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制度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杨弋[2]（2020）在《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风险不断攀升;同时国内经济已步入新常态,已进入到转变经济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阶段。对外贸易作为长期以来一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必须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不仅是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客观需要,也是适应乃至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在传统要素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制度红利应该成为推动我国未来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选择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发展的交叉领域,即研究制度质量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以新一轮全球化发展为大背景,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角度考察制度质量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既能够完善现有理论,搭建制度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之间的桥梁,又能够对于提升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支撑经济发展,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给予一定的启示。本文首先以制度质量为主线,梳理了有关制度因素对贸易流量、比较优势、贸易格局以及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在总结制度质量内涵以及构建制度质量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制度质量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路径。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由七章构成,具体包括:绪论、制度质量的内涵以及制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以及跨国间的比较、制度质量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分析、制度质量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制度质量对中国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及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首先对制度质量的内涵以及国内外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各种制度质量的测度指标进行了梳理,针对现行制度质量指标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制度质量评价微观模型的设想,并运用SPSS 22.0和AMOS 24.0对模型进行了量化分析。从对模型的整体解读发现该模型一方面能够与以往学术界对于制度质量研究保持一定程度的呼应,另一方面也能顺应现代社会对于政府发展的要求。通过对全球范围的样本国家及地区进行测得发现,制度质量评分排名靠前的国家及地区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制度质量评分排名靠后的国家及地区,制度质量与出口水平基本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其次,本文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并进行跨国间的比较,主要基于显示比较优势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算,并总结了全球出口结构演变趋势,以及分析不同区域出口结构特点,为后续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做铺垫。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一国或地区的出口水平还需要具体从制度质量作用于该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构成来分析,本文接下来对制度质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中间产品扩张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发现制度质量可以通过优化融资环境以及减少逆向选择等途径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结构,从而影响一国或地区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制度质量也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吸收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供给以及维护合约执行等方式间接影响企业生产结构进而影响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运用跨国面板数据以及国内数据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验证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运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增强。制度质量的交互项系数和显着性表明制度质量可以通过外资规模、人力资本积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自律的相互作用来间接影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从横向视角分析发现,制度发展对于不同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不尽相同,对于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更为显着。值得一提的是,服务贸易的发展更需要在制度完善的支持下进行,在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易出现寻租行为的“便利之手”性质高于“攫取之手”的情况,而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这种非理性的促进作用。其次,运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度质量确实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然而由于存在政府寻租行为的“便利之手”的可能性使得中国整体样本对于政府自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和全球样本结果不符。此外,制度发展对中国东部地区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提升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有效,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制度质量整体上优于中、西部地区,从而进一步证实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从市场、政府管理、企业、涉外经贸等方面提出制度创新对策建议,并指出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是一个系统、复杂且长效的工程,各项制度创新之间需要注意协调互补、相互推进,树立制度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观念。未来中国培育核心出口竞争力和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需要依靠高质量的制度体系保驾护航。
赵羿安[3]（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朱晨静[4]（2020）在《FDI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贯彻“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一系列便利外商投资与促进市场开放的措施,优化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营商环境,推动了新一轮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数额达到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引进技术的对外开放途径之一,FDI引致的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国际技术扩散能够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效应和国际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技术扩散过程中能够使得东道国当地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知识资本及经营管理理念等稀缺生产经营资源,东道国（地区）尤其是引进FDI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增加该国资本存量并能够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优质经营资源与先进技术知识资本,也能为本国就业人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机会,并且均会对东道国（地区）的技术吸收、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在发展我国外资引进规模与质量水平的同时,需要结合我国实施市场换技术的制度环境来全方位优化本国引资和制度政策。制度因素是一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实现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外部环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所认为的能够决定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有效实现均受到东道国整体的制度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制度质量还会通过影响FDI的流入水平、区位选择等方面来作用于FDI对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深入考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情况下,探究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制度质量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中的具体的调节效应将有助于我国改进制度质量和改善外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本国,优化本国市场竞争格局以及促进本国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促进我国更高效地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本文基于FDI的国际技术扩散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制度质量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以及FDI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存在的具体的调节机制,并相应地针对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做出理论假说。文章测算了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并将制度质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FDI的交互项,以交互项回归系数来判断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各自的调节作用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并选取人力资本、进口依存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及研发投入作为本文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实证层面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模型内生性问题,模型采用静态GMM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和扩展回归分析,旨在研究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及其中存在的具体的调节机制,并使用动态GMM模型及OLS估计法重新测算TFP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促进作用;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FDI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起到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制度质量未对FDI与区域技术进步间作用关系产生显着的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则对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技术进步两方面均产生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知道,模型中选取的控制变量均对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从整体角度来看,健全我国制度体系,营造更加优质和透明的营商环境与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流入本国,带给本国本土企业更先进的技术、知识资本以及生产经营资源,整体促进我国各地区FDI的高效吸收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并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二,从区域角度来看,本国应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来制定适合的制度政策与引资政策,并鼓励不同区域间进行生产经营等核心资本的共享,鼓励区域间经济交流与互助,以促进我国各地区的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水平的稳定增长,实现区域间经济产出和外部营商、制度环境的联动发展。第三,重视本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高等教育及就业培训等知识稀缺资本的投入,发展更多优质知识型、技术型社会人才,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可以大大提升本国及不同区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促进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本地改造创新,促进国际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最终实现我国整体及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质的跃升。
张韵[5]（2020）在《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演进,创新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大势所趋。各国竞相出台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完善创新政策制定,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力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区域创新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区域的创新发展来说,高质量、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有利于规避创新政策失败风险,加快区域创新创业发展,形成区域创新优势,是中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以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创新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概括和抽象,同时结合区域创新实践,构建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理论;围绕区域创新政策制定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以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以及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5项内容为重点的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基本分析框架。构建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有利于提升创新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对于形成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十分关键。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包括创新政策网络行动者选择、引入与激发,创新政策网络共同价值观的凝炼和培育,创新政策网络组织规则的明确与调适,以及创新政策网络利益冲突的妥善处理。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包括创新政策社群覆盖,创新政策专业网络覆盖,创新政策府际网络覆盖,创新政策生产者网络覆盖和创新政策议题网络覆盖。区域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强调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密度,创新政策网络中心的均衡,创新政策网络中凝聚子群力量约束和创新政策网络的高协同性。高水平的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是制定有效区域创新政策的逻辑前提。区域创新政策情势感知与分析,包括对创新政策情势的准确感知,创新政策问题搜寻的高效率和对创新政策情势的科学分析。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认知与界定,应树立创新政策问题系统思维,对创新政策问题假设进行创造性综合,以及对创新政策问题本质的合理界定。区域创新政策问题阐述与精炼,强调创新政策利益诉求详述和对创新政策目标的权衡与取舍。区域创新政策问题分类与结构,包括区域创新政策重要问题,区域创新政策次要问题和区域创新政策低级问题。精心定制的区域创新政策,应聚焦区域创新优势,适应区域创新能力,化解区域创新问题,并兼顾边界条件约束,以进一步释放区域创新潜力,提升创新政策的有效性。聚焦区域创新优势,要求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创新资源,促进区域优势领域创新,强化区域创新集聚优势。应基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估,调整区域创新政策内容重点;应着力解决组织薄弱、创新锁定、网络分割等特定的区域创新问题,兼顾边界条件约束,适应动态变化的区域技术和产业结构环境。高质量区域创新资源的持续投入,是改善区域创新政策预期效果的重要途径。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强调区域创新资金的精准配给,创新金融资本结构合理化和区域创新资金的稳定投入。区域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包括高质量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以及创新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要求建立区域创新技术支持体系和强化创新公共服务支撑体系。良好的创新制度与机制设计,是区域创新政策执行的有力保障。区域创新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要求制定环境与健康标准,规制垄断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进创新信用制度建设。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机制构建,强调创建良性合作机制和完善互动学习机制。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包括创新成果产权激励,知识溢出补偿,创新金融激励,科技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和股权、期权激励。此外,还应根据技术发展保持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赵隆华[6]（2020）在《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传统的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旷式产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升级。推进制造业部门产业转型与升级,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发展理念意义重大。轻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轻工业作为消费品的生产和制造端,关系民生,具有服务大众和地方经济的特征,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轻工业长期粗放式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高污染高排放的现象仍然存在,制约了轻工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严苛的环境治理、环境规制倒逼工业企业向着更绿色的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实现环境规制和竞争力提升双赢,技术创新为轻工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得驱动力。而从中国实践来看,社会生态环境意识觉醒使得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受到民众认同,但从产业层面来看,部分企业认为过于严格的环保标准与复杂的环评手段也加重了企业的生存负担,部分企业通过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竞争力。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企业发展,是否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仍然没能形成理论界与社会界的共识。本文以轻工产业竞争力提升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现状---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为研究脉络,将重点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在时间维度上是如何演变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了何种特征?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是否具有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竞争力中具有何种效应?如何促进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相应的研究框架,前三章为背景介绍与理论部分,中间三章为实证章节,最后两章为政策建议与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包含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资源环境压力和生态文明建设动力这两个视角出发,对轻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理论层面上环境规制的背景,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然而,企业出于生存需要,会加大提高生产率,企业为适应政府环境规制要求而加快绿色环保能源、降低能耗和污染工艺的开发,提升原材料利用效率,推动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向着产业链高端发展。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有效地配合激励企业朝着绿色转型,无论是打破现有的能源体系的创新和现有工艺流程的工艺创新等,还是突破产业核心技术进入产业链顶端,都能够使得企业竞争力获得提升。同时环境规制提高了行业进入门槛,行业集中度提升得到进一步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其次,基于非期望产出构建了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DEA评价模型,评价与分析了中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结果表明,其竞争力效率在时间维度上有所提升,但是具有空间不平衡的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轻工业竞争力最强,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最弱,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分布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竞争力高值区域由集中分布零散化分布转变,整体上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第三,实证部分首先利用动态面板与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以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及其二者的激励配合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技术创新存在显着促进作用,但是相比较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地区,其对技术创新力的边际影响也越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均能够显着地促进轻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二者的交互项为正,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二者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促进了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后,文章提出了提升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对策。本文认为提高轻工业产业竞争力需要从企业与政府两个主体入手,企业需要从人力资本积累与治理现代化两个视角来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则需要规范市场制度建设,加大对环境创新领域与基础创新领域的投入来构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外部环境。要从技术创新的内部协调与外部成长系统协同两个方面来提升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要意识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加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领域的互动。
王聪[7]（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创新逐渐超越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发展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就难以保持持久竞争优势;没有创新,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效率尤其是创新效率已成为企业不输在跑道上的决定性因素,唯有高效率创新,持续创新,才能领跑行业、世界,拥有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拥有难以复制难以超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强大的世界级创新型、开拓性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领头羊,一方面,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食粮”和“生命线”,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中国能否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强国,关系到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整体发展。然而,相关研究十分匮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究竟如何,以及影响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影响机制是什么还未可知。本文将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及其动态演化、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两大方面综合考量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现状、面临的约束与瓶颈,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具体来讲,本文在技术经济学、效率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第一,从创新价值链角度对企业创新过程进行分组,并运用超效率网络EBM模型从整体阶段、研发创新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三个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通过异质性分组从多角度综合考量企业的创新效率;第二,采用全局前沿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变化率、纯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五方面分解企业的创新效率,并通过异质性分组深入分析近九年来企业效率的变动过程和变动方向;第三,从企业创新系统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内部特质、外部区域和行业环境特征为切入点,首先整体衡量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然后从上述因素切入,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深一层分析,从而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有较为宏观且全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静态创新效率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创新效率受总纯技术效率直接影响,具体到各创新阶段中,研发创新阶段的规模效率和商业化阶段纯技术效率是关键影响因素,因而应从提高创新资源投入水平、投入质量和利用率三方面方面着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在动态创新效率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增长率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波动的共同影响。其中,技术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3）在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在企业成本约束方面,员工薪酬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较大;在发展战略方面,企业的成长能力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在治理结构方面,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有较大提升作用;在地区差异层面,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最大,在行业差异层面,行业市场需求提高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高;在其他特征方面,年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年龄、成长能力、员工工资、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影响最大。以上因素对沿海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在创新效率作用机制方面,融资约束会反向刺激企业加大智力资本投入,转劣势为优势,促进创新效率增长,且对沿海地区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完善股权结构、加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而拉大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显着不利于创新效率提高,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这一作用过程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放大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当政府创新补贴在单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创新效率在地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强度、技术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和其它区域都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内部现金流充裕度能有效加强行业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进而在人力资本价值创造作用下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效率提升,一方面应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转化效率,改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重视优化创新环境,尤其注重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有针对性地提高异质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
叶善青[8]（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俞薇[9]（2019）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由于环境治理不力,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不断增多的二氧化碳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提高了地表温度,引起了全球气候显着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全球气候变化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气候治理这一全球性问题也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出台了重要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要求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三种灵活减排方式之一,在该机制运行下附件一国家（有减排义务）可以在非附件一国家（无减排义务）开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而获取“核证减排量”（CERs）用于完成本国的减排承诺。这种减排方式有助于附件一国家实现低成本减排,同时可促使没有强制义务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参与到全球的减排行动中来,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由此而来。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运行效果,全球7807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中国项目占比达总数的一半左右。随着中国政府气候治理自主意识不断加强,2012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建立了中国本土化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至今已有2891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成功获得审定,共签发了4760万吨“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CCER）。同时,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在积极建设中。官方估算全国统一市场建成后,中国市场将成为覆盖30-40亿吨碳配额的全球第一大碳市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若考虑到期货等衍生品,规模可达5000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碳交易试点设定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以5-10%的抵消比例进入配额市场计算,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规模将达60-500亿元人民币,从业人数达数十万。虽然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从成本、技术、公平和规范等方面看,这些效果还未达到最优,同时随着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推进,社会各界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显然,为了解决这一重要课题,必须厘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影响且怎样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在中国的应用和实践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但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清洁发展机制的研究上,只有少数文献围绕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开展研究,明显缺乏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现实需要和有关学术研究的薄弱现状,本文提出了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研究这一选题。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够明确回答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怎样影响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效果,以便为进一步提高该效果的政策设计提供依据。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是基于中国国情,以中国自主建立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初步构建了一个运用环境经济、生态补偿等理论分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路径,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理论内容起到了一定的丰富作用。在现实意义方面,中国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一条,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的一大理念,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这“四个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作为市场化的减排工具,是控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气候治理方式。无疑,本文的研究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高度契合,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本文在梳理分析了既有相关文献基础上,沿以下思路展开研究:第一,结合环境产权理论、排污权交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以及生态补偿理论,明确界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概念。第二,探索性地提出了八因素（电力消费、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力资本、资金支持、外商投资、政策设计和抵消市场）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上述要素的作用机理。第三,详细阐述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及其运行现状、存在问题。第四,根据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选取面板数据负二项式模型、面板数据Tobit模型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实证方法,分别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数量效果、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效果以及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满意度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有一定独创性地将多层线性模型运用在分析单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项目减排量影响因素的实证中。最后,通过上述研究过程,逐步解答研究问题,得出研究结论,最终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从电力消费、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影响因素的角度看,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在减排潜力高的地区能取得较好的运行效果;第二,资金因素至关重要,金融支持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来自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着;第三,外商投资因素已不再重要,说明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已基本摆脱清洁发展机制的影响,逐渐形成自主运行的态势;第四,来自碳排放抵消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明显,说明碳排放抵消政策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中应有的支撑作用还发挥得不够;第五,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企业在项目开发时优先考虑的是市场和政策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因地制宜合理引导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完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第二,加强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资金支持,进一步丰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融资渠道;第三,完善碳排放权抵消市场的建设,加强其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支撑作用;第四,完善顶层政策设计,激励更多企业参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行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第一,在研究对象上,聚焦剖析中国本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影响因素;第二,在理论上初步建立了影响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八因素分析框架;第三,在实证方法上,将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这一计量方法运用在分析单个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减排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第四,在研究结论上,得到了外商投资和人力资本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不显着等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本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第一,实证数据年份跨度有限,这是因为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发展时间较短,导致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尚未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价格因素纳入研究,主要原因是中国碳市场启动较晚,CCER交易数据缺乏、价格信号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市场调节作用,因此无法选取价格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王睿哲[10]（2019）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其增速的变化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具有标杆意义。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逐年降低,部分学者认为这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善,而是资本投入的不断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重新走入低质量、高增长路径的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背景下,面对着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如何有效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就成为了学界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要素配置不合理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幅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对要素合理配置有天然的引导作用,因此,对交通基础设施如何引导要素合理配置,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路径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虽然已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关系,但仍有待深入。首先,目前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多是将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视为单一指标。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构成,不同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各部分的作用路径也千差万别。因此,将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单一化分析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误读。其次,既有研究中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问题研究中实证分析较多,作用路径的理论分析较少,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的三个不同维度阐释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并结合关键环节提出了实证假设。研究认为,第一,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区域市场规模以及加强区域经贸合作等途径影响技术进步;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加强区域经贸合作、改变区域生产要素结构合理化水平、增强区域间知识溢出强度,并最终影响技术效率;第三,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减少要素流动障碍、促进要素合理配置,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产业分工等途径改变区域生产要素规模和区域产业集中度,从而最终影响规模效率。其次,在作用路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及特点,科学构建了面板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对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明显。研究期内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下降了6.3个百分点,技术进步幅度偏低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从时间变化趋势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2009年降幅最大;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则整体呈波动中呈倒“U”字型变化趋势,纯技术效率的峰值出现在2005年,规模效率的峰值出现在2008年。从地区变化趋势看,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降幅相对较小,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在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方面优势显着。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差异不大,西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小。（2）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无论在铁路和公路之间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后的三个维度之间都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铁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起着正非线性作用,且短期内抑制作用更为显着,但对于规模效率却是显着的正向线性作用;公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作用与铁路正好相反,对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也起着非线性作用,且短期内促进作用更为显着,但规模效率却起到了正向线性作用。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在现有铁路规模和公路规模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密度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产生不同影响。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13个省份的铁路密度的提高都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而除上海以外的各省份公路密度的提升将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抑制作用;新疆和青海铁路密度的提升不利于其技术效率的改善,黑龙江、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五个省份公路密度的提高将会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各省铁路和公路密度的增加都会促进规模效率的提升。（3）铁路和公路对技术创新、生产要素流动和国际经贸合作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具体而言,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海南省、江苏省、吉林省、福建省、浙江省和江西省等15个省份铁路密度的提高会对研发成果增速产生不利影响;天津市、北京市和上海市等三个直辖市铁路密度的提高会对劳动力资本流动产生抑制作用;除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五个省份以外的省份铁路密度的提高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反向作用。公路则对劳动力要素流动有正“U”型非线性作用,除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外的省份都可以通过提升公路密度促进劳动力流动。（4）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生产率具有多重作用路径。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一共验证出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的三条作用路径:铁路和公路分别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铁路还可通过资本流动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交通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共有以下三条:铁路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用于技术进步,公路则可以分别通过技术创新投入和国际贸易作用于技术进步;交通基础设施对技术效率的作用路径同样共有三条,分别是:铁路分别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作用于技术效率,公路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作用于技术效率;交通基础设施对规模效率的作用路径仅有一条,即公路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作用于规模效率。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针对已有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假设,并通过计量模型验证了这一假设,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2）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维度,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各维度存在差异化的作用路径,补充了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3）通过实证检验提出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现实路径,这些具体作用路径的提出,将对有关部门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内蒙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制度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
| 1.2.2 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1.2.3 制度与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的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主要内容及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制度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体系的构建 |
| 2.1 制度质量的定义及构成 |
| 2.2 制度质量的测度指标 |
| 2.2.1 正式制度 |
| 2.2.2 非正式制度 |
| 2.2.3 制度质量稳定性 |
| 2.3 制度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国际比较分析 |
| 2.3.1 制度质量评价体系的相关理论 |
| 2.3.2 制度质量评价微观模型的构建 |
| 2.3.3 评价模型的整体解读 |
| 第3章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度及其国际比较 |
| 3.1 基于显示比较优势的分析 |
| 3.1.1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出口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分析 |
| 3.1.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分析 |
| 3.2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与分析 |
| 3.2.1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
| 3.2.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分析 |
| 第4章 制度质量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 |
| 4.1 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影响机理 |
| 4.1.1 优化融资环境 |
| 4.1.2 解决逆向选择 |
| 4.2 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影响机理 |
| 4.2.1 基于企业吸收能力的分析 |
| 4.2.2 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分析 |
| 4.2.3 基于基础设施供给的分析 |
| 4.2.4 基于维护合约执行的分析 |
| 第5章 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
| 5.1 制度质量对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5.1.1 制度质量影响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纵向分析 |
| 5.1.2 制度质量影响货物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横向分析 |
| 5.2 制度质量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5.2.1 制度质量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纵向分析 |
| 5.2.2 制度质量影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横向分析 |
| 第6章 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
| 6.1 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变迁及阶段性特征 |
| 6.1.1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 |
| 6.1.2 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 |
| 6.2 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构成现状及比较 |
| 6.2.1 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 |
| 6.2.2 基于省级层面的分析 |
| 6.3 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3.2 基于省级层面样本的面板分析 |
| 6.3.3 基于区域分组样本的面板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完善市场制度培育市场竞争力 |
| 7.2.2 创新政府管理制度提供有利支撑 |
| 7.2.3 创新企业制度释放主体活力 |
| 7.2.4 改善涉外经贸制度提升开放环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FDI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影响研究 |
| (一)制度质量对FDI的影响研究 |
| (二)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影响研究 |
| 二、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三、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FDI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
| 第一节 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
| 第二节 FDI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
| 一、FDI的国际技术转移效应 |
| 二、FDI的国际技术外溢效应 |
| 第三节 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一、制度质量对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
| 二、经济发展水平对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
| 第三章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
| 第一节 Malmquist生产指数法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一、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 |
| 二、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指数分解 |
| 第四章 FDI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核心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二、基准回归分析 |
| 三、扩展回归分析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系统GMM模型检验 |
| 二、OLS估计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本文的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研究的基础理论与逻辑分析框架 |
| 2.1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 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 |
| 3 区域创新政策网络构建环节的有效性 |
| 3.1 创新政策网络的选择 |
| 3.2 创新政策网络的全面覆盖 |
| 3.3 创新政策网络的结构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区域创新政策问题评议环节的有效性 |
| 4.1 创新政策情势的感知与分析 |
| 4.2 创新政策问题的认知与界定 |
| 4.3 创新政策问题的阐述与精炼 |
| 4.4 创新政策问题的分类与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5 区域创新政策内容定制环节的有效性 |
| 5.1 内容定制关键之一,聚焦区域创新优势 |
| 5.2 内容定制关键之二,适应区域创新能力 |
| 5.3 内容定制关键之三,化解区域创新问题 |
| 5.4 内容定制关键之四,兼顾边界条件约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区域创新政策供给推动环节的有效性 |
| 6.1 区域创新资金投入与配置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2 创新人力资本培育与投入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3 创新基础设施规划与升级的政策供给推动 |
| 6.4 本章小结 |
| 7 区域创新政策执行保障环节的有效性 |
| 7.1 创新政策执行的制度保障: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与权益维护 |
| 7.2 创新政策执行的机制保障:创新共同体内部融合与互动学习 |
| 7.3 创新政策执行的动力保障:金融市场完善与创新产出激励 |
| 7.4 创新政策执行的弹性保障:创新制度的超前性与灵敏性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1.5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环境规制理论 |
| 2.1.2 产业竞争力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轻工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轻工产业竞争力的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2.4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影响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理论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3.1.1 环境规制 |
| 3.1.2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
| 3.1.3 环境规制对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影响模型 |
| 3.2 环境规制促进轻工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3.2.1 理论分析 |
| 3.2.2 数理模型 |
| 3.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数理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3.5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 |
| 4.1 研究方法与评价原则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评价原则 |
| 4.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我国轻工业竞争力评价结果 |
| 4.3.1 基于全国层面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3.2 基于四大区域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3.3 基于省域尺度的轻工业竞争力评价 |
| 4.4 我国轻工业竞争力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1 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自相关 |
| 4.4.2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3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6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轻工业技术创新 |
| 5.1 环境规制的测量 |
| 5.2 技术创新的测量 |
| 5.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
| 5.3.1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研究 |
| 5.3.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和讨论 |
| 5.3.4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 5.4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分析 |
| 5.4.1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5.4.3 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5.6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 |
| 6.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
| 6.1.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6.1.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和讨论 |
| 6.1.4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分析 |
| 6.2.1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
| 6.2.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动态面板门槛检验 |
| 6.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影响中国轻工业竞争力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
| 6.3.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概述 |
| 6.3.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4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
| 6.4 本章小结 |
| 6.5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我国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 |
| 7.1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多主体竞争力系统视角 |
| 7.1.1 以企业竞争力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 |
| 7.1.2 以政府调控促进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
| 7.1.3 轻工业竞争力系统与影响路径 |
| 7.2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技术创新内外成长协同视角 |
| 7.2.1 打通轻工业产业技术创新内部协调路径 |
| 7.2.2 推动轻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外部合作 |
| 7.3 轻工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基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互动视角 |
| 7.3.1 以环境规制法律制度建设规范企业行为 |
| 7.3.2 以环境规制推动产业升级 |
| 7.4 本章小结 |
| 7.5 参考文献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九章 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二、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研究 |
| 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内涵与特点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技术创新理论 |
| 二、效率理论 |
| 三、演化经济学理论 |
| 四、公司治理理论 |
| 五、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 一、静态创新效率 |
| 二、动态创新效率 |
| 三、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 |
| 第一节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地区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 |
| 一、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企业发展的动态关系 |
| 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静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
| 二、静态创新效率测算方法 |
| 三、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生命周期分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总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五节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改进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动态创新效率实证分析评价 |
| 第一节 评价方法与指标说明 |
| 一、动态创新效率评价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整体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整体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动态创新效率及分解 |
| 第三节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研发创新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企业所有制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研发创新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四节 高新技术企业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及分解 |
| 一、商业化阶段整体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二、按省份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三、按八大经济区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四、按行业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五、按所有制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六、按企业生命周期分商业化阶段创新效率变化指数及分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创新效率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全样本基准回归 |
| 二、异质性分组与影响差异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技术交易市场、政府补贴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行业竞争程度、行业市场需求的进一步考察 |
|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内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劳动力成本上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五、劳动力成本影响机制进一步探讨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外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创新补贴、技术交易市场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跨区域溢出效应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框架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行业竞争环境、行业市场需求与创新效率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假设 |
|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 三、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减贫 |
| 三、生态贫困 |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 三、耦合度评价 |
| 四、数据验证 |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 一、划分原则 |
| 二、划分依据 |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标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 |
| 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含义 |
| 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原理 |
| 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特点和功能定位 |
| 第二节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环境产权理论 |
| 二、排污权交易理论 |
| 三、比较优势理论 |
| 四、生态补偿理论 |
| 第三节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流程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
| 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运行流程 |
| 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
| 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的特点 |
| 第四节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 |
| 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界定 |
| 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数量效果 |
| 三、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减排量效果 |
| 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业主满意度效果 |
| 五、三种效果的关系分析 |
| 第二章 影响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电力消费、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理论依据和作用机理 |
| 一、电力消费 |
| 二、经济水平 |
| 三、技术水平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资金支持和外商投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理 |
| 一、人力资本 |
| 二、资金支持 |
| 三、外商投资 |
| 第三节 政策设计和抵消市场:理论依据和作用机理 |
| 一、政策设计 |
| 二、抵消市场 |
| 第三章 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现状 |
| 第一节 国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方法及效果现状 |
| 一、清洁发展机制运行方法 |
| 二、清洁发展机制运行效果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方法 |
| 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管理架构 |
| 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管理办法 |
| 三、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的政策发展及走向 |
| 第三节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现状 |
| 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数量效果现状分析 |
| 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减排量效果现状分析 |
| 三、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业主满意度效果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数量效果影响因素实证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和变量说明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面板数据计数模型 |
| 一、计数模型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三、面板数据计数模型 |
| 第三节 模型运算过程 |
| 一、基于CCER项目数量的模型运算过程 |
| 二、基于CCER可再生能源类项目数量的模型运算过程 |
| 三、实证结果概述 |
| 第五章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减排量效果影响因素实证 |
| 第一节 地区CCER项目减排总量效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三、面板Tobit模型 |
| 四、基于CCER项目减排总量的模型运算过程 |
| 五、基于CCER可再生能源类项目减排总量的模型运算过程 |
| 六、实证结果概述 |
| 第二节 单个CCER项目减排量效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一、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建立过程 |
| 四、实证结果概述 |
| 五、CCER项目数量、单个项目减排量和减排总量实证结果对比 |
| 第六章 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项目业主满意度效果影响因素实证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一、资金支持因素的量表设计和研究假设 |
| 二、技术人才因素的量表设计和研究假设 |
| 三、政策设计因素的量表设计和研究假设 |
| 四、抵消市场因素的量表设计和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结构方程模型 |
| 一、结构方程模型的构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流程 |
| 三、结构方程模型的识别和检验 |
| 第三节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和估计 |
| 一、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模型识别 |
| 四、模型估计 |
| 五、模型评价 |
| 六、实证结果概述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在减排潜力高的地区取得较好运行效果 |
| 二、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本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的影响分别为显着和不显着 |
| 三、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已逐渐摆脱清洁发展机制影响 |
| 四、抵消市场尚未发挥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中应有的作用 |
| 五、市场和政策是影响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业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因地制宜合理引导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开发 |
| 二、加强对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的资金支持 |
| 三、深化抵消市场建设 |
| 四、完善顶层政策设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科研活动简介 |
| 附录 ACCER项目业主企业开发意愿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10）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2.2 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界定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综述 |
| 2.3.2 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综述 |
| 2.3.3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
| 2.3.4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3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现状与特点 |
| 3.1.1 公路基础设施的现状与特点 |
| 3.1.2 铁路基础设施的现状与特点 |
| 3.2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特点 |
| 3.2.1 测算方法与选择 |
| 3.2.2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3.2.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1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整体的作用 |
| 4.2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作用 |
| 4.3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的作用 |
| 4.4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的作用 |
| 4.5 本章小结 |
| 5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生产率作用的总体效应分析 |
| 5.1 计量模型方法 |
| 5.2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
| 5.3.2 交通基础设施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
| 5.3.3 交通基础设施对技术效率的作用 |
| 5.3.4 交通基础设施对规模效率的作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路径的实证分析 |
| 6.1 计量模型方法 |
| 6.2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3 变量设定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交通基础设施对中介变量的作用 |
| 6.3.2 基于中介效应的路径分析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及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内蒙古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制度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研究[D]. 杨弋. 吉林大学, 2020(08)
- [3]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4]FDI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D]. 朱晨静.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中国区域创新政策有效性研究[D]. 张韵.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6]环境规制对中国轻工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赵隆华. 天津科技大学, 2020(08)
- [7]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D]. 王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运行效果影响因素研究[D]. 俞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10]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睿哲.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