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变革,企业就没有出路(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丹[1](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张可[2](2020)在《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通过研究萨拉·萨卡的相关着作我们发现,与其它生态社会主义学者不同,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详实的实证材料的基础之上所完成的。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不论是传统社会主义,还是基于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就其实质来说都是工业社会的现代变种。以计划模式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衍生出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其诞生时起就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过度强调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和新阶级的出现、社会道德的沦丧一并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此外,萨拉·萨卡基于生态学视角,对基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也进行了生态学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衍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治理方案——“生态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虚幻性及其理论主张的现实矛盾,认为这种不涉及问题本质的局部调整方案带来的同样是在“自然极限”状态下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并且会像传统社会主义那样走向“死胡同”。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萨拉·萨卡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他主张从培育生态社会主义“新文化”入手,倡导“替代性进步观念”和“简单生活的新文化”,进行经济收缩和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在此基础上“重构”社会主义以实现可持续的目标。从而建立一个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有机共存,符合生态正义原则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萨拉·萨卡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性批判和基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生态性批判,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扩展了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而且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和不可持续性。并且,他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状出发,指出中国极其具备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以说,萨拉·萨卡从生态学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了信心。此外,萨拉·萨卡从道德伦理选择、生产调节选择、稳态经济模式选择这三大层面为我们描绘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美好画卷,为生活在人际冷漠和主客间对立的矛盾世界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光明和希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理论主张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其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色彩,这必然会使其陷入理论与实践无法统一的矛盾窘境。但即使是这样,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因此,不管从价值层面来看,还是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傅辰晨[3](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程秀建[4](2019)在《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财产权领域最根本的制度设计,各国都对土地制度作出了基于历史与国情的独特安排。我国独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既牵引着农村,又联结着城市,具有独特的制度品格。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与完善,作为稀缺土地资源的宅基地的资产功能日益显现。建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忽视了其经济属性,实践中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与农民缺乏必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的矛盾凸显,严重制约了农村、农民的发展。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通过市场配置宅基地资源已成当下改革的必然进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下,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我国现行法上并无有关宅基地“资格权”的表述,为寻求中央政策文件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丰富内涵在法律上的妥善表达与实现,需要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文件为目标导向,结合实践反馈的经验,建构“三权分置”下的宅基地使用权法权结构。本文分为三个模块,七章内容。全文以第四章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解读为联结,围绕坚持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共享富民为价值导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法治创新这一主线展开论证。第一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一般阐释。通过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生成及演化溯源,系统地梳理了70余年来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迁历史。建国初期,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指导下,新中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策,通过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提供原始积累。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与户籍制度双重管制下的城乡二元治理方式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工程,承载着诸如居住、社会保障、财产、社会控制等复杂的功能。立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在特定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宅基地使用权,拥有不同于传统大陆法系一般用益物权的独特秉性:在宅基地产权制度上,“两权分离”基础上形成“一宅两制”;在宅基地利用制度上,行政配置主导与市场配置辅助的双轨配置;在宅基地分配制度上,居住保障基础上构建了一户一宅、无偿分配、永久使用;在宅基地流转制度上,严格限制流转。正是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生成的复杂历史背景与承载的多重功能,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改革的难度。第二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建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经部分完成其历史使命,并因逐渐固化成型的宅基地利用格局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中的重要的作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得以延续至今。但是,“权能残缺”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不能因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成为扼制农村振兴、阻碍农业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隐形流转的屡禁不止以及涉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纠纷叠增,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面临重重困境,表现为既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要求,又无法达致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且有逐步走向管理失控的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时代的变迁。“后乡土社会”下农村社区封闭性与人口非流转性已打破。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所依托的“乡土社会”生活图景发生变迁。其二,功能的演化。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功能凸显。此消彼长之间,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负载的居住及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渐减弱。其三,制度的供给。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由于立法价值偏差以及成文法的滞后性,造成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落后。第三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益的要求,当代民法制度催生了对效率的追求。从“所有”到“利用”的物权观念发展,要求实现“物尽其用、物尽其利”。缺乏处分权能的宅基地使用权使得宅基地及农民房屋成为农民手中的“死产”。新型城镇化发展方略下,以乡村为面向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对既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作出转变,应当更注重农民需要什么,而不是农民可以继续做什么。事实上,作为农民拥有的重要财产性权利,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助于农民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实质增加。因此,推进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以及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人地捆绑”的松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发了制度功能的转变,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具备了实践可能性。虽然在理论上对于放活流转仍村争议,但多数学者已经提出,不宜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身份限制与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物权属性予以混淆。严格限制农户处分宅基地的做法无异于是将所有的农民都视为“禁治产人”,与现代法律的“理性人”假设不相符。自2005年起,国家在天津等地先后开展了两轮的宅基地流转试点。通过对两轮改革试点的经验总结,得出如下结论:1.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应坚持以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共享富民为价值导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法治创新为主线。2.实施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三个前置性问题分别是宅基地应如何估值、改革应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以及如何理顺城乡关系。3.实施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可变革、确保耕地红线不可突破以及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第四章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读。改革起于农村,源自实践。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遵循了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惯常模式,即:自实践中自发探索到试点实践和政策先行,待成熟后以法律形式确认固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因实践需要而生成,从多年中央政策中关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连贯表达可见,其实质是农地“三权分置”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域的延伸与扩展。经由语义逻辑对“分置”与“分离”的辨析,“分置”概念更符合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法律表达。通过对政策文本中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深刻意蕴的解读,可以发现“三权分置”改革的内在逻辑:落实集体所权为起点,保障农户的资格权是关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是落脚点及核心。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强化与落实集体所有权,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实现三方主体共享宅基地权利以及围绕宅基地建构权利,完善民法典权利体系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第五章为“三权分置”之下的集体所有权的立法表达。沿波溯源,我国集体所有权制度源于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经过国家政治动员而迅速开展的农村土地合作化实践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其建构之初主要作为一项社会变革工具而运行,并未明确区分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权,直至物权法才第一次明确以“集体所有权”的表述方式将其与国家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相并列。通过对既有理念的检讨,集体所有权在性质上符合“新型总有说”理论,属于特殊的共同共有。通过对集体所有权在宪法与民法两个维度的考察,民法上的所权制度设计应在尊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将公有制简单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而试图照搬西方的物权制度建构我国的农村土地法权体系。实践中,由于主体界定不明、权能残缺以及实现机制阙失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弱化和虚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彰显了宅基地使用权“自物权化”的同时,极有可能因忽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所有权制度的时代功能,而对集体所有权产生新的冲击。因而,集体所有权的法制回应注意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二元性并将授予其特殊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其二,厘清集体所有权的特殊运行机制,完善其实现机制;其三,赋予集体所有权完整的权能,实现管理权能的回归。第六章为“三权分置”政策中资格权的法制因应。通过对实践及理论上关于宅基地资格权内涵及法律属性的梳理,指出成员权与用益物权两个视角下资格权可能的制度安排与妥适性,证成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属性为集体成员权。宅基地资格权的概念与表述仅在中央政策文件中以通俗用语载明,并无实体法上的意义。立法上仍坚守集体成员权的制度建构,而非创设新的宅基地资格权。物权法上的规范表达从“农民集体”到“本集体成员集体”的转变,意味着对农民集体成员权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的确认。集体成员权制度建构为集体土地利用困境提供制度依据,集体成员权是连接集体成员与成员集体的纽带。完善的集体成员权制度有利于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与集体成员权益的保护,并能为成员集体内部秩序生发提供制度支撑。由于集体成员权与成员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人法属性,已然溢出了传统民事权利的范围。因此,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纳入到民法典分则物权编之中。第七章为“三权分置”政策中使用权的法实现。分置的使用权是“三权分置”政策的落脚点,应当在现行法体系内作出妥适的规制。通过对“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分析,循着宅基地“资格权”属于成员权的权利内容的论证逻辑,分置后的使用权在性质上属于去除身份性的纯粹用益物权,从而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领域形成“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权(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分置后)”的权利结构。回归到政策本意对“三权分置”作进一步的检讨,“三权分置”后三权在法实现过程中实际表现为“四权”,分由三类权利主体享有,即“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其他社会主体)”。“三权分置”为宅基地使用权上市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并非全无风险。不容忽视的是,资本的嗜血性与农民对抗资本侵蚀能力的弱质性。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宅基地作为农民生产、生存保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中央政策文件亦不无警醒的提出放活应予“适度”,即以不损害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为前提,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关键,严格落实一个“不得”和“两个严格”。否则,放活使用权将会遭遇集体所有权有被虚置、农民有居无处所以及使用权自身运行等诸多风险。财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实现,就农村发展而言,因其资源禀赋不同,并非均质化的世界,在放活土地使用权方面应作出区分,对不同的农村实际设定不同的管理目标。从宅基地分散、零碎的固有属性来看,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应扩展其经营性功能,以期实现宅基地的分散经营与规模利用又结合。农民房屋作为农民享有所有的权的重要财产,实现其财产性收益的核心是放活转让与抵押,变资产为资本。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直触农村土地制度核心。这是兴村振兴发展战略下国家为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作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如何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完整的映射到法律规范之中,将其转化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法律制度以及这一法律制度的建构会对其他相关农地法律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均应给予密切的关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应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进行,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为依归,而非照搬西方物权理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与卓越。基于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在历史的视野下寻求资格权及使用权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的妥适表达,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法制要求和条件。通过集体成员权制度建构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能够达成剥离宅基地使用权负载的身份属性与社会保障功能、实现了宅基地使用权完全用益物权化的使命。
杨于卓[5](2018)在《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加速的今天,传统藏戏和我国其他传统戏曲一样面临着观众群逐渐萎缩、传承人青黄不接、技艺失传、民间戏团生存艰难等诸多难题,但藏戏和那些戏曲艺术又不一样,她至今仍然是藏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传统藏戏阿吉拉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如何走下去?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途径,比如立足于非遗保护理论结合阿吉拉姆的特殊性进行逻辑思辨,抑或借鉴其他传统戏曲现代转换的成功经验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择了一条更为踏实的路径,将阿吉拉姆放回她原本所在的社区,观察她在当代社会中是如何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她发生了哪些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细节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并深究这些变迁的动力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作用于阿吉拉姆的?相信随着以上问题的解决,我们将知道,如何合理地利用一些有利因素,又如何避开一些不利因素而推动实现阿吉拉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论文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贾热村觉木隆藏戏团为主要田野点,考察演剧形式和内容,戏团经营模式,拉姆娃的生活境遇和观念,戏团与村落关系等各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变迁现象,结合其他田野点观察到的不同现象的对比总结,探寻阿吉拉姆变迁的支配力量和原动力。除对田野点的共时性考察,还从阿吉拉姆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它的不断变化的痕迹,这种历史探寻有利于通过前后对比,更好地揭示出那些变化的影响因素或变化的作用方式,力图从社会文化表象发掘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本文的结论在于阿吉拉姆不是藏区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遗存,她一直在随着藏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迁发展的支配力量来自社会结构,原动力则来自于不断变化的人的观念和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影响阿吉拉姆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力量、市场经济、文化互动与人的观念,当然在不同地域,各股力量的大小和作用方式有别,但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博弈、弥合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阿吉拉姆得以不断地自身再创造。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通过田野调查,在一个具体可资的个案的基础上得出以上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阿吉拉姆的未来发展可能有多种走向,笔者认为,各种走向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它们本身就是变动不居的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的“传统”的那一部分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变”才是永恒的主题!
王林军,王兆顺,陈浪波,王洪强,宋英芹[6](2017)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威海市现代果茶产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山东省威海市果茶产业,特别是以当地支柱产业苹果产业为基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以此来回答为什么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转什么以及如何转等问题,以期更好地推动果茶产业新旧动能转化。
张燮[7](2017)在《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不断而又常探常新的论题。作为稀缺资源的政治信任,它的状况如何,关乎民心向背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复杂,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繁重,尤其在新改革时代,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绩效,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灵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扩大政治合法性,是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论文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政学、地方政府管理学、法学、文化学的理论因子,以信任理论为依据,以新改革时代为背景,对信任、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进行多学科解读,对政治信任类型、基本功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学术聚焦和概括。本文认为新改革时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就是我们改革红利共享的时代。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是扫清影响政治信任的思想观念,破除削弱政治认同的制度樊篱,建立官民互动的信用体系。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精髓,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中的有益因素。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面临诸多挑战,其现实依据是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是人民群众对理想信念的信服,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对党政官员的信心,对政策的持续满意。目标是夯实政治信任的基础,增益政治信任总量,提高政治信任预期。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的基本路径是,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建设政治信任文化。
汪建明[8](2017)在《生态殖民主义研究》文中认为生态殖民主义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其内部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综合手段,利用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对生态规律的掌握,抢占生态制高点,迷惑殖民对象,筑起生态壁垒,巩固生态既得利益,同时又将自身的生态危机代价转嫁给被殖民对象,并以牺牲他人生态资源为代价,攫取最大殖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的总称。本文从界定生态殖民主义范畴入手,分析了这个范畴的内涵所处的历史、现实场域和理论场域,对这一范畴的历史演变做了全面的梳理,并阐述了生态殖民主义在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的表现类型。生态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旧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残暴掠夺的本性,依然给被殖民对象带来传统的人道主义问题或灾难,但也加强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手段更加间接、合法、隐秘。生态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是因为生态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在殖民理念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使其具有旧殖民主义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如生态殖民主义与现代生活的共融共通性,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学术欺诈性、生态殖民主义的主客体模糊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唯利是图本性、生态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和殖民间接性、生态殖民主义文化的“普世价值”性、生态殖民主义事件的宏大性,这些特征使得人们不但看不清生态殖民主义事实存在,更找不到生态殖民主义后果的责任人,因而为生态殖民主义的推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根本上说,生态殖民主义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的结果,其次是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异化的结果,是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集中爆发。对这一切的进一步追朔发现,生态殖民主义本质与旧殖民主义完全一致,即资本主义全球生态剥夺性和全面侵蚀性。鉴于生态殖民主义的内涵和表现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特征,简单地用一种意识形态去批判是轻松的,但也是不严谨的。对于生态殖民主义的理解和判断,只有在恰当的理论视角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生态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从当代各种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批判理论上转型而来的一种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始终保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精神。文中阐述了这种理论转型的根据,即生态尺度理论,指出生态尺度理论存在一个复杂横向构成,它包括生态政治尺度、生态经济尺度、生态军事尺度、生态文化尺度、生态法律尺度、生态科技尺度等,同时生态尺度也存在纵向分层次,即宏观和中观、微观尺度,两者构成一个生态尺度体系。各种类型的生态尺度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层次,有它自身独立的价值性,但由于属于微观尺度层面,也有其局限性。本文主张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应有效吸收微观尺度的评价理论,但又要超越微观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宏观层面,即将生态殖民主义放到生态哲学、全球化、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规律等宏大叙事层面,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生态殖民主义。论文最后探讨了生态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东西方生态理论学界为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想,但这些构想的理论视角和尺度要么偏于微观层面,不是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要么偏于抽象层面,使理论陷于空想。要消除生态殖民主义,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史观出发,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到并深入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阶级性和生态剥夺性。应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调和性,应发挥传统文化的生态自足性功能,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战略,以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对抗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全球化,最终消除生态殖民主义。
徐莉[9](2017)在《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2030提出“全面整合的可持续变革方式”的新主张,并强调没有这种变革方式的出现,全球的改革事业都将因此受阻。变革路径的逻辑重构,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深层意义框架内,理论指导对成功实践变得空前重要。那么,这个新变革方式的核心是什么?其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意义又是什么?本研究认为,此两个问题都非现存理论所能解决,需要跳出现有框架来探索和审视。然而,这种新理论意识却并没有真正地被感知到,教育改革的现状仍在边角思想的传统框架内徘徊。研究发现,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需要整体重新设计,而非在既有框架下能改造而成的,硬把两个体系进行拼接的结果,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就是毫无意义。而这种路径却仍在被不断地重复着,由此使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步履维艰。基于研究问题,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着眼于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尝试了以新方法和新视角,系统探讨了变革的内在机理及规律,并最终形成了系统的可持续变革理论框架。全文沿着理论—实证—理论的线索展开:首先,构建了以突破性变革为起点的问题前提及新概念框架。针对终身教育与变革理论研究中概念使用的混乱问题,尝试将概念对象从单个变为图式块进行研究,为本文新理论体系提供了概念框架,并有效解决了相关概念混乱的现实难题;其次,着力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变革系统机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案例研究及理论构建提供了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进而,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采用罗伯特·K·殷创立的案例实证研究法,对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进行了系统严谨的研究。研究经过历时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七种来源数据,包括遍及全国的50余人(共计300多小时)的关键人物访谈和4个学习型城市1600份调查问卷及其他类重要资料。获得了理论构建的重要数据资料。并取得可作为研究工具共享使用的附带性成果:一份案例实证研究设计,一个终身教育改革试点研究数据库;最后,在理论研究与案例抽象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并据此设计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新路径方案(见图7-8),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对策建议和改革生态诊断案例。本研究的结论,关于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理论框架:由“外边界框架”“思想体系”“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三部分构成。外边界框架(见图7-2),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原理得出。框架界定了完整的理论视界,主要部分包括:变革目标体系、变革实施体系和人的要素三个方面,以及整体变革生态的形成和可持续性能的生成。该框架将有助于确保变革理论研究及实践操作的完整无残损性;思想体系(见表7-1),来源于对案例实证研究结论的抽象。体系构成于五个关键要件,即分别从时代、社会、事物自身、以及事物的质变标志、质变的深、广度五个视角上抽取观察事物发展阶段的关键信号。这些信号可帮助人们准确判断变革对象的发展阶段,以便决定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此5个关键信号构成系统,被视为使变革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系统,可为科学构建变革中的关键和首要的目标问题,减少变革失误提供科学支持。可持续适应性内构件(见图2-4,图2-5),是由“适时、适度、连续”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可持续变革系统内模型,其作用是,从根本上说明可持续变革机制的来源,揭示出实现变革有效而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此模型源自于对复杂适应系统变革机制的探索,是可持续变革理论最深层的本质内核。其核心思想是,变革策略和变革干预强度的选择,要与变革对象在发展不同阶段上的特点相适应。是“整合的”“包容的”“可永续的”变革系统理想状态模型。第二,形成了 3个配套的理论操作工具:(1)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表7-4)。本量表可在三个方面为选择变革路径提供支持:一是根据“方向、张力、节奏、内涵、广度”几个关键要素间关系的规律,识别事物发展阶段;二是根据事物发展的阶段,选择适宜的变革策略;三是根据变革策略确定改革内容,并由此确定变革在制度体系、组织结构、文化价值等几个方面实现变革的任务目标;(2)变革策略整合模型(图7-4)。整合已有变革理论中孤立使用的不同变革模型而形成的变革类型选择参照表;(3)可持续变革三层任务操作框架(图7-5)。可持续变革实施过程路线图,是一份有助于改善变革质量的操作性工具。该工具可为克服变革实施的随意性提供设计规范和原则。本研究提出的可持续变革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生态、适应及可持续性,即有节律有张力并且节律张力合理的连续可持续性的变革过程。研究的主要突破:一是使变革系统自身成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可持续适应性系统;二是为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开辟了新道路;三是在现有维持型变革基础上,使变革类型得到了扩展和完整。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两个相对的方向运行而不断循环往复的,传统变革理论关注的是保持事物已确定状态下的稳定问题,本研究关注了另一个方向上的问题,即发展与突破的问题,亦即如何推动某种新质事物产生的问题。
王贤全[10](2017)在《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主要以怒江、金沙江流域沿岸三个村寨的傈僳族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在大坝下的经济生活变迁。这三个处于不同地域的村寨在电站建设中移民搬迁中的实证研究表明,民族地区村寨经济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牵引与塑造。正是这两种力量促使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价值观念与行为实践上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巨大转型与变迁。换言之,民族地区的经济变迁密切关联于国家权力与资本。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与资本在当下取得了利益一致性的表达。当政府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而资本追逐利润的不竭冲动得不到适当遏制时,权力和资本在利益上密切勾连,即为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提供了最大可能和巨大的空间。民族地区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常常成为资本追逐巨额利润的重要场域。地处西部边陲的云南西部,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地带,傈僳族主要分布三江流域沿岸靠近河谷地带的区域,当资本以建设水电站的方式介入到这一区域时候,当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与政绩的时候,当地傈僳族村民的经济生活由此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国家工程的介入之下所引发的傈僳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对不同的村寨、不同的村民产生的影响不同,村寨与村民获得的结果也不尽相同。这种来自外部力量推动的变迁在民族地区主要和国家基层权力与资本密切关联。在移民搬迁中,电站业主方、地方政府、村民形成了三角利益博弈关系。在这个博弈三角之中,任何两方之间都有相互抵抗与妥协的地方,有时候抵抗强一些,有时候妥协多一点,抵抗与妥协始终伴随着博弈的过程。在此博弈过程中,也逐渐建构出了所谓的“刁民”与不屈的抵抗者。利益博弈的结果,对处于弱势的村民来说,导致了村民内部的经济与利益关系的分化,从以前的大致均同化转变成差异化的经济层次结构。村民同时面对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生活境遇,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不变革,企业就没有出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变革,企业就没有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缘起与发展 |
2.1 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阐释 |
2.1.1 国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阐述 |
2.1.2 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界定 |
2.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2.2.1 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爆发频繁 |
2.2.2 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反思 |
2.2.3 西方社会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 |
2.3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2.3.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
2.3.3 西方自然科学的生态理论思潮 |
2.4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2.4.1 基本形成阶段 |
2.4.2 蓬勃发展阶段 |
2.4.3 成熟完善阶段 |
2.4.4 与时俱进阶段 |
第3章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
3.1 生态危机的根源 |
3.1.1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
3.1.2 技术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
3.1.3 消费异化是加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
3.1.4 生态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
3.2 生态资本主义的虚幻性 |
3.2.1 自由市场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3.2.2 绿色经济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3.2.3 技术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3.2.4 人口政策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3.3 奥康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
3.3.1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构建 |
3.3.2 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阐释 |
3.3.3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 |
3.3.4 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否定 |
第4章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
4.1 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
4.1.1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 |
4.1.2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
4.1.3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 |
4.2 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 |
4.2.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4.2.2 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
4.3 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4.3.1 对格伦德曼人类中心主义的继承 |
4.3.2 对生态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
4.3.3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第5章 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构想 |
5.1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 |
5.1.1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原则 |
5.1.2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 |
5.2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
5.2.1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主体 |
5.2.2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 |
5.2.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尝试 |
5.3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面构建 |
5.3.1 对于实存生态政治的批判 |
5.3.2 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 |
5.3.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 |
第6章 乌托邦式的幻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 |
6.1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
6.1.1 二者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导向 |
6.1.2 二者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6.1.3 二者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6.2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6.2.1 理论基础不同 |
6.2.2 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不同 |
6.2.3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同 |
6.2.4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同 |
第7章 价值意蕴与现实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评析及启示 |
7.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
7.1.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贡献 |
7.1.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
7.2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7.2.1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7.2.2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
7.2.3 实施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教育系统工程,构建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
7.2.4 克服技术社会“异化”,彰显科技生态价值 |
7.2.5 严防生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
7.2.6 加快生态环境治理,着力建设美好家园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来源 |
2.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双重危机” |
2.1.2 “社会主义”的失败与生态危机 |
2.1.3 二十世纪后期德国绿党运动现实困境 |
2.1.4 新兴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
2.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2.2.2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
2.2.3 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批判思想 |
2.2.4 德内拉·梅多斯的增长极限理论 |
2.2.5 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6 甘地主义的工业社会批判思想 |
第3章 萨拉·萨卡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3.1 苏联“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 |
3.1.1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与生态保护的对立 |
3.1.2 苏联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局限 |
3.1.3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
3.2 苏联工业发展模式与生态危机 |
3.2.1 粗放型经济与自然资源的极限 |
3.2.2 气候地理条件造成的粮食生产极限 |
3.2.3 与环境破坏伴随而来的经济成本与损失 |
3.2.4 苏联的世界贸易劣势 |
3.3 苏联“社会主义”“新阶级”的出现及社会道德沦丧 |
3.3.1 “新阶级”的出现 |
3.3.2 社会道德的沦丧 |
3.3.3 “公地悲剧” |
第4章 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4.1 萨拉·萨卡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 |
4.1.1 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反生态”逻辑 |
4.1.2 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危机与根本性危机 |
4.2 萨拉·萨卡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 |
4.2.1 生态资本主义基本理论主张之“生态化市场力” |
4.2.2 生态资本主义基本理论主张之“生态凯恩斯主义” |
4.3 生态危机与“生态资本主义” |
4.3.1 对“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
4.3.2 “生态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内在矛盾 |
第5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 |
5.1 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基本构想 |
5.1.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论点 |
5.1.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政策主张 |
5.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区别于市场社会主义 |
5.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
5.2.2 萨拉·萨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
5.3 萨拉·萨卡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 |
5.3.1 是“全面发展”的“进步”社会 |
5.3.2 是“道德提升”的“大同”社会 |
5.3.3 是价值观“一体化”的文明社会 |
第6章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评析及现实启示 |
6.1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 |
6.1.1 拓宽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 |
6.1.2 丰富和发展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 |
6.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
6.2.1 陷入了“增长极限范式”的理论泥潭 |
6.2.2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乌托邦色彩 |
6.2.3 生态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 |
6.3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6.3.1 培育生态价值观念,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 |
6.3.2 转变发展观念,选择“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 |
6.3.3 推动生态问题国际化,共促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参考文献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及重要文献 |
(二) 英文文献及相关译着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着作 |
(三) 国内相关研究期刊文献 |
(四) 相关学位论文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章节小结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章节小结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章节小结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章节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章节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章节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进路 |
第一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一般阐释 |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源起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嬗变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演化发展趋势 |
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设定的历史背景回溯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功能及特性 |
一、宅基地使用权概念及特征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功能 |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
第二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发展现状描绘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困境的原因分析 |
一、时代变迁: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的社会生活图景变迁 |
二、功能演化: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功能凸显 |
三、供给不足: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供给不足 |
第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路径 |
第一节 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的可行性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理论研究的现状 |
一、宅基地使用权理论研究梳理 |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理论争鸣 |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实践 |
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改造的出路 |
第四章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读 |
第一节 生成逻辑:源于实践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一、实践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生成 |
二、语义逻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语言表达 |
第二节 语词转换: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一、文本分析: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二、冲击与回应: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理论溯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基础 |
一、理论梳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依据 |
二、法权建构: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民法学基础 |
第五章 “三权分置”下集体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
第一节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生成及性质 |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生成溯源 |
二、集体所有权属性的理论梳理 |
三、集体所有权属性的多维度思考 |
第二节 集体所有权的现实困境 |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困境 |
二、“三权分置”对集体所有权的冲击 |
第三节 落实集体所有权的法制回应 |
一、明确集体所有权归属主体 |
二、完善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机制 |
三、赋予集体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
第六章 “三权分置”政策中资格权的法治因应 |
第一节 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属性 |
一、宅基地资格权的内涵认知 |
二、宅基地资格权的性质厘定 |
三、宅基地资格权是集体成员权表现形式 |
第二节 宅基地“三权分置”下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
一、我国集体成员权制度的生成与性质 |
二、集体成员权的权能 |
三、作为成员权的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制回应 |
第七章 “三权分置”政策中使用权的法实现 |
第一节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宅基地“使用权” |
一、分置的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
二、“三权分置”的四权实现 |
三、“三权分置”政策下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
第二节 使用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一、宅基地使用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5)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理论基础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阿吉拉姆与藏戏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一、相关概念在《辞海》等工具书上的最新释义 |
二、藏戏相关名称的历史演变 |
第二节 阿吉拉姆在藏戏剧种流派体系中的位置 |
一、学界对藏戏及其分类相关名称的讨论、分歧与弥合 |
二、建构一个新的藏戏系统 |
第二章 变迁的表象:田野中的故事 |
第一节 田野点概况 |
一、选择觉木隆藏戏团的依据 |
二、觉木隆藏戏团的基本情况 |
三、开发热潮之中的传统村落——贾热村 |
第二节 阿吉拉姆演剧形式与内容的变迁 |
一、阿吉拉姆展演的舞台化 |
二、形式与内容的“现代化” |
第三节 拉姆娃生活境遇与观念的变迁 |
一、两重命运两重天:老一代拉姆娃的感慨 |
二、突发事件中的团队意识的变化 |
第四节 戏团与村落关系的变迁 |
一、觉木隆藏戏团与贾热村的关系的变迁 |
二、觉木隆藏戏团与作为“邀请方”的村落关系的变迁 |
第三章 变迁的支配力量:社会结构 |
第一节 社会总体倾向性 |
一、阿吉拉姆的形成与十四、十五世纪藏地的发展 |
二、十七、十八世纪阿吉拉姆的第一次发展高峰期 |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阿吉拉姆的发展 |
第二节 生产方式 |
一、引子:没有阿吉拉姆的望果节 |
二、藏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 |
三、生产方式的变迁与阿吉拉姆的变迁间的关系 |
第三节 政治力量 |
一、思想观念与阿吉拉姆的变迁 |
二、国家地方政策与阿吉拉姆的变迁 |
第四节 市场经济 |
一、引子:不断更换的负责人 |
二、关于琼达的誉与毁 |
三、觉木隆藏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成立 |
四、新的经营模式及其成效 |
五、藏戏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
第五节 文化互动 |
一、引子:一个剧目的流布 |
二、内部的文化互动 |
三、外部的文化互动 |
四、觉木隆藏戏团的初步尝试:走出西藏 |
第六节 技术发展 |
一、引子: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来贾热村 |
二、媒体技术的介入与阿吉拉姆的发展 |
三、技术对阿吉拉姆变迁的影响分析 |
第四章 变迁的原动力:不断变化的双重需要 |
第一节 能动的个体 |
一、历史上的“疯狂者” |
二、拉姆娃 |
三、地方政府官员 |
第二节 “适者生存”的现实利益的驱动 |
一、在仪式的神坛上:从驱鬼到许愿 |
二、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
第三节 “道”变而“形”变 |
一、阿吉拉姆:一出解说人生和世界的戏剧 |
二、美学观念的变迁 |
第五章 新时代阿吉拉姆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
第一节 推进阿吉拉姆普及的多种形式 |
第二节 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阿吉拉姆未来发展的几种走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青海省藏剧团大型历史藏戏《松赞干布》巡演安排(部分) |
附录二 :西南民族大学学生关于藏戏的调查问卷 |
附录三 :第三届“雅顿”文化艺术节暨2018中国藏戏艺术周材料 |
附录四 :新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课文《藏戏》 |
附录五 :非遗(藏戏)保护动画公益广告《巴珠的选择》相关材料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6)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威海市现代果茶产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一、为什么转———威海的思考 |
二、转什么和如何转———威海的做法 |
三、展望未来———威海的建议 |
(7)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其理论阐释 |
第一节 新改革时代 |
一、新改革时代的意涵 |
二、新改革时代的特征 |
第二节 政治信任的基本理论 |
一、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 |
二、政治信任的基本类型 |
三、政治信任的基本功能 |
四、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及任务 |
一、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 |
二、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 |
第二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思想资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信任思想 |
二、列宁的政治信任思想 |
三、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第二节 西方政治信任思想 |
一、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渊源 |
二、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三、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局限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 |
一、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二、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实质 |
三、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改造 |
第三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现实依据 |
第一节 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 |
一、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
二、分配问题屡受诟病 |
三、司法公信遭遇挑战 |
第二节 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 |
一、政府社会动员能力减弱 |
二、民众的地位焦虑感增强 |
三、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 |
四、网络负面舆情“登堂入室”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 |
一、社会孳生怨恨情绪 |
二、民众出现政治冷漠 |
三、群体性的事件增多 |
第四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要求 |
第一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原则 |
一、人民性原则 |
二、时代性原则 |
三、实践性原则 |
第二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 |
一、对理想信念的信服 |
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
三、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四、对党政官员的信赖 |
五、对政策的持续满意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 |
一、夯实政治信任基础 |
二、增益政治信任总量 |
三、提高政治信任预期 |
第五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一节 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 |
一、革新舆论监督管理制度 |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三、健全民众政治参与制度 |
第二节 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一、全面从严治党 |
二、坚决惩治腐败 |
三、提升执政能力 |
第三节 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 |
一、深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 |
二、切实加强立法公信力建设 |
三、用严格执法守护社会公正 |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信任文化 |
一、培育社会主义信任观念 |
二、塑造社会主义信任精神 |
三、加强社会主义信德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生态殖民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四、创新点 |
五、研究方法 |
六、篇章结构 |
第一章 生态殖民主义内涵和表现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现实场域与理论场域 |
一、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现实场域 |
二、旧殖民主义的没落的历史场域 |
三、生态殖民主义内涵的理论场域 |
四、生态殖民主义范畴界定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表现类型 |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表现类型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现实表现类型 |
三、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阶段性表现 |
第二章 生态殖民主义的当代特征、根源与本质分析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当代特征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产生的当代根源 |
一、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根源 |
二、资本主义文化异化根源 |
三、经济全球化根源 |
第三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实质分析 |
一、现实本质上的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剥夺性 |
二、理论本质上的生态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全面侵蚀性 |
第三章 生态殖民主义批判的理论范式、生态尺度及其适用性 |
第一节 生态殖民主义理论范式产生的理论基础 |
一、生态危机理论范式 |
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 |
一、生态尺度的内涵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具体类型 |
三、西方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的生态尺度分析 |
第三节 生态殖民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理论价值 |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传统尺度适用限度 |
三、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态尺度的适用性分析 |
第四章 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批判及其消解 |
第一节 从唯物史观看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 |
一、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 |
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构建生态史观的启示 |
第二节 生态殖民主义的消解思想 |
一、西方学术界关于消除生态殖民主义的思想——以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例 |
二、西方生态殖民主义问题解决方案的根本缺陷 |
三、走向中国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 |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例 |
一、破除生态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殖民主义的消除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9)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 选题经过:对识别一个真问题的警醒和追求 |
(二) 选题反思:是否为一个真问题及研究的可行性 |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 |
(一) 研究问题及研究目标的总体思考 |
(二)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的具体呈现 |
三、研究意义及研究创新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研究创新 |
四、研究综述 |
(一) 有关终身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二) 有关变革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综述小结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一、可持续变革研究的问题阐释 |
(一) “变革我们的世界”和“如何变革我们的世界” |
(二) 变革规律及“可持续变革”的思考框架 |
二、可持续变革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
(一) 研究的起点和目标方向问题 |
(二) 研究的基本概念问题 |
三、本研究基本问题的尝试性解释框架 |
(一) 关于起点和方向问题的解释框架 |
(二) 关于基本概念问题的解释框架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可持续变革研究框架建构 |
一、探索人类社会复杂系统奥秘的工具:CAS |
(一)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阐释 |
(二)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适切性 |
二、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的变革机制初探 |
(一) 变革机制的宏观视域:人类社会复杂适应系统分析 |
(二) 变革机制的中观探察:变革真相与理想道路寻求 |
(三) 变革机制的深层探源:理想变革的适应性内模型及其含义 |
三、复杂适应系统(CAS)变革机制下研究框架建构 |
(一) 本文案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界定 |
(二) 研究空间:逻辑与实证之间的往返穿梭 |
(三) 研究框架:多视角分析框架的组合尝试 |
第三章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为案例的研究设计 |
一、案例意义:独具解剖和研究价值的典型实例 |
(一) 大力推进的时代价值 |
(二) 走出困境的研究价值 |
二、案例的研究目标及分析单位 |
(一) 研究目标 |
(二) 拟解决的问题及分析单位 |
三、案例的观察框架 |
(一) 确保足够视域度的双维度观察思路 |
(二) 变革的行动维度:启动—实施—成果 |
(三) 变革的目标维度:理想目标—政策目标—实践目标 |
(四) 双维度组合的案例观察框架构成 |
四、案例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 |
(一) 数据收集:全面完整可靠多来源 |
(二) 数据分析:数据因子—数据单元—数据链—数据库 |
(三) 数据库建构 |
五、信效度及伦理问题 |
(一) 信效度 |
(二) 伦理遵循 |
第四章 社会惯常视角的案例研究结果呈现 |
一、试点启动:目标和规模 |
(一) 理想目标——国家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再推进 |
(二) 政策目标——新世纪中国迈向终身教育的规划纲要及实施 |
(三) 实践目标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 |
(四) 一场空前规模的教育改革 |
二、试点实施:项目背景及行动策略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项目 |
(二) 开放大学建设项目 |
三、试点结果:成效及制度化情况 |
(一) 学习型城市建设——向世界亮出一张靓丽的名片 |
(二) 开放大学建设——新历史起点上升起的一颗新星 |
(三) 不能不提的部分特别的改革者队伍 |
(四) 制度化成果——标志性文件及机构变化 |
第五章 局内人视角的案例评估与反思 |
一、经验启示:愈是基础性改变,愈能解决整体性问题 |
(一) 试点案例改革成功推进的主要经验 |
(二) 打散重组战略转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
(三) 试点案例战略转型经验的重要启示 |
二、教训反观:愈是局部上的困境,愈在折射着全局性后果 |
(一) 试点过程遇到的问题及困境 |
(二) 问题困境所致的阻滞性变革难题 |
(三) 试点案例问题及困境的深刻警示 |
三、试点结果的评估与反思:终身教育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
(一) 挤在方格子里的变革图景 |
(二) 试点结果并非为全局性问题的答案 |
(三) 冷静审视局部性改革成效 |
第六章 研究者视角案例改革路径的探察与审思 |
一、研究者视角试点案例改革模式的探寻 |
(一) 试点运行的改革系统环境 |
(二) 试点运行的改革内生空间 |
(三) 试点改革模式的形成及影响过程评估 |
二、试点改革路径的审视与反思:与解决终身教育问题南辕北辙 |
(一) 并非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适切路线 |
(二) 单一维持型模式的方向错误与不可持续性 |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案例的理论启迪 |
(一) 对一项好的改革之关键要素的理论启示 |
(二) 案例研究结果与理论假设的模型匹配 |
第七章 可持续变革理论构建及终身教育建设改革路径重构 |
一、可持续变革理论的系统构建 |
(一) 名称来历及本研究的新定义 |
(二) 理论构建的前提及关键所在 |
(三) 可持续变革理论体系的整体构成 |
(四) 可持续变革的理论属性及优越性 |
二、范型:可持续变革理论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路径重构 |
(一) 五要件内涵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目标的识别与建构 |
(二) 可持续变革等级量表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路径选择 |
(三) 三层任务操作框架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的方案设计 |
结论 |
一、研究回望 |
二、研究结果及主要贡献 |
(一) 变革理论的系统探索 |
(二) 方法论的新尝试 |
三、研究局限及研究展望 |
(一) 研究局限 |
(二) 研究展望 |
四、中国教育改革及试点案例的对策与建议 |
(一) 对教育改革进行系统诊断和修复 |
(二) 终身教育体系构建重新审视再出发 |
附: 可持续变革视域下的中国教育改革生态诊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访谈提纲 |
附录2: 关键人物访谈信息一览表(局内人与局外人) |
附录3: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一) |
附录4: 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调查问卷(二) |
附录5: 关键文件一览 |
附录6: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 |
致谢 |
(10)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与资本 |
三、经济人类学视野下对发展的反思 |
四、与本文研究有关的主要文献回顾 |
五、云南民族地区的国家工程:大坝建设 |
第二章 大坝工程下的傈僳族三村 |
一、影子大坝下的小沙坝村 |
(一) 移民搬迁前小沙坝村村民的经济生活 |
(二) 悬在村民心头的影子大坝 |
(三) 搬迁后小沙坝村民的生活现状 |
二、阿海建坝下的库支村与牛克席 |
(一) 阿海建坝 |
(二) 位于电站库区与施工区的库支村 |
(三) 移民搬迁的牛克席村 |
三、小沙坝村、库支村、牛克席村的比较 |
第三章 大坝下傈僳族经济生活变迁中的国家权力与资本 |
一、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的架构与运行机制 |
(一) 基层政权组织的架构 |
(二) 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行机制 |
二、民族传统力量在基层政权中的延伸 |
(一) 家族势力 |
(二) 退休返乡的干部 |
(三) 退伍返乡的干部 |
三、外部资本的介入 |
(一) 电站方 |
(二) 外来投机商 |
第四章 移民搬迁中的利益博弈 |
一、不同利益集团的视角 |
(一) 地方基层政府的视角 |
(二) 企业的视角 |
(三) 村民的视角 |
二、被建构的“刁民”与“钉子户” |
(一) 征地与移民搬迁中村民的抵抗 |
(二) 弱者的武器 |
第五章 村民内部的分化 |
一、村民经济阶层的分化 |
(一) 新兴的领头人 |
(二) 失败的投资者 |
(三) 底层的拾荒者 |
二、村民利益关系的分化 |
第六章 危机与生机 |
一、危机 |
(一) 身份模糊的失地农民 |
(二) 民族文化传承的潜在危机 |
(三) 大坝蓄水后的灾害 |
二、生机 |
(一) 潜在的生计方式 |
(二) 被组织起来的农民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一:小沙坝村50户村民调查表 |
附录二:小沙坝村摄于2012年12月 |
附录三:阿海电站、库支村、牛克席卫星图 |
附录四:2009年与2016年的库支村 |
四、不变革,企业就没有出路(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2]生态学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构建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张可. 吉林大学, 2020(11)
- [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4]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D]. 程秀建.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阿吉拉姆变迁研究 ——以拉萨觉木隆藏戏团为例[D]. 杨于卓. 西南民族大学, 2018(03)
- [6]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威海市现代果茶产业发展[J]. 王林军,王兆顺,陈浪波,王洪强,宋英芹. 中国果业信息, 2017(12)
- [7]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D]. 张燮.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8]生态殖民主义研究[D]. 汪建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2)
- [9]基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持续变革研究 ——以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2010-2015)为例[D]. 徐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国家工程与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生活的变迁 ——大坝下三个傈僳族村寨的田野考察[D]. 王贤全. 云南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