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毛泽东的联系方式

一、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往（论文文献综述）

付甜甜^[1]（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提出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栾雨晴^[2]（2020）在《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文中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鲁迅先生本人及成就有着独一无二的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以笔为刀,书写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篇章,留下发人深省的醒世之言。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革命先驱,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自1936年先生逝世开始,在党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一种对鲁迅先生本人进行纪念的传统,其中在纪念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于鲁迅标准像的建构。这一传统的形成不仅是出于对鲁迅现实本人的崇敬,其背后更有着十分复杂的建构过程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为此,本文选取1956年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作为研究背景,对建国后第一次涉及国内社会各界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轨迹进行梳理。文章重点探究鲁迅标准像形成的原因,其建构过程与图像特点以及其标准像传播的意义等问题,力求还原鲁迅逝世20周年完整的历史语境。

王祺^[3]（2019）在《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一直以来,关于邵荃麟的解读主要呈现两种态势:出于政治批判而认为其文艺思想政治性不足而审美性有余;出于审美立场而强调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处理。近几年则主要是试图将两种态势融合,但是又有“去语境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抗战后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所阐发的文艺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从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切入,探讨为其鲁迅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的新现实主义“典型论”、体现审美功利性的新人道主义,揭示“典型论”和功利性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考察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的学习和理解,以及在学习过程中邵荃麟文艺思想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到后来背离“主观论”的转变,揭示出背后两种文艺范式的复杂纠葛。从而以邵荃麟为视角呈现抗战后期国统区左翼文论界的转向路径。本文首先考察了邵荃麟抗战时期围绕阿Q进行的鲁迅研究。具体来说,邵荃麟利用阶级论区分了阿Q与阿Q主义,指出阿Q主义作为奴隶失败主义是应该被批判的,而阿Q作为阿Q主义的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由此,邵荃麟的鲁迅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国民性批判对阿Q国民劣根性（即阿Q主义）的否定,另一方面,则将阿Q作为一个受害者而加以同情,从而实现了对国民性批判范式的突破。此外,因为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受到过冯雪峰的影响,所以本文结合冯雪峰对阿Q的讨论,说明阶级论对启蒙论国民性批判范式的延续与改写,正体现了邵荃麟的鲁迅研究对阶级论与启蒙论国民性批判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同时内在于邵荃麟抗战时期对革命的民族文化的理解之中。其次,本文在第二部分讨论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核心,即新现实主义与新人道主义。其中,以“典型论”为中心的新现实主义论述,不仅是邵荃麟的鲁迅研究所诉诸的理论资源,也是其从事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不过,受制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理论界对创作主体问题的关注的影响,邵荃麟在揭示“典型论”的内涵和阶级论本质时,不可避免地突出了作家主观思想力的作用。而新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对战斗性的强调。这一强调首先是以批判资产阶级美学的面目出现,通过批判远离现实的个人化审美,邵荃麟强调了审美的现实功利性,尤其是战斗性。然而无论是新现实主义“典型论”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还是新人道主义功利性对作家情感的突显,都指向了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最后,本文通过梳理邵荃麟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化语境中的具体经历,来考察邵荃麟在国统区背景下学习、理解《讲话》的过程。正是在对《讲话》的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中,邵荃麟由最初对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转变为对“主观论”的背离;对作家主体性的突显也转变为强调作家应通过深入人民群众,改造自身思想情感,从而进行阶级改写,成为新的历史主体中的一员。邵荃麟的这一思想转变其实也是一种从鲁迅左翼传统转向带有鲜明阶级立场和党派性的延安文艺方向的重要变化,由此也可窥见国统区左翼文论界在抗战后期的变化图景。

王鑫^[4]（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王静静^[5]（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指出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赵歌东^[6]（2017）在《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文中研究表明"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蔡洞峰^[7]（2017）在《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文中指出“鲁迅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建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和建构以及“鲁迅传统”与胡风文艺思想之间有着深刻的契合与精神关联。本文以胡风与“鲁迅传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材料梳理和文本研究的方式,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探讨胡风与鲁迅的关系。绪论部分重点论述在“左翼”语境下“鲁迅传统”建构的三种模式,分别是周扬、冯雪峰、胡风对“鲁迅传统”的建构。三种模式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第一章通过材料梳理的方式和细节分析,探讨胡风生平以及思想历程,在“左联”时期以及“两个口号”论争中的经历,揭示胡风走进鲁迅的历史过程。第二章主要探讨胡风在鲁迅生前和去世后对“鲁迅精神”的阐释和扞卫,胡风阐释的“五四传统”与“鲁迅传统”以及两者之间关联与契合,着力探讨胡风建构的“鲁迅传统”与胡风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胡风在文学实践中如何进行鲁迅精神的传承。第三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胡风与鲁迅精神契合的渊源;胡风思想中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鲁迅思想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精神界战士”契合背后的传统思想资源。这种传统在现代语境下是如何转化为胡风与鲁迅思想的精神资源并促使其思想的契合。结语部分探讨鲁迅文学的实质以及胡风对其核心精神把握,并转化为自身的思想资源,两者都将文学作为介入现实人生,通过文学实践改变现实的存在。强调文学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思想的尊严,以及胡风文学思想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颜坤琰^[8]（2016）在《冯雪峰在重庆及其坎坷后半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冯雪峰是着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也是19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抗战后期,他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上饶集中营保外就医,奉周恩来之召来到陪都重庆工作,在重庆生活了约两年零八个月。到重庆后,他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低调为人,勤奋做事,无畏面对国民党特务挑衅,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然而,他在重庆撰文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耿直个性,

蒋洪生^[9]（2016）在《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文中指出近年来,鲁迅研究界的众多学者提出,《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因为是冯雪峰的代笔,不能算是鲁迅作品,也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所以应该将两文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本文依据鲁迅手定、与这两篇文章密切相关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表态,结合冯雪峰、陈早春、胡风、张友松等人的回忆材料,论证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在发表以前得到了鲁迅授权和首肯,在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鲁迅的公开确认;两篇文章所表述的对托派的看法,与鲁迅本人晚年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是符合鲁迅本意的。

张钊贻^[10]（2016）在《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文中指出"神化"鲁迅一般是指夸大鲁迅的革命思想和跟共产党的关系,有歪曲和利用的涵义。冯雪峰对鲁迅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同时也被指"神化"鲁迅。冯雪峰"神化"鲁迅,抵制了"左联"内部反对鲁迅的力量,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维护了鲁迅这面即将被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进步文化的旗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鲁迅研究建设成显学,保卫了鲁迅的真思想精神。尽管任何"神化"都应该反对,但如果没有冯雪峰"神化"鲁迅,新中国精神文化恐怕就没有鲁迅,这将是莫大的损失。认同鲁迅思想人格的人们,大概也都会因此感谢冯雪峰。

二、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往（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2）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5）“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8）冯雪峰在重庆及其坎坷后半生（论文提纲范文）

（9）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论文提纲范文）

（10）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四、冯雪峰与毛泽东的交往（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 [2]鲁迅标准像的建构 ——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D]. 栾雨晴.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1)
• [3]战斗中的转向 ——邵荃麟抗战时期文艺思想研究[D]. 王祺. 重庆大学, 2019(09)
• [4]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6]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J]. 赵歌东.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2)
• [7]契合与传承：胡风对“鲁迅传统”的阐释[D]. 蔡洞峰. 苏州大学, 2017(04)
• [8]冯雪峰在重庆及其坎坷后半生[J]. 颜坤琰. 文史春秋, 2016(10)
• [9]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J]. 蒋洪生.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6(05)
• [10]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J]. 张钊贻. 文史哲, 2016(03)

标签：冯雪峰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