”时期提出,要将税源专业化管理作为税收征管工作重点,2017年提出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总体思路,都强调了税源专业化管理的重要性。东川区作为云南省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具有产业结构单一化、重型化等特征,税源集中度较高,而东川区税务局作为基层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改革进程中,在税源专业化管理效果、存在的问题和优化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提升东川区税收征管效能、推动东川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可为其他地区税务机关探索税源专业化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对税源专业化管理采取的模式;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东川区税务局作为研究案例,对东川区税源专业化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对该局税务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与东川区税务局目前税源专业化管理现状相结合,发现该局在精细服务管理、信息管税、风险防控、税源监管方面存在问题;根据对税务人员的访谈结果和纳税人的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分析,结合目前该局税源专业化管理现状,分析出问题成因;最后从优化管理力量配置,深化信息管税环境,优化风险管理模式,优化监督体系四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提升东川区税源专业化管理水平,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李黎明^[4]（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费遵颖^[5]（2021）在《我国跨境B2C电商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借助信息技术逐渐能与传统贸易比肩,由于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交易更为方便快捷、价格优惠,从而越来越多的个人选择在网上购买商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正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很可能在未来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跨境电商的发展离不开我国利好的税收政策,无论是2018年历经四审终获通过的《电子商务法》,亦或是2019年经过调整、优化后提高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商品限额上限的系列新政,都可以看出我国对跨境电子商务行业的关注和大力扶持。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电商不仅带来商业模式的重大转变,同时其低货值、碎片化、数字化、全球化等特点也对税收制度和海关监管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首先对于数字经济环境下的跨境电子商务进行概念的解释,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作出简要说明,指出其与国内传统电商的两点明显区别,提出参与主体多元化、交易信息隐蔽化等特征,同时从理论上分析完善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必要性,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分析了跨境B2C电商现行税收征纳现状,剖析我国现有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和目前跨境电商海关监管的问题。为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跨境电商对海关监管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某市海关的调研问卷和访谈,分析现存监管模式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的地方。接着介绍了欧盟、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在跨境电商税收制度方面的实践,以及美国和日本在跨境电商海关监管方面创新有效的举措。最后,以前文所述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结合我国实际,从完善我国跨境电商进口税收政策体系、构建跨境电商税务管理体系、加强税收征管和完善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海关监管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基于数字经济的大环境,指出跨境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给税收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跨境电商是借助网络展开的交易,课税对象难以确定导致税款流失的困境也给税务机关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对于跨境电商海关监管问题,除了理论分析外,还结合了调研和访谈分析,说服力强,使问题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目前国内关于跨境电商进口的政策还留有空白,本文可能存在着建议可行性欠妥等不足之处,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刘婧婧^[6]（2021）在《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个体工商户是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税收征管中,由于个体工商户数量多、类型杂、变化快、收入小、涉及人员广等特点,税收征管质量始终不高,一直是税收征管工作的痛点、难点,特别是在减税降费的趋势下,传统的个体税收征管手段和措施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因此,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税收征管水平对提升税务部门的整体税收征管水平、促就业稳经济等方面意义重大。长期以来,税务部门从未停止过对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的关注,但是往往关于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而学者们对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的研究上,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信息以及对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的实践经验,难以在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上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释。但是,由于在税务部门,尤其是在基层税务部门,缺乏详细的理论指导,常常使各种改革表面化。加强个体税收征管,完善个体税收征管机制,夯实税源管理基础,优化纳税服务环境,对促进纳税公平、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对提升税务部门征管质效方面有着积极意义。本文选取山东省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管理情况为研究对象,结合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的现状,分析当前Z市在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反思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对应提高个体征管质效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对提高个体税收征管质效提出具有实操性的相应建议。本文在纳税遵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中税务登记数据、申报入库税款数据的分析和对税务机关征管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得出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个体工商户纳税遵从度低,包括个体素质参差不齐、对纳税服务认可度不高、纳税意识淡薄、征管制度不完善;税务部门征管质效低下,包括缺乏有效征管手段、征管力量薄弱、税源管理分散。个体工商户纳税遵从度低与税务部门征管质效低下这两方面问题相互作用,造成这两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定额征收与查账征收界限模糊、对个体管理重视程度不高、增值税起征点政策带来的临界点矛盾又加剧了这些问题。最后,基于以上问题及原因的研究分析,结合浙江省义乌市、广东省广州市和山东省潍坊市等国内个体工商户的先进税收征管经验,立足Z市的实际情况,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角度出发,在完善税务信息化系统建设、转变税源征收管理模式、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置、改进纳税服务方式、优化完善税收政策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在完善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工作的同时,也为山东省甚至国内其他基层税务机关在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工作提供借鉴参考,提高征管效率。

成志政^[7]（2021）在《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认为在新《个人所得税法》的正式实施和社保费划归税务局征管的背景下,对自然人税收征管的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的重点是法人,而自然人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当前自然人税收征管存在很多问题,在法律保障、征管模式等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2019年,为探索构建适应自然人特点的税费服务管理体系,云南省选取了部分市州的区县,进行自然人税收征管实践。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探索,云南省在自然人税收征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研究将基于此进行。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首先,通过实地调查法与访谈法,深入云南省自然人税收征管的试点市州,搜集自然人相关的经济、税收发展数据和政策资料进行分析,并对部分参与试点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发现当前自然人税收征管存在这些问题:一是相关的法律环境有待优化;二是配套的制度有待完善;三是征管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四是征管人力资源不足;五是征管工作机制待优化。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其成因,并借鉴国内外自然人税收征管经验,提出优化建议:一是明确税法中自然人概念,并优化《税收征管法》,以完善法律环境;二是建立自然人的大额现金交易管理制度、纳税信用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等配套制度;三是建立自然人税收征管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以加强信息技术支撑;四是创新税收征管模式,推进自然人税收协同共治,以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五是对自然人进行分类管理,并创新税收宣传方式,以优化征管工作机制。由于本文只分析了云南省自然人税收征管情况,就全国范围而言,可能不能完整反映自然人税收征管中面临的问题,希望未来有更多省份参与自然人税收征管实践,推动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的完善。

李晓^[8]（2021）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更新迭代,世界迈入了数字信息经济时代,数字资源和信息取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力。2016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激活就业市场、加速产业变革、激发新经济增长点。长远来看,持续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大国崛起的必要驱动力,将成为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取胜的关键法宝。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产出的两种形式,催生了大量新兴经济体,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在国家的战略支持与规划中,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必然会一日千里,跃身为新经济增长点。数字经济所依赖的人工智能、大数据、5G甚至6G等底层核心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从涉税交易的角度看,生产消费方式的数字化、货币支付方式的数字化以及商品服务形态的数字化对我国自然人的税收征管产生了较大冲击、带来了一定挑战。在数字经济愈加繁荣的背景下,加强我国自然人税收征管迫在眉睫。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视角,以河北省为例,从征管理念、征管模式、征管手段、征管能力四个方面系统研究自然人税收征管的优化路径,以期对税务机关实际工作有所帮助。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为行文基础。第二部分阐述数字经济与自然人税收征管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并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税收遵从理论以及税收治理理论,探析数字经济对自然人税收征管的影响。第三部分从数字经济发展、税收收入、征管措施及成效三个方面,全面梳理数字经济背景下河北省自然人税收征管现状。第四部分围绕自然人税源监管难度增大、税收流失较为明显、征管信息获取不通畅、税收遵从度较低四个问题及其原因展开分析。第五部分针对河北省自然人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从更新税收征管理念、优化税收征管模式、创新税收征管手段、强化税收征管能力四个方面,系统的提出贯彻落实税收治理理念、积极培养整体化征管思维、明确自然人自行申报责任、实行数字平台源泉扣缴征管制度、提升涉税信息互联互通深度、深入宣传税收政策等具体对策。

谭云蓉^[9]（2020）在《大理州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数据共享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从2018年开始全面落实个人所得税改革,在改革之后,原本的税制设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管理模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特别是在年度汇算清缴方面,需要对此前实施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模式进行转变,将其调整为基于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清缴模式,因此我国税务管理部门应充分掌握涉税信息,提高征管个人所得税的水平,这是税务部门开展本项工作的关键。但就现阶段涉税信息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涉税信息掌握在包括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在内的第三方组织中,此种情况导致涉税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各部门不能及时共享涉税信息,在信息传递方面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本文从基层管理角度出发,针对大理州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共享问题展开研究,按照“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指出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数据不共享是制约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的主要问题,论文通过实证研究首先了解大理州个人所得税征管对跨部门数据共享的需求;其次,通过分析当前大理州涉税信息共享的实际情况与问题,发现涉税信息共享存在部门参与度低、共享困难、共享依据缺少明确标准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缺乏改革动力以及相应的保障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内税制改革的背景,建议大理州跨部门共享涉税信息,建立大理州大数据服务中心,制定涉税信息共享地方制度,配套专项资金以及专业人才保障各部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然后保障信息共享的安全,实现跨部门共享个人所得税涉税信息。

陈春梅^[10]（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二、税收流失的新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收流失的新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微商所得税收征管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东川区税务局税源专业化管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跨境B2C电商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数字经济背景下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大理州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数据共享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税收流失的新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微商所得税收征管法律问题研究[D]. 汤瑞婷.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2]我国网络零售税收征管效率分析[D]. 张岚. 上海海关学院, 2021
• [3]东川区税务局税源专业化管理优化研究[D]. 杨红玲.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4]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我国跨境B2C电商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D]. 费遵颖.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6]Z市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婧婧.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D]. 成志政.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8]数字经济背景下自然人税收征管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D]. 李晓. 河北经贸大学, 2021(02)
• [9]大理州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数据共享路径研究[D]. 谭云蓉.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10]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标签：税收征管论文;  税收法定原则论文;  个体工商户纳税论文;  电子商务税收论文;  电子发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